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本文在探讨一个重要的概念，特别是在北京目前仍然没有放弃使用武力做为最终解决统一问题的工具时，台北方面应该有的选择。台北是要透过军备或美国的支持来维护安全，还是应该积极与北京共同创造和平，推动两岸政治对话，达成和平协议，以使两岸关系能够在和平的架桥中发展。
　　
　　撰写本文的背景原因已在本文前言部分陈述，于此不再累述。本文认为，由于北京迄今仍然没有放弃武力或武力威胁，国民党与民进党两个政党在“华府、北京、台北”的三角关系上都是以美国为扈从，以期维护台湾的安全。台北此一立场，并没有因为两岸的经贸互动增加而有改变。不过，本文认为，无论是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都会将本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看，台北要透过以军事力量来确保安全的思维存在着很多的盲点。本文特别引述瑞士与芬兰两个欧洲国家的经验，传达它们如何在威胁性地缘环境中生存的智慧。本文最后呼吁，维持安全是防御性的结果，创造和平是进取性的作为。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与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值得、也需要两岸共同去创造。
　　
　　前言：反军购运动的兴衰
　　
　　承中国评论社郭伟峰社长的支持，在中评社的网站首页上增加“两岸统合方略”专栏，专门报导与介绍有关两岸统合学会的论述、活动与相关者的言论。为了让读者对于两岸统合学会，以及其前身民主行动联盟这十年来的工作有些了解，我整理了一些历史纪录与照片。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回忆起我这二十余年来在两岸关系研究与写作的历程。这一路走来，为的是什么？其中一点非常确定，即希望我的行动与知识能够帮助两岸“创造和平”。
　　
　　民主行动联盟第一次主导的政治社会运动，就是2004年的“反6108军购”，当时我担任“反6108军购大联盟”的总召集人。当年陈水扁政府决定要向美国采购爱国者三型飞弹、P3C反潜机与柴油潜舰，价格高达6108亿新台币，折合约200亿美元。政府认为，没有武器就没有安全，没有安全哪来和平。我还记得当时的国防部长李杰表示，三项军购可以维持台海三十年和平。但是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这的确是个天文数字，而且有了军购就一定有安全吗？
　　
　　武器、安全、和平三者之间应该不是如此简单的关系。在冷战时期，这样的思维或许还有一些道理，但是对于进入21世纪的两岸而言，有必要用军购的思维来维护安全吗？
　　
　　反军购的呼吁得到了社会广大的回响。当时有11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联名发表＜认识危机，消弭灾难＞专文，具名反对军购案；超过170位退役将领签署反军购连署书；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四大宗教领袖亦纷纷站出来反对。
　　
　　2004年3月国民党在总统大选的挫败，两颗子弹的疑云并没有得到解决，蓝军在凯达格兰大道上的抗争只能无疾而终，蓝军选民气势几乎降到了最低点，2004年秋天的“反6108军购”社会运动，在政党政治的结构上，算是提供了蓝军一个重新凝聚的机会。在这次的反军购运动中，国民党与亲民党的立委均积极表示支持，也发动委员在立法院中进行杯葛，使得这三项军购均无法通过。
　　
　　2008年国民党执政以后，对美军购的脚步并没有因而转变，马政府不仅重拾原本国民党在立法院杯葛的军购，反而更加速与加大购买。从2008年上任以来，重要的军购包括：2008年10月购买爱国者飞弹-3反导系统、E-2T预警机升级系统、AH-64E阿帕契直升机、扫雷舰等武器装备，总价64.63亿美元。2009年9月购买F-16A/B型战机升级及武器配备176套，总价58.5亿美元。2010年2月购买EC255超级美洲狮空中搜救直升机3架，总价1.1亿美元。2012年2月购买UH-60黑鹰直升机60架，总价28.3亿美元。2012年4月购买马克54型反潜鱼雷600枚、马克48型先进鱼雷140枚，总价8.6亿美元。
　　
　　马政府是非常满意其对美的军购，并认为对美工作的成功。2011年9月22日报导称，“总统府指出，马总统就任以来平均每年军购金额超过52亿美元，也远高于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的每年13.5亿美元，以及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每年10.5亿美元，充分显示马总统对国家安全的重视”。这个数据显示，迄今为止，马政府每年向美国采购武器的金额，是李登辉政府的四倍，陈水扁政府的五倍。
　　
　　我只是个学者，与大多数在2004年站出来反对军购的一群人一样，我们反对军购，并不是基于政党利益的算计，而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我们当时所以要推动反军购运动，是希望能够与政府对话，探讨国家整体大战略在哪里？国家战略方向不明，军事战略就没有方向，军事战略方向不清，又何来有军购政策？
　　
　　民进党时代的国防部从来不愿意与我们对话，也拒绝出席立法院召开的公听会。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后，在国民党是立法院的绝对多数、军购案亦是民进党所认同的政策情形下，军购案异常顺利，只要美国愿意卖的，台湾都乐于接受。与我一样的反军购一群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迫从舆论市场中消失。无论是亲蓝或亲绿的媒体都不太愿意再刊登反军购的文章，也无意报导反军购的活动。媒体在意的是美国是否会卖台湾需要的武器，而不再是军购是否有助于台湾的安全。台湾内部的反军购运动几乎划下句点。
　　
　　扈从美国：国民两党的相同选择
　　
　　生存、发展、威望都属于国家利益。生存是国家利益中的核心，没有生存就不必再谈发展，也更不需再提威望。因此，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首要处理这个核心问题。在这些理论中，毫无疑问的，现实主义扮演着绝对重要的关键角色。
　　
　　依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军事力量是维护安全最根本的工具。自己的军事力量如果不足则依靠向国外采购，如果还是不够则透过与大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安全。
　　
　　1949年起两岸处于分治的状态，在冷战两极体系下，台湾的安全主要是依赖美国。即使冷战已经结束，台湾内部的两大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基本上仍是持对美的“扈从政策”，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
　　
　　民进党基本上是以“一边一国”做为其两岸关系的思想主轴。在这样的国家定位引导下，美国就成为民进党必须完全依赖与扈从的对象。因此，当美国开出6108亿天价的军购时，民进党也就只能照单全收。
　　
　　2008年马政府上台以后，国家战略方向逐渐有了雏型，在两岸政治关系上主张“不统、不独、不武”，在对外关系上主张“亲美、友日、和中”。在两岸关系路径中虽然主张“先经后政”，不过现在来看，其实从2009年中期起，马政府已经奉行“只经不政”、“不谈和平协议”、“不谈军事安全机制”的方针了。
　　
　　马政府的战略思维很清楚，中共解放军是台湾唯一的假想敌，“维持安全”是两岸政策的首要考量，这样的思维基本上与李登辉、陈水扁政府并没有不同。台湾自己也知道，仅靠自己是不能“维持安全”的，向美国持续的军事采购，向美国“扈从”以求支持，也就成为李、扁、马三个政府同样的思维。但是我们要问，这些的思维与做法能够真正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吗？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名言，用在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更是真理。要依靠美国来维持安全，就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马政府很自豪地说，其任内对美军购的金额远远超过李登辉与陈水扁政府。这应该算是政策成效，还是对美“扈从”代价的提升？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看看美国近年来战略调整与军售的关系。
　　
　　美国重返亚洲：亚洲国家必须出钱
　　
　　自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蕊在2010年河内举行的东亚高峰会上，高调宣布美国愿意介入南海领土争议，揭开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序幕。这几年间，美国一方面宣布未来要将60％军力部署在太平洋，但是，另一方面，美对外宣布，未来十年内，要裁减4700亿美元的预算。美国打的如意算盘非常简单，美国的亚太盟国必须帮助美国补足不足的金额。军售案对美国而言，是整体外交政策的一环，不仅可以藉由军售来强化与同盟国的联盟关系，又可以减缓美国财政的不足。
　　
　　朝鲜半岛的不稳、中国大陆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争端、中国大陆与日本在钓鱼台列屿的紧张冲突，都成为了美国重返亚洲，寻求其再平衡战略的最佳机会，也合理化美国对东亚国家军售的藉口。欧洲的冷战在苏联瓦解后已经结束，但是东亚地区的冷战随着美国的重返亚洲，却愈来愈热。
　　
　　美国航太工业协会（AIA）的国安部副主席道尼（Fred Downey）即表示，“重返亚太的战略政策，将明显增加美国国防工业军售友邦的重要机会”。根据美国国安合作署（DSCA）2012年的数据指出，美国2012年对亚太地区的军售合作案已达137亿美金，相较前年，成长幅度更高达5.4%。
　　
　　在2012年12月底日韩大选结束之后，两国均强调了军购意图。在安倍晋三宣布就职后，日本即表示将跟进南韩，采购诺斯洛普格鲁曼集团的RQ-4“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根据日本的《读卖新闻》表示，这款高科技装备将被用于监控钓鱼台海域的共军活动，以因应彼此日益紧张的领土纠纷。
　　
　　2013年4月美国五角大厦也同意对韩国出售60架F-15鹰式战斗机，取代韩国空军的F-4幽灵机队。国防安全合作署致国会的信函指出，对韩国整体军售还包括电子扫描阵列雷达（AESA）、数位电子战套装系统（DEWS）、AN/AAQ-33狙击定向系统和红外线追踪系统，总金额为24亿800万美元。
　　
　　军购与安全关系的迷思（一）：钱够吗？
　　
　　“分而不离、和而不合”（支持两岸分治但不同意台湾走向分离、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但是不希望两岸统合或统一）一直是美国对两岸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马政府上任后的“不统、不独、不武”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完全符合美国希望两岸“永久维持两岸分治现状”的政策。马政府经常自豪，目前与美国的关系是三十年来最好的时候。马政府说的应该没错，只是他们没有说，这段时间也是台湾对美国扈从最彻底的阶段。
　　
　　美国自2010年的重返亚洲政策，对于以“扈从”美国为首要战略选择的马政府而言，其实也是一个绝佳表态的机会。从最近马政府公开表示不与大陆联手保钓、对连战在北京谈“一个中国”不予埋单并公开驳斥、对和平协议与军事安全机制的二轨对话都不支持来看，马政府已经是以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为马首是瞻，清晰地将“亲美”放在绝对的首位。
　　
　　台北为执行其坚定的扈从政策，两岸的政治对话不容易开启，美国对台的军售也还会增加，这是可能的发展，只是台湾也必须要负担更多的采购金额。两个问题因而产生：第一、台湾有足够的钱去买吗？第二、这些采购来的武器真的能够有用吗？
　　
　　第一个问题是非常实在的，打仗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钱，没有钱是无法打仗的。同样的，军事力量是不便宜的。有些国家的经济是军工复合体，国家可以靠生产武器赚钱，可是台湾的军事工业几乎与民间没有连结，重要的武器均来自于向美国采购，因此，武器愈多，花费就愈大。
　　
　　在1990年代初，台湾购买美国的F16战机与法国的幻象战机几乎是以现金来购买，那时的台湾经济很好，号称是“钱淹脚目”的时代。现在台湾的经济已经大不如从前。2008年马英九参选时，提出“国防预算原则不低于GDP3％”的政见。但马执政后迄今，共编列五个年度的总预算案，从2009年至2013年度，国防预算占GDP比率，依序为3.05％、3％、2.67％、2.68％及2.71％，仅前两个年度有兑现政见，之后三个年度则是跳票连连。马英九政后编列的国防支出预算，占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岁出预算的比率已连续五年负成长，从98年度的17.22％，逐年下滑到102年度的15.80％。
　　
　　台湾即使没钱，军事预算支出的比率仍旧不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事开支资料库资料显示，美国以国防预算全球最高占GDP的4.7%为，中国大陆居次，占GDP的2.2％。从两岸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来比较，台湾方面在军费支出方面所承受的压力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台湾的GDP总额相较大陆仍有距离，因此军事支出的总额又远远落于中国大陆之后。另一方面，台湾方面已经要采行募兵制，未来约21万的募兵员额必将带来更大的财政支出。
　　
　　如果美国未来要求台湾采购更多武器，以及募兵制财源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的国防财政支出将必须扩大，届时台湾将面临战略选择，即要否持续在军备上扩张？如果不扩张，现有的武器等于白买，如果要扩张，必然会压缩到其它政务的财政支出。
　　
　　我们很好奇，以上任何人都了解的浅显道理，为何两党的政治人物却视而不见？台湾经济盘面较之大陆为小，这样的差距不足以长期支持与大陆在军事上对峙。军事与财政的关系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活生生的数字问题，即台湾有多少钱可以投入军事开支上？在国防支出占GDP比重方面，依据有的统计，台湾的支出是东亚第一，甚而超过南韩。南韩对面是一个拥有核武且有些疯狂的北韩，而台湾对面却是应该还算是很有理性的中国大陆。两岸目前人员与经贸交流如此密切，台湾的国防战略不应该要调整了吗？总不能永远都以做美国的扈从为首要选择吧。
　　
　　军购与安全关系的迷思（二）：有用吗？
　　
　　第二个问题，即台湾向美国所采购来的武器真的有用吗？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大道理。第一，政府常常告诉我们，“勿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这句话听起来不错，但是我们也可以想想，如果两岸一旦真的开战，以台湾如此高度依赖全球化的社会，台湾的未来就可能已经蒙上阴影了。第二、两岸如果发生战事，台湾的军事力量能够支撑多久？第三、美国确定会来帮助台湾吗？第四，让我们痛心的是，现在所买的武器是台湾真正需要的有效武器吗？或者只是美国愿意卖的武器。
　　
　　今年（2013年）3月中旬，我出席《中国时报》举办的“军购与财政”圆桌论坛，同时出席的还有前空军作战司令李贵发中将。李贵发将军在座谈会中即表示，“台湾没有整体战略，近来政府军购买的都是‘无效武器’，只是让美国赚钱，让我们自己爽。如果美国真心愿意保卫台湾，应该提供有效武器。但显然美国无心，那我们还买做什么呢？”
　　
　　不仅是李贵发将军，这几年有太多的退休将领表示，我们所买的武器都是些“无效武器”，即对于防御台湾的安全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这些武器中，有的是美国已经不需要的，有的是为美国亚太战略布署需要的武器。听起来有些可悲，但是这些都是事实。
　　
　　李贵发将军还表示，“我国国军的汉光演习，设定的目标是打赢中共。不过，那是骗人的！以现在的武力，花再多钱也没用，顶多是可能让中共必须付出‘断一根手指’的代价，让他们不会轻易犯台。也因此，应重新省思，我们的作战目标何在？”
　　
　　所谓“断敌人一根手指”或让对方害怕的战略，也就是所谓的“毒蝎战略”。“毒蝎战略”只有在对手战斗意志不够坚定时才可能有效。另外，台湾方面亦以“有效吓阻”做为战略选择，马英九也多次表示，美国的“对台军售有利于有效吓阻”。“吓阻”一词出自核子时代，表示有能力在受到对方攻击后，对对方进行毁灭式攻击的“第二击”能力。台北既无核子武器，即使再多对美采购的武器，也没有能力对大陆进行毁灭性的“第二击”能力，所谓“有效吓阻”其实也是说说而言。
　　
　　或许我们可以来看看台湾民众对于两岸战争的意愿。我在台湾教书二十多来，坦率来说，还没有听到几个同学愿意为台独而上战场的。目前台湾的建军备战、军购都是以中共解放军为假想敌，但是台湾的民间却没有将中国大陆做为假想敌的氛围。没有将对方当假想敌的意愿，可是军事采购又是以对方为假想敌，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即希望台湾采购武器的国家把大陆当成是他的假想敌。台湾只是美国的一个扈从而已，扈从到连选对手都没有自主权了。
　　
　　瑞士的经验：创造周边国家需要的价值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欧洲有两个国家是值得台湾在安全问题上思考的。一个是瑞士，我对这个国家的总评是，它的历史经验让它学会“创造被需要的价值才能使得国家生存发展”。另一个是芬兰，它的历史经验让它学会，“谨小慎为才能确保国家的生存发展”。这两个国家都有军事力量，它们一个选择中立，一个用智慧处理周边关系，它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均非依靠武力。
　　
　　先说瑞士。我记得在反军购运动时，国防部曾经发表说帖说明为何要有军购，他们的一个理由即是，连主张中立的国家瑞士都要拥有强大的国防，何况台湾呢？
　　
　　我曾在欧洲求学与工作，对瑞士有些基本的了解。瑞士于1674年向欧洲正式宣布：瑞士邦联以中立国行事，不以任何方式参加一般的战争。而以后加入瑞士的所有新州均须承诺在发生州际内战时保持中立，不得援助任何一方，应置身事外并着力调解。瑞士很早就了解到，做为一个小国最好避免在大国政治或军事冲突中表态。“中立”(Neutralitaet)一词首次出现在1536年，在古老的文献中，是用“Stillesitzen”这个德文表达出来，它的意思简单，就是“静坐不动”，也就是不要乱表态。在美国决定重返亚洲时，瑞士的古老智慧是值得台湾参考的。
　　
　　为了对抗拿破仑，当时英、俄、奥、普曾组成的反法联盟，在1813年作出承认瑞士中立的决定，战后，1815年11月20日签订的巴黎条约上，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和俄国（稍后还有葡萄牙）签署关于瑞士中立的宣言。
　　
　　毫无疑问的，列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同意瑞士中立，以便让瑞士成为一个战时的缓冲区。为何中立的瑞士要武装呢？简单来说，所有与瑞士有关的列强，都认为一个有武装的中立瑞士才能有效地扮演“缓冲区”的角色，得到列强的尊重。在英、普两国的推动下，1817年瑞士联邦通过军事总条例，自此，“武装中立”更进一步落实。
　　
　　瑞士中立对于欧洲国家大家都有利，如果他们自己不能占领这个战略要地，至少也希望不要被其它的国家占领。如果瑞士能够维持中立，至少对自己没有害处。瑞士有了武装，等于了增加了周边国家入侵周边国家时的成本与时间，有武装的中立是更容易担任缓冲区的责任。
　　
　　瑞士必须不断向外国表达其维持中立的信念，避免周边国家怀疑瑞士的决心，另一方面，瑞士必须增加其军备来展现其防卫的能力。瑞士“武装中立”不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对瑞士的入侵，而好像是告诉周边每一个国家，当某国要破坏欧洲的均势时，武装的瑞士可以做为被攻击者的缓冲区，甚而扮演消耗攻击者国家军力与时间的最前线部队。因此，瑞士的武装中立其实是创造了一个周边国家所共同需要的价值。这是一个多赢下的产物。
　　
　　瑞士后来发展为国际会议的中心，它的银行体系的确不是很光彩，但是其匿名系统让瑞士成为当时纳粹与西方藏金的地方。瑞士的国家战略目标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创造被需要的价值”。瑞士的传统国家格言，正好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拉丁文：Unus pro omnibus,omnes pro uno）。瑞士周边的国家，没有人会讨厌武装的瑞士，反而希望它武装力量愈强愈好。
　　
　　瑞士能够中立，是周边所有国家都希望它中立，这是台湾没有的条件。但是台湾可以学习瑞士，创造被周边需要的共同价值。在两岸问题上，如果台湾的军备只会满足了美日的需求，而增加了大陆的疑虑，这就无法创造出被需要的价值。瑞士给台湾的启示是，如果台湾无法做到“我为人人”，而只是为一方的利益服务，前途是很危险的。
　　
　　芬兰的经验：以智慧处理地缘政治
　　
　　芬兰在第一次大战后也想采中立的政策，但是它的地缘政治完全不同于瑞士，因此也就没有中立的条件。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芬兰自我宣布的中立政策即结束。1939年起芬兰在与苏联的“冬战”与“续战”两次战争中，虽然挫败，但是苏联也是伤亡惨重。严格来说，芬兰算是打得很漂亮，不过，战后的芬兰充分了解地它地缘政治的限制，而开启了新的战略选择。
　　
　　芬兰的战略选择，用孟子的话说即是“惟智者能以小事大”。芬兰虽然表面上对外仍然宣布采“中立”政策，但是在实际上是以“谨小慎为”的态度处理它与苏联及西欧的关系。芬兰不仅拒绝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连马歇尔计划亦不参与。芬兰认为近邻的友善比远亲的面包来得重要。芬兰的官方声明是这么说：“保持苏联对我们的信任和保持我们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以及保持我们的独立，比得到杜鲁门和马歇尔餐桌上剩下来的几片面包皮重要得多”。
　　
　　不仅如此，芬兰为表明它的“中立”，也不参与法德义等国创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也不参加由英国发起的欧洲自由贸易协定。芬兰的战略目标很清楚，它不愿意做北约战略的前沿，如果成为前沿，芬兰就可能是华沙公约与北大西洋公约国冲突时的第一个牺牲品。
　　
　　芬兰在经济上选择与苏联靠拢，有地缘上的考量，也为的是化解苏联对它的疑虑。由于苏联与芬兰的友好关系，芬兰可以轻易地从苏联取得石油、天然气与原料，以换取芬兰生产的西方消费品。芬兰自苏联输入三分之二为能源，输出大多为大宗制成物品，如船舶与机器。芬兰因此在战后的几年，免于西方经济萧条的冲击。冷战时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稳定，苏联在芬兰贸易总额所占比例大约维持在15-20%之间。不过，主导芬兰对外贸易形态的仍然是经济而非政治，这与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经关系均以苏联为主是完全不同，西欧国家仍然是芬兰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
　　
　　西方对于芬兰的行为多不以为然，并以“芬兰化”来贬喻某国在对外政策上缺少自主性。但是从历史最后的发展来看，芬兰在政治上成为东西欧缓冲的地区，1975年东西欧和解的《赫尔辛基议定书》，即是在芬兰的首府签署。最后也证明了，苏联先瓦解了，芬兰依然存在。
　　
　　芬兰的智慧在于，小国不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也不奉行与远方强权结盟来对抗周边强权的“远友近敌”策略。芬兰充分了解“远亲不如近邻”的浅显道理。我们可以想像，假如有一天，华府愿意与台北重新结盟，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的政治菁英可能会认为这是外交上的绝大成果；华府愿意将最新型的武器出售给台北，台湾各党派会认为这是美国重视台湾的象征。我们可以想想，为何芬兰的菁英不会是这样的思考。目前即使欧洲的冷战已经结束，芬兰迄今仍只愿意加入欧盟，而坚决不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又是为什么？
　　
　　瑞士与芬兰两个例子应该可以给台湾一些思考。两个国家地缘位置不同，所思考的战略选择也就不同，它们一个是能够为周边国家创造大家都需要的价值，一个是考虑其地缘环境与权力分配，谨小慎为地用智慧处理其对外关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军备，但是他们的军备没有让周边国家不满意过；它们都有国防，但是都没有明确的假想敌。
　　
　　创造和平：两岸的唯一选择
　　
　　我想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描述如何维护安全。“甲方的威胁能力=甲方物质力量的强度X甲方的进犯意愿”；“乙方的防御能力=乙方物质力量的强度X乙方防御的意愿”。如果“甲方的威胁能力等于乙方的防御能力”，那么就是势均力敌的平衡，谁也没有获胜的把握，所以不容易发生冲突，双方都维持安全。
　　
　　假如北京是甲方，台北是乙方。从这个简单的公式来看两岸关系，首先要问，这个公式的两端可能会平衡吗，或有平衡的机会吗？随着大陆的经济发展，GDP增加，有更多经费强化武力，军事力量一定会继续超过台湾。另外，我们也可以判断，如果台湾要走向分离主义，大陆动武的意愿一定不低。因此，如果要保持这个公式的平衡，台湾不止需要加强防御能力，也必须强化防御意愿。
　　
　　强化防御能力的方法有二个，一是向美国买武器。但是买武器是很贵的，一颗爱国者三型飞弹，连同发射设备，平均要新台币二亿元左右，按一下电脑键，飞出去就没有了。每多买一颗，就少了一些经费给其它经济、民生或福利部门。再说，要买多少颗才能确保可以拦截大陆对台湾的飞弹攻击？政治人物说，大陆目前近两千枚飞弹对准台湾，那么我们至少要有两千枚爱国者飞弹才够用，这还是每一枚爱国者飞弹都可以完全准确命中下的计算数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采购这么多吗？
　　
　　另一个方法就是寻求美国的支持，让台湾防御的能力加上美国的防御能力就可以与大陆分庭抗礼了。或许有人会这样想，买武器最主要是向美国买个保险，必要的时候，美国会来帮台湾。这种逻辑正确吗？如果两岸战争挑起，美国一定会来吗？我可没有这么乐观。再说，等美国总统或国会决定派兵，烽火下的台湾又剩下了什么呢？
　　
　　更值得问的问题，今天在台湾有多少年轻人有为台湾安全打仗的意愿？或许有，但是不会比中国大陆还强吧！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出，台湾是无法让这个传统维护安全的公式平衡的。
　　
　　要使得上述的安全公式有效运作，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先去思考如何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也不是如何强化自己的防御决心。我们不可能去改变中国大陆武器能力，但是可以做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大陆对台湾动武的意愿。或者更进一步，如何让大陆对台动武的意愿降到零。
　　
　　零乘以任何数字都是零。当大陆对台湾没有动武意愿时，大陆武器多寡，台湾也不用担心了。就像美国是全球武力最强的国家，但是台湾几乎不会担心美国会打台湾，因为美国对台动武的意愿是零。
　　
　　如何让大陆对台湾动武的意愿降到零。这就是我们从“维护安全”转换为如何“创造和平”的思路。这一条思路有不同的方法。最核心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走向分离主义。中共在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里面已经清楚地表达出：只要台湾不独，大陆就不会对台湾动武。
　　
　　两蒋时代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政策主张，因为他们了解到，要解决两岸关系的最终方式还是政治，那时大战略的方向不是台独或独台，也不是“不统、不独”而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时代在变，两岸应该不再是谁统一谁的问题，而是两岸应该共同努力缔造未来的中国。军事力量不应该在两岸关系中扮演解决性的工具角色。我们如何让军事工具的角色减少或完全消除，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两岸应该在政治上达成协议。
　　
　　从这个角度来看，两岸如何寻求政治对话，如何签署和平协议，如何建立军事安全机制是绝对需要的。在和平协议中，两岸可以确定双方的政治定位与未来路径，在军事安全机制中，两岸应确定不将对方视为战略上的假想敌。
　　
　　在处理安全问题时，台北需要的是“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有了两岸和平协议，台湾不再需要投入庞大的军费，而可以将其转到建设台湾，建设一个大陆人也心仪的台湾。有了军事安全机制协议后的台湾，不再视大陆为建军的假想敌，现有的军备是以确保周边海域安全，包括在东海与南海的利益为目标。我相信这样的军事战略部署应该也是北京所乐见的。
　　
　　在两岸关系中，台北应该思考的不是如何“维持安全”，而是如何“创造和平”。以对抗、平衡、依附大国的安全思维只能维持短暂的安全；只有建立两岸政治秩序、共同追求一个目标与梦想，两岸才能真正拥有和平。
　　
　　维持安全是防御性的结果，创造和平是进取性的作为。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与至高无上的价值，它值得、也需要两岸共同去创造。

　　（本文刊载于《中国评论》2013年5月号，总第18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