在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长江流域产生和发展且有悠久历史和丰厚遗存的诗词，自是形式多样、风格繁复，诚为五色斑斓、缤纷多彩。不过，作为流域文化的体现，长江流域诗词也具有比较鲜明的艺术表现特色。

　　张正明先生在《楚学文库·编者献辞》中指出：

　　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它的主体华夏文化是二元偶合的。所谓二元，就方位来说是北方与南方，就流域来说是黄河与长江……就风格的基调来说是雄浑、谨严与清奇、灵巧。

　　诚若此言，相对于雄浑的黄河而言，长江风貌的基本特征就是清奇。长江风貌的基本特征，也影响到长江流域文化的基本风格的形成。具体就长江流域诗词来说，它的艺术特色鲜明地表现为“清奇弘丽”。

　　一、清——清新、清淡、清婉、清越

　　先秦的长江流域诗歌，如《诗经》“二南”中的楚歌，就已显露出这一特色。《周南·芣苢》，是一首自然清新的劳动歌，涵咏之如观农家女子三五成群与平原旷野中采摘芣苢的优美图画，而其音调则清亮悠扬。《周南·汉广》写景清丽，抒情清婉，情景交融，一唱三叹，而“音节则自然天籁也”。前人论《楚辞》，就有“清远”之评。《隋书·经籍志》云：“盖以（屈）原楚人也，谓之‘楚辞’。然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楚辞·九歌》的清婉温亮、清远雅致、清新秀美，清越悠扬，古今已有定评。郝敬《艺圃伧谈》指出：“《九歌》清婉温亮，不可目为冶丽，妙在忧思郁陶，而圆转无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九歌》）这些祠神诗有它统一的艺术风格，大都写得清新凄艳，幽渺情深。”《九歌》诸篇中，《湘君》、《湘夫人》和《山鬼》，尤具清新、清婉、清雅、清远、清越之美。“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意象之清新，令人叫絶。“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这形象之清秀，为人激赏。宋玉《九辩》开篇描绘萧瑟秋景以抒发悲情的一段文字，也清新雅丽而叫人赞叹不已。由于屈原、宋玉的作品以“清词”垂范后世，杜甫乃有诗云：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历汉至魏晋南北朝，长江流域诗歌这一“清”的特色，就已鲜明体现出来了。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描写清丽，抒情清婉，音韵也清扬。“魏文之才，洋洋清绮……而乐府清越”。陆云乃明确表示出尚“清”的审美趣味，在致陆机的信中，提出诗文以“清省”、“清妙”、“清工”为上。陶渊明诗，清淡而有“沉至之语，檏实之理”。“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谢朓诗，“清发”、“清丽”、“清俊”、“清秀”、“清扬”。“范（云）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吴均诗，“清拔有古气”。庾信诗，“清新”又“老成”。南朝乐府民歌，“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风格自然清新。长江流域诗歌发展至南朝，已形成其基本风貌，而“清”则是其尤为鲜明的艺术表现特色之一。

　　唐代生长于或长居于长江流域的诗人，深受六朝诗歌影响，也极为推崇诗歌艺术表现之“清”。陈子昂虽然批判“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絶”的齐、梁诗，主张发扬“汉魏风骨”传统，但其《晚次乐乡县》、《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等写景之作，亦袭六朝诗风而表现清新，抒写清婉。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步陶、谢后尘而风格清幽、清雅、清淡。其写景佳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时叹为清絶”。杜甫赞云，孟浩然的“清诗句句尽堪传。”李白于六朝诗人中，只推崇“二谢”，而对小谢更是推崇备至。他不仅在诗歌中反复称扬谢朓，而且在诗作中多引用或化用谢朓的诗句或句意，以至于后人戏称其“一生低首谢宣城”。由于慕谢而尚“清”，他明确提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歌创作主张。李白的诗歌，虽然不以“清”独擅，但其“清”诗却难与比伦。如《静夜思》，自然清颖，“妙絶古今”。又如《采莲曲》、《荆州歌》、《子夜吴歌》、《峨眉山月歌》、《清溪行》诸篇，都是清新、清越的佳作。至于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山水田园派诗人，所作诗歌的突出特色就是“清”。自盛唐始，“清”已成为诗人的自觉艺术追求。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指出：“王、孟及大历十才子诗皆尚清雅”，“（韦）苏州出于（陶）渊明，（柳）柳州出于（谢）康乐”。晚唐杜荀鹤的《送友游吴越》、皮日休的《秋江晓望》等诗作，亦以清新秀逸而为人称道。

　　宋代，长江流域诗人对“清”的艺术追求更加执着。被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的梅尧臣，乃如欧阳修评赞：“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由于梅诗清切、清新、清淡、清远而工妙老成、韵味隽永，故受到同有尚“清”的艺术趣味的时人和后人的十分喜爱和高度评价。王安石赋《哀挽诗》说：“我得圣俞诗，于身果如何。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胡应麟在《诗薮》中，称梅尧臣为“宋人之冠”。叶燮在《原诗》中，也说梅尧臣是“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在唐人的影响和梅尧臣的导扬下，以陶诗为典范的“清淡”诗风，被宋人极为推崇，陶渊明也在宋代被推崇至极，“清淡”的艺术表现乃成了宋诗主要的艺术追求和风格特征。苏舜卿的诗歌大都雄肆豪壮，但其《春日晓潮》、《夏意》、《淮中晚泊犊头》诸诗，则袭王、孟、韦、柳诗风而显清淡闲远。欧阳修敬梅而仿梅，诗风也与梅诗相近，故后人以“欧梅”并称。王安石晚年寄情山水的诗作，即求“清淡”而得“清婉”、“清雅”。张邦基《墨庄漫録》卷六说，王安石晚年所作的七言絶句，“极为清婉，无以加焉”。“才思横溢，触处生春”又学识渊博的苏轼，诗作风格多样，而其写景咏物之作，尤显清新自然、清雅秀逸。陆游晚年身托田园、诗慕渊明。其歌咏山水田园的作品，也趋于清淡和婉。黄庭坚的诗歌，“又贵清，凡肥浓厨馔忌不用”。陈与义的诗歌，以清邃纡徐着称。《宋史·陈与义传》记述：“与义……尤长于诗，体物寓兴，清邃纡徐，高举横厉，上下陶、谢、韦、柳之间。”范成大的田园诗，以清新妩媚着称。杨万里序其诗集云：“清新妩媚，奄有鲍、谢。”杨万里的写景诗，以清颖奇妙着称。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称其“天才清妙，絶类太白”。

　　鲜明体现了长江文化风貌的词，自晚唐五代以来，即“以清切婉丽为宗”。降至宋代，词体有了大拓展，词风也出现多样化，但是，婉约词仍是宋词的主流，清婉、清丽也依然是宋词的主要风格。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等人的北宋前期词，基本上沿袭晚唐五代词风。北宋后期至南宋的词，也突出地体现出“清”的特色。如秦观词，有清新、清丽之美。张炎《辞源》卷下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张元干词虽有慷慨悲凉之作，但“则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的词作。陆游词，有清瞻、清雅之美。刘熙载《艺概·词概》说：“陆放翁词，安雅清瞻。其尤佳者，在苏、秦间。”史达祖词，有清秀、清逸之美。“姜尧章词，清虚骚雅。”“姜夔为史达祖词作序说：“梅溪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

　　元、明、清的长江流域诗词，仍以“清”为其鲜明的艺术表现特色。虞集、范梈、揭傒斯的诗歌，都有“清词”佳作。尤其是揭傒斯，作诗追求“雅淡”，诗作也清丽、清婉、清雅。张翥的词，人称“清丽俊爽”。明初“吴中四杰”之一的袁凯，以“天然去雕饰”的清新之作而在当时享有盛名。至于清代的吴伟业、龚鼎孳、郑燮、袁枚等长江流域的著名诗人，无不有意新词清的名篇佳作。

　　现代长江流域诗人的写景抒情佳作，明显继承了长江流域诗词的传统，有着清新、清秀。清婉和清雅的特色。

　　长江流域少数民族的诗歌，与长江流域汉族民歌一样，其显着特色就是清新自然。

　　二、奇——奇诡、奇幻、奇巧、奇特

　　内容（略）。

　　三、弘——弘大、弘富、弘深、弘肆

　　长江流域的浩瀚江河、雄伟山峰、连绵岭峦、深邃幽谷、茂密林海、广阔原野，早在先秦时期便使居处此地的人们形成了以弘大为美的审美趣味。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先秦长江文化，就鲜明地反映出尚“大”求“弘”的文化创造特色。

　　先秦的长江流域诗歌，业已显示出体制弘大、内容弘富、境界弘深和抒写弘肆的特色。屈原的作品，即其表率。《离骚》、《天问》、《招魂》，都是中国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尤其是《离骚》，长达376句、2486字。而《诗经》中最长的作品《鲁颂·閟宫》，仅120句、492字。将其与《离骚》比照，犹似“河伯观海”。《离骚》这篇屈原带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其内容之丰富深刻、境界之阔大深邃、感情之激越强烈、抒写之弘肆奔放，都是前无古人而后乏来者的。汉人论骚，明确指出“其文弘博丽雅”。宋玉的《九辩》，也鲜明地体现了“弘”的特色。

　　祖式屈骚的汉人，所拟作的骚体诗，依然体制弘大，如《楚辞章句》中收録的汉人作品。体制尤为巨大的汉大赋，乃是汉人“拓宇于楚辞”而竞相为“闳侈巨衍”之词的产物。除了骚体诗之外，产生于长江流域的汉乐府民歌，也不乏体制弘大之作。《孔雀东南飞》长达1700余字，是现存汉乐府民歌中篇幅最长的作品。不过，篇长体大的诗歌，毕竟宜诵不宜唱，不便广泛流传。长江流域民间，更多地还是流行如《江南》这样的短歌。而《江南》这样语短韵长、文约意丰的艺术表现和艺术魅力，也给长江流域文士以巨大影响，昭示其在诗歌形式上弃大用小、由博返约。

　　因时序世情的变化，魏晋南北朝的长江流域诗人，已较少模仿骚体规模而为鸿篇巨制，而是多采用不长的五言诗体抒情言志。至南朝，长江流域民歌的体制更趋短小。现存南朝乐府歌辞中，竟有十分之七以上都是五言四句的短歌。其歌辞虽短，其意藴却甚丰厚。南朝诗人爱其短歌而模拟成风，并在诗歌形式上鋭意求美创新，发起了诗歌的律化运动，创立出五言八句的五律和五言四句的絶句之雏形。同时，南朝诗人也重视短诗创作的意境开掘，有意识地追求内藴的弘富和意境的弘深。谢朓最为人称道的那些较为短小的山水诗，就已克服了谢灵运诗有句无篇的缺憾，形成了较为完整统一、工巧浑成的意境。

　　律诗，在初、盛唐发展成熟。唐代长江流域诗歌，也以律诗为主要形式，但仍有较多的“古体诗”，而且有着大量虽为寥寥短章，却境界阔大、意藴深厚的杰作。李白诗歌名篇中，既有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謡寄卢侍御虚舟》、《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等内容弘富的长篇，也有如《玉阶怨》、《观放白鹰》、《早发白帝城》、《望天门山》等情思弘远的短章。

　　唐代以后，长江流域诗人明确以创造弘深的艺术境界为诗歌的审美追求，提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的诗歌创作标准，为诗虽然主要是律诗，但许多诗人因为追求尺幅千里、短语深意的艺术表现而更重视对絶句作字句的锤炼和意境的开掘，如宋人多工七言絶句。曾季狸《艇斋诗话》说：“荆公絶句妙天下。”陈衍《石遗诗话》说：“宋诗人工于七言絶句，而能不袭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诚斋又能俗语说得雅，粗语说得细，盖从少陵、香山、玉川、皮、陆诸家中脱化而出。”元、明、清的长江流域诗人，依然喜用絶句。龚自珍的代表作《己亥杂诗》315首，全为七言絶句。

　　长江流域的词，也鲜明体现出“弘”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特色。主要是由南朝歌词发展而成的词体，原本多是句少篇短小令。晚唐至宋初，流行于词坛和坊间的仍是小令。长江流域人张先和长期生活于长江流域的柳永，为适应都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首先尝试慢词的创作，从而拓展了词体。尤其是柳永全力创作慢词，使得体制弘大、易于表现弘富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慢词，确立了在词坛上的地位并流行开来。嗣后，苏轼、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等长江流域词人，都热衷于慢词的创作。经其发展，慢词体制更为弘大，由二叠、三叠发展到了四叠。不过，宋代的长江流域词人并不仅仅追求词体的弘大，而是更为重视构造词的弘深意境，并“以诗法入词”而在开掘词境上取得了高度成就。因此，宋代及后世的长江流域词人，皆以词作的意境弘深为上，较少创作篇幅过长的三叠词和四叠词。

　　长江流域诗词体现出来的“弘”的艺术表现特色，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有所涉及。长江流域的浪漫主义诗词，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四、丽——艳丽、富丽、秀丽、流丽

　　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