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我的哲学梦是颠倒的王国维三境界。先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然后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么说有点过分，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我无可挽回地长胖了；最后倒是相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希望——追求——幻灭，就是这样的三部曲。

　　一、撞上哲学系的南墙

　　和77级大多数人不同，收到入学通知，我是没头脑又不高兴。

　　没头脑是蒙了，填报入学志愿，头三个我都填了哲学，包括武汉大学，因为知道武大有著名哲学家李达。再填了一个历史学、一个经济学。表上6个志愿，就没填文学，却被録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我对文学没兴趣，甚至想放弃，明年重考。但看到家里的高兴和同伴的羡慕，又激起我的虚荣心——虚荣心，当然是虚荣心，就想，去吧，到了学校要求转到哲学系。

　　到了武大，我先找中文系。从韩指导员到系主任，回答大同小异，一是没先例，二是转系涉及哲学系，三是文学兴趣可慢慢培养。既然涉及哲学系，我就找哲学系。想我在农村“指挥林彪元帅打胜仗”，还怕找人？——那是在批林批孔中，各公社抽人讲解林彪如何不听毛主席的话，我挂起覆盖一面墙的军事地图，用一根破竹竿指指戳戳：这儿，林彪不扎紧口子，让敌人跑了；那儿，林彪不部署兵力，让锦州晚解放几天……这不就是“指挥林彪元帅打胜仗”？——当然，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有这段经历，我直冲哲学系，找到系主任。他问我转系的理由，我把批林批孔中淘来的哲学卖弄一番，马列读过几本书，中国知道儒法斗争。当时已经在批判儒法斗争的提法，说这一部分时我的气不壮了，批林批孔中烂熟的“盗跖大骂孔老二”、“子见南子”等，话到口边没说。

　　轮到系主任答复，他说不行！除了讲没先例、不合规定等，他直指我的哲学知识有毛病。具体的话记不清，他也说得委婉，但我的理解不会错：就算学校同意转系，按那样的哲学知识，他也不会收我。这打击可太大了！我设想的最好结局是对方思贤若渴、惜才如命、相见恨晚、帮我办转系手续，遂留下一段千古佳话：两代哲学家的握手！中等结局也是同意，让我自己去跑其他手续。谁知……本想约你到海边山盟海誓，却找错地方来到一个游泳池……

　　不过现在想来，他可真是个好老师，姓孟、微胖、说话慢吞吞、但关键问题不含糊。后来我也成了老师，特瞧不起教师中那些取媚学生的“学生之友”。黑格尔说年轻人有三个特点：一是认为这个世界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捣毁重建；二是认为只有自己最了不起，不可一世；三是什么事情必须黑白两分，不可辩证。米德却说时代到了长辈主要向年轻人学习的“后喻文化”。我活在21世纪，信奉19世纪的黑格尔，不信20世纪的米德。米德太年轻，那些话“新”得厉害，社会还没给出足够的证明。甚至，我信奉更年老的“教不严、师之惰”，论文通不过就通不过，千万别给学生植入错误的期望。这些，都是从孟老师那儿学来的。

　　二、有了不上课的藉口

　　现在感谢孟老师，当时可悲催了。逼得我去订《哲学研究》、《哲学研究动态》等刊物，抱着马列原着硬啃，你说我不行，我偏偏“行”出来给你看看。同学以为我在钻哲学，其实心里苦哇！我好比，中药铺里的揩台布，碰来碰去都是苦！因为还有其他打击。刚入学几天安排全班作文考试，题目叫《春天》。发10张300字稿纸，限时完成。我写了些空洞牵凑的春风春意，没法结尾，时间到了，只好写：“今年的春天比去年来得早一些，明年的春天会比今年更早一些……”分数下来是个“中”，勉强及格的意思。真是罪有应得，你这样呼唤，成心要让全球变暖啊！

　　本来文学不行，又受低分打击，我就不上课了，藉口是“我要转系”，虽然明知转系不可能。不上中文系的课好理解，我去旁听哲学系的课，几节之后也不去了。历史系也旁听几节，也不去了。现在回想，部分是个人的原因。后来知道有阅读者和倾听者之分，有的人“读”收获最大，有的人“听”收获最大，两者在人类中各占一半。尽管有极少数人善读又善听，但阅读者很难改造成好的倾听者，反之亦然。我是典型的阅读者，当时不知这个心理区分，但有个直觉：“我看得比听快”。

　　部分就是老师的原因了，我发现一半的老师都是“嘴力劳动者”——我现在也是老师，这么说大概不会有什么嫌疑。当然，公平地说，也有一半的老师不是“嘴力劳动者”。更公平地说，这还是世界现象。亚当·斯密说老师“取巧”有三法：一是对所教的学科，不加说明，把与教材不同的另一本书拿来读；二是把外语写的论著，用本国语向学生讲述；三是最省力的，是让学生讲，自己听，间或插几句话，就自吹说在讲授了。大师就是大师啊！我想每个学生都能回忆起自己的几个大学老师对号入座吧。斯密说的第三条现在叫“互动”，挺时尚的，斯密说，这种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极有限的知识和勤勉就够了，既不致当面遭到轻蔑或嘲弄，又避免讲出真正迂愚、无意义乃至可笑的话……

　　大学四年，我完整上过一门半课，一门是体育，次次点名；半门是党史，时不时点名。其他能够逃掉，得力于当时的大环境。刚入学时老师不管逃课，慢慢就管了，要点名了。正发愁，天无絶人之路，天上掉下个刘道玉！刘校长主政武大，他救了我。他一来就规定老师要搞科研，学生可以不上课。点名殀折了，我逍遥得像活神仙。毕业后我到大学任职，才知道80年代初提这两条多么不容易。我要宣布学生可以不上课，领导要干涉，同事要愤慨……我至今不敢宣布，只有搞折衷，要求不上课的学生事先请假，也对请假放得十分松。以此怀念大刀阔斧搞改革的刘道玉老校长！

　　三、讲座的时代风云

　　刘校长主政期间，武汉大学好多事走在全国的前面。只说此起彼伏的讲座，真让人眼界大开。我不上课，休息得白白肥肥，就有精力听讲座。印象深的是陈荒煤。他的某个文学观点与毛泽东不同，毛说，陈荒煤不改正，让他到北大荒挖煤去。当时觉得高层也有不同观点，怎么能说我们学的就一定对呢？文学在讲为工农兵服务，哲学在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历史在讲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都是当时课堂讲授的主流，陈荒煤一讲，深深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其他印象深的讲座还有：说康生是坏人——当时报纸还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带来中国的大变动——当时三中全会刚结束没几天；说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为他过去整人道歉……外人很难体会这些对刚走出山沟的年轻人的冲击力。后来我到过多所大学或科研机构，每到一地，晚上总要四处逛逛，看讲座的海报。讲座前沿又多样，好评就占二三成；讲座陈旧又单一，先扣它一半分：外来的和尚高价的经，请来讲这些破题目，邀请者的眼光可想而知。教材传授成型的知识，讲座传授正在成型的知识，大学没有前沿讲座，肯定落伍。

　　除了前沿，讲座还要多样。我们在校时的讲座，前者可打高分，后者难说了。理科我不懂，只说文科，多的是文史哲，即集中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如经济、法律、社会学的讲座基本没有。这也同当时的大气候有关，郭沫若说“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当时主要是人文科学的春天。自然科学落后一大截，正在发奋；社会科学的好多门类还在恢复；唯有走在解放思想前列又底藴深厚的人文科学一枝独秀。

　　一枝独秀就偏食，我们学到一些大概念、关键词，习惯从宏观上讨论，又不给、也给不出事实验证。讲座引起的争论够激烈了，在熄灯的寝室、在晨练的操场、在三餐去食堂的路上……臭味相投，互赞深刻，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见解不合，互相指责，对着镜子叫王八——自骂自。我们不知道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不了解社会生活诸多要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我们擅长批判和否定。我们的热情沦为偏执，理想成为空想。真理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最终是精力最好的人、争论中能说出最后一句话的人的。我们忧国忧民、我们激扬文字、我们无所不知、我们否定前人……文革也懂、“反右”也懂、美苏争霸也懂、中国向何处去也懂……你以为你是“的哥”啊！

　　四、读了一肚皮小册子

　　讲座之外，还跟时代有关的是图书。“封资修”图书平反，出版社使劲印。那可都是几十年甚至数千年积累的好书啊。星期天集中卖新书，同学相约跑书店可乐半天，学生没钱，回来交换传阅所购书又乐半天。有此一日之乐，这大学就不白上！学校的书也更新得快，宿舍旁新开了一家图书馆，与借阅的老师熟了，可以进书库找书。还允许我把一些不外借的新书，晚上拿回寝室，只要保证第二天归还，这又逼得快看快看。还有武大老图书馆的书，一借就是一堆。

　　后来我转向新闻，或许同乱看书有些关系。新闻要杂，大学看的书就够杂了，从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到中世纪奇迹，从似是而非的科学神侃（外星人、心灵感应、阴风惨惨的湘西“赶尸”）到学术派别之争的丛林战（那时正揭露知识分子如何整知识分子，把所有都归罪于林彪“四人帮”。归罪是归罪，但也看到学者大量“相斫”的事实，懵懵懂懂觉得学术机构并不纯洁。当然还没有料到后来，哪个机构一心想牟利，或想搞邪门歪道欺世盗名，就把自己装扮成一家学术机构。教授成了老板，像经营生意一样经营课题，甚至成了“娱乐版”或“社会新闻版”的角色。以前说世界这么乱，学者怎么办呢？现在是学者这么乱，世界怎么办呢？）我的第一篇论文是投给《历史研究》，纠正别人论文中关于巴黎公社的一个史实。这也许是第二篇？那第一篇就是投给《哲学研究》，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第三篇肯定是投给《中国青年》杂志，参加因潘晓来信引起的人生观讨论。心酸，一篇都没有发表，这三次打击就结束了我的大学投稿之旅。

　　我再也不管投稿了，不抱功利目的无拘无束乱翻书，度过了大学最快乐的时光。现在也保留这个习惯，一篇论文写完，总要用几天随意读书，尤其是非本专业的书。以前只觉得愉快，读到肯尼思·伯克，才知有实际好处。伯克说专业训练使人能做好某些事，但专业也限制人的认知，使人无能力做其他事，这是“训练出来的无能”。怎么办呢？要用“不协调而获得视角”来补救，把原有搭配“硬挪开”，击碎其稳定结构，组合其他词语搞“拉郎配”。像工业化与进步、文明、美好是稳定搭配，把它挪开另搭配，形成“工业化的退步”、“工业化的罪恶”、“工业化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这就是“不协调而获得视角”，它使人顿悟，给人“原有还有这种理解”的感觉。我想，另搭配要言之成理而非惊悚怪诞，不务正业的多学科漫游是重要来源。

　　五、营部的八卦

　　你以为我们天天都忧国忧民、时时都埋头苦读？不！我们还有名山事业，我们班上有个营部。

　　营部就在我们寝室，不幸，我被推选为营长！更不幸，以后我多次让贤均不获准。我不想当这个官，我“被营长”了，我被诬蔑了……好吧！要污大家污，先晒营部干部花名册——营长：张立伟；营教导员：高伐林；副营长：王东升；副营教导员：于可训。

　　营部又被讹为“淫部”，真是活天冤枉！又好像先是叫“淫部”，太不雅驯了，你想天南海北前来的文学精英，天马为驹，岂是凡骨所能影响？营部讲究“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不然怎么全班同学、包括班长吕波，还有我们尊敬的韩德全指导员，都常回营部看看。“营部”之决不是“淫部”，反思原因有三：一是太出格要打马赛克（素质！注意素质！不要骚得那么幼稚）；二是无所不谈，但不论身边（就因为那个讹称、恶称，女同学误以为邪门，不知要多久才发现，重口味原来是小清新）；三是假如非用一个词定位营部，那就是“性幽默大本营”，荤素搭配，隐喻象征，讲究艺术、甚至上升为学术！

　　这样说未免抽象，回忆几个。学校下令不准学生结婚。传达文件后，于可训幽幽地说：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我们大乐，直夸他“以食喻色”喻得如此纯洁美丽，副营教导员不是白当的。营部的常客（即我们寝室同学之外的、也是营部干部之外的）还有张安东、刘跃先、胡晓晖、张天明、丁兴国、杨可鸣、刘海清等。一次大家议论英语如何算学好，说哪位作家、哪些经验，张安东突然说，能阅读英文写的黄书而引起生理反应，就叫学好了。还举出其朋友，为看英文黄书而苦学云云。这就是营部的特色，经常从一本正经转到坏笑哄堂，反之亦然。娱乐不碍学术，学术不忘娱乐。

　　我不说自己大概过不了关，就举个现在也挺欣赏的：

　　英王爱德华七世对情妇丽丽说：我撒在你身上的金钱也够多了，多得可以造起一艘战舰。

　　丽丽说：你撒在我身上的精液也够多了，多得可以浮起一艘战舰！

　　这絶对代表营部水平！一群文学青年，爱讲高级笑话，“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艺术啊！甚至上升为学术，记得毕业前，借到完整本的《金瓶梅》，同学连夜排队传看。我发现书中的“丢”字，含义就是性高潮，还两性兼用。当时太晚，书到我手上已经是半夜，好像只对还没睡的陈顺智说过。后来我时不时关注，见《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康熙字典》等古今辞书都没有收“丢”这个义项。今天还在网上查，也没有，莫非过了30年，这还是我的独特发现？

　　现在我又找出《金瓶梅》，第37回，西门庆与王六儿，“原来妇人有一件毛病，……随问怎的，不得丢身子。”第50回，“西门庆道：……我丢了吧。”各位看官，能想象我现在的勤勉么？我摊书满屋啊，我左图右史啊，我上穷碧落下黄泉，查瞭高罗佩、江晓原、刘达临等人论中国古代的性，这个真没有……当年读《管锥编》，我是带着问题学呀！这个真没有……你说高人钱钟书不屑于谈，不屑是一回事，真没有也是一回事。现在为了搞清一个学术问题，我又翻遍《金瓶梅》上百万字啊，就为这一天，就为一个关键词！容易吗？可以想见当年营部学风的谨严。

　　说学术，就学术。很快我还发现，明清艳情小说中有“丢了几次”、“连丢几次”的说法，那是中国人对性学的大贡献呀！直到1953年，金西在美国做调查，有14％的女性短期感受过多次性高潮，但报告却遭到研究机构的否决，说缺乏充分可靠的证据。要到1966年、1971年，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的再次调查，女性短期内多次性高潮才被承认。我的天！明清的中国人就发现了。我今天又在网上查，仍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我都有些不敢相信，这写出来要轰动世界的呀！

　　要问我大学有什么遗憾，就是营部没有从游击战进入正规战，从性幽默进入性研究。哪怕在我们毕业的1982年，性研究在中国还非常稀少，筚路蓝缕，走下去就是大师。我们走到哪儿，研究就走到哪儿，反之亦然。可惜了！营部；可惜了！毕业后再没机会讨论这些话题；可惜了！当时的一个文字学发现、一个性学发现，我离开这领域太久，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被再发现，我也不会再回到这领域，去抢椅子争青史留名，只留下一段段八卦……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呀！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六、跟莎士比亚学骂人

　　哲学系去不了，中文系耳濡目染，总得看些文学啊。说来惶恐，激发我文学兴趣的竟然是莎士比亚的骂人。骂得艺术、骂得美、骂得千古难忘！

　　我保留了当时的卡片，摘钞的莎士比亚语録：

　　——什么人的坏处他都有一点，可是一点没有他自己的特色。

　　——说起话来不像文明人，走起路来既不像文明人，也不像野蛮人，简直不像人！

　　——一颗奸诈的心，一对轻信的耳朵，一双不怕血腥的手。猪一般懒惰，狐狸一般狡诡，狼一般贪狠，狗一般疯狂……

　　老师让我们读书做卡片，我的卡片就做这个，一点正经也没有。哲学书、马列书都没有卡片，莎士比亚美丽的14行诗也没有卡片。再看其他名著，也重点摘録人家的骂人：

　　说的话那样脏，把“他妈的”作形容词用，放在每个名词的前面，还时不时作动词用。——海明威

　　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拿空气做买卖，我不诋毁法律，但我颂扬上帝。——雨果

　　“他说他脑筋有毛病……”

　　“他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他哪里配有脑筋！”——小仲马

　　我的大学，高尔基成了作家，张立伟留下了几十张骂人卡片——后来我再没做过卡片，就留下几十张骂人的，几次搬家，这些卡片都舍不得扔。再看后面的时间：1978年6月～9月，那是在第一学期的末尾和第二学期的开头，我从欣赏骂人进入了文学。这个进入路径有点变态……

　　变态进入，我的文学兴趣就专注于文笔。不贤识小，是文心雕虫不是文心雕龙。雕虫，慢慢又爱上韩愈。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陈顺智也喜韩，我们商量把《古文观止》的韩文分成两半，各自细读，再交换读书心得。现我找出当年用功的《送孟东野序》，原注：“句法变换，凡29样。”我们——不！这首先是顺智兄的功绩，因他负责这一部分——硬是找出全文38句，共29种句型。苦哇！记得这句型顺智先找，我们又共找，再细细琢磨何处加一字、或倒插一句摇曳生姿，这一篇花的时间就有好几天。

　　这次细读韩文，一生受用不尽。韩愈把枯燥说理写成千古名文，现在却流行“大学学报文体”。术语不厌叠床架屋，措辞不厌晦涩生硬，“以艰深文浅陋”的杨雄是远祖，“英文没学好、中文却学坏了”是近亲。像这些句子：“当莎士比亚精神文明程度降低不正确地骂人的时候……”“对于写作难度很高的大学学报文体，要在一种就话语分析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地进行研究。”“我是属于最不同意你的意见，又最誓死捍卫你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的学者之一呢……”哪年的“两会”，我真希望出来一个提案：对大学学报文体——加倍收版面费！

　　也是对文笔的兴趣，我慢慢离开哲学了——大部分哲学论著文笔不好。迄今我坚持一个偏见，文笔差的书，一律不买、不看。外部结结巴巴，内部一定节节疤疤，文笔又臭又烂，思想肯定跟文章一样不通。我也被这偏见害了，有时翻书报杂志，看到一段、甚至一句好文眼睛一亮，不假思索买下，回来才发现是垃圾。

　　七、书剑两无成

　　离开哲学，却进不了文学。哲学成了残梦，文学只爱雕虫小技的文字。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

　　哲学梦残，可能我从批林批孔中淘来的哲学就是错爱。慢慢我发现自己喜具体不喜抽象。就说中国哲学，我喜欢孔子，不喜老子，都说老子更哲一些，“道可道非常道”更能把人搅晕……文心渺渺，也同喜具体不喜抽象有关，我进不了那些玄妙的、80年代也非常热的“人性”、“人文”，我甚至怀疑它们的含义。杀人如麻的维京海盗，现在成了遵纪守法的北欧公民，这包含什么人性？我只看重好文笔、坏文笔，我甚至说不出好坏的标准，只觉得文笔像酒，好不好嗅一嗅就知道。把文史哲拉通看，我更喜欢历史，大学期间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尼克松论越南战争，基辛格论核武器。喜欢历史，大概与我最终选定新闻有些渊源，同是具体重于抽象。

　　新闻是另一个话题了。现在还是盘点大学给了我什么？

　　一个视野／一支笔

　　先说一个视野：我2007年出版《传媒竞争：法则与工具》，2011年修订再版，我的“第二版序”写道：

　　“当时想的是这书能够有10年的生命，我就很满足了。为什么10年？我不是个追风筝的人，我与新闻界最‘潮’的热点有意识地保持了距离，我更喜欢拉大时空跨度来思考。这就决定了本书不会大红大紫，不会得‘最受欢迎畅销奬’。反过来焉知非福，不追风筝不赶潮，不in的，也不担心out。

　　“现在修订再版，我对10年与否也不再执着，云在青天水在瓶，何必斤斤计较什么形态？我高兴的是，本书的某些论述已成为业界实践。……

　　“作为选择新闻研究为业的一名研究者，虽然薪水微薄，但我的职责是阅读、观察和思考，选择已经存在的现象，构建为概念和命题，从潜在的发展指出趋势，以直截了当而负责任的论述，对新闻界提出一些建议。当其被采用，我很快乐；想到这建议写成书还能卖钱，我就加倍快乐！——将身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山鸣谷应，风起水涌……”

　　再说一支笔：接到愿写的约稿，我会附一封“致约稿杂志”信：

　　“我答应写稿就是我乐意写的、自己又看重的文章，我对观点、文风有近于偏执的追求，如果贵刊要用，就请一字不改。

　　“我有些约稿论文被删改，编辑当然有他的道理，但对我，就有眉清目秀的女儿出门，给人画了大花脸的感觉……

　　“如果文章不合贵刊要求，弃之不用可也。”

　　没有武汉大学四年，我不会有这个视野、这支笔。

　　谢谢武汉大学！

　　谢谢武大中文系！

　　谢谢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下铺的兄弟、楼上楼下的兄弟，同桌的你、同自习室的你、同走过樱花大道东湖边白衣飘飘的你！

　　张立伟自述：

　　张立伟，曾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休闲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兼职教授。

　　1955年生于重庆。1982年在武汉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在西南师范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曾在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学院任教。

　　近年来重点研究新闻宣传、媒体竞争。有专著5部，学术论文百余篇。两次获中国新闻奬论文二等奬，六次获四川新闻奬论文一等奬，五次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奬。为多家媒体与企事业单位提供新闻宣传、媒体竞争方面的谘询策划；为多家媒体、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开设这些方面的讲座或课程。在“人民网·传媒频道”（http://media.people.com.cn）的“传媒智库”，“新华网·传媒频道”（http://www.xinhuanet.com/newmedia）的“专栏作者”，“中华传媒学术网”
（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 ）的“专家论坛”均设有个人主页，汇集了我的近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