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都在热议“中国道路”。虽有各种说法，有一点却不得不承认：肯定有一条充满活力和生机的路子，把中国塑造成今天这般模样——当然可以看出不少问题，甚至引出不少烦恼，但又从根本上不得不承认它的进步和发展，更人性，更风光，让人们生活得更好。

　　这条路怎么来的？路上的风景如何？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恰巧，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不仅是经历了，甚至可以说，是这条路塑造了我们，当然，我们也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如果仅从年龄上讲，把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65个同学，包括和同学们朝夕相处、呵护有加的指导员韩德全老师，统称为“这一代”，似乎有些勉强，除“50后”外，还有几位“40后”老大哥，有两位“60后”小弟弟。但是，对那条原本存在的“中国道路”来说，对在这条路上一起走过的人来说，同属于“这一代”，又是千真万确的。理由从小到大有三条：

　　第一条，我们幸运地在1978年至1982年同一个时间，同一座山下，同一道湖畔，同一座校园，共同的教室，共同的老师，共同的老八舍，经历了青春期的精神洗礼：从专业到生活，从知识到思想，从过去到未来。

　　第二条，大家一起发起编辑了从一个角度体现那个时代文化气象的文学习作刊物《珞珈山》以及《这一代》。从此，人们习惯用它来“代入”这个本来寻常的群体世界。

　　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一路同行，都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朝气蓬勃地经历了老路、从老路到新路的转折和新路开始至今的全过程。

　　这第三条，最值得一说。

　　二

　　为什么说我们都经历了老路？

　　看看本书的第一辑“大学梦”就知道，那些过了30岁才赶上末班车的老大哥不用说，即使是17岁进入考场的小弟弟，也已然是回乡青年，成为生产队里的壮劳力了，杨厚兰同学不到20岁便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高伐林同学已经是扬名武汉三镇的诗人。我们名副其实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开始或者即将结束自己的青年时代。当然，在歌声中，散落在工厂、农村、部队的这一代，虽各有生活的烦恼，思想的困惑，但也各有期盼，各有心中的未来。在工作中，表现也都不俗，除了扎扎实实地拜师学艺，学大寨战天斗地，还时不时写批判稿、讲用稿，画宣传画，讲评法批儒，有的还发表诗歌小说。据同学自述，林彪事件前后，王东升同学为一个观点，两次上书中央。批林批孔运动中，张立伟同学被公社抽去宣讲，挂起覆盖一面墙的军事地图，用一根破竹竿指指戳戳：这儿，林彪不扎紧口子，让敌人跑了；那儿，林彪不部署兵力，让锦州晚解放几天。今天看来，不少属于一笑了之的事，但在当时，没有人觉得是无聊之举，而是真诚地做得有声有色。当然也不排除有先知先觉的，即使先知先觉，那也是时代使然。所以说，我们“这一代”，哪一个的文化血液里没有注入和汲取过改革开放前的精神基因呢？

　　正是这种精神基因，影响着这一代的人生观和行事方式，尽管有时候会被下一代讥为传统，传统固然有劣势，却也有优势，那就是守本份，知进退，还总要有股精气神，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都不会沉下去，做事情也不会离什么谱，总会在时代铺就的大路上走下去，而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主儿。我想，这大概就是同学们个个都拓展有自己的事业、精神和生活天地，而且是那样的自觉、自信和自强的原因。今天虽然不再年轻却依然阳光，甚至依然是激情探索的“永远青年”，或者，被社会视为“愤青”。

　　三

　　至于一同经历了从老路到新路的转折，更是不言自明的事。

　　我们于“历史在徘徊中前进”的时候跨入校门，不久，便出现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我们国家随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国家结束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阶段。走出校门不久，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那四年，名副其实地是从老路到新路的四年，是轰轰烈烈、举国沸腾，大思大进的四年。对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来说，也是不关心时事、不思想解放、不张扬青春个性、不“精神贵族”一下都很难的四年。

　　刚刚进校，就迎来全国科学大会，一下子沐浴在“科学春天”的阳光之中。然后是北岛的诗歌，刘心武的小说，徐迟的报告文学，还有话剧《于无声处》，还有“星星画展”，还有国内外各种解禁的电影，还有评论界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更有第四次文代会传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目不暇接地向我们扑来，打开了思想的新天地，更让读中文系的“这一代”隐隐然有几分自豪：我们所学的文学专业，真是时代风雨变幻的晴雨表。今天回过头来看，文化领域的前进气象所彰显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学业之路，又何尝不是历史转折时期人生和时代的大路呢？

　　当然，我们不仅通过文化风景感受到时代大路是怎样走出来的，同时也通过其他风景在感受、在参与、在思考。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际上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说起来简单而自然，怎样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却没有那样简单，甚至也不是想象的那样自然，你不得不经历许多复杂的思想“驿站”。刚刚进校不久，就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选》的出版；农村开始包产到户的消息陆续出现，家在农村的和原是知青的同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还有经常在报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迟到的追悼会的报导，包括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平反。记得为陶铸平反的时候，罗小东同学朗诵陶斯亮的那封写给父亲迟发的信，声情俱佳，还在全校获了奬。那几年，体育界也真的很争气，女排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的血脉偾张般的振奋，确实难以想象。

　　最后，不想让这一代人说点什么已不可能。关于潘晓提出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关于爱领袖与爱妻子的讨论，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讨论，关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讨论，关于人和人的异化的讨论……真是一群“讨论狂”，而且越讨论越学术，越让人摸不着头脑，却自以为越来越深刻，而且是有大作用于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闹出点动静又不行了。于是，文学习作刊物《珞珈山》、《这一代》创办了。那种天将降大任的感受、兴奋和专注，那种为真理而思考的投入，那种生怕别人听不到自己声音的焦急，实在不亚于今天的“微博”写手。总之，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才刚刚开始（托尔斯泰语）。那时候有一个代表时代前进状态和方向的名词，叫“新长征”，高伐林同学还当选过团中央命名的“全国新长征突击手”。

　　我们这一代，就是这样多多少少、远远近近、虚虚实实、轻轻重重、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见证了参与了从老路转向新路的全过程。

　　四年转折过程的心路，给这一代留下了什么？细细想来，同样是为我们的文化血液注入了影响弥久的基因。其表现，就是知道一个时代的转折之路，走得固然不轻松，但对青年人来说，拥有的，参与的，是感觉，是新鲜，是呼应，是激情，是无所牵挂的投入，是今胜于昔、明胜于今的期待和冲动。对经历过老路又经历了转折的青年人来说，他们知道新路的来之不易，他们知道新路到底新在何处，他们无例外地珍惜这条新路，维护这条新路，并以已之力，参与这条新路的塑造，尽量让它的风景看起来更加动人。当然，当他们后来在沿着新路前行的时候，也通常不会在泼掉洗澡水的时候，把婴儿一同倒掉。他们知道时代变了，但过去路上也曾留下他们的感觉，新鲜，呼应，激情，投入，期待和冲动。倒掉这些，何尝不是倒掉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体悟到，被称为“天之骄子”的这一代，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完全同时代剥离开来呢？所以，这一代人，在80年代看起来激进，很政治，在90年代以后，却显得很平和，很技术。而到了新世纪以后，甚至在新世纪已经走过12年，这一代有的人已经开始退休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拿捏分寸而又不显得保守，甚至还有梦想，起码是想象。当然，这都是毕业三十年后的马后炮语。

　　四

　　离开学校，虽然职业五花八门，小路纷呈各异，但大路的方向和节点，却大扺相近。

　　大路上的我们，虽然各自踩下的只是两行细细的脚印，但是正像一个哲人说过的那样，对于走路的人，有用的只是你留下脚印所占的路面，如果只是给你提供脚印大的路面，而不是给你一条路，你将无法行走。时代之于我们，中国道路之于这一代，意义恰恰在这里。

　　先说80年代。三十年前，65个同学，怀揣65种梦想，离开母校走进党政群工团的机关，走进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走进新闻出版宣传的大门（也怪，确实没有一个到企业的，这或许正是这一届中文系大学生的特色），面对同事和社会上投来的羡慕和期待的目光，多少已经意识到，时代的大路已经开始了对这一代的新塑造。

　　刚到单位，自然开始习惯于学习各种各样的文件，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老同志领着不时到各地出差，顺便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无牵挂的愤青，渐渐沉实起来，和国家的脉动更加实在地同步起来，挂在嘴上经常讲或者经常写的，多数不再是特别豪华的专业术语，而是开创现代化新局面，整党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商品经济，价格双轨制，四项基本原则，奔小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价闯关，等等。新的说法和实践日新月异，我们的反应不算慢，但毕竟有时候最初的反应和后来的反应可能很不相同。

　　和同事们闲谈，和朋友们相聚，自然更海阔天空一些，更精神一些，更务虚一些。不管是不是工作在文化圈里，也时不时关注一下文坛上的有趣事，聊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现代主义，读点甚至写点小说诗歌，还爱看《百年孤独》。但回到家里，自然又精神紧张地演绎刘震云小说中写的“一地鸡毛”的场景，诸如拿粮票换鸡蛋，或为买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四处找人之类。日子和社会变得很快，还买了西服，学会系领带，学会用刀叉吃西餐，四处送小得不能再小的孩子去学钢琴，学画画，学英语。这些我们的父母少有经历的新鲜事，都会在心底里唤起很多感慨。从老路转向新路那几年的慷慨激昂，虽然有些式微，但20世纪的80年代，对这一代来说，浪漫中有现实，多变中有盼头，争议中有进步，整体上讲还是精神大于现实。

　　进入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和我们的生活，似乎都来到了一个节点。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后，80年代经济领域的探索，一下子有了结果，算是尘埃落定。再加上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概括和新的定义，时代大路在它的经济走向上有了基本模样。如果说80年代还有些仿徨，有些漫无边际的想象和热议，有些自觉不自觉地极而言之的惊世骇俗，那么，随着大路走向的共识确立，人们的选择有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我的印象，在人们的响应中，这似乎不光指经济，也指社会。

　　高谈阔论的年代逐步为务实进取的年代所代替，行政性的管理技巧越来越强，理论性的热辩开始减弱。不明不白的现代主义先锋们渐失风头，一些张扬后现代主义旗帜的后生们突然跑出来，要“解构”那些先锋们的足迹。80年代热议的脑体倒挂，所谓“造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问题，也正是在90年代开始逐步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利益获得了空前的尊重和实现。与此同时，思想文化问题的探讨，不像80年代那样举世汹汹，而越来越成为职业，90年代果然冒出来一个赵本山，似乎把先前所有文化上的争论真的“解构”掉了。人们关注“苏联解体”、“沙漠风暴”，“波黑战争”，关注三农问题，工人下岗问题。总之，大路的内容深化了，大路的风景变化了。

　　也正是从80年代快要结束到9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有的同学毅然抛却铁饭碗，或下海，或出国，自谋生路闯天下去也。在外语学院当老师的张桦，1989年还雄心勃勃地要主编一本当代文学史的教材，聘请我去当顾问，那个聘请书我保存至今，但他转眼间却跑去搞百龙矿泉壶的广告了，潇洒不潇洒？无论是下海还是出国，何尝不是这一代行走的大路上应有的内容和风景呢？或许，那是更勇敢更开阔更荡气逥肠，甚至是更多地保持80年代精神气象的一条路也说不准。

　　也正是在90年代，同学们渐为处级，主任，教授，研究员，经理，制片人，主持一个又一个项目，完成一桩又一桩任务，获得一个又一个奬励，起草一份又一份文稿，出版一本又一本专著，参赴一场又一场会议，出访一个又一个国家，见证一件又一件大事，均是一色的骨干顶梁柱，一色的被人吃请或托人请吃，就像后来的房价，一色的上升。有一次到成都出差，见张立伟兄，说到最近他在电视上开讲座后，一次在路上，一位陌生的寻常老大妈突然拦住他说，你哪儿都好，就是牙齿不整齐，需要打理一下。你说红不红？

　　同学们朝着逐步定型的方向奔跑着，忙碌而有序，奋斗而执着，吸纳而有定力，为社会贡献于日常。援藏的“老坚决”张强，一心投入，被人称为“强巴”，他还结识了孔繁森，引为知已，自述“我心中的圣火也似乎被孔繁森点燃了”。这就是我们的同学呵。当然，同学们在大路上阔步向前的时候，还可时不时旁顾一下路边的风景，兴之所致，保不齐还掏出点东西在树上刻下自己的印记，起码是“到此一游”的纪念，于是，自己也留在了大路的风景里面。

　　90年代就此别过，突然间走进了新世纪新阶段。

　　这段路上，诸事都好像水到渠成，有的原来闹得动静很大的事情和观念，只需轻轻一风吹，真的是司空见惯，很自然。有人说，这就是大道。本来，“道法自然”嘛。这大道上，共识很多，新的分歧也多。喜事很多，难事也很多。非典、地震，事事惊心；奥运、世博，件件喜人。90年代讲奔小康，新世纪讲全面建设小康。90年代讲发展是硬道理，新世纪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幷且追求的是科学发展。90年代大讲城镇化，现在有6.7亿中国人城镇化了，超过了一半，而且带来了一些城市病，诸如特大城市的房市，看起来像泡沫，听起来像泡沫，叫起来更像泡沫，很可能就是一个泡沫，也可能它就不是一个泡沫。过去比较多地讲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新世纪以来更多地讲社会建设，民生建设，还有西部大开发等等。90年代讲企业之类要走出去，走向世界，今天似乎是世界也同时向我们走来，于是，世界的问题成为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成为了世界的问题。过去，中国在发展中始终有两种心态：落后者心态和追赶者心态，前者导致悲情，后者表现为着急，现在好像有些从容了，大国崛起、文化强国一类的概念也出现了。从没有一个大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展如此之快，而且一下子就持续30多年。目前中国，既有发达国家的一些特征，又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征；中国同发达国家有利益相关的地方，更有矛盾；同发展中国家有共同语言，但也有矛盾。过去出了不正常的现象，人们习惯于找出各种理由来解释，直到解释得不正常的现象不再有为止，事实上是通过解释，让新情况符合自己的主观认识。今天不同了，讲危机管理，公共管理，信息公开，决策听证，公众参与，事情一出来，都有这样那样的预案。过去，我们的困境是，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謡言已经走遍了天下，今天呢，事情一出来，讲究第一时间如何如何，不能够也很难遮遮掩掩。在今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现实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之间的边界模糊了，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边界模糊了。这就是中国道路发展到今天的风景和它的前进方式。它变化得此前无论是怎样的天才，都无法预测和想象，何况“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这一代人呢？

　　新世纪大路上的这一代，又呈何状？90年代我们在一线埋头苦干，大显身手，现在也是大显身手，只不过更多地是着眼单位全局，操心更大事业，搞策划让人实施，甚至代表单位对外发言。90年代我们在媒体上经常看到熟人的身影，新世纪只要愿意，很容易在媒体上看到自己的身影还指着说那个人真熟悉。开会的时候，习惯捧杯水；走起路来，习惯背着手；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做起事来也不紧不慢，还常常把淡定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男同学或秃头或白发或大腹便便，女同学却显得更精神、更气质、更爱收拾衣着。养身、养心的事情多起来了。不仅面包有了，过去不敢想象的房子、车子也有了，甚至孙辈有了。还有同学更是老树开花在新世纪里又生了儿子女儿，本来属于孙辈年龄，见了面，大多毫不犹豫、理直气壮叫这一代同学“叔叔、阿姨”。

　　更重要的是，80年代、90年代所做的一切，到今天逐渐都有了收获，而且是同学们最珍惜的收获，正像陈惠文同学说的那样，“平生我得到过许多荣誉，让我欣慰的是最后一个，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颁发的：‘授予：陈惠文同志 对台工作特别奉献奬’。这算盖棺定论了。”

　　在新世纪，每逢相聚，同学们最感欣慰的是，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大家都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工作着、生活着，本本份份，扎扎实实，堂堂正正，高高兴兴，与时代一道前进，无愧于“这一代”的称谓。或许，这本来就是这一代的本色和亮色，平凡和不凡，坚守和操守。

　　还有更重要的。90年代我们很忙，很觉疲倦，新世纪我们觉得更忙，但忙得更从容，更潇酒，更深沉，更有味道，也更有乐趣了。既行万里路（旅游），又读万卷书（上网）。既“视通万里”，心系万桩事——从农民工的命运到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从南海风波到阿拉伯国家的变局；又“思接千载”，纵横三十年——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大道心路，三十年的大路行思。

　　于是，同学们凑在一起，沉下来编撰这本《我们这一代》了！

　　尼采说过：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忘了为什么而做。我们也经常自问，是不是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哈佛大学的校长常给学生们讲：人生必须从终点开始。也就是说，要站在终点回头看，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好，可见，终点是体会目标最好的地方。我们这一代当然还没有来到终点，但事业大致定型以后回顾走过的路，岂不是更能准确地为国家的大路和这条大路延伸出来的各种人生小路，记録点素材，贡献点思考，升华点感觉，积累点风景吗？再不济，也会为自己为家人增加点谈资。

　　更确切地说，是借此对把这一代人引向“平凡和不凡”的时代大路，表示敬意和谢意。

　　也许，这就是在毕业30年的时候，着手编辑《我们这一代——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同学回忆録》的初衷。

　　写于2012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