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初，神州大地还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刚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穿着母亲特意为我准备的厚棉裤、皮大衣，以自我牢牢捆绑的方式从武汉乘火车来北京报到。

　　本来，我拿到的派遣证是团中央政策研究室。然而就在启程的前一天，意外接到历史系刘啸同学的来信。信中说：你就直接来中国青年报社报到吧，我已在报社人事处新分来的大学生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毕业前夕在填写个人工作志愿表时，我曾在备注栏里挥笔写下过一行字：我希望到《中国青年报》工作！

　　心愿因何而来？我从小所住的长江日报宿舍，左邻右舍两位《中国青年报》的女记者，一位是以人物报导见长、首届范长江新闻奬获得者郭梅尼阿姨、一位是中央团校毕业、和著名记者刘宾雁同一办公室的徐秀阿姨。上大学期间，不仅每间学生宿舍都订有《中国青年报》，我妈妈还在家里给我们自费订阅了一份，许多思想解放的好文章都让我受益匪浅。

　　不仅如此，当日本电影《望乡》在国内放映遭到某些非议之时，CCTV文化栏目专访了《中国青年报》文化记者狄莎，她那标准的普通话、娓娓而谈的文雅气质和深刻见解都让我着迷。向往北京，向往《中国青年报》，便成了我深藏于心的青春梦想。

　　走进中国青年报社大门，聆听了报社社长、总编辑畲世光给我们18名新大学生上的第一堂课：我们正在共同写作一本大书——它的名字就叫《中国青年报》。

　　从1982年到2017年，三十五个春秋弹指一挥间。然而，这句激动人心的话一直激励着我无怨无悔地将人生的足迹留在《中国青年报》这本大书上。

　　一

　　可能在冥冥之中有某种关联，成长于长江之滨的我，新闻生涯的第一步是从抗洪开始的。

　　1983年7月中旬，按照报社的规定，我乘火车南下到江西记者站锻炼。

　　出发前我手头带了一个线索：江西省永修县柘林乡几个青年来信，反映他们承包了数亩荒山进行緑化，投入了不少资金、劳力，眼见有效益了，结果地方不兑现合同。到达南昌的当天，我便转乘南浔（南昌—九江）线赶到柘林乡进行调查。

　　没想到，考验迅即而来。白天还是阳光普照，傍晚时突然雷电交加，暴雨滂沱。第二天一早，我推开窗子往外一看，天哪！四周汪洋一片，与县城相通的那条公路也不见了踪影。

　　我被洪水困在了柘林。想做一个名优秀记者的我这时非但没有紧张，反倒有一种大战之前的兴奋之感。我主动跟着青年突击队上堤，在深夜中，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一个点一个点地进行采访，然后临时找地方将稿件赶写出来。

　　当时的通讯条件很差，乡邮电所用的电话交换机还是黑色带摇把的。我所写的稿件最后是通过县邮电局的话务员一句一句转述给北京编辑部的。

　　我采写的来自抗洪一线的消息第二天被醒目地挂在《中国青年报》的报眼上，值班总编辑还专门配了一篇手记。后来有文章评论说，“记者通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着拖拉机、四轮车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乡参加抗洪的场面描写，生动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的新变化”。因为在抗洪斗争中表现突出，这一年我被报社评为“优秀工作者”，同时成为新来大学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被提为部门副主任的人。

　　如果说，1983年我还只是新兵上阵，而到了1998年全国军民共同抗击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已是率领几十位记者把守长江一线的前线指挥员了。

　　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铁道部调度室紧急调配车皮的一个信息，最先揭开了抗洪报导的序幕。紧接着，几乎每天都有主动请战的记者加入抗洪队伍的行列；几乎每天都有记者登上飞机分赴武汉、哈尔滨抗洪一线。

　　我每天晚上7点准时赶到位于汉口滨江公园防汛纪念碑对面的武汉抗洪指挥部参加通气会，然后向各处驻守记者通报信息，布置任务。在第六次洪峰到来之前，我便背起双肩包，带着钱和十多天的《中国青年报》前往长江沿线的石首、洪湖、公安、监利等地看望记者。在决定荆江是否分洪的决战之夜，我随济南军区某坦克师的一辆“巡洋舰”在百里分洪区巡逻，直到天明。

　　面对滔滔江水，我也留下了通讯《奋战在长江大堤上的红肩章》、《抗洪大堤团旗红》、新闻分析《万众一心，巨龙低头》、特写《再访桂丹》等20多篇军民抗洪的作品。

　　在1998年的抗洪斗争中，我同时获得两种荣誉：一是全国妇联表彰的“抗洪救灾先进个人”；另一个是众记者送给我的爱称——“部妈”。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后一个，因为这里更具真情。

　　一位外国著名探险家曾这样解释自己的登山动机：因为山在那里。记者也是同样，每当各种各样的自然灾难、社会灾害发生，我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拼命向前，因为新闻在那里。

　　2003年4月，“非典”突然袭击中国，整个北京城一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已出现感染人群的北方交通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相互传染的恐慌情绪使得众多学生乘着夜色四处逃离。随后，北京的学校立即采取了封校停课的策略。

　　作为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主任的我，在第一时间以网络办公的形式把全国各地的记者召集到一起，同时自己也像一名战士一样勇敢地走进北京的大学校园进行采访。记得北京交通大学张书记见到我的最初一瞬间当场落泪，他望着我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只有你是第一个走进大学校园进行实地采访的记者！”

　　 很快，我的整版通讯《当非典袭击大学校园的时候——来自中央财大、北方交大的报告》很快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国务委员陈至立看到后亲笔做了批示：“文章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抗击“非典”的战役结束后，我获得中宣部、中国记协授予的“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记者”荣誉称号。

　　二

　　我纯属那种“种了公家的地，荒了自家田”的主儿。尽管我的儿子——发现于雪域高原的“牦牛”是那样的来之不易，我还是没有像其他母亲一样精心培育，因为我始终认为孩子是一个自由成长的过程。直到2000年儿子小升初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现在的教育已经异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了——北京市公开实行的是“电脑派位”政策，而实际上，电脑派位还没开始，我儿子班上50来个同学，30多个已经落实到那些重点中学了，剩下的是那些既无权又无钱的孩子。

　　由此，我对新闻的关注逐渐转到教育上来，尤为关注教育公平。十年来，没有鸿篇巨制，但采写的一批观察性文章及千字评论，如《今年高考新名词：裸考》、《该是奥赛和高考脱钩的时候了》、《为改革而生的理想主义者永远不老》等等，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我所做出的最大努力是积极宣传国家助学政策。促使我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并对此逐渐产生感情的是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身材魁梧的他几次当着我的面流泪的情景让我一辈子刻骨铭心。

　　一次是在他面向中国农业大学学生宣讲国家助学政策时，来自辽宁朝阳的一位女大学生在介绍自己的家庭状况时说，因为家庭贫困无钱上学，妈妈不得不卖掉了结婚时的戒指。为了让她吃上一口热饭，爸爸每天给她送饭，可是为了节省一元钱的路费，40多里的路，爸爸每次是坐着公共汽车来，却一路小跑着回去。听着听着，大滴大滴的泪珠不由自主地从张部长眼睛里夺眶而出。

　　另一次是在张部长办公室里。谈起现在国家实力比过去强大多了，可是上不起学的学生却更多了，甚至还出现了家长因交不起孩子的学费而自杀的现象，张部长哽咽了。他踱步走到窗前，遥望远方，自言自语地说，“这说明瞭什么问题？！共产党归根结底是穷人的党，政府不去帮助这些贫困学生，那还能指望谁呢？”

　　从此，我成了宣传国家助学政策最忠实的志愿者。我的长篇报导《带着感情做好国家助学贷款——一个人和国家一项助学政策的推进》公开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以后我又连续多次对国家助学进行专题报导，为推进国家助学工作尽了一份心、一份力。

　　除此之外，我还和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旭明一道策划组织了“助学政策，助我成才”大型征文活动。以“感恩、自立、诚信”三项内容为主题的征文活动为期三年，中途遭遇到人事变动以及种种困难，但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参加的单位由第一届的80多所学校增加到800多所学校，征文数量也几十倍的数量增加，成为在全国高校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这一活动让我结识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人：固原二中现已退休的王世海老师，曾以百倍的努力四处筹集资金，资助上百位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第二届征文特别奬第一名的作者——中国林业大学学生刘春华因癌症已去世，可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留给我的印象始终都是坚强、乐观；广西湛江师范学院独臂老师郑光华退休后还一直在“关心下一代”协会工作，她的名言是：要加大人生的密度；“倒也要向前倒”的湖北省学生资助中心主任姜旭萍，在她的努力下，湖北获得助学贷款总数全国排名第一、参加征文人数全国排名第一……他们都成为我人生路上的朋友和榜样。

　　经团中央批准，2006年我被任命为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幷兼任教育科技中心主任。走马上任之后，我全力以赴连续干了几件相当漂亮的活儿，主持了首个“恢复高考30周年大型公众调查”；在全国综合性媒体中第一个创办了《职业教育》版，并对一批大学校长、书记进行系列访谈，扩大了中国青年报在高校的影响力。

　　在推动“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关注儿童早期教育、追踪“免费师范生”政策实施进展情况等多个教育专题，我都给予了必要的关注。

　　三

　　从1985年2005年，我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20周年。相信在中国新闻界，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不说絶无仅有，至少是一个少有的记録。

　　当确定将我从新闻部选调到记者部去担任副主任的时候，我的老领导、新闻部主任丁钢一时不解：“这不等于是让一只小羊羔掉到狼窝里了吗？”

　　记者部是中国青年报社第一大部，管理着全国各地30多个记者站。的确，相比那些年龄长于我，经验比我丰富的老记者来，我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努力向他们学习的小学生。但我又是特别幸运的，不管是我的前任记者部主任郭家宽，还是我后来的十年搭档——记者部副主任叶研，20年的光阴中我们像朋友一样真诚相处，带出了堪称中国新闻界最好的一支记者队伍。

　　在与“狼”共舞的20年里，是我人生最美好、最灿烂的时光，也是我工作热情和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

　　我始终和记者肩并肩战斗在新闻一线，在《中国青年报》上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録；在记者部管理、公开选配地方记者、组织各种业务研讨会，我大胆进行过一系列探索和改革，收到明显成效。1993年我创办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第一次成功组织了对5％的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问卷调查；还和澳门基金会合作，在1995年到1999年期间连续举办了三届“澳门新闻奬”活动，迎接澳门回归；我和新老记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像朋友一样亲密无间，多次充当记者的主婚人或证婚人，在新人结婚的盛宴上发表激情演讲。我儿子牦牛小时候的一个保留节目，就是根据CCTV天气预报播音员通报各地天气状况时，快速准确地应答出所在省份驻站记者的名字……

　　2004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记者会。我要调离记者部的消息立即在记者中间引发起强烈震荡。

　　会议中间的一天晚上，几拨记者分别跑来邀请我到北京和平里第五俱乐部K歌。到那儿以后，我才发现活动是记者们精心安排的，所挑选的曲目都与“母亲”这个主题相关，如《慈祥的母亲》、《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等。我们依偎在一起，他们一边泪流满面地唱，我一边泪流满面地听。

　　这还不算，在我深夜离开以后，记者们并没有休息，他们又发起了一个“挽留部妈”的签名运动，并赶在第二天上午上班之前将报告呈送给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

　　第二天下午会议开始，临时插进一个议程——总编辑要到会讲话并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当时这位领导所说的话居然那么具有诗意和哲理。他说，“有一种人，他的丰碑不是建在沙滩上，而是建在人们的心底里。现在我宣布，经过党组研究，决定尊重记者的意见，让谢湘同志继续留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

　　会场上爆发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本报驻福建记者站站长陈强手头带着一台装有无线通讯装置的电脑，他在现场当即发出一条快讯：经过众记者热情挽留，部妈终于回来继续给我们当记者部主任。

　　我随即也发表了即席演讲，“今天我感到特别的骄傲，特别的幸福。让我引以为骄傲的是，以往所有的记者部主任都是上级领导任命的，只有我是第一个由民意推举的。仅冲这一点，我这一生就值了！！！”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记者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能够让人保持生命的活力和对世界的新鲜感。回望走过的30年历程，带着忠诚、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创造，我全力参与《中国青年报》这本大书的写作。我做到了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