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一带一路”是全球化大环境下能够有效推进国际大规模合作的“中国方案”，不过，这个大开发计划沿途涵盖了65个国家，不但开发程度互不相同，思想文化也各有特色，要让“一带一路”能够顺利推展，不仅要求得经济上的互利共赢，政治上的平等对待，还要求得文化上的互相尊重，乃至于心灵相通。因此，我们不能不问的是，支撑“一带一路”的文化底藴为何？

　　本文作者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道而行和兼容并蓄的特性，可以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特色的文化和平共处，跨越“文明冲突”的障碍，有利于“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而借由“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依托在硬实力的铺陈上，以中华文化作为核心内涵的软实力，将更能够从神州大地向外辐射，促成中华文化的蓬勃复兴。

　　贰、“一带一路”的规划内容与相关意涵

　　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是目前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最重要的蓝本，它分成前言和八个节次来说明“一带一路”的规划。

　　《愿景与行动》首先在“前言”部分，说明“一带一路”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

　　然后，第一节“时代背景”指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

　　第二节“共建原则”表示，“一带一路”的推动会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同时，欢迎区域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会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

　　第三节“框架思路”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三条路线挺进，分别是中国大陆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大陆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中国大陆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有两条路线，分别从中国大陆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以及从中国大陆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第四节“合作重点”部分，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面向，说明中国将如何与沿线国家共同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呈现出物质建设、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并举，以及陆上、海上、天上和网上并进的立体性发展格局。

　　第五节谈“合作机制”，分双边和多边两条路线同时推进，要与沿线国家签署合作规划，推出合作开发的示范案例，发挥既有平台的作用，并开辟新的平台，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吸引包括区域以外的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第六节为“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将“一带一路”规划中，大陆本身和台港澳的角色功能，分成“西北、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沿海和港澳台地区”以及“内陆地区”四个区块来处理，分别对应“一带”和“一路”所要串联的陆地和海洋。

　　第七节“中国积极行动”，说明瞭大陆已经推进和正在开展的具体行动。包括由高层引领推动，如习近平和李克强出访有关国家；与沿线国家签署合作框架；与部分国家实际推动项目建设；透过成立亚投行和加码丝路基金等动作完善政策措施；以及发挥国际峰会与论坛等平台的作用。

　　最后，第八节“共创美好未来”，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是开放的、包容的，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同时，在“一带一路”的推动过程中，会和沿线国家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要求，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

　　综合来说，“一带一路”就是要透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龢民心相通这“五通”，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在亚欧非的大陆块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同”。不过，有如前言提到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但开发程度互不相同，思想文化也各有特色，要让“一带一路”顺利推动，就不能不认真面对“文明冲突”的挑战。

　　三、文明冲突论的挑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东波的变天，让福山（Francis Fukuyama）主张美国自由民主体制已经是人类社会共同归趋的“历史终结”论，在1990年代大行其道。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当时，与其分庭抗礼的，是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说。在亨廷顿的观察中，未来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经济性意识形态的（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或者民族主义的（以国家的疆域来划界）。以宗教信仰为主所划分的各大文明之间，将会出现诸多的冲突纷扰。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亨廷顿将世界上的文明分为九种，分别是信仰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明、信仰天主教为主的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回教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冲突主要是发生在西方社会（即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文明）与回教文明，以及西方社会和亚洲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区域，特别是中国大陆）之间。

　　按照亨廷顿的看法，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很难以跨越。他向西方人士提出警告，不宜将自由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想要强迫非基督教文明接受。换句话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是特定文化背景的产物，不是人类世界统治形态的唯一归趋，无法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文明去。所以，福山主张的“历史终结”不仅还没有到来，恐怕也永远不会到来。

　　福山首次发表他的“历史终结”论述是在1989年，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Vol.16 (Summer), pp.3-18.

　　亨廷顿首次发表他的“文明冲突”观点则是1993年，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p.22-49.

　　两人的看法在上个世纪90代年可说是各擅胜场、相持不下。不过，2001年9月11日，回教激进组织盖达（al-Qaeda）劫持民航客机，冲撞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厦和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造成了震撼全世界的“911事件”，并导致后来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点燃了中东地区绵延不断的战火和动乱，使得“文明冲突”论的声势大幅上扬，“历史终结”论则相形见绌。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之说一方面对于领导基督教文明的美国唯我独尊的心态提出了警告，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文明的兴起怀抱着戒心。他认为构成中国文明主流成份的儒家思想具有以下特色：强调威权和阶层体系，把个人的权利龢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重视共识形成，避免冲突对立，喜爱维持面子；认为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相对的，美国文化的特色是：重视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提倡制衡，鼓励竞争，尊重人权。这使得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容易出现“文明冲突”，虽然他也注意到了中国一直秉持不干涉主义和不结盟立场。Huntington:1996, p.125.

　　那么，“一带一路”的推动会不会也引发“文明冲突”，造成亚欧非大陆板块上的动荡呢？

　　从亨廷顿的九大文明分类来观察，“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了日本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之外的七大文明，如果“文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课题，那么，“一带一路”当中“文明冲突”的风险当然不可忽视。不过，从《愿景与行动》看来，“一带一路”的风险固然不能低估，但是，问题不至于无法克服。这一方面是因为“一带一路”乃是经济上可以互利共赢的共同开发计划，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华文化所规范的待人和处世态度，有利“一带一路”跨越“文明冲突”。

　　肆、“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复兴

　　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所以，随着中国大陆崛起，中美之间将会导致冲突。Huntington:1996, p.225.但是，真正瞭解中华文化精髓的人都晓得，这种观点其实相当肤浅。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揉合了道家、法家和佛家思想的中华文化，有着中道而行和兼容并蓄的特性，不走偏锋，不好极端，强调的是“和而不同”，甚至于在“求同”之时，也可以容忍“存异”，而不是唯我独尊。特别是在和不同文明的交往对待上，中华文化具有以下有利于化解“文明冲突”的元素。

　　首先，开放包容的宗教观。基督教文明和回教文明之所以比较容易起冲突，是因为它们都信奉唯一真神，并坚持自己的教义才是正确的教义，本身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这两者在历史上就有着宗教战争的宿怨，近代以来又因为发展程度不同而出现了宰制和被宰制关系，因而存在着不容易共存共荣的矛盾。

　　相对来说，在中华文化传统之中，无论是主流的儒家思想，或者是侧翼的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都不是主张唯一真神的信念体系。儒家方面，《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对于超自然的态度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但《论语·八佾》篇同时记载孔子对于祭祀的态度是“敬神如神在”。也就是说，孔子对于超自然是抱持敬畏天地，但“存而不论”的基本立场。道家方面，老子的《道德经》中虽然对于人和超自然的关系有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描述，但只强调“顺其自然”和“无为而治”，没有明确的神格主张，不会强迫人信仰某种真神；法家方面，韩非谈“法”、“术”、“势”三者的运用，讲究的是如何治理国家，完全不涉及超自然的信仰。至于盛行在中国民间的道教和佛教信仰，都是典型的多神教，不主张唯一真神。

　　因此，当基督教和回教因为教义争执而发生宗教战争，至今仍处于紧张状态之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极少出现因为信仰差异而相互攻伐。与各种信奉一神教的文明作对比，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宗教观很明显地可以和各种信仰和平共处，有益于化解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冲突。

　　其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谦和态度。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的这句名语，充分表达了中华文化对于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乃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对待之道。相较于西方文化强调“普世价值”，喜欢“已所欲，施于人”地将自己的价值偏好强加于他人身上，而不问文化背景、时空差异与发展程度，中华文化则强调温和包容的态度，与不同的文化或信仰可以“和而不同”地尊重彼此的存在。

　　前述态度表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避免干涉别国内政的“不干涉主义”。这和美国及某些西方国家爱用“人权外交”向其他国家施压，或以“反恐”为名到处驻军和攻伐，是不同的路数，也比较不会招致文明冲突。

　　最后，行“王道”于天下的“世界大同”精神。孔子对于治国之道和国际关系的主张，可以《论语·季氏》篇的说法为代表，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个说法和奈伊（Joshph S. Nye, Jr.）提倡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是脉络相通的，就是不要“以力服人”，而应该是“以德服人”。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同样的论述也出现在孟子的思想中。《孟子·见梁惠王》篇中，孟子将孔子学说核心价值的“仁爱”精神，进一步发挥为“行王道，施仁政”的主张，强调“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主张恢复固有道德和智能的孙中山先生，则在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传承了孔孟之道，主张中国在涉外关系中，应该要扮演“王道的干城”，不做“霸道的鹰犬”，在追求本身富强之余，还要能够“济弱扶倾”，联合世界上以平等相互对待的国家，携手迈向“世界大同”的境界。

　　我们相信，融和了以上特性的中华文化，体现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上和文明交会的过程中，将会是“中道而行”和“兼容并蓄”的相处之道。这种国际相处之道，不会将本身的价值理念或制度安排强加于别人身上，而是设身处地寻求双方或多方的相互尊重与谅解，形成“和而不同”的组织协作。如此的组织协作足以超越文明冲突，实现全球正义，迈向世界和平。

　　伍、结语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长期且高速的经济增长，幷且很有可能在2030年以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许多国际经济组织所做的预估，较为详细的论证可参阅The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3.。事实上有些学者如林毅夫认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继续维持目前这种中高速度的增长态势，那么，这个时辰会提前到2025年，“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北京新浪网2017年11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bg/usstock/sinacn/20171118/16081676013.html.

　　中共十九大之后，国际间普遍看好由习近平作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将带领大陆在综合实力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例如，2017年11月3日出刊的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就以英文的“China won”和中文的“中国赢了”的字样作为封面，并登载了Ian Bremmer所写的文章，文章标题为“How China’s Economy Is Poised to Win the Future”（中国经济如何稳穏地赢得未来），http://time.com/5006971/how-chinas-economy-is-poised-to-win-the-future/.

　　无论是经济上的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或者在综合实力上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一带一路”都将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抓手。

　　只是在“一带一路”的推动过程中，除了透过“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和“中国网”等等基础设施和技术能量的铺陈，以求得“设施联通”之外，还需要在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上做好“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工作。就此而言，具有中道而行与兼容并蓄特色的中华文化，将有益于中国大陆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彼此尊重的交往关系，构建和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在此同时，依托在“一带一路”风生水起之上的，将是中华文化的蓬勃复兴。


　　庞建国：作者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代理所长、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理事长，前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