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文系转学到数学系

　　我父母于1976年从重庆大学调回老家武汉。我高中毕业后到湖北的钟祥县下乡，几个月后，被评为公社标兵（当时武汉大学化学系查全性教授的女儿查小惠也是公社标兵）。之后被调到公社搞写作。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选报的第一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报考中文系是因为在农村除做农活外，平时读些文学方面的书，加上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也写点诗、感想等。记得拿到中文系録取通知书时，我看到我的学号在中文系77级新生中排在第一个——777001。因上中学时我就在校住读，平时父母也没时间管我，养成了比较独立的习惯，报考大学中文系的想法，我从未与父母商量。我母亲是一位政工干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她很担心我说话出事。进入中文系后，我母亲时常告诫我，白纸黑字，在各方面一定要小心。

　　母亲说这样的话是有原因的。我家在重庆大学时，我父亲因发言差一点被打成了“右派”，我母亲保护了他。我还记得有一年在汉口与母亲在街上行走时，看到路边有批判邓小平的标语，虽然我对政治什么都不懂，不知为什么，我大声说了一句，“要为邓小平翻案！”我想这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或者是听到父亲与其他人谈论时事时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邓小平出来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明显有所改善，所以脱口而出。记得当时母亲紧张地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告诉我不能随便乱说。

　　其实我的理科，特别是数学，功底还算好。高考时数学成绩很好，总分应该在97分以上甚至还要高一些（当年数学卷是有附加题的，卷面基本分＋附加题的分，总分应是110分），所以母亲跟我商量以后，尝试让我从中文系转到数学系去。

　　幸运的是，当时的武汉大学已经率先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试验高地。刘道玉等校领导思想解放，处事开明，开始在学校尝试推行学分制，所以数学系与中文系的领导能够考虑我的转系要求。其中还有一些小插曲：

　　一是当我还在中文系的时候，我曾经到数学系旁听路见可教授所讲的微积分。当时是上大课，几个班估计总共有100多个学生听他的课，听课中我向路见可教授提了一个问题，路老师认为问题提得很好，但他从来没见过我，就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了他。路老师查了一下他的学生名册，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就问我是哪一个系的？我回答，我是中文系的。路老师感觉有点吃惊，说中文系的学生为什么跑来听数学系的课？我回答说：我喜欢。所以后来我申请转学到数学系，路老师知道后表示支持。

　　二是数学系领导到学校核查了我高考时的数学分数，也认为考试分数较高。 

　　三是数学系在同意让我从中文系转到数学系之前，要求我参加了当时数学系学生的考试，据说考试的成绩也不错。

　　四是因校领导刘道玉当时思想很开放，教务处对我转系的事没有阻挡。

　　五是我母亲曾找过当时化学系的党委副书记张杰，请他帮忙。张杰也曾经找过数学系相关领导谈我转系的事。数学系的领导同意考虑我转系的要求，张杰的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我心里还感激张杰）。所以最终我很幸运地从中文系转到了数学系。据说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是在重庆第三中学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习的，而重庆三中是重庆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在初中与高中期间，我就自学过很多大学的数学教科书。我对数学的爱好其实起因于一件小事：

　　因为我以前理科一直很好，考试分数一般都很高，当时三中的老师特别是教数学老师都知道。有一次期中考试，我自以为自己数学很好，考试没问题，也不复习，甚至还在复习时间打扰其他同学的复习，没想到考试结果一公布，我居然只得了59分。念及我平时数学成绩不错的数学老师好心给我加了1分，才使我勉强及格。每次考试过后，我都会拿着成绩单送给母亲看。我印象非常深刻地记得，这一次母亲看了成绩单后，忍不住打了我一耳光。我是我家的老大，我母亲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我的母亲，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动手打我。打过我后，她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感到非常难过，下决心今后一定把数学学好，不让母亲失望。那次捱打后学校的期末考试，我是全年级唯一一个数学成绩得满分的学生。从此以后我便自学了很多数学书，弄得一些数学老师有点“怕”我了，因为我经常在课堂上提出数学问题，他们回答不了。之后每年我在年级里的数学考试成绩都是数一数二。

　　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内心非常善良，人缘很好，许多事都能忍，有大智慧。内心里我非常爱我的母亲。她工作忙，要照顾父亲，同时还得管教我们。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家生活条件都很差，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我父亲的床头却总是有好酒好烟，我从没听过母亲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当时十来岁，很看不惯父亲的行为。也就是在那时我告诉母亲将来我一定要做到不抽烟，不喝酒。

　　转到数学系后，同学们在课程上已经领先我许多，我得尽快将早先没有跟班上的课程补上。刚开始时我选的课实在太多，有时根本不可能去课堂听课，我就抓主要的课去听，其他的主要是靠自学，参加考试。有一次我选了代数方程课，这是一门大课，整个学期我没听过一次课，到期末考试十来天前，借同学的笔记看，考试结果出来后，得了满分。据说是全年级三个得满分中的一个。之后我还选了路见可老师给研究生开的课程，并自学很多美国数学研究生的教科书。一段时间过后，我在数学系学习的总体成绩应该算是名列前茅了。当时数学系从每个班挑选几个学生作为出国留学的候选人，我也是其中一个。快毕业时，因为数学系没有去美国的留学名额，数学系的党委书记黄训腾曾找过我，告诉我系里瞭解我，希望我留下来，报考路见可老师的研究生。但是思来想去，最后我还是想出国，想去美国留学，不想留在武汉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

　　在武汉大学学习的四年里，自己算是比较努力。平时上食堂吃饭一般都是快步走或跑着去。虽然我家就在武汉，除最后一年外，春节暑假都没回过家，而是留在学校里学习。

　　二、在美国学习数学的经历

　　因我决心去美国学习，自己就动笔给当时的美国数学学会副会长 P. R. Halmos写了一封信——他写了很多数学经典著作，也主编了很多给数学研究生的教科书，所以我知道他——并将在武汉大学已学课程的成绩单寄给了他，希望他支持我到美国读研究生。P. R. Halmos回信给我，表示愿意支持。但他同时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而在印地安那大学任学院教授（学院教授是该大学级别最高的教授职位），希望我去那里学习，并让秘书将学校的申请表格寄给了我。在他的支持下，我于1982年被印地安那大学録取为数学系的研究生，并提供全额奬学金。

　　当时我的右手受了伤，只能用左手写字，而且英文的口语非常差，也没考TOFEL或 GRE，即便是这样，我也毫不犹豫地去了美国。由于当年的宣传以及对美国的不了解，有的老师，包括我父亲就对出国不支持。我母亲却很坚决，全力支持我去美国。1982年秋到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后，主管数学研究生的教授跟我谈了不到两分钟，马上要求我全面补习英文。记得在美国学的第一门数学课是复变函数，选课的研究生有十几个，有的已得到硕士学位。期末考试题目比较难，我考了97分，有意思的是，竟跟我当年高考的数学分数一样，全班第二名考了70多分，其余都是50多分以下。讲课的老师也很高兴，因为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教育水平很低，到美国读研究生的学生很少，他没想到中国学生能够考得最高分，主动表示要收取我读他的博士生，并借给我专业书籍。我是因为P. R. Halmos而到该学校去的，之后也选了他的专业课。

　　P. R. Halmos的确是个一流的老师。他教研究生的方法也很独特。他没教科书，也要求学生不要看书，并让图书馆将与该课程有关的参考书收起来，凡要借这些书看的学生都必须签字，这样他就知道谁偷偷看过参考书。上课时他会将那些要学的著名定理讲解给学生们听，但不给证明。他要求学生自己来想办法重新证明这些定理。下课前他有时会布置一些难题给学生们当作业，下次上课时他会让学生自己举手，争着上台去写自己的证明或解法。这样他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理解能力与创造能力，同时他也能很快地分辨出不同学生的水平和能力。

　　有一位从中东来的拿过硕士学位的同学与我成了班上的焦点。在课堂上，经常都是我们俩争着举手上台讲解，竞争非常厉害。这同学年龄较大，有时耍点小心眼。有一次我与他争着举手上台解答一难题。通常都是谁先举手谁先上台。那次是我先举手，但P. R. Halmos却选了他上台。这老兄站起来却半天不敢上前，原来他根本没有解决那道难题的证明，却又想在P. R. Halmos面前显示自己有能力。可能他以为在我举手之后他再举手，既能告诉P. R. Halmos他能解决这问题，又不会真的上台去做。没想到那天P. R. Halmos偏偏就选了他。从那以后他在P. R. Halmos与班上的同学们面前失去了很大的信誉。又有一次，我上台解答问题，事先脑子里想得很清楚，上台后在黑板上写了一半突然忘记了下一步应当怎样推理，被P. R. Halmos赶了下来，并批评我：应当珍惜大家的时间，上台前应完全准备好。打那以后，每次上台我都会事先将证明或解法写好，上台后很简洁地写出自己的证明和解法，P. R. Halmos很高兴。P. R. Halmos的课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大的课，我很怀念这位老师。

　　因为 P. R. Halmos 年龄已经很大，已经不做前沿的数学研究，而我又想找一位在数学前沿很有名的老师作导师，于是我在1983年秋天申请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因为世界级数学大师I. M. Singer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

　　有一天，P. R. Halmos在讲课时，突然告诉全班同学，有一位同学将要离开我们。隔了几个星期，我就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録取通知书，并给了全额奬学金。1983年冬的圣诞节，P. R. Halmos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过圣诞节，告诉我说，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曾经打电话向他瞭解我各方面的情况。他对他们说，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最后他还说：“虽然我支持他去麻省理工学院，但我也希望他能够留下来。”P. R. Halmos也曾坦率地告诉我，说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是正确的决定。

　　我于1984年春天到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数学专业读研究生——我应该是这个系纯数学方面第一位正式録取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有一位在中国读过研究生的访问学者，由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访问学者的身份转为读纯数学研究生的老师）。我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到麻省理工学院不久，因I. M. Singer到其他大学访问一年，一时回不来，我就选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里微分方程方面最有名的一位老师作博士生导师。他当时刚得过美国数学学会五年颁发一次的数学分析方面的大奬，而且是很年轻的美国科学与艺术研究院院士。我的博士生导师在我读完必修课、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给了我一个研究题目，作为我博士论文方向。那个研究题目我做了一年之后，我告诉老师，他对结果的猜想是错的。

　　当时我的老师正在与一个从普林斯顿大学来的教授共同研究一个很大的数学难题，合作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进展。老师就将那个大的数学难题中非常小的一块让我尝试去做，看能否找出一条攻克这难题的新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把这一小块的问题解决了，但解决问题所用的方法根本不能用于解决那个大的难题。

　　老师当时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可以毕业，但找不到好的工作。”事后我一直在想，我的老师在用我探路——老师的能力，经验我是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若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肯定会自己做的。我若按照他指引的路走下去，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况且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数学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但都还没找到攻克这个难题的办法，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那一段时间真的很艰苦，晚上连做梦都在想攻克这个数学难题。我在枕头边放了一个小録音机，当梦里想到什么方法的时候，只要一清醒，我就马上用録音机把我的想法録下来，避免忘掉。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 或者是上帝可怜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突然找到一个方法，将这个问题转换到一个看上去与该问题完全无关的另外一个数学分支的问题，为解决这道数学难题开拓了新的思路和渠道。尔后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把这个新的数学问题全部解决了，转过来又将原来的数学难题全部解决。

　　当我到导师的办公室告诉他，他不敢相信。他自己花了很长时间一步又一步地进行论证，终于认定这个数学难题确实被解决了。我提供的解决方法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它将以往有关这个数学难题的各个特殊情况的解决方法都包括了。尔后我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系里对我的博士论文的评语是，我对这个数学难题提出了“天才性的解法”。随后我还得了奬。

　　在美国，获得博士之后，想要在大学里找工作，一般是在11月份或12月初寄出求职申请以及老师们的推荐信，次年3、4月份，所有的教师职位一般已经全部确定。我是在4月份才解开了这个数学难题，5月答辩。当时我的导师只问我了一句话：“你想去美国哪里？”我在美国东部呆了几年，想去美国西部最好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工作。我的导师给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的一些教授们一一打了电话，尔后斯坦福大学数学系通知我，希望我去教书。就这样，我于1987年秋天去了斯坦福大学教书。

　　在麻省理工学院作学生的时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记得有一次开车路过一个大湖边，发现有很多鱼在跳，于是我就用一些可口可乐的罐子做成钓鱼的工具——将鱼线的一端绑在一个小棍子中间，将小棍子卡在可口可乐罐子的里面，将鱼线的另外一端拴上鱼钩铅托，挂上玉米，将鱼线缠在可口可乐的罐子上，将鱼钩端扔到湖水里去，另外用一块石头压住鱼线。当鱼上钩后，拖着鱼钩游走时，可口可乐的罐子就会转动，发出响声，我就知道鱼上钩了。我做了几个这样的罐子，在两个小时内，钓到了40多斤鲤鱼，开着车，拉着鱼，回到学生宿舍，叫了很多男女中国学生，在学生宿舍开鲤鱼宴，而且把很多鱼送给了别人。自从有这个发现以后，数学系和其他系的一些学生经常用这个方法去湖边钓鱼改善生活。有一次，一条鱼把可口可乐罐子拖到湖水里，我急忙下湖去抓，一失脚踩到深水里去，“扑通”一声连眼镜都跌到湖底里去了，只好模模糊湖地把车开回到学校里去。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的一件事，也说明我在为人处事上很笨。有一天系里一位老教授专门邀请我一个人去他家做客。这老教授在系里人缘非常好。但我没有像样的西服，我就很生硬地告诉他我不能去他家，再没多想此事。几年后在斯坦福大学一次聚会上，见到P. R. Halmos和他夫人，他夫人批评了我。原来那老教授是P. R. Halmos的好朋友，不知道我拒絶去他家的原因，将此事告诉了P. R. Halmos。

　　到了斯坦福大学不久，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的老师要我把我的论文写成文章，共同发表，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说，我曾经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我解决这个难题所提到的条件是必要性条件，用这个例子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欧洲的数学年刊上，这可以说明这个数学难题的重要性。我当时同意与我的导师共同发表这篇文章，可是导师又提出让我将另外那位从普林斯顿大学来的教授的名字，也作为作者之一放上去。我当时很震惊，也很愤怒。我解决问题的核心部分与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位教授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我根本不能接受，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污辱。我与导师为此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也没有给过我任何理由，为何要把第三者的名字也作为作者之一。

　　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我们对外国的老师们都很尊重。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学术界里不光明的一面。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导师会提出这个要求，那我宁愿不发表这个文章，也不会同意他的作法（后来我才想明白，导师为什么想将第三者放到我的文章上，因为他曾和那位从普林斯顿大学来的教授一起合作过，想解决这个数学难题，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我的导师的名字署到我的文章上，而没有那位教授的名字，导师会觉得难堪）。

　　与导师发生这次争执以后，我决心将我的研究方向一大部分转向解决新的很大的数学难题上。我又转攻世界上最著名的数学难题——“黎曼猜想”。我当时认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办法，可以尝试攻克这个数学难题，为此花了很多时间，拿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证明。当时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检查了我的证明，认为没有错。尔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教授，那个教授认为不可能，在我们又重新检查一遍我的证明时，发现了一个错误。

　　因为我没有同意与我导师共同发表文章（论文根本没有发表），因为我与导师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我的导师从此不再给我写推荐信，而当别的好学校想聘用我时，我的导师也告诉他们否定性的评价。从此我对数学失去了兴趣，自学很多金融方面的东西。

　　多年后回头看，自己当时年轻气盛，很多人生的道理都不懂，而且性格太刚，说话也很直。其实共同发表文章这件事，退一步海阔天空，若让那位教授成为作者之一，我的导师在我将来的事业上会很有帮助。我自己不会为人处事，很多事情自己都不愿意解释，经常是自己对的或有道理的事，但却被误解，直到如今也是如此。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决心不再让任何人决定我的命运，自己创业。创业是我拿自己最弱的一面去与别人竞争，因为我为人处事能力很差。但要自己掌握命运，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几年后，我辞去了学校的工作，开始自己创建公司。我所创建的公司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还有案例。当时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好朋友曾经告诉我说：“如果你要能发财，全世界的人都发财了。”

　　2003年，辽宁省来美国邀请一批人到辽宁省投资，我是其中一位，除了1984年回国过一次以外，那是19年后再一次回到国内，发现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觉很好。尔后多次回国，投资各种公司，但上当不少。有一次，同学谢湘都发现我被别人骗了。

　　三、目前我正在做的事业

　　目前我放下其他事情，正在国内做一有关纳米发电与纳米新能源的公司。纳米科技应该是继因特网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但长期以来很多纳米器件，纳米系统都已研制成功但不能使用，原因是怎样驱动纳米器件、纳米系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普通电池不能做到纳米级别；用电源线给纳米器件供电在应用上有太多限制），所以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纳米发电的发明，为解决整个纳米产业的瓶颈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途径。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奬，在很多领域已经可以商业化，国家对这项技术的引进与产业化非常重视，希望在中国建立领先国际的纳米产业链。

　　我们在该技术的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问题上非常小心，动作也很快。在该技术还是实验室技术期间，在美国与美国大学签定了专利协议，将该大学拥有的所有有关纳米发电的基础专利的全球、独家、可转让、可转授，及其制作方法的全球、独家、可转让、可转授的全球权益买断，在国内建立以纳米发电技术为核心的纳米新能源系列公司，我主管公司。国家领导人对此技术的引进与落地也多有批示。

　　目前，我们公司从应用着手，已解决了不少行业的技术难题并将多项应用推向市场，很多国内外大公司主动与我们联系。我个人感到责任与压力很大，但也有信心、有决心把这件事做成功。我还是笨鸟先出林，会义无返顾地去做这项事业。我们目前正在为该技术的各种应用推广，为公司所在地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做出贡献，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我个人希望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也希望能为中美两国共同和平发展尽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