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武汉大学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创立了插班生制，我当时在教务处任副处长，得以参与其事，并负责过一些招生和培养教育方面的管理工作，积累下了一些片断的记忆，尤其是有关中文系插班生（即通称“作家班”）的一些情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关于作家班的理念

　　武汉大学作家班，虽然是插班生制度的产物，但创办作家班的某些基本理念，却是受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影响。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是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诗人安格尔共同创建的。1966年，他们把安格尔在爱荷华大学主持的一个“作家工作坊”，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1970年又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帮助，这个写作计划于是便发展成一个有着很高国际声誉的文化机构。30多年来，世界各国有一千多位作家参加过这个计划。其中包括中国台湾作家王拓、诗人痖弦，大陆作家萧干、王蒙、丁玲、陈明、刘宾雁、张洁、苏童，诗人毕朔望、艾青等。聂华苓的祖籍是湖北应山，出生在武汉市，家人离开大陆去台湾后，在汉口似乎还留有房产。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聂华苓夫妇来中国访问，就回过武汉，还应邀到武大作过讲座，安格尔即席朗诵过他的诗歌作品，由陪同的中国诗人、老作家徐迟翻译，气氛十分热烈。关于他们创建的“写作计划”，在这之前，我们已有耳闻，也看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他们这次来武大，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后来在商议中文系插班生的招生培养工作时，掌握这个信息的教师、领导大都想到了爱荷华大学的这个写作计划，它无形中也就成了我们创办作家班的一个参照物。我心目中甚至认为，我们的作家班就应该办成这个样子。因为中文系的插班生议定招收的是已有创作成就的青年作家，所以我把它称为“作家班”，“作家班”就这样约定俗成地叫下来了。但是，由于我们招收的是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插班生，不能越出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和管理规范上的要求，也难以组织正规的课堂教学，所以无法实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那种“自由聚会”的管理方式。但尽管如此，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仍然是我们心目中的一个理想。我至今认为，这个理想仍然可以付诸实验。作家班后来在培养教育上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偏离了既定的目标，我认为正是未能很好地借鉴爱荷华大学的这个“写作计划”。

　　二、关于作家班的构成

　　武汉大学中文系（今为文学院）作家班，首届与后来两届乃至延续至今的插班生，其生员构成有很大的差别。首届作家班招生之时，正值文革结束后的文学复兴之际，各体文学创作十分活跃，新进作家层出不穷，有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获得过中国作协主办的各种文学奬项，是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些青年作家絶大部分都是知青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文革结束后，由于各自的处境和诸多原因，也没有参加已经恢复的大学招生考试。加上当时的成人教育还未完全走上正规化，难以满足这些青年作家渴求学习和提高的需要。武汉大学通过插班生的形式，给这些已经卓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提供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可谓及时雨，消息传出，社会反响十分强烈。中国作协及所属各地方协会，表示给予全力支持和协助。我们的招生工作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与其他各专业招收插班生的方式不同，中文系作家班招生首先要经过一轮推荐选拔。推荐选拔的工作由中国作协及所属各地方协会配合进行。先由中国作协和各地方协会向武汉大学推荐若干人选，由武汉大学组织专家、领导审核推荐生员的创作成果及相关材料，确定入学考试资格，经过入学考试后，决定録取与否。

　　因为推荐的渠道主要是来自中国作协和所属各地方协会，所以选拔工作也是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层次是从中国作协推荐人选中直接选拔，另一个层次则是从各地方协会推荐人选中审核遴选。1985年6月中旬，我和中文系白嶷岐同志受命赴中国作协挑选作家班推荐学员。中国作协领导十分重视，记得开会那天，除老作家葛洛因病告假外，其他书记处成员基本上都出席了会议。会上经过认真的讨论筛选，最后确定了20位青年作家作为报考武汉大学作家班的推荐人选，后来又有4位青年作家，其中两位因为所从事的文学活动的门类比较特殊，另有两位确有创作成就但年龄却超过了规定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经过讨论研究，也决定列入推荐人选，当时戏称“两特”、“两超”，说明我们的遴选工作既有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因而是得到参选作家的广泛认可的。这24名作家后来就组成了中文系插班生的第一班，所谓首届作家班，严格意义上说，主要是指这一班的学员。在这一班学员中，获得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奬的计有：陈世旭、水运宪、李斌奎、袁厚春、李延国、朱秀海、熊召政、邵振国等，他们的作品后来大多写进了当代文学史，是新时期各体文学创作的代表。其他作家如晓剑、严婷婷夫妇的知青文学和电影文学创作、王英琦的散文创作、罗辰生的儿童文学创作、陈松叶的诗歌创作和王梓夫、文新国的戏剧创作，以及晓宫的现代主义文学实验，和高尔品、郑彦英、刘亚舟、胡发云、吴雪脑等的小说创作，都有各自的特点，且在读者中有较大影响。说明这一届作家班的推荐生员确有质量，颇能体现这期间中国文学的创作水平。

　　中文系插班生第二班的学员因为主要是从各地方作协推荐名单中遴选，地域比较分散，无法一一派员前往，但所有寄达的成果材料，都经过严格认真的审核筛选。湖北作协因为是“近水楼台”，得知信息较早，中文系有些教师对本省青年作家的创作情况又比较瞭解，所以推荐和入选的人数，相对外省而言，就要多出一些。适逢湖北作协当时主办有一期文学创作讲习班，已经网罗了当时在湖北文学界创作比较活跃的一群青年作家，我们正好“就汤下面”，通过省作协的推荐，这个班的学员就成了我们的主要遴选对象。结果省内外有以下一些青年作家：陈应松、彭兴国（野莽）、周元镐、朱华姿、王伟举、张法德、宋骥弘、曾静平、龚绍东、洪琼、简兆麟、李云贵、吕新琼……等，成了这个班的第一批学员。外省学员中我记忆较深的有现今在出版界名气很大的周百义，入学考试时取得了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经查阅报考材料，才知这位青年作家原是河南省潢川县文联主席，自此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班的其他学员因为时间久远，已不能一一记起，但在我的印象中，也都是所在省份各体文学创作的佼佼者。相对于第一班而言，当时的名气和影响可能稍逊一筹，但有些学员的创作实力并不在第一班之下，如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在文学界影响颇大的陈应松，长期以来，因为各种机遇的原因，似乎未能广为人知，但一经发现，即被人叹为奇才。此外，如周百义、彭兴国（野莽）在出版界所创造的业绩和成就，也是有口皆碑。凡此种种，说明这一班学员之中，也堪称藏龙卧虎。

　　从第二届起，虽然整个插班生的招生程序没有发生改变，但中文系插班生的招收方式，却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简化了由中国作协及所属各地方协会推荐的程序，全部改由自由报名，知名作家、评论家或专家学者个人推荐的方式。而且真正招收有成就的青年作家的作家班（即第一班），此后实际上只持续招收了两届（共三届），第二班则逐渐演变成招收一般意义上的插班生，即基本上是以考试成绩为主録取的学员。我因为不久后即辞去教务处副处长的职务，回系任教，逐渐远离了插班生的招生工作，具体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

　　三、作家班的培养教育

　　按照预定计划，作家班的理想的培养教育模式，应当是以创作为主，辅以专业知识的教学，而且应当力求结合学员的文学创作实际，以研讨创作和相关文学问题为主，旨在提高学员的文学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平。但是，由于前述原因，作家班学员入学后实际上从一开始便纳入了中文系本科生常规的培养方案。即随堂听课，完成课程作业，参加课程考试，记録成绩，修满学分，撰写毕业论文，通过答辩后，按期毕业。这样的培养教育方案，因为与学员的创作实际脱节，不能有效地回答学员在创作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以很难引起学员的兴趣，有时甚至因此与任课教师之间发生龃龉和冲突，这无疑与学员的要求不完全合辙。当然，从理论上讲，创作的提高也不能急功近利，常规的学历教育，旨在加强学员的文学基础和综合文化素质方面的修养，最终自然也于创作有益，但就创办作家班的具体目标而论，完全迁就常规的学历教育，至少未能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

　　当然，就学员一方面来说，并非完全被动地随堂听课，而是在课堂学习之余，仍然坚持各自的文学创作。有的在这期间发表的作品，还获得了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性文学奬和其他各类奬项。比较集中的创作活动，有我参与其事的，是在《芳草》、《奔流》、《百花园》三家文学杂志上刊发过作家班学员的作品专号，我为这三个作品专号分别写过三篇综合性的评论文章，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推荐作家班的学习成果，从常规的学历教育来说，这也可以算作是一种社会实践的成果。

　　如果按照一种较为理想的培养教育模式，对这两个作家班学员的创作，教师和管理部门应当给予更多关注，对他们的创作活动和发表的作品，应当充分利用学校的教学环境，组织专门的研讨活动，并将其纳入常规的教学环节。但遗憾的是，因为教师所从事的专业分科较细，与当代创作关系不够直接的专业任课教师，一般都不愿意也无条件介入学生的创作研讨活动，有关管理部门则基本上是按照常规本科生的培养教育模式，对作家班实施教学管理，结果就难免南辕北辙。这也说明一项新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能仅仅满足于它是一种新生事物，而是同时还要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能够促进这个新生事物生长发育的保证措施，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否则，新的东西如果被装进了旧的躯殻，也难免要变成旧的东西或不新不旧的东西了。作家班在实施的过程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四、一点花絮

　　说到这两个作家班的学员，有些场景和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虽然在这之前，我就认识陈应松，但对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并不完全瞭解。被武大録取后，临到要报到入学了，却找不到他人在哪儿。我们都很着急。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又没有现在便利，只能藉助电报和长途电话。我一方面嘱咐有关部门保留他的注册资格，一方面发动大家多方查找，最后终于找到了，原来他还在江上放排，结果成了最后报到的一个学员。

　　新生报到的那天，照例集中在小操场办理各项入学手续。但从安徽来的女作家王英琦突然发现自己的入学通知书不见了，于是大家帮忙，把行李搬到舞台上，里里外外地找了个底儿掉，最后不知在什么地方找到了，才算是虚惊一场。王英琦后来似乎始终没改掉这个丢三拉四的毛病，这件事至今在她的同学中，仍传为笑谈。

　　因为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对武汉大学来说，这届作家班又属首创，所以在集体的开学典礼之外，又特别为作家班搞了一个入学的仪式。记得地点在行政大楼的一会议室，校系两级领导、有关管理人员和教师代表出席，作家班学员中军人较多，那天都是全副戎装，其他学员也都穿戴整齐，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看上去真有他们戏称的“黄埔一期”的气象。

　　我因为是从中文系调到教务处的，在搞行政工作的同时，还兼有中文系的教学工作，所以与作家班学员的接触，就比别人要多一些。加上有许多学员，原来都很熟悉，有的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可谓亦师亦友。课余他们也常到我家走动，或聊天，或喝酒，情同手足。有时在我那间小书房聊到半夜，回宿舍只好翻墙越门而入。遇上来家寻吃喝的人多了，餐桌坐不下，就里外三层地围站着，照样吃喝得有滋有味。我至今很怀念那段虽然艰苦，但却快活无比的日子，这也是作家班给我带来的人生乐趣。

　　当然，这么多人组成的集体，又都是一些有个性的作家，在学习和日常生活中，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个人私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但这些矛盾、冲突和问题，当时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既没有影响学员之间的团结，也没有躭误他们的学业。毕业后，他们都顺利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用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撑起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片天地。有的还担任了各级文联、作协的领导职务，成了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核心力量。

　　武汉大学创办插班生制和招收首届作家班，已经过去20年了。每念及此，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深感这件教育改革的创举，对作家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举，对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则用得上魏文帝曹丕的那句名言，堪称“不朽之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