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与一些长期从事两岸关系报导与理论建构的记者、学者们聊天时，大家提及一个现象：近年来，大陆学者在出席各种两岸关系研讨会时，提出的论述多具有新思维，不但富有创新性，且包容性强，逻辑严密，往往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与见解。在各种研讨会上，基本把握了两岸关系理论建构的话语权。 

　　老友们的一席话，引发笔者的深思：的确，笔者从事两岸关系二十多年来，参加过众多两岸关系研讨会。犹记得早年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台湾学者们侃侃而谈，大陆学者大多只有“斗争”之功，而无提出新论述、新思想之力。而现在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台湾方面除体制外的学者们还能提出一些新思维、新论述外，体制内的学者几乎在两岸关系理论创新与论述方面失声；而反对党方面的学者们更是只剩下用宣传性语言表述既定政策的能力了。 

　　这样的变化究竟从何时开始发生？很难准确划线，大约是从“江八点”提出之后，以最近五年为甚，到今天已然成型。这一路发展演变，犹如涓涓细流逐渐融汇成波涛汹涌的长江大川，十余年间，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样的变化后面意味着什么？她对两岸关系发展有何影响？笔者个人认为，这后面除了反映两岸在两岸关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差异之外，还反映了两岸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以及由此带来的自信和国际社会对两岸的评判。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湾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成立“陆委会”，组建“海峡交流基金会”，建立“国统会”，提出“国家统一纲领”，明确了“一个中国”下的两岸关系定位和未来发展远景。当时正值台湾经济发展的高峰，“台湾钱掩脚目”；加上“苏东”解体，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台湾学者们心高气傲，对两岸的未来心存“逐鹿中原”的自信；“一个中国”自然不是问题，遂有“国统纲领”的“近程”、“中程”、“远端”的设计。平心而论，“国统纲领”确有新思维及值得称道之处，如其“原则”的第一条：“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就属掷地有声、千古不易之准则；大陆的“一中原则”后来也吸收了这个表述，丰富和发展了统一论述。正是这种创新和富于包容性及弹性的论述，使当年的台湾学者们思维活跃，论述缜密，新观点、新论述不断提出，抢占了两岸关系的话语权。 

　　而当年的大陆学者，除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论述外，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表述，不敢越雷池半步，深怕稍一放松就会在国际上动摇“一中原则”的根基，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种思维的固化，极大地约束了学者们理论探讨和创新的想像力与发挥的空间。 

　　“穷则思变”，理论创新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实践性极强的两岸关系理论的创新上。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台独分裂势力的不断膨胀发展，台湾反台独、反分裂情势的不断恶化，呼唤着两岸关系的理论创新。“理直气壮”，“以理服人”才能争取人心，才能遏制台独势力发展。 

　　究竟如何发展和丰富“一中原则”，并解决其针对不同对象（如对国际社会和两岸关系）的不同表述，使之更富于包容性，更能体现祖国大陆的善意和诚意，更符合两岸关系的实际情况，为两岸关系拓展出更大的发展空间，大陆的有关领导及各个方面都对此作出了深刻的反省与思考。1997年11月，海协会长汪道涵在会见台湾客人时，指出按邓小平讲话：“既然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只要双方坐下来，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歌、国旗在内，都可以谈，甚至于统一之后，也可以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号，可以用双方同意的国号。”因此，“一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等于‘中华民国’，而是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应是一个尚未统一的中国，共同迈向统一的中国。”1998年10月14日，汪老与辜老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第二次汪辜会晤时，又提出八十六字箴言的“一中新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汪老的这些讲话，开启了丰富和发展“一个中国”内涵之门，大陆学界也开始了对于如何扩大“一中”内涵和探求两岸双方皆可接受的最大政治“公约数”的理论探讨与创新。 

　　这些理论创新的成果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一中原则”。2000年8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会见台湾《联合报》系访问团时，指出：“就两岸关系而言，我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祖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钱其琛的表述，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得到确认，此即延续至今、写入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的“一中新三句”。“新三句”的最大特点是与台湾“国统纲领”原则相契合，即“两岸一中”。这就使“一中原则”极大地贴近了两岸关系的现实，也给了两岸关系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再次检验。从“一中原则”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共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专家学者是如何把握这个辩证逻辑的。实践无终止，两岸关系的发展无终止，理论创新也无终止。2008年12月，“胡六点”提出“两岸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什么事情都好商量。”首度提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概念。2012年7月，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第八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对一个中国框架作出具体阐释，指出“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两岸从各自现行规定出发，确认这一客观事实，形成共同认知，就确立、维护和巩固了一个中国框架。” 

　　从“一中新三句”到“一中框架”，我们看到，这是大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上的又一重大创新。一中框架，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框架；是一个能够破解两岸政治定位难题、求取两岸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框架。我们相信，随着时间推移和两岸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两岸之间终将以此为基准，“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展开政治对话，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 

　　（原载2013年2月号《中国评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