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我想引述一下中评社由文睿先生所写的一篇社评做为本文写作背景的介绍：
　　
　　“（2013年）6月20日至21日，倍受两岸瞩目的《北京会谈》正式举行，这是继去年12月《台北会谈》后两岸统合学会与大陆智库合作举办的又一次两岸学术、思想盛会，同时也是两岸红蓝绿学者第一次在北京的公开对谈，意义非凡。《北京会谈》是由两岸统合学会推动、两岸智库机构共同主办的“两岸和平发展路径”系列研讨会之一。这个系列研讨会始从2009年开始，迄今已连续举办六次。这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去年和今年的两次会谈，即去年的《台北会谈》和今年的《北京会谈》。这两次会谈是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开创期进入巩固深化期后，两岸红蓝绿学者较为正式的面对面接触与对谈。从会议的主题来看，《台北会谈》的主题是‘强化认同互信、深化和平发展’，《北京会谈》的主题是‘强化认同互信、探索政治安排’。两次会谈都有红蓝绿重量级学者的共同参与交流，而且会谈的主题都是强调两岸认同互信的重要性，在增进和强化两岸认同互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今年的会议更是将主题定位在具体探索两岸政治安排这一更加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从‘深化和平发展’到‘探索政治安排’的主题变化可以看出，如果说去年的《台北会谈》是在两岸关系巩固深化期的开局之年，主要探讨如何巩固成果，深化发展，那么今年则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探讨两岸政治问题，尤其是两岸政治安排。这充分体现出两岸学界能够紧跟两岸关系发展形势，表现出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北京会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两岸关系在“深水区”乘风破浪，克难前行的重要动力来源。两岸学界重新聚首，共同出发，一定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更为光明的前景！”。
　　
　　思想的探索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北京会谈》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统合学会共同主办；财团法人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协办，一连两天在北京文津国际酒店举行。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负责人，我在会议开幕时发表了这篇文章的摘要。
　　
　　本文认为，台湾目前存在的是一个不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分”的结构，即使目前两岸存在着大量的经贸往来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性的力量仍旧无法阻挡“分”的结构所形成的力量。本文认为，要遏制这个“分”的结构，必须从“两岸和平协议”、“国际共同参与”、“止戈立信”三个面向着手。以“一中三宪”做为结构的根基，以“两岸统合”机制作为强化“合”的结构的巩固力量。除此以外，两岸应该寻求各种有助于强化“合”的结构的可能性。
　　
　　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就在追求一个梦想，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岸统合学会曾经制作《百年中国，迷悟之间》纪录片，探索百年以来，我们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历经迷悟的试炼。历史很不幸，但也有收获，两岸虽然分治，却也试验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两岸未来如果在“分”的结构中发展，主权的争执，最终极有可能会吞噬两岸现有的成果，因此，两岸应有必要将和平发展期视为是一个有助于两岸建立“合”的结构的“统合期”。我们不仅要相互学习、欣赏，一起“共同缔造”中国梦，更要一起丰富中国梦的文明内涵。未来所共同缔造的中国，不应仅是富与强，还应有善。只有两岸的共同参与，这个目标才能圆满。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百年来追寻的目标
　　
　　习近平先生上任后多次阐述中国梦。去年（2012）11月29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半个月的他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提出中国梦，并定义其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今年（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将“中国梦”定义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在台北有中华路，也有民族东路与民族西路、复兴南路与复兴北路。“民族”与“复兴”两个概念对在台北的政府与人民一点也不陌生，原因很简单，迁台的政府与台湾人民均感受过中国近代史的伤痛，台北曾经更想承担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
　　
　　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划了第一道深入血管的伤痕。当中国人还在怀疑这是否只是个偶然时，接二连三的战败让中华民族认识到，落后就是屈辱、无能就需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并不是麻木不觉，船坚炮利、维新变法都试了，但是最后还是选择武力革命。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并不等于中华民族就此复兴。军阀割据反映出一个不团结的中国不可能复兴，五四运动显示缺乏科学与民主将无法提升中国人的智能。北伐统一全国，才刚刚开始建设，近邻日本便急于要破坏中国的民族复兴道路。八年浴血挑战虽然胜利，中国又陷入内战。1949年以后两岸只得隔着台湾海峡，分别走自己的民族复兴道路。
　　
　　1949年起，两岸各自走上不同的现代化路径。第一个三十年，台湾走得平顺，大陆则是步履蹒跚。第二个三十年，大陆放下了教条主义的路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是也引发了不少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安问题；台湾的民主开放大幅进展，但也由于没有能够妥善处理认同与统独问题，因而陷入内耗而影响经济发展，不过公民社会与民众公德却有相当成熟的表现。
　　
　　“民族复兴”对于两岸中国人来说，都不是个新鲜词，我们已经为它的路径与方法思索了百年之久。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打破了两岸近四十年的隔阂。2008年国民党再次执政，是两岸又一次大交流的开始，也有了可以共同追求民族复兴、实现百年梦想的机会。
　　
　　民族复兴绝对不是排它性的民族主义式复兴，中国梦也绝不会是西方霸权式的贪婪掠夺之梦。从孙中山以来，民族复兴的目标，是使得中国不再受人欺压、能够与世界各民族平等和平相处、对弱小民族能够济弱扶倾。中国梦不仅是民族复兴，也包括民权的深化与民生的幸福。
　　
　　今年4月8日习近平在博鳌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等一行时即强调有关两岸应该共同参与“中国梦”：第一，希望本着两岸同胞一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第二，希望两岸加强经济领域高层次对话和协调，共同推动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第三，希望两岸加快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议商谈进程，提高经济合作制度化水平。第四，希望两岸同胞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当然是两岸值得共同追求的梦想。国家富强是指整个中国，由两岸合在一起的中国的富强，人民幸福是两岸人民能够享受最好的善治。国家能够富强，人民拥有幸福，民族就可振兴，中国梦自然圆满。
　　
　　两岸联系性关系的强化与局限
　　
　　2008年起，两岸关系快速发展。在民间交流方面，2012年大陆观光客来台已经超过200万人次，海协会和海基会已经签署18项合作协议，两岸在旅游、金融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劳务合作、智慧产权保护等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使两岸终于实现全面、直接的三通，特别是ECFA的顺利签署，进一步催化两岸经贸的快速发展。大陆各省市领导经常率团来台交流或采购，与各地政商建立良好的关系。每年在福建举行的海峡论坛，均有超过万名来自台湾民众的参与。在政党交流方面，国共平台互动也非常密切，两党高层有全面的沟通管道。
　　
　　以上种种均显示两岸的联系性关系非常密切，照理来说，台湾民众应该已经感受到与中国大陆共同发展的重要，但是如果从更深一层来看，两岸间的联系关系并没有转化成为休戚与共的感觉。我们暂不引述民意调查的结果，看一下一位大陆年轻学者从2012年9月到2013年1月底在台湾待了近半年的时间的在台交流心得。他认为：“台湾民众对大陆民众印象普遍不佳”、“大陆民众在台湾的的‘次国民’待遇”、“台湾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色彩”、“台湾教育体系中的‘独化’和‘偏见’诱导”、“国家认同的‘趋独化’”、“台湾青年一代的国族认同与大陆已无政治牵连”、“两岸民众价值取向的变化”等等现象。（许川，＜赴台交流十大心得体会＞，《中国评论》，总第186期，2013年6月号，页40-44）从他实际在台湾的观察可以了解，两岸的认同与互信并没有因为两岸联系性关系的加强而趋同。
　　
　　如果我们认为两岸有了联系性的关系，就认为两岸关系从此可以大步向前而不会逆转，那可能过于乐观了。就举美国为例，台湾与美国早就有了“大三通”，民间交流更是频繁，所差的是美国不会对台湾在经济上“让利”，但是美国却满足了台湾人民其他方面的期待，特别是美国对于台湾政治安全可能提供的心里保障。
　　
　　从1949年以后，由于两岸处于冷战对峙，透过与美国的共同协防条约与美援，台湾对美国已经成为结构上的扈从关系。即使在与美国断交以后，美国依然透过《台湾关系法》让台湾对美国的扈从结构更形稳固。这个结构不仅包括安全，还包括经贸，以及美国的文化制度价值，它形成了一个美国对台湾的高度制约，因而不仅是国民党，即使是民进党也不敢去破坏这个结构，反而对这个结构更加依赖。
　　
　　大陆不断强化与台湾的联系性关系，但是它却无法冲破美国长期与台湾建构的结构性关系。我们可以从马英九在2008年还主张两岸应该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但是到了2009年的中期，马英九的态度就逆转为“只经不政”，原因自然就在于美国不愿意两岸关系发展成一个结构性的和平发展关系。2012年1月马英九在胜选之夜上，他的当选感言说的是希望台湾在十年内加入“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TPP）。马英九的团队当然了解美国建构TPP的政治战略意图在于解构以中国大陆经济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区域整合，并强化美国在东亚的经济权力。马英九在当选后就急于表态，也显示美国与台湾所建构的“扈从结构”，不仅马英九不想打破，反而要更强化。
　　
　　联系性的关系当然很重要，也是结构性关系的基础，但是联系性的关系有个弱点，它容易随着情势的变迁而停滞、中断、后退。如果两岸不能够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关系，它就必须受国际力量或台湾内部变数的影响。对此，北京可以采行两个方法，一是搞定美国，也就搞定了台湾，但是这种“借外人打自家人”的做法其实是不符合“中国梦”的精神，也不应该是中华民族作为的方式；另一个方法即是创造两岸的结构性关系，让两岸的和平发展不再受外部的干扰，两岸得以共同为民族复兴而努力。
　　
　　两岸无法形成结构关系的原因
　　
　　就国际政治而言，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两国之间就可以形成结构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以“同盟”、“准同盟”、“战略伙伴”或签署“友好、互助、和平条约”等方式来呈现。不同于国际问题的两岸问题是内战的产物，因此两岸的根本差异在于对主权与治权认知的不同。这种主权与治权长期的不同认知，也就在国际现实情势的影响及政治人物的操弄下，形成认同与互信的不足。认同与互信的不足，又使得主权与治权问题更难解决。
　　
　　两岸红、蓝、绿三党目前在主权问题上缺少交集。北京主张主权只有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两岸治权有差序，北京为主，台北治权小于北京。国民党也主张只有一个主权，但其属于中华民国，中国大陆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区。民进党则主张两岸有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及治权。
　　
　　这三种不同的认知也就形成了对两岸政策的思维。在台湾，有人认为两岸联系的关系，只是满足了少数有政商关系者的需求，让他们得以谋利，但是代价却是让台湾对大陆产生高度依赖。这些人认为，两岸联系性关系愈强，表示台湾愈有可能被大陆“套”住。国民党因而形成了一种矛盾的心里，即在物质性联系上希望与大陆持续发展联系性关系，但是在政治与文化等非物质性的结构关系上则采取“避”的心态，特别是遇到核心问题时，能避就避、能躲就躲。民进党由于在两岸政治定位是以“离”为最高原则，因而在政策的态度上是以“逃”的心态面对大陆，希望逃离历史、逃离地缘，他们不仅不赞同两岸发展为结构关系，对于两岸可能强化联系性关系的商业、人员交流，也是尽可能的阻碍，避免其发展太快。
　　
　　两岸三党对主权与治权的不同认识，使得两岸仅能在联系性的关系上逐步前进，而无法进入建立结构关系的深水区。联系性关系的力量如果无法抵挡台湾内部的去中国化力量，也无法超过国际介入力量时，两岸在本质上将很容易往“异己关系”发展。
　　
　　如果两岸关系成为“异己关系”，那么“中国梦”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梦，与台湾无关，也不再是个民族的共同梦想，这样情境下的台湾，只会将北京主张的“中国梦”当成是一个商业的机会，但是也会看成是威胁的加大。
　　
　　两岸结构关系的应有内涵
　　
　　只靠联系无法形成结构。要形成结构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共同认识、共同利益、共同约束。坦率来说，如果两岸无法签署和平协议及对两岸关系作出政治安排，两岸定位就不能从法律上确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结构就无法形成，目前的两岸关系也只能停留在联系性的关系而已。
　　
　　两岸和平发展结构必须处理三个问题：主权、治权与对外权力。一个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结构最好是在现在的法理现状与政治现实上逐步搭建。两岸目前的法理现状与政治现实为：第一、两岸目前的宪法均主张主权涵盖全中国，因此两岸的主权宣示是重迭的。第二、两岸政府目前在所属领域的治权，均系来自于自己的宪法，而非对方的宪法，因此两岸都是一个宪政秩序主体，彼此在两岸关系上是平等的。第三、两岸在对外权力上确实存在着不对称的情形。“两岸主权宣示重迭、宪政治权平等、对外权力不对称”即是两岸目前的政治法理现状。
　　
　　两岸和平发展结构包括三个面向：两岸定位与走向、军事安全、国际空间。前面两个是北京希望尽早处理的，前后两个是台北方面比较在意的。这三个面向彼此环环相扣，少了任何一个面向，都会让事情变得很困难，大家也不会欢喜，因此，三个面向最好是能够同时做出安排。
　　
　　第一个政治安排：两岸和平协议
　　
　　两岸和平协议是两岸应该处理的第一个政治安排。为使两岸的法理现状能够巩固，两岸必须透过和平协议的签署来达成目标。和平协议可以将现有的两个法理现状确定下来。第一、双方均接受“两岸主权宣示重迭”此一法理规范，未来在和平协议中的表述方式可为“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并共同维护整个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第二、在两岸共有主权、共享主权的基础下，相互接受彼此为一宪政治权或宪政秩序主体。这个“和平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宪法性的文件，是两岸宪法以外的第三个宪法性文件，也是未来“一组宪法性文件”的基石。
　　
　　有了这样的和平协议，两岸关系基本上已经排除了分离主义的可能。两岸和平协议成为一个约束双方的宪法性文件，也就确定了两岸关系的政治结构。由于两岸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不容许主权分裂，因此这个结构也就是“一中框架”（一中架构）的结构。“一中三宪”中的三个宪法性文件就构成了“一中框架”中的梁柱。两岸应该努力将“第三宪”的法律权威愈来愈大，涵盖面愈来愈广。当“一中三宪”中的“两宪”逐渐将治权权力交给“第三宪”时，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将更形巩固，两岸自然可以逐渐走向和平统一。
　　
　　第二个政治安排：两岸国际共同参与
　　
　　“国际空间”涉及在行为者在国际间的尊严及名份，台湾朝野政治人物没有人敢于轻忽这个问题，台湾民众的情绪也很容易被这个议题刺激，分离主义者的主张因而得以在其中寄生。因此，如何妥善处理这个议题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甚为重要。如果处理得好，两岸和平发展的结构将会非常巩固。
　　
　　我个人并不主张以“争取国际活动空间”或“要求大陆不打压国际空间”等单方面的政治诉求，而应以积极性的“两岸国际共同参与”来彰显台湾愿意与大陆共享整个中国的主权。对于两岸中国人来说，这既是一份台湾的权利，也是一份台湾的责任。
　　
　　“两岸三席”可以做为两岸在国际共同参与的一种方式。“两岸三席”意指在一个国际组织内，两岸有三个席位，一个代表大陆，一个代表台湾，一个由两岸共同组成的代表团为第三席。“两岸三席”是两岸“国际共同参与”的一种结构性思维。第三席即是透过两岸第三个宪法性文件来创造。欧洲统合虽然不同于两岸统合，但是欧盟在国际组织中创造出“N（会员国）+1”（欧盟27国，但是在一些国际组织中有28个席位）的做法是值得两岸共同思考的。
　　
　　至于“两岸三席”是指两岸的两席均为正式会员，或可以一为会员，一为准会员？第三席是正式会员，或可以为观察员？在我看来，不同的国际组织会有不同的组合方式，但是有一点精神是不会变的，即“第三席”的出现，是希望两岸能够在“狭义”的“各有参与”（例如两岸共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平行参与），扩大为“广义”的“共同参与”（类似欧盟及各成员在国际组织的“平行与垂直”多重参与），即两岸可以共同体的方式，代表双方在该国际组织中两岸人民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有了两岸共组的“第三席”，所谓“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发生可能也就自然趋近于零了。
　　
　　两岸在政府间国际组织（IGO）的“共同参与”必然与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不可分，在和平协议尚未签署以前，两岸可以在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NGO）中开始推动，一方面可以为未来的模式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累积认同与互信，为两岸未来签署政治安排酝酿良好气氛。
　　
　　第三个政治安排：两岸止戈并共同维护主权领土
　　
　　两岸本是一家人，本来就不应该以武力来解决问题。北京自1979年起以“和平统一”取代“武力解放”，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基本上宣示只要台湾不走分离主义的道路，北京就不会动武。台北方面从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后，就已经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的念头，蒋经国时期更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李登辉时期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已经不否认中共在中国大陆的治权。因此，两岸其实均已无意愿以武力解决两岸的政治问题。
　　
　　即使如此，两岸的军事对峙迄今仍然没有结束。台湾质疑大陆在沿海部署近二千枚飞弹，北京反对台北持续向美国军购。问题的关键在于彼此均无互信。双方面也都认为，只有手上握有武器才能免于被对方欺骗。
　　
　　美国或许很乐于见到台湾的国际空间能够扩大，但是不会乐见两岸之间相互止戈，因为这将打破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美国希望卖武器给台湾，不仅是为了赚钱，更多是希望透过武器强化台湾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感。
　　
　　两岸的问题还是必须要自己解决，将台湾的命运放在美国人的手上并不一定安全。台湾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创造和平，而不仅是如何维持安全。（请参考：张亚中，＜维护安全或创造和平：台北的抉择＞，《中国评论》，总第185期，2013年5月）。
　　
　　两岸如果能够签署和平协议，双方做出保证不分裂整个中国的主权后，两岸实在没有必要再以武力相向。北京应该做出保证，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同时，台北方面也应该做出承诺，不再视北京为建军备战的假想敌。
　　
　　当台北不再以北京为建军或军购的假想敌，建军备战的目标是为了确保东海与南海的主权与主权权利及台湾周边海域的安全时，北京应该也是乐观其成，毕竟一个和解的两岸本来就应该共同为保卫中华民族主权与领土的完整而努力。
　　
　　只有北京愿意做出放弃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时，两岸在安全问题上的结构才能建立，也才能让台湾人民安心地将台美安全结构让位于两岸和平结构。
　　
　　两岸统合机制的推出
　　
　　两岸从“两宪”，逐渐将治权转移给“第三宪”，最后转换为“一宪”的政治权力转移程就是统合。大陆将“统合”的原文integration翻译为“一体化”，也就是两岸从现有分治最终走向一体的过程。
　　
　　“两岸统合”不是一个谁消灭谁的过程，也不是各走各的路的互动方式，而是一起共同建构、共同缔造未来的路径。在这个路径中两岸均需要共同努力，透过“共同治理”，两岸截长补短，共同吸收与学习彼此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失，目的在为两岸人民创造更大的福祉。透过“两岸统合”，两岸可以相互贡献己力，实践共同为整个中华民族创造福祉的目标。
　　
　　在和平发展期，透过统合共同体建制的建立与运作，两岸在一些相关领域上进行“共同治理”，透过“共同治理”，两岸彼此有了“共同参与”，因而才会产生真正的“互信”，也才会建立坚实的“认同”。
　　
　　两岸可以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建构实践“共同治理”的“两岸共同体”。欧洲统合的经验值得两岸思考。统合是一种“互为主体、共有主体”的结构，它既满足了台北对于主体性的要求，也照顾到了北京希望两岸同为一体的坚持。
　　
　　两岸统合可以在各个方面推动，可以从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例如先前提的“两岸三席”），也可以成立“两岸海域共同体”，以共同研究、开发、维护两岸在东海与南海的主权。在一些经济实验区，可以推动两岸的“共同治理”，以形成制度性的结构关系。当然也可以从农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进行，在这一方面，欧洲统合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可以供两岸参考。
　　
　　统合一旦启动，以巩固两岸和平发展的“合”的结构可以开始壮大。欧洲统合之父莫内(Jean Monnet)曾经说过：联系性的政策很容易随着政息而消失，但是当结构形成，结构本身就会产生组织的力量，因应外界的挑战与强化自己。
　　
　　寻找任何可能建立“共同”的机会
　　
　　在思考两岸如何建立有利于和平发展的结构时，我们应该将“共同”一词放在两岸所有政策的核心。在两岸论述上应该以“一中同表”取代“一中各表”。面对问题时，即使有再深的歧见，两岸也应该坐下来共同讨论。去（2012）年12月的《台北会谈》（内容请参考，吴东野，＜强化两岸认同互信、深化两岸和平发展：2012年“台北会谈”纪实，《中国评论》总第181期，2013年1月号）与今年（2013年）6月的《北京会谈》，就是这个理念下执行的结果。在国际共同参与问题上，今年1月两岸退休大使与学者已经共聚一堂，共议异同。（内容请参考，张亚中，＜两岸外交握手向前行：记北京夏合会＞，《中国评论》，总第182期，2013年2月号）。今年6月，两岸退休将领与学者也共同就如何在军事安全上筑信进行对话。
　　
　　“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同”，“没有对话不可能产生互信”。在两岸关系的互动上，我们要鼓励所有物质性的联系性的关系继续并深化，但是在一些文化事务上也应该增加联系与创造结构。
　　
　　“身份”是区分“我者”与“他者”最容易的工具，因此，两岸人民有必要在现有的两种出自西方，以国家来界定“国民”身份之外，再创造一种以“民族”作为“身份”的认同标的。两岸如果能够共同推动“中华卡”（类似美国的“绿卡”）当然很好，在台北仍有困难的前提下，北京可以思考先行推动“中华卡”做为身份认同与政治参与的依据。拥有“中华卡”者可以享有长久居留及相当高的政治权利。
　　
　　两岸也可以思考推动文字的趋同化。基于文字统一是中国数千来不会永久分裂的重要因素，两岸可以推动两岸“文字趋同化”，以巩固两岸的连结。两岸也可以在中华文化基本教育上寻求教材上的趋同，以让下一代的年青人有共同的中华文化记忆与价值信仰。
　　
　　两岸共同丰富中国梦的文明内涵
　　
　　中国梦的目标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以实现百余年来的民族伟大复兴。在追寻中国梦的道路上，两岸应该相互切磋、截长补短、共同合作。近几十年来，两岸在追求人民的“富”上都有着傲人的成果，在国家“强”方面，北京目前值得骄傲，但是在追求“善”的方面，台北的确有很多北京值得学习的地方。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它的意义，但是大陆也需要了解，既然是中国特色，就应该有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礼运大同篇里的“天下为公”四个字，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台湾这几十年在中华文化上的努力，以及所建立的公民社会，已为世人高度赞赏，不也是值得大陆积极吸收以丰富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吗？
　　
　　西方国家也曾经有梦想，它们希望将其文明传播给其它地区。从文明的进程角度来看，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九个大国的崛起，都是西方文明胜出的崛起。它们都是采行现实主义的思维：一个大国的崛起，必是另一个大国的倒下。这九个大国之间看似有不同的崛起道路，但是其本质思维几乎一致，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义与邪恶”的两元世界、“物竞天择”进化论下的“适者生存”以及资本主义“资源掠夺”等的组合。“以邻为壑”是它们崛起时处理周边区域的态度。因此，这些大国美梦往往是其它国家的恶梦。
　　
　　西方文明中的确有些好东西，但是中华文化有一些东西也是西方需要的。举例来说，“仁”这个概念对于西方“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论者是陌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资本主义信仰者无法理解的，“是非存乎一心”、“设身处地”更是西方善恶二元论难以琢磨的。
　　
　　每一个民族与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儒家文化虽然尊重个人，但是更强调社会的整体秩序与和谐。除了儒家思想以外，以我尊重的星云大师在台湾数十年所推动的“人间福教”来说，他倡导入世、慈悲、和谐、宽容。无论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或“四给”（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给人希望、给人信心），都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为人、为社会的“善”布施因果。“人间佛教”在台湾，不仅弘扬佛法“善”的教义，也在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社会安全上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人间佛教”不应也是“中国梦”编织时所需要的内涵吗？这些都是台湾可以为中国梦所奉献的地方。
　　
　　中国梦不应只是“富”与“强”，应该还要有“善”。在两岸共筑中国梦的过程中，台湾绝对是个重要的角色。透过两岸统合机制所创造出来的共同治理，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善治”的结构，两岸在中华文化价值上的相互吸收，则是中国梦不可缺的“善念”与“善行”。
　　
　　结语：透过建立结构共筑中国梦
　　
　　中国梦不应该只是大陆单独的梦想，而应由两岸一起参与。中国崛起的目标是伟大复兴，更是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再一次复兴。如果我们以文明复兴为目标理想，那么以台湾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实践，台湾应该可以在中华民族“文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历史的进程不会因为个人的期待而停止。国、民两党目前对于两岸政治关系的认识其实是不利于台湾的未来的。“分、离”是不智的判断，“逃、避”无法解决问题。（请参考张亚中，＜台湾多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中国评论》，总第186期，2013年6月号）如果台北不能引导两岸的进程，那么北京就会尝试主导。马英九能够回避多久，要等到习近平调整其战略目标时才被迫上谈判桌？民进党呢？与马英九一样，还是更退缩？
　　
　　如果国、民两党持续以“分、离”的基本政策面对中国大陆，那么注定会在“中国梦”的筑建过程中缺席。果真如此，就两岸来说，台湾将在两岸未来发展的过程中被迫失去发言权；就中华民族而言，中华民族也失去了一个台湾可以丰富中国梦内涵的机会。
　　
　　两岸应该继续强化现有的联系性关系，但是也必须透过政治性的安排，让两岸之间形成一种“合”的结构性的关系。这个结构性的关系必须以两岸目前的法理现状为基础，也必须以不违反两岸追求统一的宪法目标的原则。两岸可以在“和平协议”、“军事安全”与“国际共同参与”三方面达成共识并形成结构，这三大面向可以在同一份两岸和平基础协定中处理，也可以分不同协议规范。
　　
　　除此三大面向以外，两岸可以在其它政策上建立“共同治理”的结构，不论是经贸、海洋、交化、农业，都是两岸可以尝试努力的方向。我们也期盼看到“中华卡”尽早成为两岸人民的另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期待台湾可以提供大陆更多中华文化的价值，让整个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富与强，也有更多的善。
　　
　　我们期待两岸共同携手圆梦，圆一个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引颈期盼的梦想。在中国梦的目标下，两岸有什么歧异不能包容，有什么问题不能化解？只要有情感与智慧，两岸共筑中国梦应该不是件难事。时代在考验两岸，中华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也在等待两岸。

　　（本文为参与《北京会谈》所写，原刊载于《中国评论》，2013年7月号，总第1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