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先生开始主导中国大陆的发展。过去十年间，中国大陆从“大国崛起”到“和平崛起”，再到“和平发展”，现在是以“中国梦”来概括未来要追求的目标。这一连串论述的调整，都不能离开一个事实背景，即中国大陆正在快速的发展，国际上也在看中国大陆会走向何方，它的崛起为世界是它国带来灾难还是为世界创造福祉。
　　
　　从国际现实主义来看，一个强权的兴起就是另一个强权衰落的开始。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否也会掉进这个历史的宿命，还是会开创另一个多赢的新世界。《人民日报》所属的《思想前沿》杂志在2013年初，希望我能就此一议题撰写学术专文，特别是要探讨，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否必然会面对战争这一关卡。本文后来以＜中国和平崛起的困境与因应之道＞为名发表于【《思想前沿》，2013年2月号】，编者以“大国崛起的战争宿命”为此期杂志的专题名称。
　　
　　本文是放在两岸关系的脉络来看待中国大陆应有的崛起路径。本文认为，虽然中国大陆的GDP在2010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大陆与目前居全球主宰地位的美国仍有一段距离。历史经验显示，主宰性的大国往往会用“预防性战争”、“约束”、“遏制”、“交往”等方式来因应崛起大国的挑战。中国大陆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可以有自己崛起的目标，但是在现阶段必须遵守现有的国际建制与规则。中国大陆要想顺利的崛起，必须妥善处理与它周边的关系，和平处理两岸关系，在尚未统一前，两岸从和平关系走向共同体，将有助于创造中国周边的最大战略利益。整个中国的崛起应该是一个文明大国的崛起，中国应建立其完整而有系统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以补充现有西方价值体系的不足，让世界因为整个中国的崛起而变得更为和平与发展。
　　
　　中国大陆崛起为物质性的大国
　　
　　2011年9月出版的《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一书中指出，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毛额（GDP），2010年中国大陆已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该书以一个假设性的故事作为开端：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破产危机，美国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后，从白宫前往位于宾西法尼亚大道另一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中国籍的总裁签下一份纾困方案协议，在紧急融资三兆美元的同时，承诺美国将遵循一系列限制条款。作者用感性的话语说，这一刻象征着世界主导权交接仪式的完成。
　　
　　中国是否已经崛起？从幅员面积人口来看，中国原本就是个先天性的大国，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2010年的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毫无疑问的，中国正在往崛起的坡度上快速上爬，应该已经可以算是一个“物质性的大国”了。
　　
　　正如同大多数人都想力争上游一样，每个国家都有着企求崛起的天性，希望能够领先其它国家。正如同人有天生的资质优劣不同，国家也有幅员人口资源大小的差别。作为一个大国，寻求国际地位与适度的影响力，更是必然之事。问题在于，他们强大了，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并不想成为一个全球主宰性的霸权（dominant hegemony），但是中国应该不排斥作为一具有发言权与影响力大国，以使这个世界更为和平与发展。
　　
　　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只是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强国，还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导大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中国可以透过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在东亚区域取得优势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强权。但是如果要成为全球性的主导大国，仅靠物质力量的“硬权力”是不够的，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倡议出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价值观，以及让现有大国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
　　
　　中国大陆物质性崛起的多重因素
　　
　　要了解中国在未来崛起过程中会受到什么样的挑战，应该先了解中国能够在近十年内快速崛起的因素。
　　
　　在内在的结构上，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当然是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此处不再累述。不过，再往更前的历史回溯，虽然1979年以前中国大陆内部经历过一些动乱，但是三十年的政治社会运动也为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动员体制，这个动员体制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为全面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员能力特强的现代国家机制。这是所有其它开发中国家或已开发国家无法做到的。相对于西方是强调“大社会、小政府”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大陆在崛起的道路上一出场就是以庞大的国家社会动员能力为基础，因此在追赶西方的道路上，有了“后发先至”可以仰赖的资源调度基础。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大陆透过社会主义革命，累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使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有充分的资源可以运用与分配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由于拥有天生的广大市场，在多年经济计划的主导下，中国大陆充分发挥了规范经济的优势，不仅有机会发展完整的科技及产业体系。若干产业不需要与外国，在内部即可进行垂直分工，使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自生的产业体系。一个“大”的幅员与入口、加上“强”的国家资源与动员能力，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中国大陆能够在过去的十年间快速地发展经济，除了上述国家的力量、人民勤奋以外，两个重要的外在因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一是中国大陆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机，选择接受西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规则。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资与技术的大量移入，让中国大陆快速地从世界的工厂走向世界的市场。加入全球化使得中国大陆得以降低学习成本，并利用外资与技术，促使中国大陆在技术的发展上得以蛙跳的方式达到技术创新。第二、拜911之赐，美国突然改变其原本要在2001年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计划，转而与中国大陆在国际间联手，共同维护以反恐为主要诉求的全球安全。或许对美国来说，中东是恐怖份子的温床，但是很吊诡的是，这些伊斯兰兄弟们在中东的动乱，反而让美国无暇遏制中国，为中国争取到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曾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一词。这个主张固然表现出中国的企图，但是当时也是针对“中国威胁论”而做出的回应，为的是避免西方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危害到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全球的战略安全利益。虽然在2004年下半年以后，考虑到“崛起”一词对于西方人而言仍是刺耳，“和平崛起”一词在新闻、教育等政治传播中逐渐淡出，并改为更低调的“和平发展”，但是其基本精神与内涵并没有改变。
　　
　　西方大国崛起的凭藉与影响
　　
　　国际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依照理论而行。国际关系所有的理论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结果中焠炼而得。现实主义是目前国际关系中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权力”与“利益”是这个理论的两个核心词，主张国家权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不二法则，冲突与战争不是偶然而是常态。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者认为，强大而不满的国家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在现实主义的眼中，崛起的大国与原有的强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必然经历阵痛，这个阵痛不论是否为战争，都会经历一段权力的较争或磨合期。
　　
　　杭廷顿在其大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不仅是分析，更是警告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可能挑战。对他而言，文明的冲突不也就是崛起的霸权间的冲突吗？
　　
　　从文明的进程角度来看，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九个大国的崛起，都是西方文明胜出的崛起。它们都是采行现实主义的思维：一个大国的崛起，必是另一个大国的倒下。在霸权的竞逐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它们的信念，它们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双赢”。它们的崛起或许也给人类带来了进步，但更多的是满足了国际间与霸权国内的资产阶级。它们崛起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自己国家或所属文明的利益。冲突与战争因而是它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它们希望透过国际法或国际组织来维持世界和平，但是这些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无论是原则、规范都必须符合它们的基本价值。
　　
　　这九个大国之间看似有不同的崛起道路，但是其本质思维几乎一致，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义与邪恶”的两元世界、“物竞天择”进化论下的“适者生存”以及资本主义“资源掠夺”等的组合。“以邻为壑”是它们崛起时处理周边区域的态度，它们所制定的“法律”是它们要求其它国家必须遵行的规范，“弱肉强食”是崛起后的结果。这些霸权要维持他们的霸业，必须要创造出可以让世界接受的价值与话语体系，不论是“民主和平论”、“贸易和平论”、“霸权稳定论”，看似为追求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理论，惟其本质却更像是霸权为了要维护其霸业所建构出来的论述。
　　
　　中国已经确定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做为其崛起的必要原则。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任何崛起必然会与现有的霸权产生摩擦，这不是理论，而是自然的定律。北京在面对这些磨擦时，到底应该如何面对，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不应只是“和平”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处理，而是涉及到自己崛起的政策了。
　　
　　既有霸权如何面对新大国的崛起
　　
　　每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面对一个主宰性的大国（dominant power）时都面临同样的挑战：第一、它如何处理其周边关系；第二、它是否能够解决本身内部的问题：第三、它是否能建立一套大国的论述。
　　
　　历史上九个崛起的大国是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这九个崛起的大国均奉行上述所称基于“基督教文明”、“物竞天择论”、“资本主义”的信仰所衍生出来的相关论述而几乎没有差别。在处理与周边关系时，除了葡萄牙地理太偏远，以及美国因东西均为大洋，南北没有足以威胁的天敌外，其它七个崛起的国家都难免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胜者崛起，败者让位。这些崛起的大国内部有宗教、阶级、族群问题，它们也都企图用扩张来掠夺资源进而解决其内部的矛盾。
　　
　　“权力转移理论”对于国际体系中霸权的认定，是指掌握国际体系权力资源优势的主宰国（霸权国）。在一个阶层级的国际体系中，主宰国拥有国际体系内最大部分的资源，维持相对于潜在对手的权力优势，以及运用可造福盟国并满足其它国家需要的规则，管理国际体系，以常保其权力的优势地位。主宰国创造了所谓的“现状”，希望其它国家能够遵守现状。在维持现状方面，物质权力是主宰国用来压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工具，价值性的权力则是他们维护其霸权的结构性力量。
　　
　　中国当然可以选择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思维与路径，而坚信要“和平崛起”，但是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主宰强权的质疑与挑战。主宰强权在与崛起大国交手中，通常会以“预防性战争”、“约束”、“遏制”与“交往”的方式来减缓崛起大国对它的挑战。
　　
　　（一）预防性战争
　　
　　当面临国家重大利益的抉择，霸权可能会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防阻改变现状国家（the revisionist state）的持续坐大。所以会发动“预防性战争”，是因为“现在就打一场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的战争，远比等到对手有拥有优势后再打较好”。这些观点说明了预防性战争的三个意涵：第一、战争被视为是不可避免；第二、威胁是长期而存在；第三、早打比晚打好。因此，预防性战争是一种在无法预期未来发展，而采取的一种自认为发动战争对自己有利的“预期性”选择。如果领导者认为预期为和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高于未来战争的代价时，领导者会理性地选择预防性战争。
　　
　　对于哪一方较可能主动引发预防性战争，学术界的看法不一。吉尔平（Robert Gilpin）视预防性战争为一个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大国面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时，“最具吸引力的反应方式”，“当面对的选择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人物绝大多数会选择战斗”。
　　
　　但是奥根斯基（A.F.K.Organski）与古格勒（Jacek Kugler）则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对一个准备崛起的大国而言，也会发动一场战争，“早在他们具备了与主要国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发动了对主要国家的战争。在他们看来，发动战争是迈向强权的重要手段。
　　
　　理论归理论，从近代史的事实来看，几乎没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一个既有的霸主国家主动发起战争来预防阻止一个崛起大国可能对其的挑战。十八世纪的英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都没有首先使用武力来对抗可能的挑战对手。由于既有的霸权较会以“满足现状”的保守态度来处理问题，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会选择战争而图霸者，大多是一些正在崛起的强权。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企图染指中国，1895年的甲午海战，或1930年代侵略中国的战争，都可以看成是日本要想成为东亚新霸主的战争。
　　
　　另外，崛起强权在挑战既有强权时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结果反而造就了另一个新的强权。例如法国挑战葡萄牙与荷兰，没有成功，成就了英国。法国挑战英国（拿破仑战争），没有成功，英国继续其第二周期的霸权。德国挑战欧洲强权也没有成功，但却成就了美国的霸业。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和平解决国际纷争已是国际间的共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国之间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快速降低，不过，因为族群或意识形态冲突所引发的区域性冲突并没有减弱。特别是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发展出“攻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的理论，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维持美国在某一个地区的主导霸权。
　　
　　战争与冲突在国际关系上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大陆学者阎学通认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和平崛起”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战争，
　　
　　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就都属于和平范畴，小规模的军事行为也包含在这一范畴之内。因此，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拿捏战争与冲突的分寸，是需要考虑。
　　
　　（二）约束
　　
　　对于一个既有的大国而言，与其它国家结成同盟，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自身力量的累积与扩张，反而是为了藉由联盟来约束（binding）和控制参与国。
　　
　　对于参与同盟国而言，约束并不见得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美国与英国在1922年与日本所签订的《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其动机之一即是希望对日本的控制与约束，但是日本后来仍大胆发动了对美国的战争。约束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国在战后与日本订定安保条约，其目的固然为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约束日本，使其军国主义不致再起，并使日本的军备发展完全合乎美国的战略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固然是为了对抗华沙组织，但是也同样有约束德国的再起与防止法国在欧洲称霸的作用。
　　
　　国际组织与国际建制的构想多少来自于以建立规范来相互约束。约束政策有几个目的：第一、通过接纳新兴大国进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中，使得其有“一席之地”，满足崛起大国对于声誉的需求；第二、新崛起的大国可以在多边组织中有表达其利益与观点以及建立威望的机会，从而可以与既有大国共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机会。第三、将崛起的大国放在政策网络中，使其感觉到，它从现有体制中得到利益的代价比用力量改变体制的代价来的小。
　　
　　既有的霸权往往透过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来约束其它国家。依照“所有的规则都是强权制定，而强权不会制定一个对其不利规则”这个定律，既有的霸权往往透过经济、金融的国际建制来建立一个有利于本身的规则，以确保其霸权。英国在其强盛期时提供金本位制。美国战后提供布列顿森林体系，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美元迄今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通行货币，也是美国成为全球金融霸权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当今无论是在金融、经济、人权、环境议题上，美国均有价值上的话语权。
　　
　　中国虽然对外不结盟，但是充分遵守国际建构与规则。中国如果无法在未来建立起自己在国际间的价值话语权，它将会长久置于美国这个既有霸权的约束中。
　　
　　（三）遏制
　　
　　遏制（containment，又可译为围堵）战略并不是寻求击败崛起的大国，而是防止它的进一步扩张，它是一种寻求保持均势，而不是恢复原状的战略。卡迪斯（John L.Gaddis）将遏制分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反应（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response）两种。对称性的反应是指，在当时、当地和依照对手所使用的方式对敌人的挑衅作反应，例如美国在韩战、越战时的战略方针。不对称反应是指，针对挑衅国的行为，由自己选择时间、地点与方式来作出反应，以充分打击挑衅者的弱点。肯楠（George Kennan）在冷战初期对苏联共产主义所设计的遏制战略，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报复性”（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都是属于非对称性的反应。
　　
　　冷战期间，美国是以遏制战略来防止苏联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在面对苏联这个国家本身时，美国是以“非对称性反应”的战略，但是双方的代理人战争则是一个“对称性反应”的遏制作战方式。一般而言，“非对称性反应”的遏制思维，需要国家总体实力作为后盾，它本身除了有“遏制”的功能外，还有创造“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战略意义，用以与对方作一场长期的武力竞赛，进而与对方较量国家的整体能力。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即肇因于1980年代末期，雷根政府的“星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Star Wars Program，简称SDI）使得美苏之间陷入了一场军备竞赛，而其结果是苏联的经济实力没有办法支撑军力的竞赛而落败，冷战因而结束。
　　
　　遏制战略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也就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来反对崛起国家或崛起国家与他国的联合。相反的，崛起中的国家也会尝试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结盟来挑战现有强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美国“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目标在于希望日本、韩国、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甚而台湾，都扮演着或多或少“遏制”中国的功能。中国将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不断地增加军备，但是这样是否会掉进美国所设定的“军备竞赛”、拖垮经济的陷阱当中？第二、中国想要崛起，如何处理它与周边的关系就变得很重要。一个周边不稳定的国家，是很难顺利崛起的。
　　
　　（四）交往
　　
　　交往（engagement）政策是指以非强制性的方法来改善与崛起大国的关系，化解其不满意现状的因素，目标是确保崛起大国以和平方式来改变区域及全球的秩序。交往政策目的在于将不满国家纳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秩序。交往政策与其它政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依靠承诺给予恩惠，而不是加以惩罚性的威胁来影响威胁国的行为。简单地说，在实践上，交往政策是胡萝卜优先于棒子的政策。
　　
　　交往政策通常是为了实现下列三个目标：第一、既有强权可以透过交往政策来了解不满意于现状的崛起大国的真正意图；第二、用以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和盟友，以因应未来可能的战争；第三、用以打破崛起大国可能的联合，或者阻止它们进行联合。如果成功的话，交往政策是解决不满意现状崛起大国的最有效且合理的途径。
　　
　　不过，交往政策要获得成功，崛起大国必须只有“有限的修正主义”（limited revisionism），即只有“有限的改变现状”的认识，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苏联与中国的认识就不一样，美国认为无论在政权与文化的性质上，苏联均是一个不满现状的扩张性国家，而认为中国在本质上并不同于苏联，因此，对美国来说，对苏联这个“完全修正主义”国家唯一的战略就是“围堵／遏制”，但是对中国这个“有限修正主义”国家来说，“交往政策”一直是美国对中国战略的一个主流。
　　
　　另一个“交往政策”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双方之间认同存有不能协调、至关重要的核心冲突，例如领土、主权等冲突。这些核心利益是很难透过交往政策改变的。
　　
　　虽然交往政策是胡萝卜先于棒子的政策，但是如果没有足以威吓的棒子，胡萝卜将会流于所谓的“姑息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只有在胡萝卜与棒子并用的情况下，交往政策才有可能成功。
　　
　　交往政策可以满足希望维持现状的既有强权与不满足现状的崛起大国的要求。前者希望透过交往政策约束后者可能出轨的行为，而后者希望能借此改变现状的秩序。前者因而用利益回报或威吓来影响后者，使得后者能依照国际现有规范来行事，后者则通常将交往政策视为逐渐和平改变现有秩序的一种工具。
　　
　　交往政策是美国在冷战后处理中国政策的主轴。柯林顿政府即开始推动与中国的“全面交往”，一直到现任的欧巴马政府均没有改变。对于美国来说，全面交往政策不是姑息政策，而是一种带有约束的积极性政策，其目的就在于促使中国进入西方价值体系，进而使中美双方都能够获益。
　　
　　中国应思考新的崛起路径
　　
　　中国已经明确地表示要“和平崛起”，这个宣示，表明了中国不采取以往九个大国的崛起模式，而希望走一条自己的崛起道路。
　　
　　“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一词原本是为了消弭“中国威胁论”的表述。在了解西方大国崛起的理论基础后，我们更希望看到或应该将中国的崛起诠释为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再融合了中华文化的另一种文明的崛起。
　　
　　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文明积累，只是这两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下，逐渐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观受到西方西伐利亚国际法主权观的挑战，中国传统的义理观受到西方的利益观挑战，中国传统的和平观受到西方权力政治观的挑战，中国传统的社群观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挑战，甚而中国传统的幸福观都遭遇到西方价值观的挑战。
　　
　　文明崛起自然不可能凭空崛起，它必须还是要一关一关的过。首先，中国必须接受西方强权所设定的规范。举例来说，即使中国再不喜欢资本主义，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也只得选择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例子。同样的，即使了解到现代的国际建制与规则几乎全部都是由西方世界所制订，中国在现阶段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中国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现有的国际建制下，顺势而为、逐渐壮大。
　　
　　西方面对中国的崛起时有一个基本性的认知，这也是来自于西方对自己文明的肯定，即当西方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时，西方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按照西方的价值体系、在西方所建立的国际建制、按照西方所设定的游戏规则中崛起，如此西方才会认为这样的中国崛起对世界是没有威胁与危害的。
　　
　　西方现有强权的这种看法，或许只对了一部分。西方有的文明价值是好的，但是它们在落实的时候往往出了问题。如果中国按照历史上九个大国的崛起方式崛起，用权力政治的思维去处理国际关系，用帝国主义的扩张思维去攻城略地，用资本主义的思维去建立生活价值，那么中国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同一类型的大国崛起，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以往大国崛起所带来的灾难。
　　
　　和平处理两岸关系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能犯下传统大国透过扩张或崛起来解决内部冲突或矛盾的错误。不但要避免制造冲突，还要避免把外部矛盾引向中国，成为世界的矛盾焦点，以确保中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不过，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例如与越南、菲律宾的南海主权争议，以及与日本在东海钓鱼台列屿的主权争端，都触动着中国是否要动武的神经。中国要思考的是，西方以美国为首、日本为辅的战略思考，是否是期待南海或东海成为对中国崛起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实验场域？中国如何在“冲突”与“战争”之间妥善拿捏分寸？
　　
　　中东的反恐告一段落，美国逐渐将军事、外交与经贸重心移至东亚地区，美国“重返亚洲”的具体作为，主要透过“前沿布署外交”，强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安全联盟，积极参与区域多边组织，增加贸易与投资，扩大军事存在，推展民主与人权，全面对东亚地区进行权力再平衡的动作，以维持美国东亚地区军事、经济与外交上的领导优势。
　　
　　美国对于中国“再平衡”的战略，或许还不至于让它主动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毕竟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谁都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折腾，但是会透过与中国周边地区的共同合作，对中国产生“遏制”的效果。
　　
　　美国的目的非常清楚，它要透过与中国周边的合作，让世界产生两种不同的战略认知。第一、让“中国威胁论”持续在东亚或世界发酵，美国在东亚“再平衡”战略讲的愈多、做的愈多，愈凸显出中国对周边的威胁。如果崛起的中国是和平的，美国为何要将过半数的兵力布署在亚洲？因此，美国“再平衡”、“重返亚洲”等政治话语出现愈多，等于愈强化中国对其周边形成威胁的印象。在这样的论述下，不论是黄岩岛或钓鱼岛的行为，都容易被诠释成为中国企图改变现状的一个威胁性作为。
　　
　　第二、美国反覆暗示中国具有威胁性、企图改变现状的论述，将促使中国必须反覆不断地强调自己是“和平”、“愿意接受国际规范”的，如此可以促使中国进入“约束”的国际结构中。而这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战略的另一个目标，即让中国的崛起不能跳脱西方的价值体系。
　　
　　在美国的东亚战略规划中，美国与日本及韩国有军事关系，与东南亚国家亦有密切的军事往来，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理所当然的伙伴，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坚实的盟友，韩国需要美国来处理北韩的核武等问题，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平衡它们对中国经贸依存可能发生的被制约感，在这些周边地区中，有一个是对美国战略价值最高，但是美国又最不确定的朋友，那就是台湾。
　　
　　对于美国来说，自1949年以后，台湾的安全长期依附于美国，也是美国东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扈从者，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个东亚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一方面用“三公报”来约束台湾不可以走向法理台触，另一方面又用《台湾关系法》来让台湾有安全保障感；美国一方面鼓励两岸和平交流，因为这有助于美国对大陆的交往政策，可以轻松地透过台湾，向中国大陆传达它西方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卖些武器给台湾，让台湾也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一环。台湾多元政治立场下的台独主张，也可以被美国运用来牵动中国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也可以作为向中国索取报偿的筹码。
　　
　　美国的两岸政策非常清楚，它赞成两岸和平发展，它不容许看到台湾独立，但是也不乐于看到中国统一。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就缺了一道裂口，甚而全部战略必须重新规划。美国希望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台湾能够继续存在，它所期望的是两岸永久的分治，亦即永久的维持现状，这样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过，美国最担心的也是台湾，由于两岸同文同种，自2008年以后两岸进入大交流时代，一旦两岸解决了政治争议，两岸进入大和解时代，美国的东亚战略就可能出现漏洞。
　　
　　北京应该了解，两岸关系对于北京来说，其实已经不仅是两岸关系而已，而是涉及到北京是否能够顺利地突破美国在东亚地缘为北京所设置障碍的战略问题。
　　
　　台湾目前的战略是政治安全依靠美国，经济利益与大陆结合，在立场上是维持不统不独，以维持现状为目标。北京希望两岸能够签署和平协议，军事互信机制，但是台湾对于美国《台湾关系法》的依赖已经成为所有台湾安全与发展的一部分，北京如果不能够在两岸定位与走向上提供台湾一个可以安心与信任的选择，在一段时间内，台湾不容易改变其现有的与美国合作的战略选择，亦即一方面配合美国“交往政策”，另一方面又执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北京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已经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段文字表明了北京已经理解“一国两制”是统一后，而非统一前两岸的政治安排。十八大政治报告希望两岸一起探索找出一个两岸和平发展期的合情合理政治安排。
　　
　　针对两岸和平发展期的政治安排。台湾学者张亚中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主张。他认为两岸必须在尊重现状之下，寻求一个能够既能顾及现状，又能有助于走向统一的结构与路径。他认为目前的法理现状是：两岸在主权的宣示上是相互重迭，即均包括对方，两岸的治权均来自于彼此宪法。两岸若能在此基础上签署和平协议，相互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主权，并相互尊重彼此的治权，这个签署后的和平协议就成为一份两岸均必须遵守的宪法性文件。未来有关军事互信、国际共同参与、经济、金融，甚而成立相关共同体的协议，均可以成为两岸第三宪（一组宪法性的文件）的内容。这种两岸共同建构未来的过程，不再是谁吃掉谁的选择，才能够让台湾安心地与大陆互动。
　　
　　“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结构，透过统合（即大陆所说的“一体化”）机制，两岸可以在一些政策与事务上“共同治理”，这对于两岸政府截长补短，共同为两岸人民创造福祉有莫大助益。
　　
　　当两岸和平协议签署时，这代表着两岸的真正大和解，也是两岸政治关系再进一步深化的开始。在中国大陆的崛起过程中，这将是关键性的一大步，美国无法再利用台湾来“遏制”或“围堵”中国大陆，美国第一岛链至此断裂。另一方面，北京能够和平处理与台北的关系，对于北京在国际间去除“威胁者”的形象，以及改变周边国家看待北京的态度，也会有正面的功效。
　　
　　能够妥善处理自己内部的事，特别是在化解了分离主义的可能性后，一个大国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崛起。中国的崛起不应该只是大陆单独的崛起，而是两岸一起崛起，两岸问题的解决不是在中国大陆崛起成为强权后才解决，而是两岸透过统合共同创造中国的文明崛起。中国崛起的目标是伟大复兴，更是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再一次复兴。如果我们以文明复兴为目标理想，那么以台湾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实践，台湾应该可以在中国“文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全球文明大国自许
　　
　　西方文化里面有些东西是好的，例如对人的尊重，强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问题在于当这些理念与国家利益结合时，好的价值就成了文化霸权的一些说词或工具。在善恶二元论、物竞天择与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核心依据下，西方往往将他们所信仰的价值与自己的利益结合，强加于其它文化与民族。
　　
　　西方人创造了民主与自由，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在自己封闭的政治国度里面使用，对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会影响到他们的国家利益时，民主与自由的标准就由西方来诠释。
　　
　　九个崛起大国关心的是“利”与“力”，中国传统对外关系重视的却是“和”与“合”。从中国的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强调的为“和与合”的“互补”而不是“利与力”的“冲突”。这也是九个大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原因。中华文化有一些东西是西方需要的，举例来说，“仁”这个概念对于西方“物竞天择”论者是陌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资本主义信仰者无法理解的，“是非存乎一心”、“设身处地”更是西方善恶二元论难以琢磨的。
　　
　　西方几百年的民主有其过程，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与人民的启蒙，西方的自由民主不会从天而降。西方的天赋人权，是建立在人是上帝所创造，因此应该拥有上帝所赋予的权利的观念上。在政治上，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西方的民主制度就在这两种主义上诞生。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是西方不可动摇的信念，九十年代以后西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希望尽量减少政府在决策时的权威，让私人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很遗憾的，今日全球的高度贫富不均正是这两种理念结合下的产物。
　　
　　每一个民族与文化都有其特殊性。儒家文化虽然尊重个人，但是更强调社会的整体秩序与和谐。中国人强调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显示出中国人维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以“合法”为基准，而更强调是否“合情”“合理”，因为“法”大多数是强者制订的。从国家的发展来看，中国固然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小农或中小企业自由思想，但是做为一个以社群主义为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国家与政府的正面力量一直是人民所关切与期许的。中国人对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看似遥远，但未尝不可以作为西方以“强权政治”做为真理论述的警惕。
　　
　　碍于篇幅，这篇文章不在于讨论“文明崛起”的具体内容，大陆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外交新理念已有研究。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除了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外，还要有能力在思想论述上取得主导。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该从哲学层面重新整理一套中华文化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中国的责任并不是要取代西方的文明价值，而是提醒西方他们的文明价值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告诉西方为何中华文明的若干价值可以丰富或补强西方的文明。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取得这种话语权与世界秩序的诠释权。
　　
　　没有物质力量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然而只有掌握了话语权与建立了有自己地位的价值体系，它才可以堪称一个主导性的大国。西方大国目前已经出现了若干问题，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在处理金融危机方面，还是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已经开始背离了自己的价值信仰。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也是责任。如何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东方文明的大国崛起，是对西方文明大国的警醒，是一个期望能够共同携手为人类创造福祉与和平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