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光阴似箭，我们离开母校30年了。毕业后各自东西，同学们各有成就，或入仕途，或入商海，或远走高飞异域他国，也各有种种人生故事。我则始终未离学业。虽然教授早当了，博士生导师也做了，但自己人生总的来说波澜不惊平平淡淡；虽案牍劳形，但也就是发了些文章出了几本书；教了几十年书，虽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自问倒是不敢误人子弟。回想我们这一代人，在母校求学时正是国家思想解放之时代，实为幸运；下面报告我近年一本书的出版经过，也让大家体会一下做学问有乐也有苦。姑且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一种思考吧。

　　真有“敏感问题”？

　　拙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当时也是作为该社年度重点书目出版的。面世以来，看过本书的朋友和同学的反映还好，北京的《文艺报》和湖南的《理论与创作》也发过关于拙着的书评。然而这本波澜不惊的学术著作，出版却颇费转折。

　　记得当时拿到自己这本装帧平素的著作，有些庆幸，有些遗憾，但更多是感慨。

　　庆幸，不仅仅是出了本书——这是我第六本书，出了固然高兴，但初次出书的那种近乎狂热的快乐早已不再——还因为它的难产终于结束。在近三年的等待中，那种焦虑、迷惑和沮丧都已结束。项目结题的几番催促和一再拖延的尴尬也宣告结束。

　　遗憾，是因为两家出版社都要求删改“敏感问题”。删改不仅破坏了前面几章结构，内容进展显出了跳跃和突兀，还由于那些“敏感”恰恰为我看重，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教训。如我做了仔细分析的王实味《野百合花》问题就完全空缺。虽然这桩历史公案早告白天下，但放在文学史框架中作重要问题讨论还是惹人注目。再如某些对现实主义文学影响甚大的特殊思想事件以及某些特别个案，也只能有所避讳。如此等等。

　　书出了，我当然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第一家出版社的谨慎，似乎也难责怪。两家出版社的责编都很年轻，思想活跃，但没终审权。该责怪二审三审的主管编辑们过于谨慎？想想也不能。我们这些书斋中人对图书出版规范不甚瞭解，总觉出版社谨小慎微。但换位思考，我们若是负责二审三审，又会如何？若招来麻烦，言者无罪，作者不会有什么，但出版社就很难轻松。今天来说这件旧事，是我觉得这类情况恐怕并非鲜见。从拙着出版过程及结果看，又确实觉得如今这个时代，对于学术的自由和探索，还真没必要弄得草木皆兵。

　　因此将拙着出版曲折的原因讲出来，应该说还是有些启示作用。

　　意想不到的曲折

　　这本拙着最初是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计划，课题名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多元构成的整体研究”。项目过了通讯评审，终评落马，后转为省社科基金项目，拿了个自筹经费项目。翻检资料和思考过程中，感到要说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特征，必须回溯历史，进行比较。因此最初构思被打破，思路亦不断扩展，最终就写成了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史的专著，并最终定名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

　　当时所在单位出于学科建设需要，计划拿学科经费出套学术丛书，和某家出版社谈好，拙着也纳入了计划。我交稿很早，单本合同也签定，责编送审也早。但奇怪的是：比我晚交的其他书稿都风平浪静陆续出版，唯独我这本书老拖延。我向责编催过多次，每次回答都是还在审，而语气中似有难言之隐。拖延当然有原因，我也猜到几分。果不其然，最后那位年轻的责编告诉我：二审、三审其实都早已完毕，对于拙着学术水平没有任何疑问，但拙着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都有些把握不定，领导有顾忌。这一犹豫就是好长时间。

　　当时只想快点出书，我于是向责编提议：凡你们认为“敏感”的，我就删改。年轻责编也想早点完成此事，便向出版社领导报告了我的想法，领导也就同意改改再看。拿回到处圈划了的书稿，我立刻动手进行删改。去掉那些“敏感”，有些地方则做些说法含蓄的修改。完后立刻交稿，以为这次可以顺利通过。因为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越轨”处。

　　却不料还是拖延。再催促责编，回答还在审。这一审又是几个月，早已拖过合同时间。最后责编告诉我：出版社某副主编认为，拙着问题不是删改所能解决，整个话语体系有问题。闻言真是惊讶。尽管进行了不情愿的删改，又拖延好长时间，到头来却是如此结论。

　　这就还得说件事。由于我怕学科经费有限，初稿完成后，还参加了一次学校出版基金的申请。也就需要匿名送两个校外专家评审。后来我看到了校外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专家评审意见表也是匿名），两位校外专家都指出了不足，如有些内容安排不当，有些论述过于琐碎，但对拙着研究水平则一致肯定，评价可以说还颇高，如认为拙着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史的研究是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理论厚实，时有新见，资料丰富等。后来出版社担心的“敏感”或话语体系问题，其实恰恰是专家们欣赏的地方，也是我觉得较有意义的所在。我的不少观点其实都是共识，但集中起来就特别醒目。这大约就是“话语体系”问题了。“敏感”是可以删改和消灭的，话语体系则不是删改所能解决，简言之就是要推倒重来。

　　既然某副主编有这样的否定性看法，出版社当然不敢冒风险。也不知出版社哪位同志提议，最后决定送给省图书评审小组裁决（我以前还不知有这么个组织。不过还是感谢这种提议，毕竟体现了一种负责态度，不是干脆退回书稿了事）。不过皮球踢过去，身负重任的图书评审小组的评审员们当然更加谨慎，结果拙着被否定。于是合同作废，一本不折不扣的学术著作的出版就有了这样一次殀折。

　　一年多等待，却是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一再拖延，又导致项目结题的几番催促，令人烦躁。好在那位年轻责编非常负责，说他有个朋友在另外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不妨转去一试。山穷水尽疑无路，当然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二话没说立刻同意。

　　于是书稿很快转到第二家出版社，也就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次接稿的责编依然年轻，思想依然解放，但送审后还是要求删改，删改后还是有些犹豫，还是想放一放，等个合适时机出版。同样拖过了合同签定时间。但整个情况好很多，不再涉及“话语体系”问题。

　　这期间还有个插曲：当时焦急等待中，我注意到十七大后广东新闻媒体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令人鼓舞的情形。如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登了专访。我很兴奋，专门打电话给责编，请他注意广东新闻媒体的提倡思想解放，希望他将信息转告领导。我还说现在无须担心拙着这种学术研究会给出版社添麻烦。如今想来，仍觉有趣。

　　两家出版社开始接受拙着这种选题时，无非以为是学院派的一本梳理历史资料性质的学术著作，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即使存在“敏感问题”也可以修改。起初肯定都没有料到拙着会这么让他们头疼。至于我自己，更是没有想到会如此麻烦。

　　而有人认为拙着有“话语体系”问题，无非三个方面：一是认为解放区现实主义文学基本是政治功利化；二是对建国后推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整体评价不高；三是对恩格斯典型论的局限性提出了看法。其实学界对这些问题早有讨论，有的看法还形成了共识。但在一本现实主义文学史论中集中谈论，就难免有些醒目。但上述问题都涉及现实主义基本原则，因此拙着进行了较多探讨。

　　如前所说，将拙着出版曲折的原因讲述出来，希望对读者（包括编辑们）有些启示作用。也就是希望学术研究空间尽可能开阔。还是那句老话，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李运抟自述：

　　由于埋头书斋，多年来和同学联系甚少，所以想给学友们简要汇报自己情况。2018年3月2日是我66岁生日，虽要工作到明年6月，但这天办了退休。单位给我计算的工作年限是49年3个月，包括3年知青、6年工人、大学带薪读书4年和36年教龄。开列工作经历清单，是除少年岁月，它包含我至今全部人生经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教学一线，也有些学术成果。独自完成著作5本：《中国当代小说五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化旅程》、《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裂变中的守成与奔突》、《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主编教材2本：《中国语文》、《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人共同主编）、在《文学评论》、《江汉论坛》、《学习与探索》等人文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评论10余篇；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40余篇。

　　我工作经历中，还有一事即我的调动情况，需向同学们略作说明。大学教师在大学间流动本是寻常，但我的调动在国内同行还是引起议论。从武汉调广州倒没事（原因也简单，我两岁起生活在武汉，只是想换个城市）；但从广州调长沙，特别是又从长沙调南宁，议论就多了。从地区经济和教育情况看，多少违反了“人往高处走”常理。瞭解情况的朋友能理解，交往不多的同行难免奇怪，也有好事者讥讽“李运抟越调越差”。我曾写过一篇议论文《学术腐败三种类型》（2001年第9期《文学自由谈》），批评瞭高校存在的以权谋学、权力侵蚀学术规则、学霸占山为王的不良现象。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可见所言并非少见。其实我是有感而发。我对先后执教过的大学本身并无意见，说来都是重点院校，和普通教师也相处不错，尊重和爱护学生更是我执教原则，看不惯的只是个别以权弄学的占山为王者，更不愿意陷于相关的人事纠缠。我当然可以呆着不动，不过理想主义导致我还是一走了之。由此，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位同学：一是王庆存学兄在我调动中曾予以仁义之助，二是张天明学弟在长沙对我多次关照。如今退休之人回首大学读书期间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尤其对有位女同学的善良纯真怀有刻骨铭心的感激。我2008年才用手机，至今还未用微信，待我明年6月告老还乡，我一定用微信，和同学们多多叙旧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