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1977年冬天那场突如其来的高考，也许我现在还是个在偏僻农村生活的农民。我所说的偏僻农村，是我的老家，离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130公里、离县城钦州40公里、离公社所在地几公里。

　　我老家说山不算山，说平原也不是平原。比起山区，它是平原；比起平原，它又是山区。我家就在一座并不高的山脚下，对面是本地最高的名叫古窦岭的大山，据老人说，雨过天晴时，从山顶上可看到南宁的电视塔。在两面山的中间，有一片开阔的农田，一条乡村公路从中穿过。在公路中间有个岔口，一条可通汽车的机耕路在农田中延伸，几分钟便可直达我老家门外。

　　我家祖辈是农民，三代单传，直到我父亲才开枝散叶，生育了四个子女，我排行老大。父亲因为读过初中并到县师范进修过，成了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在家乡所在公社的中学里做会计，兼上一些不太重要的课程。他是非农业户口，我们兄妹四人随母亲在农村生活，都是农业户口。

　　那时候，经常搞政治运动，生产队经常在村中大榕树下举办忆苦思甜大会，请村里苦大仇深的两三位老人讲解放前的悲惨生活。开完会后，便吃忆苦思甜餐，那是用野菜和大米煮成的大锅粥，粥里没放油盐，带有苦涩味。

　　我祖母是其中最苦大仇深的一个。日军侵华使她丧夫守寡，生活极其艰难。不仅祖母忆苦思甜时这么说，父亲也经常给我忆述。他小时候在田野里放牛，日军飞机经常轰鸣着从头上飞过去轰炸别的地方。我老家所在的村子包括我祖父母的房子，也被日军放火烧过，小时候我还看到祖母房间的门板、床板、柜子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我家乡的村名原来叫“那×村”，与二三十里外一条据说投靠日本人的村子同名。一天，听说日本兵要从我们村附近经过，人们纷纷躲到山里，我祖父因病难以走动，被抬到屋后水沟里躲藏。他估计日本兵已经走远，于是爬出水沟，不料日本兵正巧从远处经过，发现我祖父，一枪把他打死。日本兵走后，祖父的弟弟听到消息，急忙赶回去收尸，不料在半路上碰到国民党兵，拦住我祖父的弟弟，问是哪里人，祖父的弟弟回答是“那×村”的，结果当即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原来，国民党兵误以为他是投靠日本的“那×村”的人。林家两人接连被枪杀，震动了四乡八里，更使全村感到后怕，为避免日后因与其他村同名再引发不幸，村民商议决定把村名改为“那庚村”，一直用到现在。往事并不如烟，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从小时候起便深深地烙在我辈脑海里。

　　祖父被杀害后，祖母拉着一对子女过日子，生活异常艰难。父亲说，他本来还有个妹妹，因为家穷养不起，后来送给了别人。父亲曾跟我提及，很想寻找回妹妹，但一直没有音讯。

　　解放后，我家过上了安定的生活。虽说从我懂事起，粮食经常不够吃，但祖辈、父辈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成人，他们仍感到幸福，对共产党、毛主席充满了感激之情。

　　读大学前，我一直在农村生活。放学后，帮母亲干些农活，挑水种菜、锄地割草。上初中后，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除了犁耙田、盖房子等粗重农活干不好、很少干外，其他如割稻插秧、施肥除草、采石伐木，样样都干。那时候，生产队是按工分分配的，我家劳力少，挣的工分不多，因此分到的粮食并不多，偶尔能吃上乾饭，逢年过节吃上咸鱼、猪肉，而日常吃的几乎都是稀饭，到三四月便把口粮吃完，剩下到夏收的两三个月时间里，惟有用番薯、芋头煮稀饭，甚至只吃番薯、芋头。吃上乾饭、吃上猪肉，是我那时最大的愿望。

　　那年月我身子比较单薄，加上手指修长，长相白皙斯文，伙伴们都开玩笑说我不像农民，是当干部的料。我只当作是一句戏言，怎么也不相信会有机会当干部。但命运就是这样，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却成为了现实。

　　我小学、初中是在大队学校里读的，高中在我父亲工作的公社中学读。从小学到高中，我学习的成绩一直很好。作文经常被班主任作为范文，让我读给同学听。我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负责出学校的墙报，因此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1976年7月，16岁的我高中毕业，成为“回乡知青”。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我做过大队水利建设项目的施工员、大队文艺宣传队队员、大队“三系水稻”育种场的育种员，还利用晚上时间给生产队的文化扫盲班上课，负责出生产队的墙报，期间曾给县广播站投稿并被采用广播。岁月无痕，我就这样在没有梦的日子里打发时光。

　　虽说出身在“苦大仇深”的家庭，自己各方面的表现也很好，但在那个年代和环境里，如果没有关系，不要说读大学，就是招工、当兵也不用想，因我们林家在当地是“弱势群体”，招工、当兵从来没份。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注定要在“广阔天地”里过一辈子。

　　1977年10月的一个周末，父亲回家，很兴奋地告诉全家一个消息：听说准备恢复高考，什么时候考还不知道。太出乎意料了！当晚，全家人围坐在煤油灯前（那时还没有电灯），谈了很久，都很兴奋，我更是兴奋得难以入眠。

　　此后不久，报纸上刊登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高考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我们公社报名参加高考的有三四百人。到了11月，公社中学专门举办高考复习辅导班，数百考生云集，令小小的圩镇一时热闹非凡。

　　高考分文理科进行，我准备报考文科，但文科考生比理科考生多，而招生专业和人数比理科少很多。看到“僧多粥少”，一向不担心我成绩的父亲此时很纠结，为保险起见，他希望我改报理科。为此，父亲专门征询我高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翁老师的意见。翁老师听后表示反对，他很有把握地说：不要改，你儿子我瞭解，他考不上，没人考得上。见翁老师这么肯定，父亲不再坚持要我改报理科。真该感谢翁老师，要不然，很难说我还有那样的好运。

　　转眼到了12月，高考的日子到了，我虽然激动，心里却一点也不紧张。高考总共考了两天，报文科的考生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门课。考试题目不算难，最先考的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日子》,我一气呵成，感觉挺好。相对弱些的数学也感觉考得不错。我的高考成绩至今还是个谜，因为当时没有公布考生的分数，我也没有收到高考成绩单。

　　填报志愿时，父亲希望我第一志愿报北大中文系，但我不敢——全国顶尖的北大，中文系在广西只招2人，全省那么多考生，怎么会轮到我呢？想报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近的广东中山大学，但那年中大中文系没在广西招生。“报武汉大学吧，那也是重点大学啊！”父亲鼓励道，仿佛读大学的不是我而是他，我也不知道他为何对我的成绩如此信心爆棚。虽然武大中文系在广西也是只招2人，但看到父亲如此期望，我便答应了。此外，我第二志愿报了广西大学，第三志愿报了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

　　终于在1978年1月初接到通知，1月5日至7日由中学的老师带我们6人到钦州县人民医院体检。这是我第一次到县城，也是第一次到医院体检。能够去体检，说明成绩入围，有希望被録取。但是，最终能否被録取，録取到什么学校和专业，我心里完全没底。

　　体检之后的那段日子，是那么的漫长和难熬，我一边继续出工挣工分，一边焦急地等待和盼望。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在2月7日收到了武汉大学的挂号信，里面有入学通知书和“武汉大学新生入学注意事项”，信封右下角不知是谁手写了“78、2、26－28报到”字样。这时正是春节前夕，这封特殊的来信无疑是送给我和我全家最重要的春节礼物。

　　当年，全公社三四百人参加高考，只有6个人被録取，竞争之残酷可想而知。后来我瞭解到，在考上的6人中，4人上中专，一人上大专，只有我一人考上大学本科，而且是重点大学。我的高中同学、村里的伙伴，有些人学习成绩也不错，竟无一考上。对此，我为自己感到幸运，有时甚至怀疑是否在做梦。

　　说实在的，我能考上大学，除了运气，与自己一直坚持学习有很大关系。我天性好学，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完成作业，不懂就问老师。从小学起，成绩一直很好，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语文、数学经常满分，从初中到高中，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来讲评。读高中时，学校的教学不太正常，经常是半天上课，半天去参加公社“改江造田”劳动，另外还有两三个月时间到分校去半农半读。但这影响不了我的求知欲，不管在家里还是学校，只要有空，我便看书，把父亲书架里的书和能够借到的书反复看了个遍。读高中时，班主任翁老师向我们推荐订购了写作基本知识、课文选读等书籍，还请来大学毕业的公社新闻秘书讲新闻写作的经验，这些对我都很有帮助，也萌生了将来要当新闻记者的想法。由于学习成绩好，在外工作的父亲从来不用管我的学习，每当周末回家看到我在昏闇的煤油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总是叮嘱我不要看得太久，要注意眼睛、注意休息。

　　我所读的小学、中学，有一批有学历、有水平、有经验、有爱心、品格高的老师。小学教我语文、数学的老师，教学经验丰富，爱岗敬业，深得家长好评。高中老师，无论教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政治的，全部大学本科毕业，这样强的师资阵容在当时一般的中学是很少有的，教我语文、数学的老师甚至还是解放前的大学本科生，他们大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贬到公社中学。我想，我能够考上大学，也是老师们多年辛勤教导的结果。

　　我被武大中文系録取的消息很快在四乡八里传开了，我成了公社的“明星”。在上学前那段短暂的日子，走在公社的大街上，仿佛人们都认识我，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我有了一个新的称谓：“大学生”，许多认识的人见到我都这样称呼我。我读的中学也为我感到骄傲，校长专门请我和父亲吃饭，还送我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我考上大学后，父亲连带成了“名人”，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被请去给学生家长、考生做报告，传授他的教子经，介绍我的成长历史。

　　当然，也有少数人对我考上大学作另类探解。在一些人看来，我考上大学不是因为我勤奋学习，而是我家祖坟风水好。我家祖坟就在屋后半山腰上，据父亲说，我读大学后的第一年，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专门去看我家祖坟的风水，甚至有人想偷偷在我家祖坟后面不远处修坟，幸被及时发现、制止。

　　2月22日上午，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生活将近18年的乡村，在父亲的陪伴下，挑着行李，走路去公社，乘车去钦州再转车去南宁。离开家乡的时候，天下着毛毛雨，整个林屋几十号人站在路口相送。我回望生我育我的地方，眼里情不自禁地涌出了泪水。60多岁、有些乾瘦的祖母，脸上显得有些悲伤，她在得知我要到外地读书后就不停地唠叨，对我十分不舍、不放心。没想到，在我入学后不久，祖母便去世了。父亲为了让我安心学习，直到寒假我回家时，才告诉我祖母早已不在人世的信息，我听后不禁伤心大哭起来。我想，祖母的去世，一定是因为我不在她身边的缘故。祖母受苦一辈子，本以为读完大学后可以孝敬她，没料竟连看她最后一眼、送她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这令我一直都感到遗憾。

　　林琳自述：

　　本人林琳，堂堂男子汉，却被父亲起了个女性化名字，常为此烦恼却又无可奈何。

　　1960年8月生于广西钦州。有弟妹四人，排行老大。本以为一辈子会在广阔天地修理地球，没想到“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高考恢复，竟被武大中文系録取，从此跳出农门。上大学后，父亲也从公社中学调县教育局，举家迁居县城（地市所在地）。

　　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广东省侨办，一直踏实做人，勤勉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和命运的眷顾，从科员逐级提升，现任省侨办党组副书记、巡视员（2018年10月机构改革侨办并入统战部后，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巡视员），兼任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会长、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广东基地主任、《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去过五大洲50个国家和地区调研侨情及开展涉侨工作。

　　武大本科毕业，本已心满意足，后承蒙组织关怀，2005年底参加“中山大学——牛津大学广东省高级公务员公共管理培训班”的培训学习，2011年又参加“中山大学广东省市厅级领导干部EMBA班”学习（在职学习，两年期），获硕士学位。

　　由于工作原因，不断撰写和发表一些文字，内容多与侨有关，2008年出版《侨这三十年》一书。参与多本侨情、侨务书籍的编、审工作，担任《广东省志·侨务卷》编纂委员会主编、《华侨与华人》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