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关心两岸认同，推动两岸认同的趋合，一向是两岸统合学会最重要的工作。本人在《中国评论》已经陆续发表探讨两岸史观为何逐渐歧异的文章，包括：＜现有史观问题之探索＞、＜建构共同体史观之探索＞、＜异化的史观与认同＞，也制作《百年中国、迷悟之间》纪录片，撰写＜共同体史观之呈现＞、＜史观、论述与两岸和平协议＞等文章，呼吁两岸能够寻求史观的交集与共识。但是即使再怎么努力写文章，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扭转台湾在史观上的异化。
　　
　　本文记载了两岸统合学会一群人，如何亲自参与，并以实作的方式企图扭转异化史观的过程。撰写发行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工作，已经让我们投入了极大的上千万经费，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时间与经济资源，但是仍然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活动，只要还有一丝力量，是绝对不会中止。不仅如此，我们目前决定，再编写高职生使用的历史课本，以及国中生使用的社会课本，毫无疑问的，这又将是个巨大，甚而可能已经超过能够负担的挑战。
　　
　　高中历史教科书与国中社会教科书的撰写只是我们推动两岸文化融合的一部分而已，两岸统合学会还将呼吁两岸应该推动“文字趋同化”，推动两岸高中能够共同使用一本中华文化基本教材，朝两岸高中国文课文能够有一半以上相同努力，以使两岸年青人能有共同的文字及文化记忆。两岸三地应发行“中华卡”，做为以民族文化识别的另一个身份文件。为此，两岸统合学会将与大陆的孔子基金会、香港的中国评论通讯社发起《推动两岸文化融合研讨会》，邀请两岸四地、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智库共同参与，集思广益，并为推动两岸文化协议尽一分心力。第一次会议将于2013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宜兴大觉寺举行。
　　
　　这一篇文章想让海内外的读者了解，一群在台湾的朋友，如何努力不懈地在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史观而奋斗。
　　
　　“一边一史”的推动
　　
　　1994年3月李登辉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时发表“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在访谈结束时，李登辉说：“是的，已经出发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得拼的，…《出埃及记》就是一个结论”。1994年7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发表《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一个中国”不再等同于中华民国，而只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与血缘的概念。这一年，也是李登辉权力已经巩固的一年，他终于可以公开地实践他的“两国论”，他决定要出发了。
　　
　　李登辉的《出埃及记》决定从历史教科书开始。1997年的国中历史教科书，增设《认识台湾》新课程。国中（六个学期）的历史课纲的顺序从原有的“本国史”（前三个学期）与“外国史”（后三个学期），改变为“认识台湾”（二学期）、“本国史”（二学期）、“外国史”（二学期）。“认识台湾”已与“本国史”切割。
　　
　　认识台湾本来是件好事，可以让年轻人认识台湾的乡土历史，但是《认识台湾》的始作俑者却另有其它政治意图，他们设计《认识台湾》课程的目的是希望将台湾史与本（中）国史切割，视台湾史为国史，中国史非本国史，以达到“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政治目的。与大陆在史观上形成“异己关系”是李登辉首要的目标。
　　
　　1997年的《认识台湾》课程，将台湾从本国史脱钩，不再称“日据”，而称“日治”或“日本统治”，并在行文中充满着肯定与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用语。以“清领”（清朝占领）与“日本统治”的用语来颠倒是非，不提“光复”，而称“战后”。在《认识台湾》的社会篇中也援引“大和魂”的用语提出“台湾魂”，作为“直到最近，我们还是不屈服于中共政权的“文攻武吓”，正充分展现这种精神”的诠释。课程实施期间，适用于国中二年级的《本国史》编者，也默默地、技巧地在行文中将“我国”改为“中国”。作家陈映真在＜一个“新史观”的破绽＞一文中指出“为‘独立’的台湾打造‘国家’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分裂史论的构图’，一语点破了《认识台湾》课程的最终目的。
　　
　　2002年民进党执政时期，在推动“九年一贯课程”时，将国中历史、地理、公民合并为社会科，从此以后，完整的历史课程从国中教科书中消失。只剩下高中有专门的历史课目。
　　
　　在高中历史方面，
　　
　　1997年6月宣布，高中课程标准自民国88学年度（1999年）实施，教科书全面开放由民间书局编辑，政府负责审查，由各校自行选用送审通过之版本，即所谓的“一纲多本”时代开启。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开始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切割，将高一“本国史”分为“中国史上册”、“台湾史下册”。“台湾中国，一边一史”的结构开始形成，但是还没有改变先教中国史再教台湾史的时序脉络。
　　
　　“一边一国”史观的呈现
　　
　　原则上，课纲十年修订一次，前一次的课纲为1999年实施，因此，下一次应该是2009年实施，但是主张“一边一国”的陈水扁与杜正胜等不及新课纲，开始推动制订“暂纲”的工作。2004年12月31日教育部审定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称为“九五暂纲”，于指民国95年，即2006年开始实施），再次确认两岸为“一边一史”，并将“台湾史”先于“中国史”（第一册“台湾史”，第二册“中国史”，第三册与第四册为“世界史”）。这个“九五暂纲”内容充斥着“皇民史观”与“分离史观”，不只用语有问题，亦高调主张“台湾地位未定”。
　　
　　2007年5月杜正胜主政下的教育部委托台湾历史学会于发布一项《海洋教育与教科书用词检核计划》，将“日据”列为“不客观历史价值判断、刻意褒扬或贬抑的非中性词汇”，“日据”成为官方眼中的“不当用词”，官方认为“日治”才正确。报告随即派发教科书出版商“参考”，实际就是希望其遵行。其中还硬要将“我国”改为“中国”，改“中共”、“中国大陆”为“中国”，“光复”改为“战后”，“武昌起义”改为“武昌起事”，“两岸”改为“两国”、“中日战争”改为“日清战争”，不称“国父孙中山”，而仅用“孙中山”、诗词用“中国诗词”等，甚至要求将我国历朝历代名称前加“中国”两字，如“中国唐朝”，大陆省份前也要加“中国”两字，如“中国浙江省”。
　　
　　出版商出版教科书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既然政府已经有清楚指示，自然在编写教科书时遵照办理，以免增加自己出版的困难。这也是我们后来看到教科书，在用字谴词上均倾向“一边一史”的由来。
　　
　　马政府未能修改“一边一史”的课纲
　　
　　在“九五暂纲”实施后，陈水扁就开始“九八课纲”的修订工作，希望能够制作一部完整的“去中国化”的“一边一史”、“一边一国”的课纲。
　　
　　2008年马英九赢得执政。5月20日马政府上台，刚上任的教育部长郑瑞城原本要将陈水扁所制订的“九八课纲”原封不动的推出，但是在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努力下，郑瑞城暂不公布国文与历史课纲，并承诺再成立课纲小组，重修课纲。
　　
　　经历了两年，换到了吴清基部长，终于增聘少许公正学者参与，课纲委员会才得以运作，2010年下半年终于完成了课纲的审定，但是很遗憾的，或许新的课纲加入了一些史料，但是“一边一史”的基本结构并没有丝毫改变。现有的历史课纲仍然是“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结构。单元的名称仍然是“郑氏统治时期”，而非“明郑时期”；使用“日本统治时期”，不仅不是“日据时期”，连“殖民”两个字也没有出现；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的历史放在“中国史”，1949年以后的发展放在“台湾史”；“台湾史”与“中国史”最后两个单元的名称是“当代台湾”与“当代中国”。“当代台湾”已经与“当代中国”分离与对立了。马英九不会是个“一边一国”的主张者，但是他任内的课纲委员会、教育部，却让他成为“一边一史”与“一边一国”史观的背书者，有些可悲。（有关此一部分，详请参考，张亚中，＜异化的史观与认同＞，《中国评论》，2012年4月号，总第172期）
　　
　　课纲已经出炉，课纲委员会就解散了。接下来，出版社依据课纲撰写教科书，送完后再送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院召集学者专家所组成的“课本审定委员会”来审查。这个委员会大约是13人，10位大学教授，3位高中历史老师。
　　
　　出版商的思考简单，出书不能不赚钱，因此，他们自然会去找有份量，但是在史观上能投教育部所好的学者担任主编。另一方面，既然现有的课纲与原有的课纲没有多大的改变，不妨就用以前的版本为基础，修改一下即可，如此既有效率，又可以节省新编写的费用。
　　
　　现有教科书将“台湾史”当作“国史”在撰写
　　
　　去年（2012年）年初，七家出版社将撰写的教科书送到教育部国教院审定。大约是五月间，有一位课本审定委员出缺，教育部的官员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审定委员。在参与后，发现问题实在很大，这些依照新课纲所撰写的教科书，把“台湾史”当成“国史”在写。课文显示：台湾不是以中华文化，而是以多元文化为主体；对日本殖民统治表达出高度的肯定与美化，连“慰安妇”都可以写成是台湾妇女自愿参与；清朝在台湾是消极统治，日本人则是积极建设；国民党在台湾是坏事做尽，民进党则是台湾民主化的功臣。
　　
　　马英九在看了其中一本教科书后的反映是“触目惊心”，郝柏村在看了他孙女的教科书后，说了一句：“我不成了亡国之人了吗”？一位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先生说，“这是在替台独写教科书”。
　　
　　审定委员会是采共识决，又由于教科书是采“一纲多本”，只要出版社有将课纲规定的内容提及，其它部分出版社有相当大的写作自由。综观当时的几个版本有几个共通现象：过度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刻意贬低国民党在台湾的正面贡献，将台湾民主化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民进党的努力。在行文上将两岸的“一边一史”写成“一边一国”，将“台湾史”当成“国史”在撰写。为此，我以“宪法大于课纲”的原则，在委员会中立陈维护宪法的重要，要求出版社必须将造成“一边一国”的文字进行修改，并依据宪法第158条应发扬民族精神的规定，要求将不符事实与不合理的陈述做适度的修正。另外，由于大多数审定委员均为“前朝遗老”，已有定见，因此，除了依宪法必须修改的文字外，我并没有办法要求出版社改变课纲已经使用过的语汇，也无法要求他们必须要使用“日据”、“明郑”等。
　　
　　即使如此，还是遭致民进党立委郑丽君召开记者会，对我本人进行攻击。对政治稍微有敏感的人可以查觉到，我的参与及行为的确已经触及到台独主义者的痛处了，对他们而言，“一边一史”的“分离史观”的立场是不容被质疑与挑战的。
　　
　　我参与几个月审定委会的感想是：第一、国教院的官员仍有民进党执政时留下的官员，因而找偏绿的学者担任审定委员；第二、经过李扁的近二十年执政，台湾史研究因为可以得到经费补助，参与研究者已经远远超越中国史的研究，更由于他们长期占据在国科会、民间基金会、政府外围组织，因此大多数的历史学者不愿得罪他们，以免在论文审查、申请计划时遭到刁难。第三、在以上情形下，立场较蓝的学者也不愿意参与审定委员会，一则因为是少数无法影响多数，但却会影响自己的未来。另外也认为，马政府不愿在结构根本问题上调整，自己又何必多管闲事。第四、对于出版商而言，编写教科书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一方面他们会找关系好的学者担任主编，另一方面，他们不会为了原则或史观去向审定委员会做任何争取，一切以符合审定的要求为原则，只求能愈早通过愈好。我的总结是，要透过写文章批评、建言，或参与审定委员会来争取应有的史观是不可能导正史观的。
　　
　　自行出版教科书来建立正确史观
　　
　　衡量情况，我决定要换个思路与做法。大约是去年九月间，我与两岸统合学会的成员们商量，我认为除非自己编撰历史教科书，否则根本无从在台湾建立正确的史观。要出历史教科书，就必须自己开出版社，而且要有赔钱的打算。两岸统合学会的执行长郑旗生负责担当成立出版社的重要责任，我辞去审定委员的工作，与谢大宁教授及一些学者负责找知名大学教授参与教科书的撰写工作。
　　
　　下决定容易，但是要执行绝非易事。我们在十月间成立了《克毅》、《史记》、《北一》等三家出版社，以出版历史教科书为首要工作，也是现阶段唯一的工作，分别编写了三个版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其中《克毅》是为了纪念两岸统合学会已经过世的战友，即曾任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的所长巨克毅教授。
　　
　　在“一边一史”的课纲结构下，如何撰写出不会造成“一边一史”或“一边一国”内涵的教科书是一件高难度的挑战。我们决定从用语及叙述的铺陈上来处理这个难题，站在两岸同为中华民族、同属中华文化的立场上，用撰写“本国史”的史观来撰写“台湾史”与“中国史”。整整密集的工作三个月以后，我们于今年（2013年）一月上旬，将三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送到国教院接受审查。
　　
　　该三版本之教科书于送请国家教育研究院审查过程中，竟横遭阻难。首先是刻意延误时程，送审时间为今年一月上旬，但是国教院却迟至四月中旬才进行审查，并再用要求“重编”（即重新再来一次程序）的方式，延误审定时间。国教院另在文字用语上设下障碍，以“必修”要求更改。
　　
　　教育部国教院的意识形态刁难
　　
　　国教院审定委员会对我们作成“重编”处分的最重要理由，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涉及郑成功统治台湾时期，三本教科书所统一使用的词汇为“明郑时期”，审定委员会认为违背课纲，不得使用，应统一称为“郑氏统治时期”。
　　
　　第二、提及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教科书所统一使用的词汇为“日据”，审定委员会认为违背课纲，不得使用，应统一称为“日治”、“日本统治”或“日本殖民统治”。
　　
　　第三、教科书提及“台湾在郑成功之后逐渐转变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审定委员会却认为“整体而言，课文似乎过度强调台湾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之结构，此一论述具争议性，请再加以斟酌”，并要求改正。
　　
　　第四、审定委员会对于教科书大事年表以“本国史”与“世界史”作区隔有意见，而希望采其它教科书以“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方式来分类。
　　
　　第五、审定委员会对于教科书使用“中共”或“中国大陆”一词有意见，希望我们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一般高中选教科书的时间多在五月中旬。对于我们而言，如果完全接受国教院的“重审”意见，尽速修改，或许可以取得证书，赶上选书时间。但是如果要继续与国教院论理，那么时间将会冗长，极有可能会错过今年的选书时间，这也表示我们的教科书即使在未来获得通过，今年九月也不可能成为教材了。
　　
　　或许一般的出版社这时就会退让了，但是我们绝对不接受这种“意识形态霸权式”的压迫，决定与其抗争到底。
　　
　　教科书固然有政治教育的功能，但是也绝非“教科书应该有国家立场”一语可以带过，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立场，更要以充分的知识来证明自己所言为真。
　　
　　坚守民族立场据理力争
　　
　　经过缜密与全盘的思考，我们采取了多方面的作法。首先是以知识为根据，回覆国教院，说明为何我们坚持不改。
　　
　　第一、为何使用“明郑”，我们的理由是：“郑成功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分自居，奉南明永历帝为正主，以永历为年号。明永历帝赐郑成功的封号为延平郡王，郑成功死后由郑经与郑克塽自行袭位，亦一直使用‘永历’年号至永历37年降清为止。坊间虽有以‘郑氏王朝’或‘东宁王国’称之，惟以姓氏或地名称呼王朝非历史的正式称呼，我国历史向来重视正统与名份，因而史界多以“明郑时期”称呼郑氏三代在台湾的经营时期，以符合与尊重郑氏家族对自己史观的认定”。并告知审定委员会，“明郑”不仅不改为“郑氏”，而且在课文中增加一“历史小辞典”，将上述文字全文呈现。
　　
　　第二、为何使用“日据时期”。我们的理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帝国主义，企图蚕食中国。1895年甲午战败，清廷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台湾、澎湖。1941年（民国30年）12月9日我国正式与日本宣战时，宣告废除中日之间一切条约，《马关条约》当然也在内。我政府此立场得到国际充分认可。1943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美国、与英国共同发布的“开罗宣言”中，即明定“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表示日本对台湾是窃取行为。日本战败后，1952年我国与日本签署《中日和约》，双方承认‘在1941年（民国30年）12月9日以前所缔结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虽然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为事实，但依条约，中日两国均已同意《马关条约》为无效，因此日本是在“窃据”台湾行为下行使殖民统治。基于尊重条约与国家立场，所谓‘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正确用法应为‘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简称‘日据时期’”。并告知审定委员会，不仅不改为“日治”，而且在课文中增加一“历史小辞典”，将上述文字全文呈现。
　　
　　第三、为何强调台湾在郑成功之后逐渐转变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我们说的话、生活方式、传统节庆、价值选择，无一不以中华文化为主。此为一历史事实，几乎不会有人会有疑虑
　　
　　第四、我们所编写的各版本教科书修改大事年表的呈现方式，均依照“本国史”、“外国史”的分类方式，区隔为两栏，并在“本国史”的部分，再区分为“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两个小栏位，这种分类方式的理由如下：从春秋开始的纪年方式，就是对正统的一种表达，它和史实的发生乃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春秋的各国虽有其作为，但春秋的记载，其纪年仍然系属于周天子。这就是我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如今我们正是依据这样的精神来处理年表。但审定委员却以史实的发生来质疑我们的做法，认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要放中国史，在台湾发生的事放在台湾史，这根本就是企图以史实的叙述来实质上改变正统，这既违背了传统的历史精神，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日据时期的台湾固然由日本殖民统治，但在年表的归类上，我们将其放在“本国史”的“台湾地区”栏位有何不对？同理，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固然由中共统治，依照我国宪法，我们将其放在本国史的“大陆地区”栏位之下有何不对？我们认为，以“台湾史”与“中国史”对立排列，才是违反宪法的陈述方式。
　　
　　第五、为何称对岸为“中共”或“中国大陆”。我们的理由是：依照中华民国宪法，我国目前不承认中共的主权，因而不称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称“中共”或“中国大陆”，并避免造成“两国论”，这有何不妥？我等教科书在提及政治、外交时称“中共”，有关经济、社会、文化等事时称“中国大陆”应完全符合国策与社会习惯。
　　
　　审定委员会的霸道行为
　　
　　国教院的审定委员会在收到我们的回覆意见后，希望通过对话能让我们有所让步。四月底的沟通会，我方由出版社负责人郑旗生代表出席，在这次沟通会中，我们看到了国教院的官员以及审定委员嚣张的表现。在告知审定委员会并经同意后，我们对全程进行了录音。
　　
　　郑旗生首先陈述我方依法有据的立场，表示“依据教育部民国100年5月27日台中（三）字第100008892B号函所公布之高中历史教科课纲第三页所称：“‘单元’、‘主题’及‘重点’之标题，编者可以参考或重新设计，不必完全援用”。依据课纲规定，编者可以不必援用现有课纲使用的词汇。我们反覆提醒审定委员，委员会的要求已经公然滥权违反课纲的明文规定，但是相关人员均置之不理。简单地说，课纲并没有明文说要用与课纲一样的词汇，我方使用更正确的词汇并提出说明，为何审定委员会仍然不同意？
　　
　　国家教育研究院教科书发展中心杨国扬主任竟然在会议中公开大言不惭地宣称：“因为举个例子，日据，日据，从民国八十几年吵到现在，都在吵。我们都知道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今天有个教科书写日据的话，我保证明天可能有个报纸会把我骂得很惨，那这样我们不能讲说尊重编者，对学生来说，日治和日据所代表的意涵绝对不完全一样的，你不能说这个是我编者的学术的专业或自主权。”杨国扬主任这段话，不仅反映出他充分了解“日治”与“日据”两者不同的史观意涵，也公开强调这件事不能尊重编者。杨国扬主任的发言，不仅不尊重专业知识，亦严重违背公务人员行政中立的立场。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担任审定委员会召集人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研究员在会议中公开宣称：“如果说贵出版社坚持要用日据。这一点本委员会照我们的职责是没有办法同意的”…“我跟你说，我们委员会的职权是说，你要用日据，我们就不准！”这种嚣张的口气出自一位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完全不顾课纲可容许“编者可以参考或重新设计，不必完全援用”的明文规定，一方面对出版社进行警告，一方面又以行政独断权力对教科书做出“重编”的处分，可谓嚣张之至，不仅已严重失去知识份子应有的学养，其行为更使其学术服务单位蒙羞。
　　
　　审定委员会的昨是今非、标准不一及偏见
　　
　　或许读者会讶异于审查委员们的表现，如果了解他们的过去，更会感到瞠目结舌。以往都是由13个审查委员全体参与“台湾史”教科书的审定工作，但是在这次只安排了审定委员会中的五个人担任审定工作。他们分别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秀政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吴文星教授、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詹素娟副研究员、台北市立中山女中教师李彦龙。
　　
　　审定委员口口声声不准许使用“日据”，但是审定委员吴文星教授自己的硕博土论文使用的都是“日据”，在现有出版的文章中，亦有多篇标题使用“日据”（例如：＜日据时期台湾的高等教育＞、＜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研究＞…）。为此郑旗生曾在沟通会中当面质问吴教授，是吴教授今日错还是昨日错？吴教授当场不敢回应。詹素娟副研究员的博士论文题目《日据前期台湾总督府的理蕃政策》也是以“日据”为名。黄克武曾经在其文章中也使用过“日据”。这些人自己曾经使用“日据”，但却公开要求他人不可使用“日据”，不知学术良心何在。
　　
　　审定委员会的政治立场亦可以从其它地方看出。以通过审查并已经出版的龙腾版历史教科书为对照来说，龙腾版在第147页的标题中写到“从爆击、疏开到终战”，该等语汇完全是用日本人的语汇，且“终战”二字早为教育部依据我国的宪法与立国精神明令禁止使用的说法，这样的标题居然通过了审查，却要来要求我们不得使用“日据”的写法。审定委员会同意《泰宇》、《南一》出版社的教科书可以使用“东宁王国”，却不允许我们使用“明郑”，是非价值岂非混乱！
　　
　　还有些地方可以看出这群审查委员的政治偏见。我们在教科书中提到了马政府上台后，马总统提出的外交休兵获得了对岸的善意回应，这是马总统自己的讲法，可是审查意见却说这“不是事实”要我们“斟酌修正”。另外我们也提到了陈水扁家族的贪污，引发了红衫军运动，结果审查意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还未定案”，“恐引起争议，请予以删除”。我们认为陈水扁收押迄今，其家族贪污全台皆知，若干案件已判刑。红衫军、重创民进党均为事实，审定委员连这点最基本的常识均无，竟还能堂而皇之地要求我们更改？还有更扯的事，我们提到有“许多”台湾妇女被逼迫从事慰安妇的工作，审查意见要我们把“许多”这两个字删掉。真不知这个审定委员会是哪个国家的审定委员会！
　　
　　真理最终胜利
　　
　　经过我们的据理力争，国教院在“台湾是以中华文化为主体”一事上不敢再坚持，但是回覆我们，要求必更改其他四点。这是“重审”后国教院的第一次回覆。
　　
　　事情总要有个理，更何况在这种“大是大非”的立场问题上，我们怎么会退让。在收到国教院的意见后，经商议再回函表示，“不做任何更改”。同一时间，立刻由郑旗生向监察院申诉，并委托律师向行政法院提出告诉。再由郑旗生向教育部蒋部长表示，不会再退让，并将据理力争到底，不会为了出版而妥协。换言之，商业利益不可能撼动我们的决定。
　　
　　这时有曾经担任马政府政务委员的学者从中协调，让两方各让一步，即出版方不使用日据，审定委员接受其它三项坚持。国教院再次发文出版社，同意“日据”以外的其它坚持，但仍要求全文不可使用“日据”。此为国教院的第二次回覆。
　　
　　我们再次回函表示，不会做任何更改，如果国教院仍然坚持己见，那么只有法律上见。此时监察院已开始进行调查，舆论界已知道此事。《联合报》率先报导此事，并发表“一言丧邦”社论痛斥使用“日治”之不当。《中国时报》与
　　
　　《联合报》亦有读者大量投书，主持正义。
　　
　　马英九在了解此事后，亦做出决定，教科书可以并用“日治”或“日据”，但是尔后政府的文书必须使用“日据”。至此，“日治”与“日据”的争议暂告结束，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
　　
　　感想与未来的努力
　　
　　此次教科书的通过在两岸关系史上有其极为重大的意义。从1997年使用“日治”开始，16年后终于又可以使用“日据”。李、扁时期所建构的“分离史观”、“去中国化教育”的大坝终于有了裂缝。只要继续努力，这条裂缝就有可能成为溃堤的裂口。
　　
　　这一场战役的历史意义是重大的，此次教科书事件，使得“分离史观”遭到了极大的挫败，从此不再专享政治上的“正确性”。经历16年后，台湾的教科书史观发生战略性的逆转，一场史观的“拨乱反正”，重新站上了发起线并开始往前推进。经由这件事，我们也认为“分离史观”一派为建立其论述基础，不得不与“皇民化史观”结合，以颂扬日本殖民来去中国化的作法，是悲哀的，也更显示“分离史观”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
　　
　　这次努力能够有成果，归功于几个因素：第一、正确的知识。无论是“日据”、“明郑”的使用，或其它重要的论述，我们能够集结台湾重要历史学者参与，并能提出依据，让审查委员无法从知识层面上来否定我们。另外，第二、正确的立场。我们站在中华文化与宪法的立场上据理力争，致使审委员不得以放弃以“去中国化”为目的的“台湾是以多元文化为主体”的主张，也无法坚持会造成“一边一国”的用语。第三、坚强的毅力。我们坚持不退让的态度让审查委员无法遂其刁难的目的。第四、有限的经费。我们勒紧裤带，自筹财源，如果没有经费，我们难以进行此场持久战。第五、正义的奥援。多方舆论力量相助，充分显示“德不孤必有邻”、“有理走遍天下”的道理。总而言之，此次战役以“知识、毅力、财力”为基础，在面对挑战时，结合“监察院申诉、行政法院诉讼、舆论媒体”多方力量，并让政府高层充分了解此事之严重性，终于得以突破障碍，取得成果。
　　
　　后续要将“分离史观”大坝裂缝变成裂口的工作甚为重要，未来工作的挑战仍然艰巨。首先，我们要将教科书卖到各个学校，让更多的高中同学能够阅读，以形塑他们正确的史观。这一方面我们希望高中老师能够采用我们的教科书，海外的华侨学校也能使用。第二、继续筹措经费，往下扎根，出版国中社会学科教科书，让年轻学生能尽早建立正确史观。我们希望社会人土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希望马政府尽快修正现有以“一边一史”为内涵的历史课纲，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一边一史”的史观。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评论》，2013年9月号，总第1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