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圈年轮。

　　1974年的夏天，17岁的我高中毕业了。那一年，对于我们那个偏远地区小城的大多数高中毕业生来说，只有两个去向可以选择，一是下乡当农民，二是去农场或林场当工人。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中，我选择了“上山”。

　　林场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艰苦，原因是我幸运地被留在了总场的林业试验站（其实就是苗圃站），没有被分往青山之外复青山的山峦叠嶂的分场，且一年后又幸运地被抽调到总场宣传科负责宣传报导和广播站的工作。胡晓晖曾在网上发过一篇回忆小文，大意是当年刚入校时，由于没有正式教材，系里让他负责找人帮助老师油印教材，于是我毛遂自荐，说自己如何懂得捣鼓油印机之类，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云云。这毛遂自荐的资本，便是我在宣传科里“锤炼”得来的“手艺”。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父亲一个长途电话把我风尘仆仆召回了家。同时到家的还有我在农村插队的妹妹。父亲当时在师范学校工作，瞭解到了国家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他认为这是改变他两个女儿命运的最好机会，絶不能错过。文革，曾经彻底粉碎了我对于大学的梦想，由于我父亲的政治问题，在1977年以前，我从来就没有幻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跨进大学的门槛，尽管那时工农兵大学生已经招生了若干年。高考的恢复，其实不仅仅是给予了我能从林场走出去的机会，给予了我能获得更高更好的教育的权利，更是给予了我一种在政治上与他人平等的深切感受。我没有必得的自信，但是我知道自己必须全力以赴，努力争取。回到林场，抱着父亲找来的各种复习资料，我开始了除掉工作、吃饭和有限的睡眠时间之外的夜以继日的复习。在复习期间，与父亲往返的电话内容大多是关于我报考什么专业。我最初的理想是考医学院，后来听说医学院不要高度近视的，而我的视力只有0.2，只好放弃了。后来又想考外语学院，又听说外语学院对考生的形象要求很高，戴眼镜会影响録取，也只好放弃了。命运捉弄人。如今我在北外工作已经30多个年头，每当想起当年的这些“听说”，想到跟外语曾经擦身而过就不由得苦笑。报考中文，实在是我当年一个很无奈的选择——由于饱受父母文革期间的动荡之苦，我当时对与政治十分紧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专业唯恐避之不及。

　　1977年的高考，是先填报学校和专业，再参加考试。相对于今天先考试、知道分数后再填报志愿而言，那是更残酷的一次赌博。填报志愿开始了。我想报北大。虽然身处偏僻之地，虽然我基本是在文革中接受完基础教育，实际上并没有学到多少真正的知识，但我还是对北大心存憧憬和希冀。但我这样的憧憬和希冀被很现实、很清醒的父亲“无情”地“扼杀”了。理由有两个。一是，不能好高骛远，要以“考上”为前提，如果第一志愿报高落选了，就有可能影响到后面志愿的録取；二是，父母在1977年虽然都已经恢复工作，但并未平反，工资依然在较大幅度的降级中，如果我们姐妹俩都考上了大学，我还要到北京去上学，家里无论如何负担不起这沉重的费用。父亲给我划定的报考范围，是长江以南的学校。为了监督我报名，父亲还派母亲到了林场。最后我的三个志愿依次是：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广西大学。

　　1977年的岁末，在凛冽寒风穿窗而过的破旧乡村中学的教室里，我完成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公榜了，我以总分332分、单科平均83分、全地区文科第2名的成绩被武汉大学録取。我妹妹也考上了广西大学土木工程系。我的喜悦、我们全家的喜悦，无以言表。父亲后来说，他1979年拿到组织部门寄来的平反通知，也没有当年看到我们姐妹俩的大学入学通知书那么高兴。我相信，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

　　在北上的列车里，我遇到了前去北大报到的不知名的同学，闲聊中得知他的总分比我低了近20分，一时间，我陷入了无语，内心涌上一阵伤感和遗憾。然而，也是仅此而已。我知道，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境况里，父亲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们不能预知。

　　罗小东自述：

　　罗小东，女，1957年出生于广西。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工作，讲授文学概论课程。1984年，重回武大攻读古代文学元明清方向硕士学位。1987年7月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主要讲授古代文学史、古代小说史、小说叙事学等课程。

　　期间，曾担任中文系主任、学院副院长工作，并在1990、1998、2005、2008、2017年受学校派遣，作为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赴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访学和教学工作，2009年，获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