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在哲学、美学、中国美学史、中国书画史论和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是中国当代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美学家之一。“北李（泽厚）南刘（纲纪）”，先生无愧中国美学界之美誉。

　　2012年11月17日，由武汉大学和中华美学学会主办的“中国当代美学的回顾与展望暨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武汉楚源宾馆隆重举行，会议迎来海内外学者等各方嘉宾二百余人。躬逢盛事，作为学生的我，除写了一篇学术论文参会之外，还与湖北省三国赤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殷永春先生，联袂为兼任赤壁三国智慧研究院顾问的刘纲纪先生献上《贺刘公纲纪先生八十华诞文》作为贺礼以表敬意：

　　霜露新寒，风和景明；贤德奔绎，欣聚珞珈。贺刘公之八秩，享遐龄于耄耋。

　　先生服膺西马，唯以吾用是先；通究儒道，但以厚德为本。秋毫精劲，以形山石之质；春墨氤氲，而着松烟之色。复控一时之浮竞，学风衣披于后进；播亘古之修美，真知风流于四邻！

　　先生之德，既直且明；先生之人，洵美也廉。直焉而美，廉焉而明；久明大美，得无贺乎！

　　1933年1月17日，刘纲纪先生出生于贵州省普定县马堡乡号营村。6岁离家到安顺求学，在安顺读到高中二年级后，转学到由著名数学家刘熏宇任校长的贵阳一中读高三。

　　贵州，虽然在那时的人们心里就像鲁迅先生据说的一样属于“老远的贵州”，但并不封闭。抗战的烟火将不少精英知识分子驱赶到贵州，他们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气给边远古老土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刘纲纪先生也在这个时候接触到新文化、新思想。他爱唱抗战歌曲，刻过宣传抗战的木刻，用家里给的压岁钱，在安顺买了一本巴金的《家》，随后又托人到贵阳买来《春》、《秋》，这些读物打开了先生对新文学作品的兴趣，阅读茅盾的《虹》、鲁迅的《呐喊》、艾青的《火把》、何其芳的《刻意集》等等进步作品，成了他的爱好。 

　　“巴金的《家》，艾青的诗，给了我走出封闭的最初冲动，对美学、哲学的兴趣又强化了‘五四’启蒙思想对我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读物，如艾思奇《大众哲学》，对现实怀疑、不满，算是一个思想‘左倾’的学生吧！”先生后来回忆道。

　　先生对书法和绘画产生兴趣也始于这一时期。当时遵义有个叫胡楚渔的画家，在安顺县党部举办了一个画展，看过之后，引发了先生对绘画的兴趣，就想拜他为师，几经周折打听到胡先生就在安顺东关的黔江师范教美术，经过朋友的联系，并由朋友说服父亲拿出20块大洋交了学费，算是正式拜了师。起初，先生的父亲是想让先生经商或者当官的，虽然从心里不同意先生拜师学画，但拗不过作为独子的想法，到底算是同意了。

　　刘先生在胡楚渔的门下学习绘画二年，懂得了如何用笔、用墨、用色和构图，懂得了山水、树石、松竹如何画法，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画的基本功底。另一个在书画上对刘纲纪先生影响较大的是他的初中班主任王德文先生（解放后任普定县管文教的副县长）。王先生到贵阳出差，买了一部余绍宋编的《画法要録》（两函八册）送给刘先生，又从教务主任家里借了俞剑华着的《中国绘画史》给他看。此外在安顺中学任教、毕业于杭州艺专的刘式型先生，将30年代杭艺的学报《阿波罗》、傅抱石着的《中国绘画变迁史》借给他看。先生自己还从安顺图书馆、安顺中学图书馆借阅了石涛的《画语録》、方熏的《山静居画论》、丰子恺的《西洋画派十二讲》等书画书籍，并将《画语録》钞録一遍。由此，对于中国传统书画的兴趣，逐渐拓展到美术史论和美学方面。

　　在中国高考制度史上，195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经过1949年到1951年三年的高校单独招生、部分高校联合招生的过渡期之后，新中国于1952年实行统一招生考试与院系调整。因为是第一次统一招生，所以国家对报考条件、招生名额分配、考试科目、内容、时间以及命题、阅卷、録取等都作了严格而明确的要求。正是在这一年，刘纲纪先生放弃了当画家的梦想，带着对艺术理论、美学和哲学的兴趣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全国的院系调整刚刚结束，全国的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也自然成了中国唯一的哲学系。

　　大学四年，刘纲纪先生除了埋头学习哲学之外，还非常活跃，参加乐队吹笛子，组织创办北大诗社，主编《北大诗刊》，邀请丁玲、艾青、田间、臧克家来讲演；另外还抽出时间来拜访那些心仪已久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家，如邓以蛰、宗白华、马采等先生。当时系里没有开设美学课，刘先生便不断、频繁地拜访他们，向他们求教。如向邓先生请教中国书画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归国后研究美学的情况，看他收藏的许多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作品；访问宗先生，则向他讨教中国书画史论方面的问题，兼及西方尤其是德国艺术与美学，还在宗先生那里看到徐悲鸿题款赠送的《日长如小年》以及一些明清时期的作品；马采先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刘先生访问他主要是向他请教日本学者对中国书画史论研究的情况。此外，刘纲纪先生还拜访过高名凯先生和原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黄子通先生，并他们那里饱览了一些元代和明清时期的绘画，其中包括一幅文征明的米点山水长卷。此外的课余时间，刘先生都留给了故宫博物院，一般是上午去，下午四点回校，故宫绘画馆藏的从隋唐到明清的全部藏品，先生都一一看过。在看画的过程中，刘先生也开始研究中国画，对胡蛮用苏联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写成的、有重大错误的《中国美术史》提出了尖鋭的批评，纠正了当时美术界一些不良的风气，为此还特意拜访过美学家蔡仪先生。北大四年，为刘先生的哲学研究、美学研究和中国绘画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北大毕业后，文化部的周扬本来要留先生，后来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一些老学者主动提出要带研究生，而当时还没有招生制度，只好由老学者们自己物色人选。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到北大挑人，选中了刘纲纪先生做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生。到了武大，刘先生仍然放不下自己的美学，婉转含蓄地向李达表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在，李达非但没有怪罪，反而支持并派刘先生再回北大进修美学。在两年进修期间，刘纲纪先生依旧是泡绘画馆、看展览，与好友余敦康去西山搞写生，其间还改定出版了《“六法”初步研究》，写成出版了《龚贤》。1958年进修期满，回到武大。1962年因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刘先生再度来京。在编写工作之余，与山东大学的朱狄一起画画，临过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黄慎的山水画；又与同窗叶秀山切磋书法，相得甚欢。在此期间，刘纲纪先生还通过王朝闻先生认识了朱光潜先生，并到燕东园拜访他。

　　文革期间，武大的哲学、中文、历史三个系迁至湖北襄阳，刘先生也随之下放。在“劳动改造”中，先生的工作主要是放鸭子。放鸭子时间宽裕、流动性强，也比较自由，这倒为刘先生学习和绘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刘先生随身带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还有就是一个速写本。一旦有空，就画起来，画的鸭子最多，其次是风景，有时也给农场的工人画画肖像。

　　文革后期，刘纲纪先生被安排去写《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说，这样又再次入京。这个解说稿曾经是李达写的，人民出版社要求他在原先的基础上重写一个更具体、更详细的本子，当时本该由李达校长的秘书陶德麟去的，而陶正在受“审查”，于是党支部只好让刘先生去完成这项工作。到京之后，一面修改稿子，一方面又和住在东单金鱼胡衕的沈鹏、住在东四条的王靖宪交往，人民出版社离他们都很近，所以晚上没事的时候，常常去他们家玩，畅谈书画。王靖宪家收藏的汉碑非常之全，沈鹏那时也在苦练书法，他通过沈鹏从人民美术出版社资料室借出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来看。这期间，刘纲纪先生对书法的兴趣越来越浓，产生了想从美学上探讨一下书法的念头。虽然在1962年时已经发表过书法研究的文章，但真正对书法形成完整系统的思想还是在这一时期，这也就是几经修改，于1979年出版的《书法美学简论》。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解释书法艺术的美学论著，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断重印，累计达6万余册。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参加修改《美学概论》，先生游览过黄山、北戴河、镜泊湖、苏州，随湖北省中朝友好代表团访问朝鲜，参加上海的“四王”绘画的国际研讨会，1994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等等；随着大量学术交流、国际会议的增加，刘纲纪先生进入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高峰期。书画创作也伴随着学术研究逐步深入，不断升华，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和高度，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风格。刘纲纪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绘画时说：“我认为我的绘画，是一个研究美学、特别是研究中国美学和中国绘画史论的学者的绘画。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一提笔作画，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体现某种意境或境界。这里自然包含儒、道、禅三家所讲的境界，但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儒家的那种九死不悔、刚健不挠的风骨或人格力量。这又是和我的民族意识、爱国情怀和为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的思想相关的。……在画法上，我采取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画法，但不是专门简单地摹仿某家某派，自觉或不自觉地有综合取舍，有自己的创意。我很早就提出中国画要创新，要走向现代。”

　　刘先生一直想编写一部《中国美学史》，恰巧申报有关课题的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而李泽厚先生也有此想法。为避免申报项目撞车，刘先生于是退出申报。在此背景下，1980年，刘纲纪先生应老友李泽厚先生之邀，才参加了《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开始只承诺撰写某些部分，其时李泽厚先生正忙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所以又热情地要刘纲纪先生与他一道主编，实际上全书都是由刘先生独立撰写完成的。书成之后，李泽厚只负责通读、审阅稿子，也只作了极个别文字的更动。该书1984年一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旋即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影响，“他的意义主要在于不仅填补了‘五四’以来没有一部系统的《中国美学史》的空白，幷且注意尽可能作一种较深入的哲学解剖和贯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被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傅伟勋誉为“中国美学的开山之作”。1987年《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出版，再次引起轰动。其间，刘纲纪先生还出版了《美学与哲学》、《艺术哲学》，主编出版了《中西美学艺术比较》；随后，又出版了《刘勰》、《周易美学》等著作。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纲纪先生还为社会奉献了《黄慎》、《美学对话》、《书法美学》、《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文征明》、《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现代西方美学》、《邓以蛰美术文集》等三十余种著作和数百篇论文。

　　刘纲纪先生毕生致力于“实践美学”体系的建构与阐释。只有搞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研究才能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上，刘纲纪先生是主张“实践本体论的。更准确的说，应称为社会实践本体论”。他认为，毛泽东以《实践论》作为他的整个哲学的根本，这比斯大林的哲学要高明得多，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相比也有重要的继承和发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批判了过去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物质本体论，以之为前提、基础，同时又从自然物质本体论进展到社会实践本体论，并使两者内在地、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划时代的贡献。”并由此最终确立了他“实践美学”的理论框架：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劳动）——创造——自由（要在实践创造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漫长历史过程来看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自由的感性表现——广义的美与审美——艺术。

　　不仅如此，刘纲纪先生还以宏阔的文化胸襟和全球的文化视野，深深认识到中国文化话语的弱势地位。自近代以来，只有西方思想文化的大量涌入，而中国思想文化本有的强势仍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以致欧洲对中国文化有非常多的识见与非常深的歧见；黑格尔式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必须反对，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国必须要产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因此我们不但要学贯中、西、马，而且还要走打通中、西、马的道路。刘先生以八十余岁的高龄，仍旧雄心勃勃地正在撰写八十余万字的《中国美学史略》。这部即将面世的著作，正是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的特质出发来阐释中国美学史的，它打破了用古希腊奴隶制来套中国上古史的陈见，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以氏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国家，完全没有古希腊的奴隶制；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至今仍然值得肯定与继承的传统，如人本主义，民本主义等等。而对中国古代美学史的研究与表述，也将不再以教科书式的形式来处理，而是立足于对各个时期美学史诸家各派的贡献与美学价值及其现代意义、乃至于世界价值作出阐述。本书一改过去的写法也正是先生文化自信与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的重要实践：“我心目中的读者不但有中国读者，也有外国读者，希望能清晰地讲出中国美学的特征和贡献，有助于更多的人对中国文化的瞭解。”

　　回顾刘纲纪先生八十余年的人生足迹，虽然也是走遍大江南北、世界各地，但最终的坐标却只有三个：安顺——北大——武大；综观刘纲纪先生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虽然也是兴趣广泛、著作等身，但最终的畛域却也只有三个：哲学——美学——艺术！大道至简！简，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最高形态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