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拓印集

　　记不清是大学几年级，我为谁刻了第一枚印章之后，求印的同学就一直不断。先从我们寝室开始，慢慢到其他同学，到外系同学，到外国友人，大学几年大约刻了一百多枚，有姓名章、藏书章、纪念用章、奬励用章。回忆起来，虽花去了大量学习时间，然当时乐此不疲，自己的治印水平也得到提高，后来在大学能为本科生开篆刻选修课，也可以说是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

　　我的篆刻技法是初中时自学的。当时上书法课，老师谈到篆刻，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个爱好篆刻的同学便一道切磋技艺，胡乱刻起来。后来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本寿石工写的《怎样刻印》，便一个个字一方方印连抄带描地把一本书抄了下来，成为我入门的宝笈。我挤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零花钱去买印石、印泥，而刻刀则是自己用钢锯条磨制的，竟也能刻出像样的印章。后来发现塑料牙刷柄的断面也可以刻印，但是扁扁的，只能刻姓名，用于领工资。进了大学后，牙刷柄就不受欢迎了，一律石料。刻好后，拓出一方印蜕自存，将印石与印样奉予求印者，心里便有了一种满足感，特别是刻了一方自认为还不算差的印时，更有一种成就感。

　　治印本是雅事，到了我手里，成了交友的俗事。根据求印者的要求，我先得去汉口荣宝斋购印石，在家中磨平印面，回校后再设计章法，然后上石，下刀，一刀一刀，便成型了，修正调整，最后完工，前后刻好一枚姓名章或藏书章少则约一个小时，多则二三小时，治大印则费时更多。印刻多了，有些刻印原由和印主记不清了，但有的印刻治过程却记忆犹新，那时的印事，总不会全然忘怀，可以说，印在你手里，事在我心里。

　　当年我每刻完一印后，都要拓一印蜕在印集上，作为纪念。印集我有两本，第一本命名为《初刻集》，有20页；这本盖满了之后，又做了一本，命名《再刻集》，只有12页。这本也盖满了，也就没有再做第三本了。以后刻的印就随手拓在白纸上，往书中一夹，现在也不知放哪儿了。两本印集密密的盖了上百方，不分先后，不分良莠地乱盖一气，有的注明瞭时间，有的却不知何时所刻，有的人名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近来为写大学生活的回忆，又找出来翻看，每出现一方同学的印章，就会浮现出一个风华正茂的身影，同时回味印后面的情和事。

　　五花八门的印

　　翻开《初刻集》第一页，有“德全藏书”、“罗立干”二方，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为韩老师和罗老师刻过那二方印，但由此可以证明，为老师刻印也在我的服务范围内了。果然，第二页里就有“柴惠文”。她是当年四区图书馆外借处的一位老师，我混熟了后，常常可以入馆内借书，不受限制，方便极了。记得当年不少同学托我向她借书，曾借到了一本《基督山恩仇记》。这是一本当年十分难得的小说，现在出版社重印了，大学图书馆里也难得有一本。借到手时，柴老师要求二三天内就得还，看完一册后再去换另一册。于是大家火速传看，日以继夜，三天内不知有多少同学看过了。其中在女生中传阅的速度之快，令我吃惊。这枚印或许是为了拉近关系为她刻的吧，其实她也用不着。

　　再往后翻，找一下老师的姓名印，竟然还有“朱山河藏书”，不知当年他的身份是学生还是老师。第二本上找到了“郑传寅”，仿佛记得刻印时已经是大四了。另外还有几位外国人的姓名印，一方是“吉妮”，明显是女的，不知是留学生还是外籍老师。一方是“乔治麦克米兰”，这方我还有印象，是外语系的学生陈天仁托请为他们的老师刻的，估计那位吉妮也是他托请的，这二人或许是夫妇吧？在前三页上就有“陈天仁章”和“天仁藏书”二印，分别标注的时间是“81.1.3”和“81.1.4.”，看来是大三时刻的。

　　此外，有二枚印我在旁边注了一行字，印文是“胡智群”和“礁群书”，注字“水舟老乡图书馆系二名”。时间是1月8日。参照其它印的时间，应该是1982年的1月所刻。没有这行字，我真不知道这二人是谁。如此不知其人的印还真不少，我且一一晒在这里，或许有人记得：雷金兰、吴玲、陈文娟、邹方本、陈雷、李迎、王箭、锋平藏书、易小多、许红藏书、沈岗藏书、晓理、张英培、凤华藏书、垄坪藏书。另外，虽不是同班同学却知道身份的，如历史系的刘涛、夏潮；“旭晖藏书”，是胡晓晖的弟弟；“张天晓书印”是张天明的弟弟；“和平书画”和“王大海印”是王三峡的弟弟；“王杏玲”是叶绪民当年的女友；“刘波”是李栋的女友。当年只要有人托，一概应诺，不管对方是谁，看来一印还能成人之美！应了一句说俗了的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这些印拓已成为回忆大学生活的一个媒介，细检印集中同学的名字，不计重刻，除我自己之外，64人中只有14人未入印集，不知是没有保存呢还是没有刻。有的同学所刻不止一枚，其中最多的是叶绪民了，印集中竟保存了六枚不同的印。其次是李刚，四枚。而水舟、张杰、业安、方玲也各有三枚。今天看到这些印蜕，真令人汗颜，初学者稚嫩的刀法和笨拙的章法一目了然。虽偶有几方还过得去，只是没有坚持同一风格，导致印拓集中一看时，却是大杂烩，顿失美感。后来才明白，学印宜先从汉白印入手，打好基础后，再学其他印派和风格。当时因为索印者众，自己毫无印学学养，只会在大小篆中变化笔画，特别是“藏书”二字，用得最多，又不欲雷同，于是所刻之印美丑不一。幸亏现在大家不用印了，不然让行家笑得满地找牙。

　　此外，还有为各个组织和活动刻的印：武大邮展筹备组、武汉大学集邮组、武汉大学集邮组成立纪念、武汉大学1979年象征性长跑纪念、武大北京校友联欢纪念、武汉大学学生摄影习作展纪念、武汉大学六一邮展等等，这都是一次性的用印了，现在唯有一二方在我印盒中收藏着，那就是和武汉大学集邮组有关的印，因为当时我是集邮组的组长。

　　还有一些闲章，不多，如张立伟的“克终书屋”，刘涛的“书中三味勤苦事”，还有什么“余味无穷”，“书画相映”，“妙笔生花”，“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一篇读罢头飞雪”，“珞珈山下樱花时书声朗朗”之类，已无法一一记清主人者谁了。

　　为“珞珈十二钗”治印

　　在年级13名女生中，发现只有12人的印拓，倒还凑成了“珞珈十二钗”。她们的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或是姓名，或是藏书，或朱文或白文，或纤细或雄健，不知不觉中竟然没有雷同，而印后的故事当然也不会雷同。

　　大二时，谢湘在先得我一印后，又要我为其外公刻一枚藏书印。虽然我知道自己还达不到为外人刻印的水平，但受女生之托，谁能推得掉？何况是谢湘！立马应诺，周日就去汉口购印石，刻了五字藏书印，又增刻边款，以示对老前辈的敬重。谢湘外公是湖南人，特选了一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全文。也不知花了多长时间，总算刻完了。不料再把印面一看，边款文字竟然和印面颠倒了，可是印文太长，无法更改，只得罢了。谢湘将印给外公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颠倒印文了。那印的边款我当时无法拓出来，而印面却仍在我的印集中，现在看来，真是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啊！

　　为王星刻印也有三方，二小一大，小的二方是前期刻的姓名和藏书印，大的一方是后期刻的藏书印。都是铁线篆，其中二方感觉章法还疏朗空灵，有没有边款已不记得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会在边款上刻上治印的时间和自己的名字，以作纪念，这也是印人的惯例了。如果王星还用此藏书印，我想这印边大约也破损得残缺不全了吧！

　　方晓红的印是二方，皆为朱文，也是一姓名一藏书。看来一般的方形藏书印她不喜欢，不知从她哪里弄了一枚椭圆印石，交我治藏书印。我也大胆地去设计，上石，下刀，弄了个现在是真正的“金陵一钗”的藏书印交差。也许她不满意，又要刻一枚姓名章，其中一角还有点破损，真像考我一样，让我不得不因石成文。当时灵机一动，把四角都弄成了弧形，把晓字的日字旁挪到红字下边，左边初看是“红日”二字，细看仍然是方小姐的大名。今天我忽然明白了，如果某人找你刻了一印，再不找你，那八成是觉得刻得不好；如果再来找你，八成是前一方刻得不好。呵呵，我当时却自我感觉良好，不分男女为之刻了下去，好像《水浒》中的李逵，抡两把板斧，杀入人群，不分男女，排头砍去，而我砍出来的印有的不免血肉模糊。

　　再说另一位方小姐方玲。三枚印，二方姓名，一阴一阳，不知道她当时何以要二方姓名，一定也是上面的道理。有趣的是，方玲的一方姓名朱文印，却选的是一块扁形的石料，可能是姓了一个“方”字，非要弄一个扁印来和自己生气似的。另一方藏书印则是读书人的通病，管他有无有藏书，弄一方藏书印则是雅致的爱好。

　　林秀珍，当时也是一方小印石，却要刻“林秀珍藏书”五个字。其他是三个字姓名的女生，小印或只刻姓名，如罗小东、方晓红、孙丽娜，或省去姓氏只刻某某藏书，如桥英、早荣、三峡、天文、瑞花，这样也还不难，林秀珍却一字不少，好在她的名字笔画不是太多，最后刻得倒还平稳、秀雅，和她的名字有点相近。说到林姓，另一个是林琳，姓名二字，刻成对称的二个林，中间插入一个王字，正反颠倒都一样，本来很好的设计，却被我刻成了张牙舞爪的样子，一点不像林琳的内秀之气。想来林琳从未用过了。

　　如此一一说下去，还成了印评了，就此打住！

　　评印与说印

　　不记得是大几了，全校组织了一次书法展，展览期间请来了武汉市著名的篆刻家曹立庵先生为我们学生评讲篆刻。曹立庵先生是民国时期就闻名全国的篆刻家，曾经受柳亚子之托为毛泽东刻过一方姓名印，现在韶山纪念馆里那方巨型印，就是曹先生所刻者的放大。评印的地点在大馆前的广播台里，我带去了我平时刻的若干方自认为还不错的印，请曹先生指点。和我一同去的有叶绪民。曹先生看了之后，不说不行，只取了一方印说，这方还可以。那是一方我自己的名字印，小小的，白文小篆“海清”二字，是在大学前刻的一枚书法用印。我第一次与篆刻家亲密接触，心中十分景仰，看了曹先生的作品，才知道大师的刀法是多么的老练，章法是多么的有法度。刘涛在现场拍了一张照片，我和叶绪民正在听曹先生的评点，我手上拿的就是那方小印。这张照片现在成为我的珍贵纪念。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张天明看我的印时，一失手将此印摔为了二截，好在印面未坏，仍然可用，从此我一直保留这方印作为小幅书法作品的用印了。我们毕业前张天明还为此事在为我留言时说：“海清居士，你的字之好当然令人羡慕，你的脾气之好尤其令人吃惊，甚至最心爱的石印被人摔成两截，也一笑了之。祝你永远这样好下去。贫道天明于无为观81.10.19.”后面还附了一枚我为他刻的藏书印，并加了一句话：“这是你为我刻下的记忆，它不会磨灭的。”不料当时为天明刻印时把“明”字刻成了“民”，和当时的一位电影剧作家同名了。之后又刻了一方姓名印，才没有搞错。现在天明是出版界的大佬了，藏书可说是无数，但一定不会盖这方错印的。

　　提到同学毕业前的留言，其中不少是以刻印来说事，看来在大学同学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刻印。就在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77级历史系的吴遇，时隔也有30年了，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说：“你是中文系刘海清，刻章子的。”可见，我这“刻章子的”真是“名声在外”了！高伐林留言不离诗人本色：“我希望：你即使雕刻一方蜡或肥皂，也能掷地作金石声！好吗，我的金石家！”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刻过蜡和肥皂，也没有炼成金石家。王三峡说：“正象你给我刻的印章难以磨灭一样，你也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不知三峡的脑海里现在的我是什么形象了，大约也模糊得不成样子了吧！雷喜梅说：“从你的雕刻中，我看出你向上的力！……”落款是“雷熙枚”，可知喜梅的笔名不少，这句话说准了一半，治印还真的得用力，但是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徐少舟却说：“虽然你并没有给我刻一个方章，可我，却给你刻了一个形象。只是，不给你。”这话说得好有悬念，一是没给少舟刻印，欠他一个人情，二是他不给我的形象，不知道是何等妖魔。一晃30年了，借一句张爱玲的话，“30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那时的形象也早不是今天的了，不说也罢！谢伯卿说：“你给我刻了一枚印章，同时也把你的名字刻到了我的心上。”这话说得重了，但可以看出伯卿是一位颇重感情的人。张洪峰则说：“你的雕刀可以雕刻图章，雕刻友谊，雕刻生活和美。”也是诗人意味。刘少安更是诗意留言：“你在别人的图章上，刻下你自己的名字。”我想这话大约是双关之意，其中或许是因我每方印侧，必留治印者名。当时年级里诗人不少，下笔就成诗，到留言时收不住脚，也写成诗句，令我这笨人从遐想到瞎想，30年也没想明白。

　　翻着30年前拓的旧印谱，看到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回忆起大学时代为同学治印的时光，其中虽有过烦恼、无奈，而更多的是快乐与成就感，现在如品味陈放了30年的佳酿，增加了一种甜蜜和陶醉。小心地合上二本陈旧的印集，放入书柜，把昔日的幸福重新收藏起来，而同窗的友谊深深地存入心底，治印之事还未完，这一段时光也永远不会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