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82年刚刚毕业，同学们几乎全都离校而去的一天，王家新和沈瑞花（沈睿）来到我的家，并非是为了告别，而是当时身受处分的家新不得不和我这个在他今后一年里直接负责观察他所谓“表现”的人做一点表白。当时天很冷，坐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每个人的姿态和表情都显得僵硬。家新是一个不会说套话的人，却不得不讲了些当时政治语言的之乎者也，我想当时我也必定之乎者也得可以，只是不太记得我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沈瑞花几乎是一言未发，一副小姑娘稚气未脱的矜持。20多年后我向她提到我们毕业时的最后一见，她居然已是完全忘却了，或者是故意的忘却，虽然她依然还是当年稚气未脱的模样。

　　可我真的无法忘记。我们在寒冷的空气中口吐着雾气，审慎地选择着字眼和表达的方式，完全扭曲了我们之间天经地义的极其珍贵的同窗关系，更不要说那种纯真的同学情谊。其实家新当时即使小有越矩，也不过是一位诗坛新星受人追捧故事中的细枝末节，并无惊奇拍案的动能，但在当时却让他蒙受处分，无法和同学们一起正常毕业。而我虽然是当时79级的政治辅导员，可毕竟还是家新的同学，被赋予了观察其表现，向领导提供后续处理意见的任务，不免有些尴尬。

　　当年的春末夏初，我奉命出差到襄阳，就是为了瞭解王家新在观察期间的所谓政治表现。我没有见到他，计划里也只是从领导机构那里询问情况，但我却在十堰见到了同学杜华。记忆里，杜华的宿舍和老八舍的房间相比，白晃晃空荡荡的，巨大得令人垂涎。夕阳中我们一起爬山，眺望雾气茫茫的山谷，却没敢有丝毫去看望家新的念头，因为毕竟有明确的政治界限，我不应该有任何外调任务之外的动作。离别时分，好像忍了很久，杜华问我：“怎么是你来调查王家新？”

　　时间过去得太久了，我已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但直到现在历历在目不能忘记的，是那时围遶着我生活中的怪诞：丢掉自己想要的，做着自己不愿意不喜欢的事情，大声地说着别的什么人的话语，自己想说的却烂在喉咙管里。感谢杜华，他的疑问在我的脑子里萦绕了好些年，让我对自己的质疑从他的问话里蔓延开去……

　　恢复高考的那年，放弃了艺术学院自己一心向往的音乐专业，竭力钻进武大中文系，完全是出于俗气的光环考量：一流的综合大学，一流的院系岂是三流的艺术院校可比？可我并不喜爱中国文学。信不信由你，直到今天我都从未读完过中文的《红楼梦》，更没有在《诗经》的意境里沉醉过片刻。1981年暑假期间，离毕业的时间还远，系里通知我准备留校任教于外国文学教研室并立刻就任79级的政治辅导员，我几乎是求饶般地拒絶了。早在文革之初的少年时代我就发誓此生絶不任教职，是因为眼见父母身为教师，在连绵不断的打压批判声中唯唯诺诺的可怜人生处境。但是，当系里立刻派老师到我在汉口的父母家中做工作之后，我屈从了，害怕即使不留校也不会再有一个理想的去处。毕竟不服从分配是一个不轻的罪名。

　　于是就有了和王家新虽然同窗四年，却在那个冬天里的如同陌生人的邂逅。

　　和王家新同时受处分还有王东升。在四年的同学时间里，东升给人的印象是开朗、幽默。你常常可以听到他在走廊里的大嗓门，浓重的湖北腔，充满了激情。他和家新是类似的处分原因，但对他批评的用语更为严厉苛切。当我被领导叫去，吩咐我负责王东升的考察工作时，我才在久久的传闻之后，第一次瞭解到东升受到处分的原因和细节。可即使在当时，我也没法觉得他的所谓错误事实有多么的严重，充其量不过是我们通常讳言的男女情爱细节被人敌意地公开描述而已。

　　1982年开春的那个学期伊始，王东升来到我们77级刚刚离开的老八舍，在二楼我作为79级辅导员而居住工作的房间里找到了我。我们坐下来，屋子里光线很暗，还有一种初春里旧房子霉霉的味道。他说：“刘老师，我向你报到来了。”东升的态度谦卑得可以，谦卑得让人心痛。我赶紧说：“王东升，不要不要，千万不要叫我老师，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还是同学，千万不要这么称呼我，千万千万。”随后他对我说的我对他说的两个人一起说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无非是认识认识再认识，改造改造再改造之类我们那时赖以生存交流的标准语言。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听他讲话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块破碎的玻璃在玻璃黑板上哧喇哧喇的滑行，抓住碎玻璃的手还流着鲜血。

　　记不起为什么到东升劳动的单位去要跨过并列着的十多道铁轨，地面很黑很脏，还很担心不小心踢到铁轨，弄坏了新买的皮鞋。我去那里是为了瞭解王东升的情况并向领导们汇报。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几近夸张地叙述王东升如何如何的好，辛勤地劳动，认真地学习，真诚地待人，等等等等。好像是要对付我这个不怀好意的狱吏。我特意小心地没让他们知道我还是王东升的同学，免得他们会用更为狐疑的目光打量我。

　　最后一次与王东升有关的记忆是第二次去他的单位，天下着小雨，火车头的汽笛声如同嘶吼。依旧是黑漆漆的铁轨黑漆漆的路，依旧是逃跑似地离开。此后，直到入学30周年的同学聚会才再次见到他。当我们四目相对，看到东升的眼神，我知道我们依然陌生。可是短短的几天里我没能找到机会单独地和他聊聊。当然，我还会再有机会见到东升，我已经准备过多少次了，我会对他说：东升，你要知道，不太会有人像我这样不仅理解你深深的屈辱，也真正地理解你在平凡直板的外表之下，有一个狂野不羁的男人的内在，这种内在多年以前就感动着我，直到现在。

　　和这些记忆在时间上完全同步的，当然是和我若即若离的79级。作为同学我们相处了两年半，而作为他们的政治辅导员也有两年的时间，其中有半年是二者重叠的。我几十年生活里有为数不多的不断重复的梦境，其中之一就是作为辅导员的存在和失职。入夜的梦里，该召集会议的时候自己却不见了，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又无故缺席了，居然还有数月的时间完全不记得自己作为辅导员的身份，不理会自己的工作，随后是领导恐怖的眼光和失业的宣判，然后一身冷汗地醒来。这种梦改变着细节，不时地重现。用不着相面解梦的高手，你就会知道我内心深处对那个职务的无奈，有时几近恐惧。

　　作为中文系的体育委员，我和79级的不少同学早有来往，而作为他们的政治辅导员，当然对他们有着更深的瞭解。整体上说，79级更单纯，性格的线条更清晰明瞭，在孩童般的笑脸后面悄悄地隐藏着涌动的活力。他们生性善良，不生是非，极好相处。不像77级那样张扬狂放，把厚厚一捧生活的尘埃抹在额头上，在樱花丛中的小角落里睁大眼睛，梦想着吸纳全世界的空气。也比78级更加温和含蓄，锋芒不露。如果可以，我会抹掉政治辅导员的经历，只是他们永远的同学和朋友，和他们一起永远动情于《友谊地久天长》，那首1983年我们在学校操场上噙着泪水齐唱的最后一首歌。2006年在北京，久别20多年后，77级的几位挚友和我一起与79级的几位同学聚餐，刚刚见面，还没来得及阔别后的寒暄，郭君正便说：“我们就不要再称呼你刘老师了吧，还是直呼其名，叫你晨锋的好。”那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如同酒后一般温暖而沉醉。也立刻使我回忆起1982年底的某一天，79级的几位同学在我家阴闇破旧的屋子里毫不拘束，自己动手炒菜做饭的温馨情景。那时有李而亮在。有李而亮在的地方，总会有格外的欢声笑语。还记得他们对清炒的洪山菜薹赞不絶口，使我从此信服了那种武汉名菜的魅力。

　　1983年的春季，对我，也对不少79级的同学来说，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临近毕业，夜色中的珞珈山都显得格外幽闇，心事重重。依不成文的惯例，每个年级在毕业之前都会加快发展一批党员，也许是希望让更多的武大学生能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占领一片高地吧。记得在79级毕业前最后一次发展党员的支部会上，让人诧异的是发展对象之一的唐军居然没有出现。散会后的傍晚，在老八舍前的篮球场边，匆匆从汉口赶回学校的唐军找到了我，满头大汗地解释他为什么没能参加支部会的原因，并希望能够为他再召开一次会议来完成入党程序。我本可以设法网开一面，但我拒絶了。一是因为刚刚和林豪生老师交换过意见，我们都认为唐军的缺席是对自己极不负责的行为；二是因为诚实的唐军并没有为自己编造出一个让人同情的理由。记忆里的他虽然很失望，但好像并未为因此事而显得沮丧，我也再没有想过那次意外的事情可能对他的影响，直到最近我开始关注那艘在大连港受到无数人偷窥的“瓦良格号”的时候，才在网络上得知唐军直到1986年才入党，那几乎是毕业三年后的事了。不过行文的此刻他已是权倾一方，总算能让我减轻不少心头的罪恶感。我这样安慰自己：也许，我更宽容，而他却会与生活的真实相反而流于平庸。

　　在79级毕业前的那段记忆里，最让我耿耿于怀的还是李而亮和吴锦燕。他们的热恋也是当时中文系的一大新闻，轰动效应不亚于叶鹏和谢湘的故事。即将毕业之际，当何去何从的问题降临时，不难想像他们心中的强烈渴求和忐忑不安。意识到现实的严酷，李而亮多次找我谈话，目地就是要在他非常可能分配去北京的情况下，能让吴锦燕也被确定分配到北京。当时的李而亮和我都差不多是哥们儿了，我们的交流完全没有隔阂。而吴锦燕是和孙丽娜一样的那种不太搭理人的漂亮女孩，她从没有对我开口谈到过自己的愿望。大概是想做最后的努力吧，一天，他们两人第一次一起来到我的房间。吴锦燕就站在掩着的门边，静静地，没有开口讲一句话。而我和李而亮谈到的还是那种沉重，那种不可能的絶望。李而亮去北京，吴锦燕则必须回河南。我所能执行的是我当时认为的最好的选择，至少避免了两人各回原籍的结果，而那曾经是领导们的热议之一。

　　当年一心想留在原籍却被分配去北京的胡孝汉后来对我提到过他在分配时候的心情。他的话语让我觉得欣慰。那个时刻意外点燃的一星飘忽不定的火花，在他此后的生命中逐渐燃起一团温暖明亮的的火焰。对于我这个辅导员来说，何不希望在每个79级同学的回忆里，1983年的那个时刻都只是快乐！但李而亮却不能如此。同样是赴京去令人羡慕的岗位就任，他的内心一定是冰冷冰冷的。后来听说他不得不展开了长达许多年的“爱情保卫战”，为此甚至远赴西藏，在高山峻岭的稀薄空气里献出了自己青春岁月中最珍贵的时光。除了叹息，我还能说什么呢？

　　分配工作开始的时候，我曾请教过郑传寅老师。他对我说：“分配工作复杂，你要千万小心！”我很小心。对分配的每一个细节都仔细斟酌。整个过程如履薄冰。但我宁可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工作。

　　送别了79级之后，是我漫长的逃避之路。静下心来，站在珞珈山麓向着校园眺望，仿佛空气中只有一条笔直的路，我臂弯里夹着教本，沿着这条路飘去，尽头便是我的坟墓，没有任何叉道和拐弯。那种感觉让人不寒而栗。从此我喜欢出外开会，坐船去南京乘车去四川云南；沉湎于上海外语学院长达一年的进修学习。后来又去北大三年，在那里虽然还是少不了当老师教西方文学，逃不掉兼任管理学生的政治角色，但那已是我逃避为人师长的最后驿站。此后负笈去国，又在名利场里摸爬滚打，衍生了曲折人生中另外的故事。姑且不论成败，而我终于是自由的了。

　　2011年8月12日

　　刘晨锋自述：

　　湖北武汉人，高大魁梧，南人北相，刚毅中不乏柔情，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可喻之也。校学生会体育部长，凡体育之事非他莫属，曾组织全校象棋高手与世界冠军柳大华对弈，柳着盲棋以一对十均胜，众生为之动容。又组织全校各类球赛，其为主将焉。体事之余习外语不辍。留校任教，授外国文学，不久到沪、京深造，后又赴美求学，终留美弃教事它业。辗转多地，升降沉浮，辉煌蹭蹬，人间冷暖，如鱼饮水也。

　　注：蒙校友刘海清赐言，甚为珍惜，故抄之以代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