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认同研究在台湾的发展

　　在台湾，关于“认同”的问题始终是探讨两岸关系的内在因素之一。“认同”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影响主要政党对于两岸政策的立场，进而影响政府的主张与决策，并进一步牵引着两岸关系的走向。从1990年代起，随着政治上民主化的改革，在历次的选举中，认同议题甚至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选举结果。认同的议题具有高度的动员能力，影响政党竞争与选举成败，也影响台湾的两岸政策发展，影响两岸关系的变化，关于认同的研究也有相当多元而丰富的研究成果。

　　整体而言，认同研究在台湾的发展，可以按研究主题区分几类，首先就是选举研究。郑夙芬（2009）的研究指出认同与“总统大选”的几个特殊性，包括1.台湾认同逐年增加；2.台湾意识高者，偏向支持泛緑；3.在总统选举中，认同的影响力虽存在，但低于政党认同。郑夙芬：《族群、认同与投票抉择》，《选举研究》2009年第16卷第2期，第23-49页。

　　盛杏湲（2002）指出，政治精英策略性操作统独议题，虽在选举中可以获益，但也阻碍持续的发展。而统独议题有可能随着世代而逐渐降低其影响力。盛杏湲：《统独议题与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选举研究》2002年第9卷第1期，第41-80页。

　　王鼎铭（2001）发现，层级越高的选举，例如“立委”、“总统”，认同议题的影响力越重要。县市长的部分，则是倾向于政策与政党认同。王鼎铭：《政策认同下的投票效用与选择：空间投票理论在不同选举制度间的比较》，《选举研究》2003年第10卷第1期，第171-206页。

　　其次是研究认同议题与两岸关系或台湾的两岸政策相互的影响。陈陆辉等（2012）指出，隐藏于“理性自利”背后的“感性认同”，目前是影响台湾民众看待两岸议题的真正关键，亦是造成“两岸愈好，台湾认同愈高”的主因。陈陆辉、陈映男、王信贤：《经济利益与符号态度：解析台湾认同的动力》，《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3期，第1-50页。

　　张亚中（1999）将认同的内涵分为国家、民族与制度。并指出制度认同存在鸿沟，民族认同虽未断裂，但已出现转折（偏向台湾认同），而国家认同则是没有尝试建立。是以，张亚中认为，两岸除非有对于国家“共同的愿景”，建立垂直认同的主体，例如欧盟模式，否则仅坚持单一认同，将无助于解决现状。

　　第三类是研究认同的本质，以及与台湾近代史的关系。李筱峯（1996）将“二二八事件”视为台湾民族主义的起点，因为日本殖民虽有汉人意识，但并未有成立国家的想象。而“二二八”是造成“祖国梦碎”的主因，并开始借由建立台湾民族主义以完成独立建国的目的。李筱峯：《一百年来台湾政治运动中的国家认同》，收于张炎宪等编，《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第275-301页。

　　陈翠莲（2008）的专书《台湾人的扺抗与认同 1920-1950》相当细腻的分析了台湾国族主义在日本殖民后期一直到“二二八事件”之后具体成形的过程。该书指出台湾认同出现与建国独立合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二二八事件”使得台湾人认知到历经殖民之后，台湾的文化已经非汉非和，加上“二二八”的打压，使得台湾认同和独立自主成为相同的一件事。陈翠莲：《台湾人的扺抗与认同 1920-1950》，台北：远流出版社2008年。

　　吴乃德（2005）以理性、感性的本质，分析认同的形成。并以“面包”与“爱情”加以比喻。吴的文中指出，台湾的认同议题并非稳定不变，而是经历巨大变动。此外，基于“爱情”，也就是感性的认同，大于“面包”，也就是经济效益的影响。吴乃德：《面包与爱情：初探台湾民众民族认同的变动》，《台湾政治学刊》2005年第9卷第2期，第5-39页。

　　徐永明、范云（2001）则是讨论认同的变迁，如何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以及与两岸冲突的过程相互作用的轨迹。徐永明，范云：《“学作”台湾人：政治学习与台湾认同的变迁轨迹》，《台湾政治学刊》2001年第5卷第1期，第3-63页。

　　前述这些在台湾关于认同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将认同从选举因素解释、或是进行工具性解释、或是从历史与本质来剖析，“台湾认同”都已经是一项相当成熟，而且具体发挥政治影响的现象。对此，本文进一步想要观察的是，从民间社团的名称是否也能看到台湾认同的若干发展趋势？若前述的台湾认同具体存在幷且日益成熟，那么是否也反映在民间社团的名称？亦即，以台湾冠名的社团，是否也高于以“中国”或“中华”冠名的社团？而不同类型的社团，是否有不同的趋势？

　　二、台湾民众认同的趋势分布

　　认同变化的趋势调查，在台湾随着执行机构的不同，以及解读的不同，有相当复杂甚至迥异的讯息结果。举例而言，台湾竞争力论坛进行多次“国族认同调查”，在最近一次公布的资料中指出，目前台湾其他单位所采用的“中国人”对“台湾人”的问卷设计，夸大了台湾地区民众认同或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台湾竞争力论坛的“国族认同调查”显示，先提示两岸人民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和历史文化，台湾地区一直有不低于83.6%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肯定了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身份之后，再去问受访者是不是“中国人”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就大幅提高，且高过否定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报导全文参见：“2017上半年台湾民众国族认同调查记者会”新闻稿，网址：http://www.tcf.tw/20170427%E5%8F%B0%E7%81%A3%E6%B0%91%E7%9C%BE%E5%9C%8B%E6%97%8F%E8%AA%8D%E5%90%8C%E8%AA%BF%E6%9F%A5%E7%B5%90%E6%9E%9C%E8%A8%98%E8%80%85%E6%9C%83/.，最后检阅：2017年12月5日。

　　再例如美国杜克大学亚洲安全研究中心，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执行的“台湾国家安全调查”进行15年的认同趋势调查研究。在提问上不加任何面向的前提条件，例如文化、历史、血源、统治等，因此民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同年度回答的背后内涵是可以被进一步诠释。此外，选项里加入了双重认同——“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与一般测量社会或群体认同的题目非常不同，而从台湾民众有非常大一部份选择这个选项来看，这种设计确实抓到了一些台湾民众考虑与定位自己认同的复杂性。结果发现，最年轻的世代（1980年后生）来说，该世代台湾认同最高、且随时间上升是比较好理解的。分析全文请见：《变动的“台湾人”》，网址：https://www.twreporter.org/i/draw-taiwaness-recognition/index.html.，最后检阅：2017年12月5日。

　　前述两例可以发现，由于问卷设计的不同，加上解读方式也有所异，因此台湾认同的趋势分布，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各自解读”。即使如此，交叉比对后，有个共同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就是单一台湾认同的趋势持续上升，且集中在年轻世代的身上。在这次选举当中（2016年总统与立法院选举），根据台湾智库的数据，年轻选民群体中支持緑营总统候选人的比例也在五成五左右，而20至29岁选民的投票率是74.5%，明显高于平均投票率，这就明显拉升了緑营、尤其是民进党的选情。另一方面，年轻世代选民中投票给国民党的非常少（投给朱立伦、王如玄的只有6.4%），而国民党则是在政治认同光谱中最接近“中国人”的。当然，这个投票倾向不能精确地吻合国族认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观察到大体分布情况。受访全文请参见：“在台湾，单一的‘中国认同’几乎会消失——专访徐斯俭”，网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15-taiwan-Hsu-Szu-Chien02/.，最后检阅：2017年12月5日。

　　除了各家研究机构直接设计问卷，抽样访问来探询台湾民众的认同趋势，是否还有其他相关事实，可以探测台湾民众的认同变化？本文即以内政部登记之人民团体名称，来辅证台湾民众认同趋势的走向。主要的假设在于，社会中的人民团体，除了团体本身有其特定与专业的社会功能之外，团体内部亦可能对群体认同产生影响。团体本身借由干部精英，或是同侪之间，都可能强化或改变成员的认同。从名称的变化趋势，以及团体属性的交叉分析，可以作为解释认同变化的间接数据之一。

　　三、社团与政党命名的几个趋势

　　目前台湾社会的民间社团主管机关为内政部，在申请的阶段上，内政部的相关数据即建议“申请组织团体名称”栏载明团体之全称。在此，中华民国、中华、台湾等三个命名使用的词彚，即意旨为“全国性组织”。在实务上没有过多争议，但在政治意涵上却隐含认同差异，而这个认同差异反映在社团命名称的决定，系交由人民自主决定。至2017年12月为止，本文扣除数据不齐全（成立时间不明、重复登记、未有核准字号、报备中……等），共编码社会团体合计14781个，以及328个政党。在数据分析方面，依据社团/政党名称搭配时间轴来加以分类分析。在名称方面，区分成五类：

　　1.名称中有“中国”；

　　2.名称中有“中华”；

　　3.名称中有“台湾”；

　　4.名称中同时有中国/中华以及台湾；

　　5.其他。

　　时间轴的部分区分成五个区间：

　　1.1987/12/31日以前：戒严时期；

　　2.1988/01/01-2000/05/20：解严后以及国民党执政，李登辉“总统”时期；

　　2000/05/21-2008/05/20：第一次轮替，民进党执政，陈水扁“总统”时期；

　　3.2008/05/21-2016/05/20：第二次轮替回国民党执政，马英九“总统”时期；

　　4.2016/05/21-2017/12/01：第三次轮替回民进党执政，蔡英文“总统”时期。

　　首先在民间社团方面，总的来看，在解严之后，台湾民间社团的成立相当蓬勃。五个区间中，戒严时期成立的民间社团只有494个，在解严之后到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期间，成立了2553个社团，陈水扁执政时期成立4109个社团，马英九执政时期成立6516个社团，蔡英文“总统”上台至2017年12月为止，成立了1109个社团。再者，区分中国/中华与台湾看，在戒严时期，名称中有台湾的是名称中有中国或中华的1/3（台湾：126，中国/中华：368）。在解严到2000年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时期，台湾更只有中国/中华的1/4（台湾：506，中国/中华：2047）。但这个现象到了民进党执政之后开始变化，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新成立的民间社团中，以台湾命名的有2014个，中国/中华则有2095个，已经接近一比一的比例。而在2008年到2016年国民党重返执政这八年，台湾命名的社团有3449个，超过了中国/中华的3067。蔡英文执政至2017年12月，台湾为名的社团有644个，也多过中国/中华的465个。由此可见，在蓬勃发展的氛围下，台湾为名的社团迅速增加，尤其是2000年以后，出现了超越中国/中华的数量，而且差距持续扩大。

　　就分类后的社团来看，民间社团有些是低度政治性，例如校友会、宗亲会，且其名称受到母体组织的影响而较不具人为操作的意义。有些也是因应国际称为的要求，因此名称也较无弹性，例如各种体育协会。较值得分析的是学术文化、经济业务、社福慈善等，这些命名自由度较高的团体。在这三类中，学术文化、社福慈善的变化趋势大致上和整体趋势若合符节，也就是大概从中华为主的命名趋势，慢慢到台湾与中华大约一比一的趋势。而经济业务比较特殊，在2000年以后，以台湾为名的经济业务类社团，大幅度超过了中华命名的社团。也就是因应产业在台湾的发展而组成的经济性民间社团，其命名以台湾为主的现象较为明显。整体而言，民间社团的命名趋势，隐含了台湾本位主义上升的发展趋势。请参见表一。

　　在政党方面，以时间轴和政党名称来看，在1987年以前的戒严时期，登记在内政部的合法政党数有15个，其中12个政党名称中有“中国”二字，另外3个为其他，没有任何政党名称中有台湾或是中华。解严以后到2000年政党轮替以前，受到解严开放党禁的影响，新兴政党开始出现。在这个时期中一共增加了76个政党，其中名称中包含“中国”的有36个；包含“中华”的有10个，包含“台湾”的有2个，28个为其他。

　　组织新兴政党的部分，在解严初期仍呈现了中国认同为主的趋势，但台湾认同或是广义的中华认同也已经出现。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时期，新兴政党的登记与名称变化就有了新的趋势。新登记的48个政党中，“中国”与“中华”仅有4个和6个，但政党名称有“台湾”的则有20个，其余归类在其他的有18个。这和先前以中国或是广义中华为主的趋势有了极大的逆转。在国民党重回执政，也就是马英九“总统”的执政时期，有162个新兴政党的登记。其中“中国”只有9个，“中华”与“台湾”分别有35个与32个，其他有86个是其他。这个现象也说明瞭广义的中华认同完全取代中国认同，而台湾认同则是持续稳固的情形。最后，在2016年到2017年12月，蔡英文“总统”时期，成立了27个新兴政党，名称中有中国、中华、台湾的新政党数目分别为4个、7个、7个，其他则为9个。目前看来仍以广义中华和台湾认同为主，幷且有延续下来的趋势。政党命名的阶段趋势请见表二。

　　四、结论

　　关于认同的议题，在两岸都持续受到关注，尤其是台湾。因为认同议题在台湾呈现分歧，具有动员能量，同时也是一个可操作的议题。在台湾，认同既是因，也是果。作为因，是认同必然会影响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政策与立场，影响两岸也影响区域的稳定和发展。作为果，是不同政党的执政，在政策影响下，会持续深化或刺激认同的形成与团结。尤其对于年轻世代而言，在教育的过程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认同的形成或转化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过程。本文从认同议题在台湾的研究概况、发展趋势为基础，并以民间社团、政党为分析的对象，观察社团命名是否和认同趋势相符合，同时也观察不同类型与不同时间的社团命名，所呈现出来的特性。希望可以借此补充对于认同研究的内涵，也可以提供讨论认同议题时一个新的观察点。


　　沈有忠：作者系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