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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三多”

  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曾说:“永叔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永叔即欧阳修,他的诗文都有很高的成就,散文《秋声赋》更被称为“咏秋之杰作”。“三多”可说是他长期写作经验的总结。而把“三多”视为各科的学习方法,也未尝不可。

  “看多”:首先要广泛观察生活和事物。一个人的知识的获得,仅仅靠阅读书本是不够的,生活中有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处处做有心人,凡是与学习有利的事物、现象都应广泛认真地观察分析,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其次要多学习前人的成果,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足见多读之必要。古今中外的事实都说明:在学术上能有贡献的人,总是在大量吸取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数学家陈景润,正是在“把国内数学家的数论著作读懂读通”的基础上,经过十年积累,三年苦战,才取得了举世称誉的成果。牛顿临终之时说:“如果我所见到的比笛卡尔要远一点,那是我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因此,一个立志为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必须抓住时机,特别是年轻时代,象饥饿的婴儿扑向母亲的怀抱,用力吮吸前人留下的精神乳汁。当然,“多看”并非是毫无目的地浏览群书,而是有的精读,有的泛读。对于重要的、于自己今后课程与深造有直接关系的经典文献,要精读细研,做好读书笔记,并定期复习;对于那些只需瞭解即可的书籍,则可泛读。

  “做多”:即多实践。在学习古人的成果时,既反对浮光掠影,又反对盲目接受。既有接受的必要,又有检验的义务,只有不断摸索规律,总结经验,方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并有所发明、创造。1640年,著名的法国数学家费马宣称自己找到了“能迅速而自动地推算出所有的质数(幷且仅仅是质数)的公式”。但一个世纪后,德国数学家欧拉却指出:费马公式的其中一个数不是质数,而是另两个数的乘积。这样,费马这个推算质数的经验公式被证明是错的了。如果欧拉不是在吸取前人的成果的同时,自己再验证一番的话,恐怕费马公式至今还被视为是“法宝”。

  “商量多”:“三个臭皮匠,扺上一个诸葛亮”,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天才”,他的精力、见识,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每个问题都瞭如指掌。因此,必须多方拜师,不耻下问。对于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既坦率地表白自己的见解,求得同志们的帮助匡正,又要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据说白居易作诗,常吟给老妪听,她们不解之处,他就斟酌改之,此“香山(白居易)诗语平易,疑若信乎而成者”。

  当然,学习方法,絶非唯有“三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有虑”。然而,“三多”虽不尽括学习之优法,但也不失为一种学习之良规吧。

  原载《珞珈山》第4期

  刘传铁自述:

  1957年3月生于湖北沔阳县(今仙桃市)一户农家。世代务农。我辈兄弟5人,我行老三,没有姐妹。为照顾两个弟弟,也为帮父母减轻家务,直到10岁我方上小学。

  初中毕业时,本应回家务农。因一偶然的机会,侥幸上瞭高中。高中毕业后,我毫无意外地回到家乡务农。我当时的唯一的想法就是想着怎样尽快学会犁地、播种等技术,怎样尽量把农活做好,怎样多挣工分。为此,农活的十八般武艺我样样都学,还桩桩都干得不错。我是队里最年轻的“劳动能手”。

  1977年恢复高考,我开始的想法就是考中专。只是在几位老师一再劝导下,我才报考了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是我报考的第一志愿。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工作,后又回母校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校研究生院处长、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其间还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日合作研究一年、后又攻读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9年被调到武汉市工作,先后在汉阳区、东湖风景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省市直属部门任职。现任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地方党政部门工作,得到了新的、难得的学习机会。

  上大学前,想读书,但无书可读。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废品收购站弄到一本哲学书和一本历史书,对这两本书我半懂不懂地读了好几遍,另外还读了当时比较流行的三本长篇小说。倒是我那被人称为“一根扁担倒在地上也不知是个一字”的父亲,为驱赶我们在昏闇的油灯下剥棉花的瞌睡所讲的那些神仙鬼怪、穷苦孩子读书种地、终于娶妻生子的故事,是我读到的另外一种难得的书。

  在老家种地几年,我利用农闲和休息时,自不量力地写作,居然有编辑还在他们编辑的报刊和县广播站,发表或播发我这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写的文艺作品和新闻稿件。上大学后,虽有书可读,也下苦功读了不少本书,但读得不深、更没读好。

  多年来,除全力搞好工作外,为了不过于成为工作领域有关知识的外行,我还结合工作“爬了一些格子”: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武汉大学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经济学、教育和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文章,并有文章获奬。与人合着过一本书(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主编过我国系统研究高新区发展的第一套丛书(人民出版社出版)、与人合作主编过一套有关发展技术产业的丛书(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与人合作组织编写过一套经济管理方面的的系列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自从“转岗”以后,得便“拼字凑句”,有古、近体、现代诗作被刊载,部分蒙“诗集”、“集粹”选録。并与友人合作,试笔歌词写作,有作品获原创歌曲一等奬、省级“五个一工程”一等奬。

  育有一子,参加高考进了北京大学,同时获工学和理学两个学士,随即赴美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攻读智能制造、机器人专业博士学位,现正在美做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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