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未必多余的话】我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几年，参与经办的最大一项工作，当属宣传张海迪——那确乎可以称为一次“超级战役”。集中推出这位青年典型的那近四个月（1983年春节后到5月底），声势浩大，起伏跌宕，竟然还充满了悬疑和意外——甚至差一点儿以中心人物猝然病逝的骇人悲剧收场。那段日子，我全力以赴，差点累垮，也从中得到了丰富的启迪。六年之后，我终于忍不住，写下了一篇报告文学，记録整个过程和五味俱全的反思。恰巧听到当时一首电视剧插曲的两句词，顺手拿来安作题目：“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

　　此文交《报告文学》月刊，编辑部给予重视，发表在1989年6月号的头条。但拿到样刊，我有点傻眼：多了一个副标题——“关于张海迪的‘成名’始末”。

　　“成名”还加上引号，这标题的整个口气，好像我要揭露张海迪的什么真实黑幕似的！这絶非我的原意。如果一定要加副标题，写成“宣传张海迪始末”也好点啊。

　　更出乎意料的是，赶上了惊天动地的事件。当一场飓风、一场山崩来临之际，哪有人顾得上理会某个雕像的树立过程呢？《报告文学》月刊这一期上市之后也停刊了，我以为这篇文章就此湮没在劫后余烬之下了，却惊讶地发现，那一年仅我看到的，就至少有一二十家媒体节録摘要，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社《文摘报》、上海解放日报社《报刊文摘》等等。不过，统统只是猎奇，逥避作品中反思宣传机制的锋芒，摘要摘的并非“要”而是“次要”。与张桦的报告文学得到36次转载稿费不同，竟没任何一家给我转载稿费。

　　多年之后此文居然还有个余波值得一提。2001年，我意外地收到张海迪的电子邮件——她看到我在网上发表的一些书评文章，试着写信给我。我马上回信，急切地问她是否看到过这篇东西？此文涉及一些团中央、甚至中南海宣传过程中的内情，也写到张海迪这个真实丰富的人的言行，写到她被官方高调推上电视屏幕和大小报纸头版时的内心矛盾，尤其是写到她或许并不想暴露在公众面前，但毕竟掩饰不住的某些性格侧面。这正是我多年的心病所在：我的本意，无意针对这位残疾姑娘，但我的文笔真的就像巡航导弹那么精准么？读者会不会被我的叙述所误导？张海迪本人是否会被误伤？此文对她本人会造成什么冲击？

　　对我的问题，她立即复信作答，让我放心了——不，何止放心，更油然而生钦佩之情。“《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看了，信件依然铺天盖地……我偷偷地哭过，可我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因我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我并不是一个先知者，但是我会忍耐！你不必内疚，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你们宣传我时，我才28岁……那一切永远打破了我本来宁静的生活。当然我天生的叛逆也让很多人失望”——那是与我，与所有朋友相通的感受。

　　我这篇长稿中有一句话：“一个人能多坚强的神经、多冷静的头脑，经得起这种大剂量、超大剂量的颂扬？”而张海迪，经受住了！

　　第四章　清水汇聚成狂澜

　　一

　　宣传机器重新上紧了弦，加速运转。

　　一整套程序在高一个层次上再来一遍。一个多月前，各级团委发出了通知，现在各级党委再发一个通知，把“全体团员青年”换成“全体党员和人民（职工、群众）”就行了。口气更为严肃和强硬：“×月底要对学习张海迪活动组织一次大检查”，“×月召开学习张海迪活动经验交流会”，还有要与改革结合起来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与别的什么什么结合起来。

　　唉，不久我们就体会到了：从“我要学”变成“要我学”，人们的心理、态度立刻发生了令我们瞠目结舌的变化！

　　团中央马上举行了座谈会，病情好转的张海迪也参加了这个纯属表态性、程序性的集会。老英雄吴运铎、青年英雄周怡发言，德育家李燕杰施展口才，朗诵家殷之光抒发诗情，作曲家王立平放开歌喉，美术家赵士英挥动画笔……主题不可能更明确、更集中了：歌颂张海迪。

　　一切再来一遍。既然事迹内容不会再有新的，那么就在形式上花样翻新。我当时算是有一定资历和经验的宣传干部了，也被各种别出心裁的宣传手段弄得眼花缭乱——

　　好几家出版社竞相推出张海迪日记选、书信选和连环画、挂图；好几家工厂竞相制成幻灯片；好几个单位竞相録成张海迪报告盒式磁带——“内部下发提供资料”，只收“成本费”；张海迪的事迹进入了中小学教材；张海迪事迹展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八一电影制片厂赶拍了纪録片；中央电视台组织赶写了三集电视剧剧本；宣传张海迪的报告团组成了，由张海迪的英语启蒙老师、古稀之年的王充允，她农村的小伙伴刘彪等人，从济南讲到北京……

　　我就不必去缕述各地团委、少先队开展的各种诸如“我与海迪比青春”、“比童年”之类的活动了吧，上海最絶，团市委组织了一个张海迪事迹演讲报告团，报告员都是从上海业余文艺骨干中百里挑一选出的佼佼者，据说那位女青年是上海译制片厂的兼职配音演员，模仿张海迪的音色、语气不仅惟妙惟肖，甚至被听众评价为“更像张海迪”！——这倒使我想起那个外国笑话：喜剧电影大师查理·卓别麟去参加模仿卓别麟的比赛，只得了第三名！

　　这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和精力一下爆发得那样淋漓酣畅，学习宣传张海迪的活动给多少人提供了一试身手、挖掘才华的机遇！

　　北京军区总医院宣传科张干事就是其中的一个。试想，她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日常工作能干什么呢？编编简报，写写消息，给政委准备七一、八一大会的讲话稿，如此而已。张海迪住进这所医院，对她来说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好运气来了。

　　因为张海迪病重，团中央决定在一段时间内谢絶一切采访，把张海迪隔离保护起来了。多少硬笔杆子、摄影大师们只能在医院大门外跺脚、徘徊，不那么硬的笔杆子和摄影学徒倒有了天赐良机。这位从来没摆弄过照相机的张干事，借来器材，申请买来一堆彩色胶卷、黑白胶卷，就开始学着干、干中学了。张海迪输液；张海迪读英语；张海迪与医护人员亲切交谈；张海迪在病床上顽强锻炼；张海迪关心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张海迪与孩子（那是哪位大夫或护士的孩子？）多么亲热……正面，侧面，顺光，逆光，俯拍，仰拍，中景，特写，光圈5.6、速度1/100，一种姿势、一个场景来个3张5张！熟能生巧，天底下哪有学不会的事。还有文字报导：《来自首都的报告》、《春之曲——张海迪住院纪实》……

　　这是真正的“独家新闻”、“独家照片”。可以想见，报刊编辑们是如何如获至宝！何况她在稿件后的附信中还要有意无意地提到：学习张海迪的活动，党中央非常重视，即将掀起新的高潮云云……

　　后来张海迪的病情缓和，医生同意适当接受采访了，宣传舆论战线的正规军重新登场，记者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本来社会所期望于记者的就是通过采访提供真实信息，美国有位记者不是诙谐地说过么：“耶稣基督是个谜，因为没有记者采访过他。”但是一旦失控，泛滥成灾呢？眼看着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不由得总是要想：西方电视广播报刊的“新闻战”的激烈程度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法律的界线不得逾越，似乎也无须谁去统一调控。可为什么在他们那儿絶少发生弄巧成拙、走向反面的事情？

　　或许原因在于：他们那儿读者是上帝——市场机制中的消费需求，就是最权威的调控力量；而在我们这儿，读者是羔羊。

　　舆论工具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信息还是向社会成员发出指令，是让人们自主选择还是告知人们结论——这二者的结果不可能不是天渊之别。

　　何况，谁不是心知肚明呢，舆论工具的声音，是某一级权力者发出来的啊。

　　二

　　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归口由团中央管，口径、内客均由团中央把关；

　　团中央书记处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由宣传部管；

　　团中央宣传部领导明确过：学习宣传张海迪活动由宣传处主管，其它各处协助。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元老题词之后，新的洪峰立即不由分说铺天盖地狠撞宣传处这小小的关口。

　　宣传处两部电话，宣传部10部电话，从清晨到深夜此伏彼起铃声不断。宣传处五六个干部，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四五十个电话。团中央总机接线员抱怨说：“外边打进来的电话，80％是要你们宣传处！”

　　这么多电话，什么事？异口同声——“我们要见张海迪”，请她座谈，邀她联欢，向她赠送礼品，请她签名题词，与她合影留念。每个电话都不是三言两语能打发的，10分钟，20分钟，30分钟。

　　更多的人找上门来。三个五个，十人八人，一拨接一拨，陈述，恳求，奉承，叱责，挖苦，威胁……

　　团中央书记处有令，严格控制此类活动，一般不得安排。看起来很严厉，实际上大有伸缩弹性。闸门有一条小缝可开，受到的冲击力就格外强大。苦了我们这些办事员，每天口焦舌燥地苦苦劝阻：张海迪大病未愈，身体虚弱……最近她要赶写文章、赶校清样……题词过多，签名太滥会引起青年反感，从大局出发，不要走向反面……这是上级的指示，我们得奉命行事……恨不能把这套车轱辘话録下音来从早到晚连续播放。我们此时的工作与我们的身份职责之间，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矛盾：宣传张海迪的人，千方百计地阻挡宣传张海迪！

　　来联系的人可都不是等闲之辈，精通公关、外交，如簧巧舌，天花乱坠，软硬兼施，他们可以可怜巴巴地把要求降到最低：“只见5分钟！5分钟——把礼品交给她就走，她都不必开口说话”！可以把张海迪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都信手拈来作理由，可以用乍听无懈可击细想破绽百出的逻辑证明，你们拦阻别人完全正确，唯独对我们嘛，应该放行——

　　“马上快过六一了，海迪不是最惦记孩子们吗？她在农村就爱跟孩子滚在一块儿……孩子们也格外牵挂她，看电视哭天抹泪的，说一定要给海迪献了心意。一个班才推选了一个标兵，百里挑一呀……”

　　“海迪永远上不了大学，可我们民族学院同学们说：海迪是我们的排头，无论如何要把她请来参加联欢会。这里面有个民族政策问题呀……”

　　“咱们的乒乓球健儿这次在世界锦标赛上又拿了6个大贡，他们的王牌是什么？是海迪精神，敢拼！回国来马上要回各地了，他们一连声嚷嚷要当面向海迪道谢……”

　　“工读学生信服过谁呀？嘿，这回说了：哥们儿，张海迪不含糊，我服！教育失足青少年真难哪，你们就给‘特殊’一回吧，让张海迪出面讲句话——‘一句顶一万句’！”

　　“我们是环卫局的，青年人扫马路，见人矮三分，谁也不安心！这次说了：‘看人家海迪瘫痪了也比咱腰杆挺得直！’请她题几个字……”

　　“……”

　　辽宁朝阳一位哑吧姑娘千里迢迢孤身上京，安排不安排？京秦电气化铁路建设者专程来馈赠艰苦施工的照片，安不安排？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亲手在院子里摘了一束花去看望海迪，安不安排？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以海迪同乡的身份要去探视，安不安排？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张海迪相识的南斯拉夫留学生要去看她，安不安排？还有的手持海迪某年某月回复他或她的信，指点着其中“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和朋友面谈”的话，安不安排？还有新疆来的西藏来的，大包小包，到京第一件事就是摸到团中央来：“天安门广场非去不可，张海迪姑娘非见不可！”安不安排？

　　渴望的眼神，良苦的用心。要求不高，确实不高。但是一滴又一滴清水汇聚到一起，就是狂涛巨澜！

　　他们旁边往往跟着一个背或者不背照相机的记者。记者，又是记者！他们请记者来的，还是记者请他们来的？

　　多数时候，我们狠下心来，摇头，送他们怏怏而去。

　　人们很难明白：通往张海迪之路何以要有拦路的雄关重兵！张海迪不是最愿意与青年、少年、儿童交朋友吗？她怎么会抽不出10分钟、5分钟与我们见个面！她怎么就不能为我们一挥而就题签三个字！都是你们有意刁难、阻拦，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们这帮人手里！有些人找我们碰了壁，转而走上层路线达到了目的，更是对我们投以白眼。有一位过去与我关系还算熟的大牌记者，后来却重重地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狂澜猛涨，闸门又只留一条小缝，势必要从别的地方漫溢、泛溢。而在中国，监狱的高墙都不是铁板一块，遑论其它？要见张海迪，有的是阳关道，何必非走你团中央这独木桥！大夫，护士，宣传科张干事……都可以帮忙向张海迪约个时间嘛！

　　三

　　她的确是个开朗的、爱交朋友的姑娘。“朋友”这个词现在用滥了。广义上说，她周围人人是朋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她周围极少朋友。一拨又一拨口口声声称你为“榜样”，表白“多少人次听了你的报告、学了你的事迹”，列队敬队礼，递过来礼品并递过来题词本，周围还有话筒、闪光灯……她很难把他们当成贴心的朋友！

　　她没有时间放松，没有办法放松。而朋友不正是你在他面前可以放松、可以不修边幅、不讲礼仪、随心所欲、信口胡说、可以把脚跷到茶几上、用他的毛巾擦嘴、把你的茶壶递给他的那种人吗？

　　张海迪尝到了成为名人的快感，也尝到了成为名人的苦头。她得到了很多机会，很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也受到了很多的束缚——也许比别的名人受到更多的限制，因为她是残疾人，她没有独自摆脱束缚的能力。住在医院里，处于医护人员监管之下，更仿佛是24小时都呆在玻璃房间里，无可逃遁也无可隐匿，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

　　真累。得笑，得快快活活地抢先与来访者，与见到的人打招呼。得谦逊羞怯地微笑着倾听别人的仰慕之辞或垂顾之言，不能走神分心更不能打哈欠。得极为乐意地接过题词本写一句潇洒的话签上名。必须笑。如果说在成名之前成名之初，一批又一批人来见自己，采访、合影，使自己觉得新鲜而充实，因此满面春风；那么，此时不一样了。笑，是责任感的体现，是对别人的体谅，或许其中还混杂有塑造好、保持好自己形象的考虑——党和人民把我举到这个高度，是为了鼓舞别人，那么我就要尽到责任。既然是工作，就没有什么自己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见一百拨人，与其中某一拨见面时赶上自己心里不痛快，板起了脸，从自己这方面讲“未笑率”只是1％，但从这一拨人看来，“未笑率”则是100％，唯一一次见到张海迪，她冷若冰霜，嗤！

　　得笑。不论身体好坏心情好坏，脸上的表情必须恒温。即使察觉某些人搞小动作利用自己，她还是不敢怠慢他们。真累！

　　这对于张海迪这样一个活跃型的人来说，尤其像受难。她像被固定在一个规范的标本盒里，固定她的是无数道视线，最脆弱的线又是最坚韧的线，她不敢扯断这些线，只好一动也不动。 

　　好几次，张海迪晚上打电话给王兆国、胡锦涛，请求少安排会见这一类的活动。实际上，我们已基本关闸。洪水却从四处泛滥，汇集到她那儿！

　　为了让海迪精神上能松弛一下，有一次，团中央安排让她游览颐和园，即便是这种活动，也还是浩浩荡荡，至少得有六七个人同行吧：大夫，护士，团中央一官一兵、颐和园管理处的头头，司机，等等。事先与颐和园管理处协商过，精心选择了游人少的时间和路线。下午5点，面包车到达颐和园一个不对游人打开的边门。安排先到昆明湖泛舟，这一段很顺利，摆脱了三三两两游人的注意，上了船。“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緑树红墙……”海迪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支优美的歌曲。夕晖在碧波上跳跃闪烁，清风吹散了恼人的思绪和已悄然袭来的燠热。一方澄明的天地，一个宁静的世界。远离了喧嚣，远离了躁动，可以不说不笑静静沉吟一阵，也可以又唱又喊尽情疯闹一阵……难得的瞬间！只是一瞬间——船到岸边，几乎是在她的轮椅被抬下船的同时，眼尖的游客就发现了她：“张海迪！”顿时呼啦啦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握手，拍照，签名……她和陪同者越往前走围的人越多，哪是逛长廊？分明是穿越人墙，哪里还有游览的兴致！只得急急出园上车返回医院…… 

　　囚禁久了，不可能不冒出抗争的念头。张海迪有一次故意失了一次约。上海市职工振兴中华读书演讲团在市总工会副主席、一位老太太的率领下进京，通过我们定好下午去与张海迪见面，到了时间，一行人来到病房，张海迪却不见影——熟悉的大夫帮忙给她弄了个车，她出外了。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上海的演说家们无奈，只好在走廊里久久伫立等候，一等就是一两个钟头。怨气清清楚楚地写在他们脸上。5点钟，张海迪才回到医院。原来她到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副主席胡祖荣那儿要枪打靶去了。胡祖荣，曾是我国和亚洲最优秀的撑竿跳高运动员，在他从事体育的黄金时节，病魔迫使他也坐在轮椅上。他不甘示弱，到处为发展残疾人体育事业而奔波、而游说。上次他见到张海迪时，极力撺掇她学射击，“争取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张海迪心动了：学会耍笔杆子再学会攥枪杆子，能文能武不是更可以为国争光吗？张海迪这次失约当然不妥当，可张海迪当时正处在见谁与不见都不由自主的境况，才使了一次性子……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人能多坚强的神经、多冷静的头脑，经得起这种大剂量、超大剂量的颂扬？这种环境这种地位，该不会摧毁她的纯朴踏实，使她目标变形、手段变味吧？

　　被这一连串事儿弄得焦头烂额的我们，不时相对苦笑，私下感叹不已：“现在才明白了：为什么中国过去老是树那些已经去世的英雄典型！”不是么！树活着的典型，工作量太大了！心理压力太大了！而树去世了的英雄，对于当事人，对于宣传者，都可以少多少折腾，也少多少风险！

　　我记得有一次与张海迪的交谈，那是在两拨人进病房礼仪会见之间的短暂空隙。我说；“你现在面临的问题与两年前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仍然是：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海迪完全明白我之所指——这也正是她自己心头索绕多日的念头。她谈起了一个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我马上要回山东，听说到济南后要安排我住南郊宾馆，我表示坚决不住——张海迪还是一个普通的黄河女儿，我进了北京回来就住山东最好的宾馆，乡亲们会怎么说我呀，老高，你看呢？”

　　我无言。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他，同意她；作为一个团中央干部，我又不能对她讲出我的态度……咳，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两重性！何止是她，我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已经告辞退出的和即将进来的这些人又岂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一滴滴清水……却都无法避免汇聚成洪流！

　　也许只有纵身一跳，溅到岸上？即便很快乾涸了，也毕竟自主选择了一次。再说，乾涸，一定比聚成洪流糟糕么？

　　后来我听说张海迪回济南还是被安排住进了毛泽东下榻的南郊宾馆。她的力量没有拗过那些好心的人。

　　四

　　张海迪离京回山东的日子定在5月24日，她2月24日到京，在北京整整呆了三个月。

　　行前，她和父母、团中央工作人员一起清点了天南海北寄来、送来的纪念品，大多数她要分赠给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和北京一家残疾青年俱乐部。

　　张海迪要亲自去，这也是向孩子们、向残疾青年朋友告别。要了一辆大轿车，装上捆扎好的各种纪念品，我们工作人员和记者也去了不少。

　　两处都组织了欢迎，气氛却不一样。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里情绪热烈，负责人和孩子们致感谢辞，激昂、高亢、嘹亮；残疾青年俱乐部气氛真挚，又带有几分凄惋、压抑。这个俱乐部在西四附近一条胡衕内一个大杂院，大客车驶不进去，我们把转赠的礼品抬下来，曲里拐弯好一会儿才找到。这是一位残疾青年的家，本不算宽敞，辟出了十来平方米的一间房作活动室，摆着挂着残疾青年朋友的画、书法条幅和工艺品。院子里本来没多少空地，十来位残疾青年在这里迎接已经显得壅塞，我们一来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我不知道读者诸君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验：当你置身于一群缺胳膊少腿、盲聋哑瘫的残疾人当中，是否觉得很不自在，甚至会为自己五官齐全、四肢完好、活蹦乱跳而愧疚——尽管愧疚得毫无道理。你很想为他们干点什么又小心翼翼地不敢动手，怕你的同情伤害他们本已十分敏感的自尊心……

　　张海迪与俱乐部负责人孙恂的手紧紧相握，轮椅紧紧相挨。这却是一个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对比：张海迪看上去气色红润舒泰，说话流利响亮；而孙恂则憔悴、羸弱，声音嘶哑无力，眼皮总是沉重地耷拉着，费很大的劲儿才睁大一霎那，脸部隔一会儿便不由自主的掠过一阵痉挛，看上去真令人难受。她俩的轮椅也显出了差别：一部崭新、宽大，明光锃亮；另一部又破旧又窄小，喷漆脱落，色彩晦黯……

　　这种差异自然絶不能怪罪海迪。我也不能说命运有什么不公。可我的心确实被这幅对比强烈的景象刺疼了，很疼很疼……机遇是多么重要！孙恂也是与不幸的命运抗争的强者，她艰难的岁月中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搏斗，她也与张海迪一样渴望生活、不懈地追求进取和乐于施予。我听说过她的事迹：19岁时患上肌无力不治重症，全身所有的运动肌肉都不可逆转地慢慢萎缩了。正是这可怕的病，使她甚至无力睁大眼睑，放开嗓门，更别说举手投足转头翻身了。22年来她一直倔强地与病魔搏斗。别的不说，就说她执拗地搬到这个大杂院里独立生活，就得克服多少困难！她开办这个俱乐部，用一腔真诚温暖着、鼓舞着其他许许多多残疾青年朋友……

　　然而，毕竟还是张海迪、而不是孙恂被树为全国闻名的典型……毕竟任何一个组织或一部宣传机器，都不可能把所有人的事迹普查一遍，输入电脑来权衡、挑选。

　　即便挑选为典型，是喜剧还是悲剧呢？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人生与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孰幸孰不幸？

　　我尽顾胡思乱想，没注意海迪与孙恂都说了些什么，一行人簇拥着张海迪的轮椅出了大杂院，残疾青年朋友们沉默着送我们上了大客车……

　　1987年6月～1989年3月《报告文学》月刊1989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