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作为内战的两方，在军事上希望消灭对方而取得绝对主导，在外交上则是希望取得国际上对其正当性的承认。1949年起，两岸在外交领域的竞逐从来没有停止过，1971年两岸在联合国的席位转移是两岸在国际间正当性消长的开始。2008年两岸进入人员经贸大交流的阶段，双方虽然对“外交休兵”有默契，但是在国际组织的参与资格方面，进行的仍然是毫无妥协的零合博弈。
　　
　　西方国际社会是以西伐利亚式的主权国家为行为体来建立其运作规则，在这样的规则下，只有被其它国家承认的政府才有机会进入国际政府组织。大陆目前已经在国际间取得了绝对的优势，也因而认为应该以现有的国际规则来处理两岸在国际组织的参与问题。台湾方面自然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是也对于无法在国际组织中出现，而将原因归咎于大陆的打压，致使台湾对大陆的认同也发生了变化。部分人士亦有认为，追求独立才是突破困境，取得国际承认的唯一方法。
　　
　　两岸关系要能稳定的和平发展，如何处理台湾在国际参与问题非常重要。有鉴于此，两岸统合学会除了在理论的建构外，亦积极推动两岸退休大使与相关学者的互动，以期能够增加彼此对此敏感问题在情感上的了解，并逐渐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本文是本人在参与“北京夏合会”后所撰述的纪要。此次会议的背景与会议情景均可见本文，此处不再累述。此次会议最重要的一点，即是与会者均同意两岸在国际间应该寻求“共同参与”，但是如何参与，以何种名义参与，参与应有的原则与过程，彼此仍有不同的看法。本人认为，“两岸三席”与“平等不对称”两个概念可以供未来两岸政府在处理“国际共同参与”问题时参考。
　　
　　从当面下重手到见面握手
　　
　　今年北京的天气异常寒冷。在极为酷寒的一月中旬来到北京，出席方夏文化交流协会与两岸统合学会所共同主办的“北京·夏合研讨会”，一个由两岸退休大使与学者共同参与的会议。北京的酷寒与两岸大使的相遇，让我想起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1992年，那是拉脱维亚刚刚脱离苏联，企求与外国建立关系的时候。那年的一月，也是农历新年的前几天，我收到外交部的电报，命令我立刻从德国汉堡启程赴拉脱维亚，进行协助开馆的工作。那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冬天，我一个人飞到拉脱维亚的首府里加，住在旅馆里，几乎是日以继夜的工作，也包括与当地政要透过一瓶接一瓶的伏特加酒来建立友谊，为的是抢先在大陆与拉脱维亚设立大使馆前先设立总领事馆。
　　
　　那是一段与大陆直接交手的日子，在大陆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我已经顺利地将国旗在里加的总领事馆升起，大陆也因此暂时放弃了在拉脱维亚设置大使馆的作业。当然，对于大陆来说，这只是一场大战役中的小战场而已，后来我奉调回台北，大陆在不久以后也重新到回到里加，升起了五星旗，中华民国的总领事馆也变成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一场在波罗的海的交手暂时画下句点。什么叫做“兄弟阋墙”？这就是！
　　
　　我的故事只是从1949年起两岸在国际较量中的一个小点而已。从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台北在国际间大幅败退，曾有外交人员在一年之中被迫连换四个馆处的纪录，只因还来不及到新的大使馆报到时，大使馆就已经断交了。对大陆外交人员来说，往事已经如烟，但是对于台湾的外交人员来说，往事并不如烟，直至今日，断交、卷旗、撤馆仍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事。
　　
　　1971年退出联合国是台北外交挫败的第一张倒下的骨牌，两岸在外交上的斗争一直到2008年起才有了缓和。2008年是大交流时代的开始，两岸在外交上的休兵终于使得双方的外交人员暂时松了一口气。大交流并不等于大和解，两岸外交人员的互动并没有像两岸交流这么样的热络，驻外人员仍旧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点也不稀奇，外交看似最讲究弹性与妥协，但却又是最有立场与坚持的一种特殊性事务。两岸都觉得这样的情形不好，但是谁也不愿跨出第一步，或者应该这样说，都不知如何跨出第一步。
　　
　　在方夏文化交流协会与两岸统合学会的共同努力下，两岸的退休大使终于并肩而坐，希望透过双方的会面，让两岸人民了解，再多的歧见也不应该阻碍彼此的见面与沟通，沟通愈多愈容易让对方理解彼此的想法，才能进而增加双方互信与认同。我们认为，两岸的大使们都可以与其他外国沟通合作，两岸更没有道理不能建立互信。通过大使们的会面，希望能够传达讯息给两岸人民、所有的华人，甚而全世界其它国家，两岸之间没有问题是不可以沟通的，同样的血缘不应阻碍我们去关怀及了解彼此，丰富的经验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开所有的难题。
　　
　　北京夏合会的缘起
　　
　　曾经驻法国的吴建民大使是我第一位有深谈的大陆大使。2010年时，特别邀请他至台湾大学与若干学者举行过座谈，并与他及夫人共进晚宴。去年（2012年）2月间，我应邀去大陆的外交部就两岸关系进行专题演讲，也拜会了傅莹副部长，就亚太情势交换意见。这些多次的接触感觉都很好。当时即有感两岸外交人员应有充分的交流，这不仅有助于了解彼此的想法，更可以增进理解，培养善意。
　　
　　去年一年从来没放下这个念头，在多次与北京相关学者专家沟通时，总是反覆提此构想。很巧合的，大陆方面在去年4月间也成立了一群由退休大使与相关学者所组合而成的“方夏文化交流协会”。去年9月，两岸统合学会出席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主办的“第二届两岸共同维护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研讨会”时碰到方夏文化交流协会的副秘书长黄峥先生，双方就未来合作事做了初步沟通。12月两岸统合学会再邀请大陆前驻欧盟关呈远大使前来参与《台北会谈》，并再就合作事进行讨论，终于确定了于今年1月在北京举办夏合研讨会。
　　
　　“夏合会”是一个有制度、有组织、有目标、有理想的两岸互动管道。顾名思义，“夏合”是各取方夏文化交流协会与两岸统合学会各一字组合而成，以收“中华聚合”之意。由于此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因此名为“北京夏合会”，日后将因地点不同而冠以不同的前置名称。
　　
　　主办双方均为此次会议做了完整的准备。双方所推荐的人选均为重量级并有区域性的代表。大陆方面的代表包括：周文重（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现为博鳌论坛秘书长）、徐敦信（前外交部副部长、驻日大使）、朱祖寿（前驻荷兰、匈牙利大使）、马振岗（前驻英国大使）、蔡方柏（前驻瑞士、法国大使）、关呈远（前驻比利时、欧盟大使）、张九桓（前驻新加坡、泰国大使）、王春贵（前驻马来西亚大使）、王泰平（前大使）、以及三位学者，分别是李义虎（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郑剑（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等。
　　
　　台湾方面是由程建人（前外交部长、驻美、欧盟代表）担任团长，我担任副团长的服务工作。其余成员分别为：戴瑞明（前驻英国代表、教廷大使）、杨子葆（前外交部政次、驻法国代表）、周国瑞（前驻巴西代表）、李宗儒（前驻韩国代表）、郭明山（前驻挪威代表）、杨承达（前驻海地大使）。另外尚有具外交经验的学术界代表，分别为：朱云汉（中央研究院院士、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黄伟峰（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前陆委会副主委、驻美副代表）、苏宏达（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台湾欧盟中心主任）。
　　
　　从以上的出席人员可以看出，双方是非常重视这一场两岸退休大使历史性的会面。周文重大使语重心长的表示：“没预料到现在能够这样坐在一起”，事实也的确如此，对于了解两岸外交斗争史的人而言，他们也会认可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而言，更是巨大的一步。
　　
　　北京与会者的观点
　　
　　会议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就当前的国际格局、亚太情势与两岸涉外事务进行对话交流。
　　
　　有关国际与亚太格局的情势变迁，是了解目前两岸涉外事务的背景因素。与会者大都同意国际格局已有变化，大陆地位日益重要，由西方近三百年来所主导的价值与规范体系目前受到挑战。美国做为超强的地位虽然仍暂时存在，不过，近年来因为中国大陆影响力上升，逐渐朝向力量均衡的交往模式前进。中共与美国之间对于“合则两利、斗则两害”已有高度共识，从小布希公开反对法理台独始，中共与美国关系至目前为止处于和谐状态。由于双方对抗的代价太大，中共与美国双方开始着重“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亚太情势方面，大陆引言人均表示关切目前东亚复杂的情势，并期望两岸能在南海与东海钓鱼台问题上共同合作，包括石油勘探、海洋资源开发等，以及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在海洋的权益。台湾方面的代表也分析了美国对亚洲再平衡战略的缘由，并对亚洲国家的回应战略做了深入的分析。
　　
　　（一）两岸应有四点共识
　　
　　有关两涉外事务是此次研讨会的重点。周文重大使的开幕致词（全文请参考中评社1月12日的网路报导＜周文重：两岸涉外协商不是洪水猛兽＞）与朱祖寿大使对大陆的立场做了清楚的表示。
　　
　　首先，大陆方面充分了解台湾人民对于涉外事务的关切，认识到能够妥善处理此事才能有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平发展。不过，大陆方面也表示，涉外事务是一高度复杂、敏感的议题，需要两岸贡献智慧、耐心。
　　
　　其次、大陆方面认为对于涉外事务的处理，两岸应有四点共识：第一、坚持“一个中国”，不论是用“一个中国原则”或“一个中国框架”表述，两岸的国际参与不应形成“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大陆方面并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一个很好的基础。第二、大陆方面认为，透过协商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两岸不宜在涉外事务上单打独斗，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如此可以避免两岸的内耗。第三、大陆方面表示，有关两岸涉外事务的处理应该依照“尊重现状、个案处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等原则。大陆与会者认为应该针对各种不同国际组织的不同性质，个别处理。以“模式化”的处理方式，例如台湾方面希望以WHA的“观察员”模式，或WTO的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的“经济体”模式参与其它国际组织的观点并不现实，也是行不通的。大陆与会者认为，由于每一个国际组织均有其自己的章程，做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共也必须按规章行事。第四、大陆方面不赞同两岸关系与涉外事务脱勾，涉外事务与两岸关系无法分开单独处理。认为两岸应该自行协商解决涉外事务问题，不要透过外面力量来处理。
　　
　　（二）对如何处理涉外事务的看法
　　
　　至于两岸应该如何处理两岸涉外事务。大陆方面的与会者表达的看法有下列几点：第一、希望两岸之间“增加接触、加强对话、促进了解、增进互信”。充分肯定此次“夏合会”的召开，认为此次会议是双方制度化接触的一个好的开始，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大陆方面表示北京对于我争取免签证并未阻挠，反而是乐观其成；在台湾的对外经贸事务方面，大陆也没有反对台湾与新加坡、纽西兰等签署FTA的谈判。在正式的邦交方面，有外国要求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时，北京均予以搁置。以上种种均是大陆善意的表示。
　　
　　第二、北京希望台北方面能够就两岸涉外事务一事，务实协商，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大陆方面认为台湾方面目前对于参与国际组织一事，均系个人或笼统性的意见，缺乏具体的主张。北京希望台北方面能够提出更具体的意见。例如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FCCC）等均为政府间组织，参与的方式有一定的规定，不宜笼统表达看法。
　　
　　第三、大陆方面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开通渠道、建立机制”。认为现有的海基海协两会机制对于推行两岸经贸交流贡献很大，未来两岸涉外事务如果亦能有专门的机制与渠道，对于双方的沟通与协商都会有帮助。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李义虎院长在引言时，主张应参考大陆成功的“增量改革”，即“在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渐进增量改革的方式”发展经济的作法，也提出了两岸涉外事务亦应采取“增量改革”的思维及作法。李院长认为，增量改革的前提在于“存量”不变。对两岸来说，存量就是过去的基础，比如“一中”，比如台湾目前所享有的“事实治权”等；增量就是从存量基础上再扩大，例如以前大陆叫“一中原则”，现在叫“一中框架”，不管是叫架构或框架，都比过去更宽容，更有弹性。
　　
　　总体而言，大陆方面出席者在此次会议中所表达出对两岸涉外事物的基本立场有四：第一、确定基本原则，即必须在“一中框架”中运作；第二、有关台北方面参与国际组织必须符合每个国际组织现有的章程。换言之，北京无法片面决定台北的国际参与。第三、主张两岸应尽快进入政治性协商，否则北京也无法在国际空间上做重大让步。第四、两岸涉外事务问题宜由两岸自行协商，最好能够尽快建立沟通的专门管道。
　　
　　台北与会者的观点
　　
　　针对北京的发言，台北方面的与会者表达出个人的看法。曾任外交部长的程建人大使首先在开幕致词即表示，两岸关系发展至今，两岸不能回避政治性的议题，国际空间是台湾民众普遍关心的事，两岸应以最大的智慧与诚心来处理。在思考两岸国际参与问题时，两岸不要再墨守旧规，而应以创新的概念或模式（model）来思考，如此才能够让两岸关系从目前的和平相处走向发展、互惠，与统合的路径。
　　
　　（一）“共同”应是核心词
　　
　　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两岸统合学会的负责人，我在开幕时也提出对两岸国际共同参与的若干构想。（开幕致词全文，请参考中评社1月12日的网路报导＜张亚中：两岸应该共同参与国际组织＞）
　　
　　我首先表示，两岸在思考和平发展期的两岸关系时，应该将“共同”这两个字放在两岸政策的核心，两岸统合学会即是以“共同”为所有主张的核心精神。在面对问题时，主张即使有再深的歧见，两岸也应该坐下来，一起共同讨论，甫于去年十二月在台北召开的《台北会谈》，即是这个理念下执行的结果。推动两岸退休大使共同一堂，共议异同，也是“共同”这个理念下的再一次实践。在两岸定位与走向上，主张两岸应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一中各表）走向“一个中国、共同表述”（一中同表）。在有关整个中国的整体权益上，我们主张要共同捍卫，这也是我们坚决认为两岸应该在南海与东海的钓鱼台列屿问题上，两岸应该共同维持中华民族主权与领土及其权益。同样的，我们也主张在国际组织方面，两岸也应该“共同参与”。
　　
　　两岸统合学会以“一中三宪”回应北京的“一中框架”，认为“一中三宪”即是两岸和平发展期“一中框架”的两岸定位与结构关系。在和平发展期，两岸应该致力于创造能够增进双方共同认同与互信的作为。基于没有参与就没有认同，没有认同就没有互信的基本原则，两岸应该创造各种共同参与的机会，不仅在经济、文化上如此，在对外关系上也应如此。
　　
　　“两岸统合”不是一个谁消灭谁的过程，也不是各走各的路的互动方式，而是一个共同建构、“共同缔造”未来的路径。在这个路径中两岸均需要共同努力，透过“共同治理”，两岸截长补短，共同吸收与学习彼此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失，其目的在为两岸人民创造更大的福祉。
　　
　　“国际共同参与”是我在这次会议中所提出，用以补充“国际空间”的另一用语。“两岸和平协议”、“军事互信机制”、“国际共同参与”应是两岸政治安排的三位一体。基于国际组织的类型有诸多不同，有政府间的，也有非政府的：有专门性的，也有政治性的：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不同的国际组织自然也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共同参与方式。
　　
　　（二）“两岸三席”的结构性思维
　　
　　在会议中，我提出了一个结构性的思考，即“两岸三席”的概念。“两岸三席”意指在一个国际组织内，两岸有三个席位，一个代表大陆，一个代表台湾，一个由两岸共同组成的代表团为第三席。“两岸三席”是两岸“国际共同参与”的一种建议性思维。第三席即是透过两岸第三个宪法性文件来创造。欧洲统合虽然不同于两岸统合，但是欧盟在国际组织中创造出“N（会员国）+1”（欧盟27国，但是在一些国际组织中有28个席位）的做法是值得两岸共同思考的。
　　
　　至于“两岸三席”是指两岸的两席均为正式会员，或可以一为会员，一为准会员？第三席是正式会员，或可以为观察员？因为时间关系，在会议中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与讨论。在我看来，不同的国际组织会有不同的组合方式，但是有一点精神是不会变的，即“第三席”的出现，是希望两岸能够在“狭义”的“共同参与”（即一个组织中只有两个席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扩大为“广义”的“共同参与”（类似欧盟在国际间的多重参与），即两岸可以共同体的方式，代表双方在该国际组织中两岸人民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有了两岸共组的“第三席”，所谓“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发生可能也就自然趋近于零了。
　　
　　曾经担任驻英国代表、教廷大使、总统府副秘书长，并担任过国统会的执行秘书暨研究委员会召集人的戴瑞明先生也善意的建议北京，“两岸国际共同参与”、“两岸三席”是一个在结构面上可以为两岸在国际空间上创造两岸双赢的主张，北京可以多多解放思想，可以将其分为“和平协议”签署前与签署后两个阶段时思考。一个全面性的“两岸国际共同参与”自然是两岸和平协议签署后才能实践，但是在两岸和平协议签署前，两岸还是可以做很多事。
　　
　　（三）勇于突破现有国际法的限制
　　
　　戴大使与多位台湾与会者均表示，北京以国际组织现有章程规定来做为台湾难以参与国际组织的理由似乎有些牵强。任何国际组织的宗旨与目的均在于促使世界和平、繁荣、互助、发展。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一样，均为国际政治的产物。戴大使并以他在英国工作时，国际海事组织人士曾经这样表示：“只要你们两岸谈定了，用什么样的名义与方式加入都行”。
　　
　　台湾的与会者均有同感，两岸关系本为一种不是国与国的特殊关系，两岸如果一定要以西方主权国家的国际法逻辑来思考，台湾在受到挫折后，也必然容易会陷入一种“为了加入国际组织，必须为一主权国家”的追求“主权独立”思维。北京认为一切均必须按照主权国家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思维，看似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的困难，但是也同样的增加了台湾人民的无力感与挫折感，这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非好事。
　　
　　在两岸涉外事务的处理上，北京其实可以善用其大国的影响力，以政治力量协助台北突破参与国际组织的限制。“遵守国际组织章程规定”或“突破国际组织章程限制”是一个态度的选择问题。
　　
　　戴瑞明大使建议北京在确保“一个中国”的立场与原则上，可以运用其影响力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案，决议内容为：“在联合国系统专门机构中，其属于非政治性多边组织者，台澎金马地区（人民）得暂以‘经济体’身份使用“中华台北”名称，成为各该组织之“特别观察员”。至其他政治性多边组织参与问题，则应由台湾海峡双方治理当局自行协商寻求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想像，如果联合国通过一个这样的决议案，台湾民众会怎么样来看大陆。两岸同胞的心都是有血有肉的，大陆能够在国际参与上给台湾同胞机会，两岸的认同又怎么可能会愈走愈远。或许北京会说，如果现在让步，民进党执政怎么办？有关这一点，戴大使就表示，台湾是个民主社会，民进党迟早会再执政，北京要面对的是台湾二千三百万人，而不是哪个党。如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北京重要的理念，那么就应该对自己的作为有信心。
　　
　　还有一些事情是北京可以思考的。戴瑞明大使即表示，在两岸政治性的和平协议还没有签署前，北京仍然可以释放出善意。举例来说，不能邀请台北成为“南海会议”的成员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海疆吗？不能邀请台北以适当名义参与“东协加一”吗？不能同意台北能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一个特别观察员吗？是否可以推荐台湾人物获得教科文组织下的“和平教育奖”(Peace Education Award)？是否可以主动协助台湾古迹文化申请世界重要文化遗产？有太多的事情北京可以做。我们相信只要有心，台湾民众都会感受到的。
　　
　　感想与期待
　　
　　至少是我个人完全同意北京大部分的主张，包括两岸应该尽量进行政治性协商、两岸应该建立沟通管道、两岸应该就涉外事务双方自行协商、两岸涉外事务必须在存量不变的基础上发展。
　　
　　我相信北京方面已经能够完全能够“理解”国际空间的参与对于台湾民众的重要，但是可能还是无法“感受”到这件事重要性。曾经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担任外交部政务次长的杨子葆大使在会议中是这么形容台湾民众的感觉：“我们想要的是国际空间，这东西（国际空间）不实践，对我们造成的冲击有多大，对我们的情感伤害有多大”。
　　
　　我在开幕致词时提到，从1949年起，两岸分治六十余年。就外交而言，两岸在国际上却从来没有放弃面对面的对抗，双方进行的是国际政治上最难解决的“零合博弈”。两岸的外交人员在别国的领土上，进行没有硝烟的战争，相互斗争、水火不容，双方的外交成绩建立在如何迫使对方卷旗、离席、撤馆。
　　
　　如果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两岸间的“斗”除了让外人看笑话，也让外人，甚而是我们的战败者从中获利。中华民族为了对日抗战，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却因为内斗，双方人民所属的政府均无法参与1951年的旧金山和会。今日台独主张的“台湾地位未定”、“钓鱼台是日本领土”不都是因为两岸的内斗才会产生的吗？国际上一些国家也利用两岸的主权争斗而从中获取大量金钱利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已经不仅是战国时期的寓言故事，亦是二十世纪中国史的写照。“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似乎更像是曹植为当前两岸外交所写的隐喻诗。
　　
　　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均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西方强权所创造出来的国际机制，大陆也曾经批评那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出来的产物，曾几何时，北京也将其做为限制台湾参与的说辞。这是因为北京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社会，还是对台湾进入国际组织后果的疑虑？有时真让人无法分辨。
　　
　　台湾的大多数民众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并没有足够的知识与认识，他们只会问，为什么我们无法参加国际组织？对他们来说，这涉及到自己的尊严，也关系到他们怎么看北京的政府。我们可以说，他们不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但是他们也会问，不是说两岸都是同文同种的炎黄子孙吗？
　　
　　明朝吏部尚书郭朴，一日接获家书，谓邻里建屋，互争一墙，经年缠讼，请以朝官之身，向地方官施压，以利解决。谁知郭朴仅复一诗：“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今日两岸即使有再多的争执，终究只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一点而已，同是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谈，有什么不能让？
　　
　　北京夏合会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将会有多的夏合会在两岸各地举行，我们也相信会有更多的退休大使与学者参与。两岸外交斗争已经六十余年，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我们相信，只要心存善意、关怀、包容，中华民族的智慧绝对可以超越现有的国际法限制以及化解彼此的疑虑，两岸一定可以找出一条国际共同参与的道路。

　　（本文原名为＜两岸外交握手向前行：记北京夏合会＞，刊载于《中国评论》2013年2月号，总第1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