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的1982年1月，正是寒冷的冬天。我搭乘火车回到北京。那个夜晚，我站在两节车厢的交接处，在火车的隆隆声中，看窗外的黑夜。火车有节奏地哐当哐当地向前，我有种身不由己的人生苍凉与世界悲凉之感。我被火车带着哐当哐当地摇晃，好像把头脑都摇空了，把心也摇空了。空空荡荡的夜晚，一片茫然。

　　在那个火车哐当哐当左右摇晃的夜，我什么都看不见，眼前是连绵的黑夜，背后也是连绵的黑夜。我的自信已经倒塌，我的自我支离破碎。

　　一个人的纠缠

　　上大学的欣喜与新奇没有多久就变成对所学的内容的怀疑所替代。第一个学期我们上了六门课，有哲学、文学理论等等。大家都很努力学习。人人都很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大家上课都记笔记，我也努力学习，我也记笔记，可是我怎么努力，也对学的东西没有很大兴趣。这些东西如此没有意思，我上什么课都走神，坐在那里听着听着就想别的东西去了。我环看别人，人人都全神贯注。这让我非常自我怀疑。我难道不是上大学的料吗？难道只有我觉得这些课程没有意思吗？我怀疑自己不够聪明，不能像别人一样懂得所学东西的精妙。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改革和开放两股洪流冲击着中国精神、思想和社会闭关自守很久的闸门。我们身处其中，虽然知道时代在改变，但是珞珈山的树林、湖畔的草丛，东湖的烟波似乎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大学环境。我对大学的概念全然是从过去的阅读中得来的幻想。我想象大学一定每天都很有意思。我想象大学生都会是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里面的人物一样讨论不休，过着追求真理的生活。可是现实与想象不一样。

　　文学理论课，讲文学是上层建筑、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工农兵生活的关系，主导的思想仍然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在那里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我坐在教室里，第一次认真地想这个问题。想着想着，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难道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活吗？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活，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我们每天过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否生活着？这是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生活着吗？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大学里的大部分课程，特别是与文学有关的课程，还是从教条出发的庸俗唯物主义，这些内容既不挑战我们，也不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可是大家都在学，我也学，可是学了半天也没有觉得自己有提高。第一年的逻辑课学完，我到底也不知道学了逻辑之后我的思维方式与没学之前有什么不同。逻辑课的考试，五道题，最后一道题我不确定答案，问才女方晓红。方晓红很义气，告诉我答案。我得了100分，其实那20分不是我的，是她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也没犯过什么逻辑错误，完全不明白那种逻辑课到底教什么。

　　对上课内容的不感兴趣变成对自己的怀疑。大家都认真学的东西，怎么就我觉得这么没意思呢？记得文学理论课上老师要我们写过几篇文字。我试图写得有自己的风格，不那么乾巴巴的。课结束了，我跟教文学理论课的老师在工农楼门口谈起这门课，他跟我谈起我写的作业，表示欣赏我的风格。我问：“为什么文学理论不能写得独出心裁呢？我们学的理论枯燥得没意思死了。”教文学理论的老师个子矮矮的，仰着头看我，回答说：“你说得对，这样的文学理论是枯燥，也许有一天人们不再这么写理论。也许你可以用你写的方式写。”他的话让我让很受鼓舞。可是我摇摇头，并不相信他的话：“我？”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写理论。理论是高深莫测的，我怎么可能呢？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我在美国读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当代一切文学理论的发源地。我居然天天念理论，居然觉得理论比小说还好看。

　　除了课的内容让我怀疑自己不是学文学的料之外，教学方法更加深了我的自我怀疑。所有的课都是上课老师讲，大家都很努力地上课记笔记，下课再抄笔记。记得有一次在寝室里听同学说某个男同学学习非常认真，他每天到湖边去背诵我们用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我听了，又惊又楞。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文学史需要这样的背诵。我们用的文学史书，发下来之后，我没几天就把书读了一遍，读完了。然后上课，重复课本上已经讲过的东西。听老师解释每部作品或一首诗歌的意思与意义，背诵老师讲解的内容，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文学水平有提高。我记得喜欢教中国古典文学的蔡老师的分析，我就把他的分析背了下来，考试的时候居然考得非常好，他给我很高的分。我心里笑，想蔡老师也许知道我是背他的原话，他给他自己一个高分。

　　这种记住老师分析结果的文学课把文学变成了整齐划一的产品。现代文学课，我们听老师重复教材上对《子夜》的结论，在课堂上大谈《子夜》写得何等好，我却觉得这本书不好看，从来没把这本书看完。茅盾的书，我最喜欢的是《霜叶红似二月花》。老师讲茅盾，我觉得跟我的阅读无关。考试的时候，我居然把吴荪甫写成了吴逊甫。王家新批评我：“你到底好好看了小说没有？”我老老实实地答：“没认真看。”

　　到底该怎样学这些东西呢？我深深怀疑自己不会学习。更重要的是我逐渐地意识到我们所学的东西大多都是用不着上课，都是可以自学的，我非常后悔上中文系。后悔上中文系是这四年里最持续而强烈的感情。我怀疑自己学的都毫无意义。记得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了，在一门专门学习“典型论”的文艺理论课上，我坐在阶梯教室的中间，听老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论讲起，讲文学写作必须是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位教授从他的身边拿出一盒盒他记的笔记卡片。我突然想，也许有一天他会觉得他所做的所有的卡片都没用，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理论都会过时。我替他悲从心来，然后对自己说，我将告诫我家里的任何人都不许上中文系，因为这个系学的东西，自己一个人都能学到，用不着老师讲。当我的妹妹要上大学的时候，我说：“千万别学中文系，毫无用处，你自己可以学。”我强迫具有文学天赋的妹妹学别的东西。

　　这种对学习内容的怀疑和学习方法的不适应，并没有促使我去挑战现存的课程或教学法，相反，成长在一个学习就是接受别人的结论的社会里，我并不知道学习还有其他的可能。（后来到美国我才知道中国大、中、小学教育的恶劣）。当时这让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这种自我怀疑则因为自己的年龄而加深加重。我在班级里属于年纪较轻的学生，年纪比其他同学小，13个女生中我最年轻。这本来不应该是问题，可是这个事实却加深了我的自我怀疑，加深自信的瓦解。

　　记得刚上大学时，同寝室同学说起某某是发表过短篇小说的作家，某某是诗人。这样的称号与成就，让我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我只下乡不到一年，别人很多人就成长在乡村，他们比我有“生活”。我在工厂的经验无非是学工的经验，别人已经在工厂当了几年的工人了，他们比我有“生活”。无论怎样想，我都觉得自己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经历，年轻让我非常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跟别人差得遥远。我对每个人都仰望。

　　年纪导致自我怀疑，导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再加上是个刚刚20岁的女孩子，大学本应是建构一个强大的自我的过程，可是对我来说，却是瓦解自我的过程。年龄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让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雪上加霜的是，年龄让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期待的形象：我应该是清纯的少女，而不是一个严肃的追求知识的有思考能力的女性。清纯的女大学生，这个自我期待，这个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对我是致命的。

　　20世纪以来，男女平等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目标。毛泽东提出“男女都一样”（都像男的一样）的男女平等已经多年了，中国女性也获得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平等权。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女性并没有获得平等的自我主体意识。党代表人民争取解放，结果女性解放被阶级以及民族解放所代表和替代。自1949年以来的传统地主社会集权制度与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结合，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完全被抹杀。在这样的社会里呼吸长大的我，接受的是“铁姑娘”的教育。1978年随着对文革以及历史的平反和清算，挑战占统治的“男女都一样”的性别思想的文化潮流，开始萌动。

　　受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性别意识的影响，我设定的自我是一个“清纯的女孩子”。我当时相信女性的本质与男性不一样。女性应该婉约，应该单纯，近乎孩子，女性应该娇柔而不再是“铁姑娘”。做深度思考似乎不是清纯的女孩子份内的事情。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严肃的思考。

　　记得大学第一学期我们上哲学课。哲学课的内容虽然主要还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是，社会上的风也吹进了哲学课堂。三月下旬全国科学大会成为关注点。“四化与科学”的关系成为中国话语讨论的主导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口号改变了以往多年的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概念。老师在课上因此讨论怎样认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讨论“红与专”的关系。老师要我们每个人写对这个关系的想法，我写的论点是“专就是红”，一个知识分子有专业，就证明瞭这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红的一部分。想不到老师在课上要我发言。

　　本来一次发言不算什么，但是对一个刚上大学，觉得谁都值得崇拜而自己一事无成，既没有信心，也不把思考当成本分的我来说，我在内心里已经变成了小时候的那个胆小的怯懦的小女孩。我突然十分害怕上课发言。我很担心自己在别人面前出丑，我也担心自己的观点不对。我对自己有观点感到不确定，我猜老师要我发言，是为了让我代表错误的观点。“非对就错”的教育让我担心自己说错话。以前在中学我是学校的故事员，在广播室给大家讲故事的人，可是年龄的压力、性别自我的设定以及极度的不自信，让我站起来，念我写的稿子的时候，我怕到这种程度，我的声音全变了，正常的嗓音变成了颤抖的尖叫。我不知道我在念什么，我除了恐惧和慌乱之外，没有任何感觉。

　　几分钟的稿子念完了，我坐下来，谁都没有说话，我猜谁也不知道我念了什么。我的观点淹没在我的恐惧里了。我觉得羞愧万分，我的自信心在失败的时候进一步倒塌。下面的课上的什么，我全然不知，只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败。这种强烈的失败感，让我抬不起头来，我自责，羞愧，越发感到自己不如别人。

　　这次在课上发言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自动退出了公共思考的领域。多年后《南方都市报》刚刚成立，请我写专栏。我非常犹豫，担心写不好。我的儿子说：“妈妈，你为什么不试试？你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啊，你肯定能行。”我的好朋友崔卫平对我说“我们梦想自己多大，就能成多大”。我大笑，至今我仍然没有梦想自己有多大，但是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我希望自己的思考能为我们反思极权制度和中国民主化进程尽微薄的力量。

　　可是当时我没有任何内心的力量。“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样的“名言”是我成长的空气一部分。这样的空气窒息了我。现在想起来我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法的失望是理所当然，文科的学习本来应该是探索，应该是讨论，应该是争论，而不是记教条，可是在当时我对学习内容的怀疑、对学习方法的厌倦，让自己陷于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我的自我期许与我的极度的自我怀疑，让我游离于众人之外。我不太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也不会有人要我加入他们的活动。我生活在边缘，与众人无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多年后我研究教学的权力与平等，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特殊的。在任何的集体里，都有权力关系。年龄是一种权力。年轻的我，既没有足够的力量相信自己，也没有社会环境或角色榜样给我足够的激励和鼓励，我没有勇气站起来表达自己。年龄成为一个看不见的障碍。年龄平等在今天的美国是一个争取平等的基本概念，而那时我并不懂得。今天当我在上课的时候，对任何显得弱小的学生或女生我都给予最大的鼓励，因为我知道我曾经“在那里”，体验过年龄的压力和性别的不自信。

　　我的不自信到了这种程度，连自己写的作文得到了首肯都不敢承认是自己写的。记得上大学的头几天举行写作测试，我们被要求写一个故事，题目自定。我想了想，写的是“我”跟一个闻伯伯的故事。在我的想象里，闻伯伯就是闻一多，是一个正直的诗人和教授。我写“我”从这个闻伯伯的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在文革期间被消灭的文化和价值。整个故事都是编的，写他们之间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怎样发展了一种友谊，而这个友谊对“我”的一生对文学的爱好有很多影响。考过之后，并不告知我们分数，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考的结果是什么。

　　很久以后，也许一两年过去了，有一个周末，同寝室一个同学回家了。她回来的时候，对我们寝室的人说到系里的某个老师到她家去了，不知他们怎么谈到中文系的入学考试，说65个同学中有三个人得了“优”，有一个学生写得特别好，写了“我”和一个姓闻的诗人和教授的故事，很优美动人。寝室里的同学们交谈说，写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某某某或者是某某某。她们猜的都是男同学，也是从北京来的。我坐在床边，听了她们的交谈，楞在那里了。没有人想到这个故事是我写的。我甚至不好意思站起来说，这个故事是我写的。我什么都没说，心却冬冬地跳个不停。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一动就暴露了自己的秘密，暴露了我是那篇故事的写作者。最终我是怎样走出寝室以及那天我做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自己听同寝室同学议论时的震惊以及没有勇气说出自己是作者的羞怯。

　　这就是我的写照。

　　也许是所有的这些原因，我后悔上了中文系。我更后悔上了武汉大学的中文系。刚来到武汉大学的一个下午，也许是第二天，系里的党委副书记，他是一个矮个子的湖南人，到宿舍来看我们。从交谈中我们得知，是他到北京招的生。当他得知我是北京来的，对我说：“啊，我知道你，你没报考北大，不然你准叫北大拿走了。你的分数很高啊。”我问：“我的考分是多少？”他说，“我看到你的数学是满分啊，100分。”我楞在那里想我的分数。我本来可以去北大的。从得知我的分数开始，我开始幻想要是不来武大，我会不会在北京上大学？会不会离家很近？会不会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思念北京成为我大学四年生活中的另一个潜流。我永远没有把武汉当成珍惜的一部分。

　　那个时候，报纸上的讨论比上课的东西要新鲜和有意思得多。我宁愿看报纸和杂志。记得大学第一年的四月，右派开始平反了。每天的报纸都是关于右派平反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戏剧性，阔别多年的团圆、幸存与苦尽甜来。我阅读报纸的时间比看课程要求的书的时间要长。那年五月的一天，我拿到报纸，大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记得自己站在宿舍前广玉兰树下贪婪地阅读这份报纸的情形。报纸的字体是仿宋的，我觉得这样的字体很适合这样的文章。

　　真理是絶对的还是相对的，对这个问题讨论，是我在中学时代跟朋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篇引起中国轰动的文章说，真理不是絶对的，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样的观点，让我思绪起伏。因为我中学时代几个讨论这个问题的同学，1975年以“反党小集团”被捕入狱。我侥幸落网，因我是那个“小集团”（当时叫作“写作组”）唯一的女生。他们都是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都已经18岁。我还没上高中，不在他们的年级。我没有被追究，虽然我也被要求写“交待”。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78年11月份报纸上发表了长篇报告，为1976年北京的“四五事件”平反。我看这篇报导，一边看，一边痛哭失声。正是中午，大家都在宿舍里吃饭，我却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为“四五事件”的平反和这篇报导的激情而哭个不停。“四五事件”我那时在北京，上高中的最后一年。我那几天偏偏不在北京市，而是跟着学校在农村学农。“四五事件”后很多人被捕的第二天，我回到北京，记得我跟朋友们在广场上骑着自行车，看着大风中的广场，我们都非常沉痛，我们在广场上绕来绕去，表达内心的不屈。这样的压抑在两年半后被突然释放，我哭得成了泪人。

　　同寝室的同学罗小东给全班念陶铸女儿陶斯亮的文章，回忆陶铸和被迫害的生活，我听她在寝室里练习，每次她哽咽的时候，我也跟着泪水涟涟。

　　大学的第一、二年，1978和1979年，我印象中是一切都在“平反”的两年。什么都平反了，每天报纸上都是为某个人平反的公告。1978年的寒假我回到北京，几乎每天都在西单大街的“民主墙”前看大字报。同学张桦带来了北京出版的地下杂志《今天》，我立刻订阅了。我贪婪地阅读上面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首诗歌。当杂志收到得晚一点，我立刻写信给杂志社，表达我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多年后我阅读自己给《今天》杂志写的信， 都不相信那是我写的。

　　一个人的沉湎

　　所学的课程很少让我有兴趣，可是我努力学习，我选一切自己可以选的课，希望能学到东西。我不适应武汉的天气，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身体常常生病，我很想念北京。北京的蓝天成为我常常发呆想象的主角。当然还有我的好朋友们以及初恋的男孩子。我喜欢跟别人聊天，记得晚上宿舍里大家都在看书，只有我一个人不想看书，我只想聊天，可是大家并不如我一样热衷聊天。我于是沉湎在爱情里。那时大学不让谈恋爱。不公开的恋情让生活有了色彩和激动的期待。自从谈恋爱，我们一起散步，一起聊天，聊啊聊，一切都变得有意思起来了。

　　除了沉湎在爱情里，我还沉湎在书中。上课虽然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图书馆的书却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书的海洋。中文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五百本书的书单。我看了看，基本上是中国古典的书。我对古典书不感兴趣。我更对外国的事情感兴趣，对现代化的渴望与对国外的渴望连在一起。我喜欢看外国的书，翻译的书。受“五四”思想的影响，我觉得鲁迅说得对：不要看中国书。

　　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看书的计划：我要把图书馆内的外国文学的书都读了。我在图书馆抽出外国文学书借阅卡的小抽屉，数里面的卡片。那时，图书馆的目録还是排在小抽屉里，图书馆的书目安排得好像中药铺一样。我坐在原来是食堂后来成了临时的阅览室的一排一排的大桌子旁的一张椅子上，把图书馆里的外国文学书小抽屉里编码的书一本一本地都读了，甚至连老挝文学史这样的书也读了，我甚至开始在想象中体验老挝的丛林与竹房子里的浪漫。

　　外国文学打开了我的眼界。虽然很多外国文学的研究著作其实也大多是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写的，但是，翻译的作品对我有强烈的影响。当然我并不是从大学才开始看外国文学的。中学时代我已经看了很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行的内部参考读物“灰皮书”，也看过很多俄国文学书，我是在俄国文学里长大的。

　　1980年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再次出版，再次对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地震一样的影响。我从《约翰·克里斯朵夫》里不仅学到德国和法国文化的很多方面，更重要的是，书中洋溢的艺术精神与我20岁出头的年轻的艺术精神相吻合。我从这本书里理解到的艺术家，学到的德国和法国，比我阅读的法国文学史和德国文学史要深刻得多。那时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一本本地再版，他的戏剧《7月14日》让我开始窥见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他的时代。罗曼·罗兰的三大传记：《托尔斯泰传》、《贝多芬传》和《米开朗基罗传》，成了我理解艺术与世界、艺术家与社会关系的出发点。这些传记把我带到一个思想和艺术的世界里，我似乎活在这些人物中。大学的毕业论文，我写的就是关于这三大传记。对传记体这个文学体裁的兴趣，直接影响了我写作博士论文：《新女性、新小说：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自传性》。直到现在，我现在所做的研究很多都与自传和传记有关。

　　1980年，罗曼·罗兰的另一部著作《母与子》翻译出版了。我买到了书，一个下午，坐在教室的后面就读完了。这本书描绘了一个新的女性走向独立和革命的过程。如今我已经不记得这本书的故事是怎样发展的，但是我记得小说中描写主人公和爱人在家里的床上呆了三天三夜，沉醉在爱与身体里。主人公的母亲每天走进来，给他们送饭吃。他们躺在床上，拥抱彼此，看着母亲，母亲微笑着理解着退出。这个场面成为我心中永远的温馨画面之一，让我无比向往。

　　我沉湎在一切让我喜欢的事情里。我爱书。我喜欢闻新书的香味。我希望自己有书。在长达十年没有新书的阶段过去之后，1979年和1980年，中国的出版业好像是乾涸的田野突然有了雨水一样，书的出版像雨后的草地，緑成一片一片。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书买不买没有什么关系。在正常的社会里，买书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买书好像是不可思议的新鲜的事情，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事件之一。买书使我们接近知识，并似乎可以把知识占为己有。

　　我记得自己跟同学陈惠文一起去校园内的新华书店买书的情景。我们这些爱买书的同学很早就去了，排在蜿蜒的队伍里，焦急地等着书店开门。书店开门，我们扑上去买那些我们渴望的书。

　　我买了很多书。大学毕业，我从武汉往北京寄回了整整七箱子的书。虽然课上的内容并不特别地吸引我，但是我可以有整块的时间沉湎在书中。我不仅读了那个由食堂变成的临时阅览室里的书架上我喜欢的书，我也在工农楼中文系阅览室里阅读那里的书，甚至到典雅的主楼图书馆借阅那些尘封的书。武汉大学的主楼建筑有一种异域的美，从远处看，与山势和谐建成的建筑让我感到自己是在一个外国小说或电影里，让我感觉异常而激动。我坐在古典的阅览室里，阅读与课堂没有什么关系的书，有一种逾越边界的快乐。

　　暑假时回到北京，我常常到位于北海前门旁边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读书。从我家到北图，走路要40到50分钟。母亲给我乘公共汽车的钱，我舍不得花，走路去图书馆。那时的北京图书馆，位于中南海桥的西边。那是过去明朝玉熙宫的旧址，屋宇恢弘肃穆。进瞭如庙宇般的大门，沿着石板的甬路，走上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推开厚重的大门，好像进入了知识的殿堂。宽大的阅览室里摆着一排排古檏的长桌。在北图，一天一个人可以借五本书。到了那里，写好借书条，图书馆的人员去找书。我就找一个位子坐下来。

　　北京图书馆阅览室的地板是橡木的，踩起来厚实而沉稳。阅读的台灯是古旧的，深緑色的灯罩下长方形的台灯，在那个时代是很罕见的形状，让我感到自己是在一个古老的时代里，有种特殊的安逸。我爱图书馆里的灯罩和灯光。就着北京图书馆典雅的台灯， 我阅读了很多的书。张桦曾跟我开玩笑说他每次到我家找我，我都去北图了。是的，暑假我常常都在北图，逐渐地我认识了左右的人。那个天天都坐在那里阅读法国戏剧的人，后来成为我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

　　一天一个女大学生坐在我的对面，我看到她在阅读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我读的也是一本文学史类的书。休息的时候我们交谈起来。她叫徐晓。她那天其实并不能专心读书，因为她十分激动。她给我讲刚刚发生的故事，原来有一个要去美国留学的男生跟她一起，一夜没睡，刚刚向她求婚。她激动不已，到图书馆来安定自己。她给我讲这段爱情故事。我听得入了迷。我鼓励她跟这个到美国留学的男人结婚。她却摇头，不，可能性不大。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她不能和那个人结婚。她讲到自己的人生，她刚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她的家……多年后我再见到徐晓，她来到我的饭店看我，大叫着：“是你吗？你是那个我在北京图书馆倾吐衷肠的一面之交的女大学生吗？”我点着头，我们拥抱彼此，25年过去了。徐晓的丈夫（不是留美的学生）都已经作古，她已经是著名的散文家。

　　而我，在阅读累了的时候，就做无用的遐想或到北海公园去散步。北京图书馆在中南海桥的西边，靠近桥头，就是北海公园的旁门。因为我每天午饭后都在桥边散步，认识了看旁门的老大爷。老大爷允许我进旁门在北海公园散步，不必买票。我记得跟老大爷交谈、聊天。走在北海公园的西岸，我对北海公园有了不同的视角。与东岸和琼岛为中心的观景方式不同，西岸是安静的，垂柳依依，残破的喇嘛寺庙，小巧精致。我在寺庙里闲逛，看着南面的琼岛，觉得生活有一种佛教的平静和永恒的安宁。我爱北海里的小小的寺庙。多年后我在日本的京都参观著名的金阁寺，我突然体验到我年轻的时候在北海公园里的小寺庙里体验的那种奇妙的安宁。

　　沉湎在自我的世界里让我构建一堵无形的墙，我相当游离，可是并不孤独。1980年1月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这部小说表达了我对生活的所有渴望：生活就该是这样的：思考，讨论，读书，爱。我把小说中的人物跟自己连在一起。我爱上了作者刘青峰和金观涛，3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仍然阅读这两位知识分子写作的每一本书或文章。我好像跟小说中人物一样每天都在跟各种朋友通信。我们在信中谈祖国的命运，谈人类的未来。我的一个朋友坚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汉字。她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国外之所以先进是因为运用拼音文字，中国将来一定会跟西方一样用拼音文字的。为了从自己做起，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她给我的信有的时候是用拼音写的。我收到她这样的信，就费力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理解她到底给我写了什么。我给她的信，也有一两次是用拼音写的。我们身体力行，从自己的文字上先西方化或现代化。

　　沈睿自述：

　　那天早上一起床我就准备下星期带学生去华盛顿地区参观的内容。我们要去参观中国劳改纪念馆、国家艺术馆内展出的美国最新发现的慈禧的照片。我在网上看下个星期华盛顿有什么讲座，顺便带他们去听。

　　我看了好几个网站，忍不住对老伴说，“华盛顿地区有那么多好活动好讨论好讲座，可惜我不能全听。”他一边做咖啡，一边听我说，突然感叹：“这就是你，总是好奇，总是想听新事情，看新地方，你这一辈子就是睁着眼睛东张西望。”

　　我走过来，坐下喝咖啡，默想他的话，最后点点头：是的。我是一个睁开眼睛就渴望看新东西的人。这种本性让我追求人生的眼福、耳福、口福、脑福、性福而从没有疲倦。

　　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就是住在同一个小镇上都自己找理由搬家。友人问，你倒腾什么？我说，“住在镇中心和镇边上，对这个小镇的感觉不同。我想体验对这个小镇的不同感觉。”这样的渴望使我在美国东北的一个小镇住了两年，搬了两次家。在宾州的小镇三年，搬了四次家。理由是：想从多重角度看一个事物。

　　这样的理由驱动着我的人生。工作、住的地方、生命中的男人都变来变去，唯一没变的是我对新鲜事物的渴望。至于这些年来得到的学位，出版的书，写作的文字，都不过是我渴望生活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