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因不慎多次背部受伤，2012年暮秋更因旧伤发作几乎直不起腰、起不了身。

　　疗伤期间，我埋头做战后台湾政治史研究，试图用艰难的作业来压制伤病的痛苦。

　　我的研究收获颇丰。基于“不影响当事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学术伦理，我只发表了其中一部分研究成果，如《三青团台湾区团记事》、《回家的人　回家的路——1946年大陆台胞返乡之旅侧记》等。

　　在我看来，“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李伟光先生是战后台湾政治史上值得研究、应当纪念的人物。

　　兹记其二三事。

　　李伟光先生急公好义，疼惜台湾乡亲几乎到了倾其所有、竭尽全力的程度。李伟光和他的上海伟光医院常年接待和接济众多的台湾乡亲。1946年，李伟光带领“台湾旅沪同乡会”全力投入了协助大陆台胞返乡的工作。1946年3月20日，他亲笔致信有关部门，谓：“本会作为集团遣送台胞回籍之用，计前后两批回籍台胞人数达一千三百余名，惟查目下留沪待船回乡之台胞尚有三千余名，生活极感困苦，迫不得已，恳请钧署俯念下情，赐予设法，饬拨机轮”。

　　李伟光先生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创建者之一。从我收藏的李伟光《关于台盟章程修改草案的一些意见》（手稿复印件）看，李伟光就台盟的政治方向、民主作风、组织机构和组织成分提出了相当富于建设性和针对性的意见。

　　李伟光先生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正式代表之一。我藏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1949）》，该刊收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代表谢雪红、王天强、田富达、杨克煌、李伟光和候补代表林铿生的合照，也有李伟光先生的个人照。照片上的李伟光先生相当帅气。我读过王天强先生的《自传》，《自传》里说：当时杨克煌先生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李伟光作为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提醒王天强先生，因为按照会议安排，王天强同杨克煌本来住在同一寝室。这是鲜为人知的细节，从中亦可见李伟光先生的善良用心。

　　作为晚辈，我有幸认识李伟光先生的女儿李玲虹大姐，也有幸读过她的回忆録。李玲虹大姐待人友善而诚恳，她在回忆録里也友善而诚恳地评价提及的每一个人。对于得不到肯定评价的人，则避而不谈。我想，爱憎分明也是李伟光先生遗传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