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桦对《这一代》编辑出版经过的回忆，从根到梢写得相当全面，但还是漏掉了一些应该交代的情况。这里我做一点补充。

　　到底是哪13校的学生社团？

　　联合主办《这一代》第一期的13校学生社团，以笔划为序，印在了封底，名单如下：

　　中山大学中文系《红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早晨》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秋实》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初航》

　　西北大学中文系《希望》

　　吉林大学中文系《红叶》

　　武汉大学中文系《珞珈山》

　　杭州大学中文系《扬帆》

　　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们》

　　南开大学中文系《南开园》

　　南京大学中文系《耕耘》

　　贵州大学中文系《春泥》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发起人选择联合主办的对象，莫不是有点“好高骛远”的倾向？高——学校的名望高；远——都是相隔千里的外地大学，武汉本地的呢？例如，历史也颇为悠久、在中原也颇有声誉、与武大有瑜亮之争情结的华中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我们甚至想都没想到要串联他们的中文系学生社团；而更近在咫尺、就是楼上楼下的距离的我们武大中文系78级的学弟学妹，当时也组织了文学社团，也有自己的油印刊物，也没有进入我们的联合名单之列。而后来，正是他们中，出了一个名满天下的优秀女作家方方。

　　现在反思起来，唉，我们这些年轻和不算年轻的学子，虚荣心甚至势利心，真不是一点点！

　　八大金刚

　　《这一代》创刊号的编辑部由下列八人组成（排名不分先后）：于可训、王庆存、赵誉泳、陈晋、王家新、王东升、张桦和我。这个编辑部成员，就是我们武大77级学生刊物《珞珈山》编辑组的原班人马，那是系领导和辅导员老师在我们入学不久指定的。本来是称“编辑组”的，印在《这一代》封底的“创刊号执行编辑”这一栏时，不知怎么，“组”就升格为“部”了。可能也有虚荣心作怪？或者，希望在13校的同仁面前撑一撑场面？总之，连我们自己后来也往往称为“《珞珈山》编辑部”了。

　　八人的分工，我记得是完全按照文学杂志的传统分类而来的，老于、老王负责小说，老赵、王家新负责诗歌，王东升负责散文，陈晋负责评论。张桦身为副组长，除了对稿件内容过问较少之外，其它几乎所有事务，包括非常繁重琐碎的外联、印刷等等，都由他负责了；我担任组长，主要起统筹、沟通作用。这既指编辑组内部的沟通，也涉及与年级同学（当时年级有党支部、有两个班委会）、与校、系两级党团、行政和学生会的沟通，甚至还有一些与校外官方机构的沟通。

　　分工不是絶对的，根据稿件情况，临时会对各人负责的范围做些调整。我们当时稿件的编选程序，也跟正式文学杂志的关口类似：各位编辑初选，然后将初选稿件交所有编辑都过目，定期开全体编辑会议来逐篇讨论，有些稿件争议较大，全体编辑讨论不止一次两次。

　　我们八位编辑的思想倾向是有差异的——赵誉泳在其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但当时对稿件并没有多少根本原则上的分歧，总的来说，争论的焦点往往并不是“稿件好还是不好”，而是“稿件发好还是不发好”。年长一点的如老于、老王偏于慎重；年轻一点的如王家新、张桦偏于大胆。我年龄居中，又处在组长位置，不能不平衡；而我又因为是校、系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要顾及的方面更多，又时常享有校系党团领导语重心长的耳提面命，不能不竭力显得更为“老成持重”——也就是“世故圆滑”的近义词吧。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一代》“闯下大祸”，惊动了中南海（下面我将介绍），参与其事的我们八位编辑，难免心中惴惴。八人中，我在筹备《这一代》时已是预备党员，年级党支部讨论我是否转正的党员大会虽然拖了几个月才开，但仍算按期转正；其他有四人后来被年级党支部发展入党。在毕业分配问题上，系领导更没有对蹦跶得最高的几个人——编者及写出犯忌诗歌的作者，在《这一代》的问题上有任何责难和另眼看待，其中好几个人都分配到了所谓“党政要害部门”。

　　对比其他大学同学的遭遇，就更清楚我们校、系领导这样做是多么不同凡响了：北京和外省有些大学的领导，对《这一代》视为洪水猛兽，在同学中追查与我们的联系，甚至大搞“人人过关”，要求“说清楚”三个问题：从谁那儿得到杂志？传给了谁？是否宣扬过杂志的观点？贵州大学、西北大学、杭州大学等好几所高校参与联合主办《这一代》的同学，后来告诉过我，他们被校方勒令“立即退出”，否则的话，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甚至还以开除学籍相威胁；许多人的毕业分配都受到影响，明明很有才华者却被分配到了无法施展的单位，档案中或许还被记上了一笔，多少年难以翻身……与我们这些人的境遇相比，不啻霄壤之别！而其原因，不正是因为这些学校主政者，无法与武大校领导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相比，尤其是无法与先任武大常务副校长、后任校长刘道玉的境界、胆魄相比么！

　　我后来才知道，有些用人单位来珞珈山挑毕业生时，也把参与《这一代》看成“严重政治问题”，表示要进行专门“外调”。刘道玉校长得知后，几次表示：请他们来找我“外调”好了，我来和他们谈。办学生刊物是学校同意和支持的，我完全可以证明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

　　他挥舞着一本《这一代》

　　张桦文中藏头露尾地说到《这一代》“惊动数位最高级领导发表严厉批评”，“从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严厉地批评《这一代》”，我们当时身为学生，当然不可能与闻高层领导确切地做过哪些批示，有过何种教诲，只是不断听到各种小道消息。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传言就是：1979年年底全国城市治安工作会议上，列为“影响安定团结”的第一件事，是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第二件事，就是13校学生跨校主办《这一代》。还说我们被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安部的前身之一）列为重点调查对象……

　　半年后，1980年8月，我在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期间，曾去未名湖畔拜访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也是一位武汉老乡。他是时任我们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胡树祥的中学同学，胡要我去北京后找他聊聊。北大学生会也是全国学联副主席单位，他的谈吐，果然比我们眼界宽广和思想深刻。那次他亲口告诉我几个月之前的一段往事：1980年元月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直机关负责人的大会。会上，一位领导人代表党中央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其中有段话：

　　“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这位北大学生会负责人当时就在人民大会堂里听报告。他告诉我：这位领导讲这番话时，手上挥舞的，就是一本《这一代》！

　　我们当然心知肚明：《这一代》哪是什么“秘密刊物”？但是，在这位领导这么严峻地讲了之后，知情并听取过我们汇报、支持过我们的有关长者不便公开澄清，我们当然就更不便把他们抬出来给自己卸责了！

　　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件往事：我毕业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没多久就赶上了1983年的整党，而团中央机关被定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的整党试点。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有天正式通知我晚上去他的办公室谈话，在场的只有团中央组织部一位女性副部长。王兆国开宗明义，要我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做整党对照检查的典型发言，“你来团中央的表现，我们都瞭解，你都不用谈，只谈在大学读书期间参与《这一代》的事。”虽然以前没有多少具体接触，但王兆国比较瞭解我的经历，也充分地考虑到了我们办《这一代》杂志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他问了一下我的想法，很细、很具体地指出：跨校串联的做法，违反了有关规定；杂志中刊发了一些偏激的、观点有害的作品，造成了不良影响，要求我提高认识，在支部大会上讲清。

　　本来我发愁，整党的对照检查，我该从何说起？团中央一把手将我的主要问题指点得这么明确，我先在支部大会，后在团中央机关党委召开的全体党员大会上做了发言，发言还上了中直系统整党简报（忘了多少期），顺利重新登记了。

　　后来我得知，王兆国与团中央组织部商量，选了级别不同、类型不同的三个典型，亲自谈话，一个是团中央资格较老的部级官员，一个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时任副处长，还有一个刚进团中央才一年多的普通干部——就是我。

　　三个思想误区

　　佩服张桦，很有历史意识——就在为《这一代》出刊折腾得焦头烂额之际，他居然忙中偷闲，整理出来一篇《也许这就是中国文学的未来——写在筹办〈这一代〉的日子里》，以十多篇日记的形式记载了经过。从这个标题，隐隐可见引领未来文学潮流的野心。这篇纪实到了今天，真是一份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或许进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一定可以进中国当代学生社团史、学生运动史，甚至，中国改革开放史。

　　张桦在文中谈到1976年天安门诗歌《告别》的作者，时任复旦大学《大学生》杂志负责人景晓东的批评：《这一代》第一期“过激了”、“过急了”，这一意见，我也曾听到更多关心我们的师友用不同的语言表述过。第一期的作品，侧重在直面现实、干预生活，而在重视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推动多元创作，确实不够，用王家新的话说：虽然上大学后“现代主义”已开始对我们起作用，但筹办《这一代》时，我们则一致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这本杂志因部分作品被停印而残缺，张桦文中解释过：很倒霉，被停印的恰恰并非更过激的作品，如此更突出了其缺陷，加深了人们的误解。

　　此外，反省起来，还有我们思想上的三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我们——首先是我——太急于造成“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了，太想跟上甚至引领知识界龢民间那种争先恐后看谁说得更尖鋭、更大胆的情绪了。我们浏览过那么多各校刊物，深知大学生的作品固然多在一般发表水平线之上，但是鋭气有余，才力尚缺，要想拿出一大把在艺术上独树一帜、一鸣惊人的作品，几乎不可能；那么这个“头胎儿子”，要想一呱呱坠地就名震四方，打响名号，也打开我们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影响，就只能寄望于在思想、政治上“初生牛犊不畏虎”、勇闯禁区了。须知那个年代，民众、读者、大学生，看重的都不是艺术创新，而是思想解放。正如当时引起巨大争议的军队作家、电影《苦恋》的作者白桦在台上朗诵诗，吼出一句“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就能赢得如雷掌声……

　　第二个误区，是我们——首先是我——希望通过这本文学杂志，发出我们大学生的声音，汇入“启蒙者”的行列，去推动变革现实的沉重车轮。这本身也不能算错，但是在思想深处，还是没有摆脱将作品看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这种狭隘、陈腐的文艺观念——当时有一个说法，称之为“阶级斗争工具论”，只不过我们是将文艺的“投枪匕首”换了一个方向而已。

　　而这，又跟第三个误区有关：我们——首先是我——执着于“这一代”这样的集合概念，在潜意识中，总是想象着、期望着：这一代人，聚成一股洪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浩浩荡荡，万众一心，去冲击中国的专制、封闭、腐朽、保守的意识形态桎梏，走向现代化的明天……

　　大谬！这一代思想解放，冲破“大一统”的枷锁，难道应该走进名目不同的另一种“大一统”？难道这一代不正应该破除“拧成一股绳”的迷思，高悬“多元化”的旗帜，创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思想自由遨游、让创造力恣意发挥、让个性充分舒展的空间？这才是中华民族能够和平崛起、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人间正道”！

　　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今天有这样的认识，已经无法纠正我们当年的幼稚、失误。不过，必须公平地说，我们当年的幼稚、失误，与别的年景、别的国度的大学生的幼稚、失误相比，更具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征，打下的是那个社会刚开始转型、思想文化正在复苏的特定的转折过渡时期的烙印。这里写下这些，抢救我自己正加速退化的记忆力，也希望为后人提供一点前车之鉴。

　　高伐林自述：

　　20岁时写自述，我会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緑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自况；年过而立写自述，我会抒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愤懑；不惑之年写自述，我会倾吐“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的无奈和超脱；但过了花甲再来自述，就有点不尴不尬，茫然得很。

　　人贵有自知之明。对于我不是什么，我很有自知之明；对于我是什么，我可毫无自知之明。至今还有人在我的名字上冠以“诗人”，总是使我有冒领头衔的心虚情怯，总要解释“这是个历史的误会”——在那个真正的诗人还被埋没、还没有出头的年代的某种“瓜菜代”而已。后来我想，我写什么又不是历史的误会？

　　我敢说，我这半生所写过的文体，若论种类之多，举世罕有能匹者。从在武汉上初中时给身为名医的姑姑和父亲，推敲诚恳谦卑又滴水不漏的“四清自我检查”，到在江汉平原插队时一灯如豆奋笔疾书访贫问苦记録和队史村史；从在钢丝绳厂当学徒时给老“摇绳工”捉刀填入党志愿书，到在武汉东湖之滨起草豪气干云的学生油印刊物的“发刊词”和阶梯式朗诵诗；从在青年机关十易、百易其稿代写高屋建瓴、笔力千钧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批语，到后来担任创作员时炮制万人文艺演出的报幕词和电视片脚本；从给美国中餐馆开张大吉和节日酬宾写舌灿莲花的工商新闻，到主编时论杂志写煞有介事的编者按和照片说明……相声情诗絶交信，方案总结预算表，贺词讣告録像片，传记年谱自辩状，口号批语说明书，唐代名诗译白话，美国儿歌翻中文——举凡你想得出来的文体，我几乎全都写过，没有写过的，大概只有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和总参谋部的作战命令了。

　　什么都写过，当然不意味着什么都写得好，否则就跟苏东坡和达·芬奇一类大师比肩了。我只是一个平庸的万金油！能自我安慰的只是有时间漫读诗书，有机会与海内外作家和学者经常接触，从而不断地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反思历史，研讨未来。

　　一晃到海外当自由撰稿人已20多年，期间断断续续在海外多家中文地方的或标以“全球”的报刊、网站当过主编、主笔，参与过海内外一些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又赶潮流当了网络视频节目的主持人，专注于历史课题——虽然观众给以好评，却都是“赚不了钱赚吆喝”，难有国内“网红”那样令人艳羡的高收入。好在身为美国一家公立图书馆馆员的老婆不嫌弃，虽然她那份工作也只是“旱涝保收低产田”，但她业余翻译，勤俭持家，对我挣不挣钱、挣多挣少都不在乎。独生女儿在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几年之后跳了槽，现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当律师，参与办过一些大案要案，也没躭误了让我升格当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