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春雨来得真早，刚过了立春，就下起瓢泼的大雨来了。我和福禄兄一下车，就连跑带跳地冲到一棵大树下躲雨。经过大树的阻隔，雨似乎疏落了些，但时间一久就发觉：树叶和枝干并没有把雨水倾泻到别的地方，只是把雨水收拢起来，聚在一些间隙处大滴大滴地滴在我们的头上、棉衣上了。

　　“这样待下去，我们迟早会全身湿透的！”我先叫了起来。

　　“这样走出去，我们也别想有一层干的衣服回到家里！”福禄苦笑着回答。要到郊外找一位朋友，我们竟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又冷又雨的天气！

　　“啊！”福禄忽然像着了魔似的，冲到了马路的对面，回过头来向我大声喊道：“快过来，车来了！”

　　以往，福禄兄做事是一竿子插到底，从来不肯半途而废的，这一次大大出人意表，我只好随着他搭上了回程的公共汽车。

　　我跟随着他下车，这时，雨势已减弱了，他仍像个急脚神似的在前面走，我连跑带走才赶得上，他家住在文昌路跃华大街，距离车站不远。

　　这条跃华大街，在广州市来说，算得上是一条较为古老的街道，全条街用长形的花岗岩石，大块大块地铺接而成。这条街的房子，大扺都是当年的官宦、富商巨贾所建，虽然年代久远，仍不失其当时的雄伟和精巧之风貌。福禄的父亲，住在这条街道里已经好几十年了。

　　我尾随着他，推开了一扇棕色、镶有彩色玻璃的大门。原来的大厅，已被木板间隔了开来，独立成了一个居住单位；耳厅也另装了木门，成了另一个独立的居住单位；走过一条又黑又长的过道，纔到达内厅、书房和天井。和很多家庭一样，由于居住的地方不够，天井都加上了盖，当作房间使用了。这幢房子四层楼高，就在四楼的天面上，加盖一层明瓦，一方面采光，另一方面遮挡雨水。但是，因为年久失修，明瓦很多破裂，天雨正在裂缝中，滴滴答答地往下滴……

　　我还来不及端详他们家的布置，立刻跟福禄和他的妈妈忙开了。我们七手八脚地用一些塑料布把床铺、桌子覆盖起来，把书籍、文具搬到书房里去，从滴水如注的地方把东西搬移，然后放置一些脸盆、水桶之类去承接漏水……好不容易，总算大事粗定了，我们才一起坐下来歇息。福禄的妈妈为我们沏好了茶之后，才提起来，我们彼此还未作介绍呢。

　　（一）　　　

　　福禄的妈妈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虽说是年逾古稀，从她脸庞轮廓、言语态度，可以看出年轻时必是一个丰姿婉约的大家闺秀。当我据她丈夫的姓氏称呼她为黄太太时，她立刻使劲地摇头说：

　　“文化革命已经五六年了，不要再称太太了，叫我伯母好了。”

　　黄伯母知道我和她的儿子一样，都成了待业青年时，禁不住长叹了一声，随后又说：“可是，你们切勿自暴自弃，现在找不到工作，就要更努力克制自己，多读点书，将来总会有用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呵！”

　　正说着，走廊传来一阵急急匆匆的脚步声，我刚回过头来，就看见年约七十岁的老头子，拖着拐杖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天井里的一切已安排妥当之后，便点了点头，安详地把拐杖放在一旁，脱去大棉袍。黄伯母赶忙上前，把衣服接了过来，不用介绍，我也知道他定是黄老先生了，立刻站起来，他看到我，立刻打了个手势，说：“坐，请坐！”我立刻把自己的名字报上，幷且告诉他，是福禄的朋友。为了引起话题，把刚才和福禄在郊外躲在树下，又赶回来的一幕告诉了他。他微笑着听完了我的话，说：“我也是匆匆忙忙赶回来救驾的，还好，书一本也没有打湿，今年的春雨来得真早。”说完，他站了起来，一本一本地检视搬进了内厅的书本。虽然是大白天，内厅仍显得很黑闇，按规定装上的二十五烛光的电灯实在无济于事，委实大大地伤害了老人的目力，然而，他聚精会神地一页一页翻看手中的一本书。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来了个“破四旧，立四新”，一些手戴臂章的红卫兵、红小兵们，专门到那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家里，翻箱倒柜，除了把值钱的东西拿走以外，还搬走了很多贵重的书籍。一些人藏书特别多，而红卫兵小将们实在懒得自己去搬，往往自行写了一张“勅令”，要书主自行销毁。不少人当然不敢违抗“勅令”，但也有些人置之不理，等待红卫兵自己来处理，待风头一过，侥幸地把一些书本给保存下来了。黄老先生家好几次抄家，至今仍保存有这些书籍，大概也是拜这些红卫兵们一时懒惰之赐吧？

　　我默默地注视着这位老人家，他的经历，福禄兄从来没有向我提过，但从他看书时的投入，完全可以体验到他的学者风范。如果说，自古以来，中国的旧知识分子都在名利场中打滚，那么，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这知识分子只有挨斗、挨批的份儿的时候，利从何来？名从何来？他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仍那样孜孜求知的精神支柱又是什么？

　　我不止一次地止住了福禄兄的谈话，我觉得：打扰他老人家实在是一椿罪过。后来，我悄悄地走到黄老先生的旁边，轻声向他告辞，并请求他借给我一套“李长吉歌诗”。

　　他把我手中拿着的那套“李长吉歌诗”翻了一翻，略略迟疑了一下，就答应了。他找来了一张报纸，把书本包成了一包，才交给我，我向他道谢后，就和福緑兄一起离去。

　　走出那条黑闇的走廊，我才发觉黄老先生一直跟随在我俩的后面。我想，大概他还要出门吧。谁知，我们走到棕色的大门前面，他停了下来，立定，向我作了一个九十度角的鞠躬。

　　我一下子忙乱了起来，平生，我何尝受过人家这样的大礼！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学者，向我这二十余岁的青年人行起这样的大礼！

　　忙乱之中，忽然无师自通地急转过身来，立定，还他一个九十度的鞠躬。

　　（二）　　　

　　回到家中，我把借来的“李长吉歌诗”翻阅了一下，便决心把全套书抄了下来，李贺的诗歌虽然不易懂，但独树一帜的风格，絶非其他诗歌可比。又抄又背的忙了好几天，我的憨态终于给父亲发现了。

　　父亲打开了书本的首页，把那朱红色的印章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后，就问我：

　　“你这书从哪里弄来的？”

　　“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那里借来的。”

　　“这老人叫什么名字？”“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儿子叫黄福禄。”

　　“那么，这本书是他自己的了。你可知道，这两个印章，一个刻着‘黄咏雩’，另一个刻着‘芋园’？”

　　“这大概是老人家自己的名字吧，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说。

　　“呵！你这傻孩子，你可知道二三十年前，有一套称为《芋园丛书》的书吗？这套书的著作者、编者就是这黄咏雩，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诗人’；一些人把‘广东三黄’并列，一个是黄竹林，另一个连我也忘记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位黄芋园了。”

　　“好极了！我可找到一位名师指点了！啊！糟了……”

　　“怎么又糟了？”

　　“日前我到福禄的家中，向黄老先生借了这套书后告辞时，老先生一直送我到大门口，并向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我真不知怎么做才好……。”

　　“那你怎么做？”父亲显然也很紧张。

　　“我赶忙还了他一个九十度鞠躬。”

　　父亲登时舒了一口气，说：“那也差不多，但你决不应该让他老人家出来，应在他的厅堂就坚持要他回走，现在，能待人以礼的人实在有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了。”

　　（三）　　　

　　不到半个月功夫，我就把整套“李长吉歌诗”里的诗歌摘取了部分批注钞録完毕，到老先生府上去还书。碰巧福禄兄不在家，黄老先生和伯母正吃晚饭。

　　我告诉他们我已用过晚饭后便退到内厅去独自看书。不一刻，黄老先生吃完饭走过来，把那套用报纸包好的“李长吉歌诗”打开来，翻了翻，说：“怎么样？看完了吗？”

　　“是的，“看”完了。”我故意把“看”字加重了语气。

　　“嗯！”他笑了笑，显然，他明白了我的隐义。“告诉我，觉得怎么样？”

　　“美妙极了，真是爱不释手，我把其中最心爱的几首背诵了下来。”

　　“哪几首？”

　　“《雁门太守行》、《梦天》、《开愁歌》、《高轩过》……”

　　“好，诗中的‘黑云压城城欲催’、‘更变千年如走马’、‘壶中唤天云不开、白画万里闲凄迷’、‘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都是脍炙人口的佳句，看来，你的心性颇为好奇的。”

　　“还有很多首都很喜爱，只是来不及背诵，我只好先抄下来了。”

　　我把那本钞録了“李长吉歌诗”的练习本从怀里抽了出来，他接过去，站在距离灯光最近的地方细细地从头到尾翻看了一遍。突然，一转身，握住了我的左手，把我拉到就近的一张椅子上，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转到一张藤椅上，面向着我坐了下来。

　　“好，用功！你懂得用功！”他的语调包含一种不寻常的情感来。我默默地注视着他，他默默地翻弄着我的“书”。

　　几年前投考大学填报“志愿”时，父母亲和我商量了好几天，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文科人才在历次运动中成了冲击的对象，倒不如学工程来得保险，至于个人爱好，也不得不屈从于这个社会的现实，作为业余的爱好，陶冶身心了。然而，我在工学院念书，对文学仍无法忘情，即使明天就要期终考试，今天也要念上几遍诗词，调剂一下紧张的情绪。文化革命高潮期间，家里被抄了，部分至爱的书籍幸存，可是，从此以后，想要获得其他好书来阅读，就难乎其难了。除了钞録，还有什么办法去拥有更多自己喜爱的书籍呢？

　　“来，我告诉你，你虽然懂得用功，但用功也要得其法。你以前读过些什么书？”我真高兴他直截了当的教诲，实在意想不到他肯不嫌我的愚鲁，我据实以告。

　　“这些都是好书，但是，以你的年龄和学历，这些书是不宜过早去读的。比如这本“李长吉歌诗”，李长吉是个专家，而不是个大家。李白、杜甫，才是大家。学问的宝库，就像埋藏地下的矿石。有些地方埋藏的是稀有的金属，有些地方是埋藏着铜、铁、煤、石油之类。作为一个初学者，就如一个初初发展的国家，打稳工业基础比挖点金银之类贵重物品更重要，你要先打好学问基础，就得多读历史，如《史记》、《汉书》，多读文章，如《昭明文选》、《左传》。今人和古人选注的很多文章，都是有道理的，千万别钻牛角尖，别哗众取宠。此外，还应该多读点文艺评论，引导自己去识别、判断，提高自己认识水平。至于那些专家们的优秀作品，是应该重视的，但是，应该放在以后才硏究……”

　　（四）　　　

　　以后，我在学习上，都是按着他老人家的这番教诲、指导去做的。可是，好景不常，黄老先生在我认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驾鹤而去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底，我又一次到黄老先生家里，他老人家却不在，福禄兄和刚从农场回来的弟弟福仁正谈得起劲。桌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数十枚印章。

　　福仁在硏究书画和篆刻方面，都比福禄强。他把一枚一枚的章石名称、出产地如数家珍地告诉了我，还把其中一些由当代的篆刻名家如冯匡侯、刘玉林、凤公、吴子复等人为黄老先生所刻的印章挑出来，盖在宣纸上，劝我拿回家去认真反复推敲，说日子久了，自然能悟出一些道理来的。

　　我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好意。不一会儿，黄老先生来了，看来，他今天很疲倦，以往他是提着拐杖走的，这次却有点依扶着它了。虽然，我很想多聆听他的指教，但实在不忍心过份地劳碌他老人家，于是就提早告辞了。这时候，他又要站起来送客，我把他按在椅子上，坚持着不让他站起来。我怎么能想到，这是我和他最后的一面，我成了他最后一个客人！

　　几天以后，再到黄家，只见他们全家老幼都戴上了黑布条。我不由得大吃了一惊，正在踌躇，福禄兄迎着我走了出来，把我拉到院子外，悄悄地告诉我，正是上次我到他家那一天，我和福禄兄出去以后，黄伯母买回来一大块腊肉，准备不久过农历新年用的。为了防止鼠猫偷吃，想挂在厨房高一点的地方。那时侯，儿子都刚巧不在，黄老先生坚持不让伯母攀高爬低，自己扛来一张小木凳垫脚，结果，腊肉没有挂好，黄老先生却被倾翻了的小木凳摔了下来，之后，不省人事，直到去世，也没有一句遗言。

　　当时，一般人都行火葬，几位生前的好友都出尽法宝，在广州市东郊的一个小山岗上替他觅得一个墓地，一位朋友更为他把几块床板并拢成棺木，一天前已经入土为安了。

　　我遵从父亲的叮嘱，到他家送去了奠钱，也按照世俗的习惯，在“三七”那天到黄家向他老人家的遗像叩拜。

　　清明节前的一个早晨，我和福禄兄一起到黄老先生的坟前，去拜祭这位已长眠了几个月的老学者。

　　这是一个微秃的小山岗，附近很少人来往。墓碑是一块两三尺高的大石块，是黄金海先生的手书。福禄兄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毛毛的细雨更增加了我们的郁闷。

　　没有香火，也没有食物作为祭品，福禄带来的一束塑料花，显露了一种虚伪的色彩，使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终于，我们把这些胶花拔了出来，商量着，宁可采集点野花来。

　　“人生是否真是也有定数呢？”福禄突然问起我来。

　　“不知生，焉知死。”我答。

　　“父亲年轻时曾由一位有名的风水师批过命，说他的寿元是七十二岁。本来他也不怎么相信，只是到七十岁生日以后，他也恐怕自己时日无多，看书、整理文稿更加勤奋，更乐意指导登门向他求教的人，他常说：‘这些年轻人啊，文化革命之后便失去了指导的老师，自学是会多走许多的弯路的，我们不指导他们，谁指导他们呢？’一些朋友劝他小心：一些没有良知的人会以怨报德时，他认为这类人只是极少数，况且，几千年中国的礼教，早已深入人心，这些人一旦良心发现，也会醒悟的。有时，他还打趣说，‘反正我已七十多岁了，斗争我，我也要死；不斗争我，我也要自己去的了……’今年，他正是七十三岁。”

　　假如说，生死确有定数，那么，就等于说冥冥之中，存在着生命的主宰。也等于说，死去的人，地下是有知的。上苍建筑了一座白玉楼，去容纳人间的诗魂，“南海诗人黄咏雩”，理当也有个座位吧。

　　我把搜集成束的野花，平放在坟头上，然后深深地行了一个大礼。

　　后　记　　　

　　黄咏雩先生，字芋园。人们敬称他为南海诗人，相信老一辈的学人，不少知其名者，他去世至今，整整十年了。这篇短文，是在黄福禄兄离开大陆以后才敢发表的，敬希读者原谅。


　　（本文收録于：中华民国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第八版《人间》。）
　　（作者：蔡可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