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毕业不会写解说词

　　毕业后刚进中央电视台时，我在专题部的《为您服务》栏目做编辑。

　　央视属于新闻单位，其编播部门的岗位，主要有编辑、记者、播音等。一入职，其身份便在人事部门备案，中途转岗是件很麻烦的事。为了工作方便，对外采访时，所有这些岗位的人员，都称记者，也都有记者证。在内部，编辑岗位的人员称编导，记者岗位的人员称摄像，播音岗位的人员称主持人。电视台编播部门是没有导演这个岗位的，只是在制作具体节目时，才有导演、策划、撰稿、导播等不同的分工。也就是说，这些身份都是临时性的。

　　但是，一直以来，外界很多人对此不是很清楚，总是称电视台的人为“某记者”、“某导（演）”，可能是由于这种称呼的社会认知度较高的缘故，叫的人愿意这么叫，听的人也乐意这么听。

　　那时，做栏目内的小专题节目，从选题到策划，从写稿到録制，编辑都是大包大揽。刚开始写解说词时，我习惯用书面语。我们的主持人沈力大姐，每次都要将我的稿子改一遍，后来实在改烦了，就拿着我的稿子找到我，“小刘啊，以后写解说词，不要那么文绉绉的，要尽量口语化一点。”接着以我的稿子为例，耐心教我，“然后”要写成“接下来啊”，“少许”要写成“一点点”，“稍焖片刻”要写成“稍微焖那么一小会儿”，“即可食用”要写成“这样就可以吃了”，如此等等。

　　按照主持人大姐的要求，我以后写解说词时，尽量把自己想象成是沈力大姐，笔头是话筒，稿纸是电视屏幕，屏幕前有一位老大妈，我在和老大妈唠家常，把语调放慢，能用到的语气词都用上，写出的东西都是这种风格：“您呢，也别闲着。多余的菜梗不是还在那儿扔着吗，您可以把它们清理乾净，记着，老的、烂了的可不能要哦。”

　　主持人大姐对此非常满意，夸我进步很快。在当时，我还真有点觉得自己四年的中文系白上了。

　　金庸不签盗版书

　　1997年夏天，“国际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行，组委会邀请了金庸担任辩论会决赛的点评嘉宾。我以央视工作人员的身份，到新加坡参加节目録制的工作。当时正沉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便将手头的《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两套小说的第一本带上，想请金庸签名。

　　辩论会一共有七场比赛，金庸只在决赛那天才来。前三天的比赛，安排在下午和晚上进行。上午没事，逛街又太热，我就窝在酒店，翻看那两本小说。到了决赛那天，我就用酒店的袋子装上这两本书，随身带上。比赛开始前，在现场和金庸先生有过一次接触，但因为场合太正式，时间又仓促，再加上新加坡同行陪同在侧，担心这么急切地找金庸先生签字，会有失身份，只得作罢。録制工作结束，新加坡电视机构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答谢酒会，这种场合比较轻松随意，是一个找金庸先生签字的好机会。

　　金庸先生在酒会上很忙，一拨接一拨的人找他寒暄致意。尤其是参加比赛的学生，一个个拿着笔，拿着本，拿着照相机，团团围着金庸先生，又是签名，又是合影，一刻也消停不下来。直到所有学生的愿望都得到满足之后，我才找到空当走到金庸先生身边，简单客套几句，便拿出书和笔来，请他签字。金庸先生很爽快，对我说道：“我先看看，盗版的我不签。”

　　当时，金庸只授权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但市面上却充斥着各种盗版的金庸小说。他对这种不付版税、粗制滥造、错讹百出的盗版行为愤慨不已。

　　我赶紧向金庸先生说明我带的这两本都是三联正版，但他好像还是有点不放心，从我手中接过去一本书，一边翻看，一边对我说：“简体版的盗版最多。”从封面，到版权页，从印刷，到纸张，金庸先生查看得非常仔细，发现没有问题后，金庸先生笑呵呵地对我说：“这是正版。”然后从我手中接过笔，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金庸先生对我说：“上次有人拿着盗版书要我签字，我就是没有签的。”说完，依然是满脸微笑，只是多了一种又似顽皮、又似得意的神情。

　　给毛新宇拍专题片

　　1995年5月，我为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拍过一个专题片。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毛新宇写了两首歌词，一首叫《挥锄》，一首叫《爷爷曾从这里走过》。某杂志负责人看到，便找兰州军区的一位青年作曲家，为这两首歌词谱了曲子。不久，歌唱家刘斌听到毛新宇在卡拉OK唱歌，觉得他感情充沛，音域很宽，便建议邵华给毛新宇録制一张唱片。正好中国唱片总公司在策划出版《红太阳》録音带续集，刘斌得知，赶紧推荐毛新宇，认为让他演唱更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卖点，中唱自然乐得同意。

　　经过认真筹划，中唱准备把这盒録音带定名为《爷爷曾在这里走过》，里边的12首歌唱毛主席的歌曲，都由毛新宇演唱，老中青三代十几位著名歌唱家，组成豪华阵容为他伴唱。

　　当时我在央视《十二演播室》栏目做编导。《十二演播室》是一档青年栏目，在全国，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中唱负责策划这事的，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找到我，让我们栏目配合宣传一下。为此，我和毛新宇有了一整天时间的接触。

　　毛新宇的母亲邵华，对这次采访很重视，亲自打电话和我商定拍摄计划，连需要拍摄的场景和镜头、访谈要涉及的话题等等，都一一仔细询问。

　　采访是在毛家进行的。毛家位于西山脚下，是一个独家小院。院门口右侧，有一栋二层小楼，是毛岸青的住处。当时小楼在整修，毛岸青临时住进了医院。院子东边，有一排平房，住着邵华的母亲张文秋。院子西边，还有一栋房子，是活动室，里面有一个小歌厅和一些健身器材。

　　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活动室休息，不一会儿，邵华也领着毛新宇来了。邵华一身军装，短发，显得精明强干。因为我上中学时，读过她写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印象很深，至今还记得其中“我爱韶山的杜鹃像烈火”、“我爱韶山的杜鹃像朝霞”等句子，所以，我对她充满敬意。邵华倒是很随和，很热情，而且礼性周到。毛新宇穿一件短袖衬衣，由于肚子大而且老挺着，所以显得前襟有些短。他拘谨地跟在母亲身后，对我们的到访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兴趣。客套一番，邵华向工作人员交待几句后就忙别的去了。

　　没有邵华在身边，毛新宇显得轻松自在了许多，还和工作人员开起了玩笑，一本正经地吩咐工作人员：“老佛爷走了，快给朕把音响打开。”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跟着一起闹，躬身走向前，对毛新宇说：“回您的话，上午不拍唱歌。”

　　上午主要是对毛新宇进行访谈，基本上都是有关这盒磁带的一些问题。毛新宇简单介绍了他写这两首歌词的一些情况。他说，这盒磁带是他献给爷爷的礼物，他要在下一次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望爷爷时，亲自告诉老人家这一消息。在谈到他爷爷时，毛新宇显得非常亢奋，张口闭口“我爷爷”，自豪和崇拜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我们如数家珍地列举他爷爷的丰功伟绩，思维清晰，语言流畅，虽然不乏夸张和溢美之词，但以他的身份说出，给人们的感觉却是至真至情的表露。

　　毛新宇对唱片《红太阳》的畅销感到高兴，认为这表明全国人民一直铭记着他爷爷的伟大业绩和伟大人格。

　　中午，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席间闲聊，得知两位年轻的小伙子来自湖南，是省委派来照顾毛岸青的。“是临时的？”我问，小伙子告诉我是长期的，只是过一段时间会换人。他们除了照顾毛岸青的生活起居外，有时也帮邵华处理一些家庭事务。我们这次来録像，也都是他们上下张罗。

　　他们和毛新宇相处得很好，关系很融洽。在他们看来，毛新宇是一个在相对封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社会适应能力不强，也缺乏应对复杂人情世故的心机，但他有率真质檏的一面，喜欢率性而为，不拘小节。又因为长期受宠，生活起居一直有人细心照料，所以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相对较弱。在他们看来，毛新宇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可爱的孩子。

　　午饭后，毛新宇要休息。邵华就请我们到东边的平房去，挑选需要拍摄的照片。平房共有三间，中间是客厅，客厅内设施很平常，不平常的是，墙上挂的，桌上摆的，都是他们一家人和各个时期的中央领导人的合影。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夫妇的巨幅合影，挂在正中间。

　　在客厅坐定，邵华拿过来好几大本影集，里面都是毛新宇各个成长阶段的照片。本来想找一张毛新宇和他爷爷的合影，但从头翻到尾也没找到，不禁有些遗憾。

　　下午回到活动室，録制毛新宇练习唱歌的镜头。他唱歌时，总是把话筒拽得紧紧的，嗓子也绷得紧紧的，不是很放松。毛新宇的声音宽厚低沉，音准把握得也还不错。但若单从演唱技巧来看，离出盒带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陪同的中唱的朋友说，他们找了几个专家对毛新宇进行辅导，到9月份正式録制时，应该会有些进步。

　　毛新宇喜欢读书，喜欢哲学，喜欢游泳和爬山，喜欢看下雪，还喜欢吃红烧肉。他说：“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爷爷喜欢的，我都喜欢呢？其实也不奇怪，这是爷爷的基因遗传给了我。”太多的相同，让人会以为他是在刻意模仿，但可以这样理解，这只不过是他崇拜爷爷的一种表现罢了。我们在他的书房拍了点他读书写作的镜头，又和他一起来到香山，准备拍摄他爬山锻炼的镜头。毛新宇每周都要爬几次香山，公园看门的人都认识他，也知道他是谁，我们便跟着沾光免了门票。上山的路较窄，人多了镜头容易穿帮，我和司机便在山下等着，只有摄像和一个工作人员陪毛新宇上去。

　　闲着没事，就和司机聊天，话题自然离不开毛新宇。司机告诉我一些毛新宇的事情。早几年，毛新宇到南方去访问，就有一些老板闻讯找来，要和毛新宇一起做生意，被毛新宇坚决拒絶。“要是他想发财，早就发了。”司机感叹说，“你看那些高干子弟，有几个人不在拼命捞钱？还是毛主席的家风好啊。”

　　等到毛新宇他们回来，全部拍摄计划也就顺利完成了。我们就此道别，各自下山。

　　关于这个专题片，毛新宇在他的一篇博客中，谈到録制《爷爷曾在这里走过》的经过时有所提及，兹録如下：

　　“有时我觉得出磁带太难了，真想打退堂鼓。但冷静地想想，为録制这盒磁带，中唱公司、新时代公司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兰州军区领导为我派来了优秀作曲家向东同志；还有辛苦辅导我的欧阳老师、袁老师，以及看过《12演播室》节目、翘首企盼的听众，如果因为自己怕困难而完不成録制任务，我对不起所有关心爱护我并为此事付出辛勤汗水的人们。”

　　刘少安自述：

　　我出生在洞庭湖平原，属猪，从小营养不良，长大后仍身形单薄。文革十年，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未学到知识，却以“知识青年”身份下乡插队。

　　1977年秋，赶上恢复高考头班车，有缘和各位俊杰同窗。大学四年，由于基础薄弱，虽勤奋苦读，仍默默无闻。

　　毕业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委。半年后，适逢机构精简，对外文委并入文化部，与外事司合并成新的外联局。两年后，因实在习惯不了拘谨刻板的机关生活，于是打定主意要换个环境。

　　1985年春，调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工作过的部门有专题部、青年部、少儿频道。做过的栏目和节目有《为您服务》、《九州方圆》、《十二演播室》、《金苹果》、《动画剧场》、《国际大专辩论会》、《全国大专辩论会》等。20多年的电视生涯，成就了我“少爷”的外号。虽没当官没发财，但也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