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说明】不同的认同，产生不同的史观，自然会有不同的论述，也因而形成不同的政策。同样的，认同、史观、论述、政策的顺序也可以反转互动，或交错地相互影响。因此，如果要解决认同问题，也必须要从史观、论述、政策等三方面同时着手，方能修补两岸认同长期的剥落。
　　
　　2011年是中华民国的一百年，可是在台湾所看到的纪念活动都是只有在“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框架里面打转，一个以“转型史观”为名，实际上却是“偏安史观”正在建构中。2010年4月在日本举行的《本栖会议》中，已经向与会的学者表达出将制作《百年之国：迷悟之间》的纪录片，用以呈现两岸应有的共同体史观的构想。在准备纪录片的同时，以文字来探索目前两岸的史观有何异同，以及台湾内部在史观上的异化过程。
　　
　　本文对目前存在于两岸的各类史观，包括“民族史观、内战史观、分治史观、台独史观、分离史观、独台史观、偏安史观”等等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并陈述这些史观变迁的政治原因，以助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目前这些史观的问题出在哪里。
　　
　　史观：如何看过去与未来
　　
　　历史是死的，历史教育却是活的；历史是过去式，但是史观却可以是未来式。昨天的政治就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政治就是明天的历史。
　　
　　从史观中，可以看到我们如何诠释自己的过去，自然也就影响对未来的抉择。不同的史观，会有不同的论述，也就会有不同的政策及不同的结果。当然，承受这些结果的，不仅是政治的菁英，也包括广大的人民。
　　
　　中国历史分分合合，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看到不同政权与领导人的史观。在他们的认识中，有的坚持一统江山，有的选择偏安逃避，有的企图跃马中原，有的愿意称臣以求自保，在这些非分即合的政权选择之中是否还有一条“合中有分、分中求合”，一条不透过战争、符合全民利益的观点与道路？
　　
　　本文希望能够提出一个两岸符合历史、现实与未来需要的“共同体史观”，以使两岸人民能够在相同的史观下，共同发展。基于篇幅，分两篇处理。本文仅对现有的两岸史观进行分析。有关“共同体史观”的实质内容，将在下一篇述及。
　　
　　两岸现有的史观包括国共两党所共有的“内战史观”、“统一史观”，以及台湾所独有的“台独史观”与“偏安史观”。在此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在日据时期台湾菁英的史观。
　　
　　民族史观：日据时期到光复初期台湾菁英的史观
　　
　　日据台湾五十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战争起至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发生于今台南县玉井乡）台湾人最后一次的武力抗争为止。在此约二十年内，以台湾总督府与日军为主的日方统治，遭遇台湾人民顽强的抵抗。
　　
　　日据的第二个时期，自1915年开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止。以同化政策为统治的基本方针。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内地延长主义，也就是将台湾视为日本内地的延长，目的在于使台湾民众成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天皇，加以教化善导，以涵养其对国家之义务观念。
　　
　　武装抗日运动失败后，1920年，台湾留日学生创刊发行《台湾青年》，1921年，蒋渭水在岛内推动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展开了为期十多年的抗日文化启蒙运动和社会运动，将祖国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介绍入台，而有“台湾新文学”和戏剧、艺术之改良。
　　
　　另一方面，日据后，全台各地纷纷成立诗社，据吴浊流在光复后回忆说：“我入栗社后，才知旧读书人另有气节，渐觉他们的骨子里，汉节凛然。而且由此老一辈的读书人学习不少爱国诗词，其中有的恐怕失误，不敢用纸笔传授，只念给我听而已。”除了诗社，还有民间的私塾，仍然坚持将中国传统文化授予下一代。
　　
　　此外，基于“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故有连雅堂《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台湾诗乘》之着。由《台湾青年》，而《台湾月刊》，而《台湾民报》，而《台湾新民报》，台湾知识菁英坚持汉文的种子不能熄灭。直到1936年，小林跻造任台湾总督，宣布“皇民化”政策。除了诗社外，取缔一切的汉文教学和出版，但亦有青年暗中学习中国国语。
　　
　　第三个时期起自1937年，到二次大战结束的1945年为止，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希望台湾人民同心协力，开始皇民化政策，即将台人全面日本化，极力促成台湾人民成为忠诚于日本天皇下的各种措施。皇民化运动等于是内地化的极端形式。
　　
　　1937年在日本殖民统治者强力推行的“皇民化”时期，在政治上虽然高压，但大多数的台湾人在意识上仍然强烈反抗。从后来转向支持“台独”的诗人巫永福〈祖国〉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据末期台湾人心中的祖国意识与民族意识并未消失。
　　
　　这首充满着民族史观的诗文，其第一段写到：“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在我心里反响。呀！是祖国唤我呢？或是我唤祖国！”即在控诉“祖国”将台湾遗弃给日本后，他仍未放弃对“祖国”吶喊以及对“异族”的拒绝：“风俗习惯语言都不同，异族统治下的一视同仁，显然就是虚伪的语言，虚伪多了便会有苦闷，还给我们祖国呀！向海叫喊还我们祖国呀！”
　　
　　自马关割台之后，虽然台湾与中国大陆在统治者地理上有了隔绝，但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命运却绑得更为紧密，如同当时的台中文人张深切所说：“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殖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张深切呈现的正是一种民族史观与命运共同体史观，他视台湾与大陆命运完全牵连在一起，中国如果没有办法复兴，台湾将难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
　　
　　日据末期的反抗与光复运动，至少证明在那个时期台湾人还是勇于做为一个中国人，也不如“台独史观”所称的台独意识起源于日据时代的误说。台湾是“地方意识”，而中国是“国家意识”，将台湾的地方意识上纲为国家意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
　　
　　光复初期，台湾的社会菁英对于中国仍然充满着憧憬，就以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为例。这首当年因抗战而写的热血歌曲，已在日本殖民统下的台湾知识分子中传唱。根据抗战末期在中国大陆从事地下抗日运动的台湾人萧道应公子的回忆，“（萧道应）原本就有浓厚的祖国意识，听说有这么一个学习祖国语言的机会，便欣然前往报名。……，除一般授课，还教唱当时中国的抗战爱国歌曲，如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深受学生欢迎。……激昂澎湃的抗日情绪，一天天高涨，也因此萌发了回到祖国参加抗战的念头。”（萧开平，〈屏东佳冬萧家抗日史迹〉，《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会讯》，第一期，2009年8月10日，页20。萧道平为萧道应之子）。
　　
　　当时台湾人在传唱〈义勇军进行曲〉，都知道这是首来自中国大陆的抗战歌曲，一方面基于对大陆人民抗战同情，一方面对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记忆犹新，再加上简单易学，以及歌曲激奋人心的歌词，成为广为流传的国语歌曲。
　　
　　抗战末期，大陆各地的反日运动，人们口中高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光复前后，台湾人们口中高唱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证明了两岸历史的共同脉动，也印证了台湾人当时的中国认同。但是这种民族认同，很不幸地马上随着“内战体制”以及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快速地变形。
　　
　　内战史观：冷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史观
　　
　　对日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旋即进入国共内战。1949年国民党政府被迫搬迁至台湾。美国原本在1949年12月已经发表“袖手不管政策”（hands-off policy）的白皮书，放弃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1950年6月韩战爆发，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府成为美国围堵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台湾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舰。从此两岸共同进入了“内战史观”的阶段。
　　
　　这个“内战史观”的内在结构是国共不放弃消灭对方，坚持自己是才是中国的正统，其外在结构是东西方的冷战冲突，国共两党各代表着东西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与利益。
　　
　　两岸内战体制的特质在于：争执双方有政权的正统之称、路线的左右之争，但是在“国”“族”认同上，对于“民族认同”上却没有任何歧异，双方都坚持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人。在“国家认同”上，两岸虽然名为不同之国名，其实只是不同的政府。双方争执的是“谁是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内部”矛盾，而非“异己关系”的“外部”矛盾。
　　
　　在内战体制下，国共双方对于对方的一切东西，尽量赋予负面的诠释。就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例。在国共内战炙热之际，根据1948年12月《台湾新生报》报导，台湾省政府公布了一批“禁歌”名单，这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名列其中，也消逝在台湾人的记忆当中，自此它从一首抵御外侮的“爱国歌曲”，在内战体制的史观下，变成了一首“匪歌”。
　　
　　北京政府在大陆的各项政策，也给予了台北不认同的合理理由。坚持马列主义路线、人民公社、三反、五反、大跃进、批孔扬秦、文化大革命，都让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更加确信地，它应该代表中国，也更加敌视或贬视北京对于中华文化的偏离，以消灭“共匪”，解救大陆同胞为职志。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自然没有放弃“统一史观”。
　　
　　随着两岸的隔绝，随着冷战的意识形态对抗，随着内战时间的延长，台湾民众在认同上开始出现了问题，一方面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另一面，他们被教育得要“仇共”、“恨匪”。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时，国民政府的认同教育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反共”是否等于“反中”？“仇共”、“恨匪”的教育与政治宣传，以及两岸后来的政经发展，使得两岸认同存在着一条巨大深邃的海沟，当大气候改变时，两岸认同的分歧即开始显现。
　　
　　中华民国政府能够代表中国的正当性是拜东西冷战与美国的支持所致，当美国总统尼克森派季辛吉密访北京开始，台北的国际正当性就开始动摇了。1971年中华民国政府被迫退出了联合国，失去了国际正当性。1978年底与美国断交，台湾失去了美国的支持，等于是在国际代表的竞争中完全挫败，它的“内战史观”几乎全面瓦解。
　　
　　在“内战史观”下，国民党政府为了凸显自己的正统地位，透过在内战体制必然形成的威权统治，长期以代表中国正统地位的国族意识与教育政策之中，相对地忽略了，甚而压抑了地方性、区域性的歧异元素，以便提供更多的空间来传播中原正统文化与中国意识，因而包括各类方言母语、各种族群历史及其文化在内，种种未能被界定为中国文化正统的事物，经常遭到消极不鼓励、不传播，甚至压抑、查禁等等程度不一的对待。
　　
　　1970年代，虽然台湾仍处于威权体制，但是经济的发展已有起色。三十年来投入土地改革、发达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小企业政策，现代化的一些成果出现。当台湾经济力崛起，伴随的自然是社会力的急待破茧而出。
　　
　　1979年初，北京与华府建交，做为“内战”挫败的一方，台湾的民间开始出现另一种声音，他们尝试展开反省，进而挑战，甚至颠覆、排除中国意识主导下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蓝图，这其中包括对史观的认知、文学的书写等等。“内战史观”自此在台湾开始瓦解，“统一史观”更被视为是虚幻不实际。随之而来的是两岸“偏安史观”或“台独史观”的出现。“偏安史观”或“独立史观”的基础在于台湾社会开放所产生的民主化，1980年初台湾意识形成，外在则有美国透过《台湾关系法》与军售的支持。
　　
　　台湾民间社会已经准备开始脱离“内战史观”，但是北京仍然是以“内战史观”来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在国际外交上仍然继续孤立台湾，军事上压制台湾。
　　
　　分治史观：只存在短短的六年
　　
　　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再视大陆为叛乱团体，年底开放民众到大陆探亲。台北单方面地结束了“内战史观”，但是在宪法上没有放弃统一为最终的目标。1991年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简称《国统纲领》），强调“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国统会随后在1992年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该文中有两个重点。第一，强调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即“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第二，在治权方面主张两岸分治。该文称：“民国38年（西元1949年）起，中国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乃为客观之事实，任何谋求统一之主张，不能忽视此一事实之存在”。
　　
　　这几段话，代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从“内战史观”转移到“分治史观”。“分治”与“分离”不同，前者强调主权的重迭、治权的分立；后者则是主权与治权均互不隶属。在“分治史观”中，最多只会出现“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而不会在两岸关系中出现“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理由很简单，在“分治”史观中，“主权独立”于谁？独立于中共？如果相对于中共，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算是个什么？
　　
　　“分治史观”在台湾的政治中，从1987年到1993年只出现了大约六年的光景。当1993年李登辉开始推动进入联合国，当1994年李登辉接受日本司马辽太郎发表〈生为台湾人的悲哀〉时，就已经可以看出，李登辉要追求的是“分离史观”。“分治史观”只是国民党在向宪法交待、李登辉为了巩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地位所做的妥协、国际冷战后时代遽变、必须为两岸交流建立法制等多方因素下的产物。在李登辉权力巩固、台湾持续得到美国支持、两岸交流制度建立后，“分治史观”也似乎走到尽头。即使是具有中华文化素养、国民党忠贞党员、蒋经国信徒的马英九在2008年获得执政后，也不再提《国统纲领》、不召开国统会了，在主权与台湾前途的论述上，他的政府团队在论述上也与民进党趋同了。
　　
　　总统直选的修宪固然可以视为是台湾民主的深化，但是此一制度也使得“分离史观”取得了某种民主正当性的养分。1996年总统大选以后，“分离史观”正式登上舞台，李登辉要做的是，如何巩固这个分离史观。
　　
　　分离史观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台独史观”，一为“偏安史观”或称之为“独台史观”。相同点在于两种史观均视两岸为一种“异己关系”。“台独史观”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台湾共和国，“偏安史观”则愿意接受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两者均强调自己是一个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国家。
　　
　　在讨论“偏安史观”以前，容我们来回顾一下“台独史观”的形成与变形。
　　
　　台独史观形成：从唯物史观反抗“外来政权”
　　
　　“台独史观”最早是来自于如何摆脱“被殖民史观”。我们就以一本在1962年原本以日文书写，后来1988年才在台湾以中文发行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为例来谈。该书作者史明以唯物史观的角度、以“被殖民史观”的立场，描述台湾在四百年被长期殖民体制统治下的被压迫掠夺情形。在史明的观点中，无论是荷兰、明郑、清、日本，以及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都是外来殖民政权。激进的台独主张者郑南榕基金会在其网页内如此定调该书的贡献：“《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版，藉由这本书，开启了台湾人，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过程”。
　　
　　从史明的身上，可以看到台独史观的形成过程。史明原名施朝晖，因“期待把历史弄明瞭”，而改名“史明”。早期就读台北一中时，就有高度的反日情绪。193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学部，在那里接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量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憧憬。基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向往，1942年到中国大陆参加共产党的抗日，经由抗日与国共内战，“我马上看到中共顶独裁”，“中共土地改革，我在华北看到过，不但土地拿起来，也把地主杀了，杀了顶惨”。此外，在中国参与对日战争时，他也亲眼见识到中国人的“汉人种族主义”，台湾士兵不但被中共派往前线，惨遭无辜牺牲，同时中共也刻意对台湾人实施“分化政策”，“叫一个客家人来打福佬人，也叫一个福佬人来斗一个客家人”。史明从此认定“台湾人不能跟中国人一起”。
　　
　　1949年底共产党胜利前夕，史明经过一番辗转曲折的过程，逃离大陆，回到了睽违十年的台湾。回台后，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残暴手段如出一辙，因而认为台湾的汉人系台湾人，与中国汉人虽血出同源，但在社会发展上已与中国分裂为不同民族，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唯有台湾独立一途。于是在1952年，他在台北郊外山上组织了“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准备刺杀蒋介石，未料事迹泄漏，只好于同年偷渡到日本。从此开始其台独建国的工作，并着手撰写《台湾人四百年史》。
　　
　　史明在该书中把“228事件”当作是台湾人独立意志的表达，视台湾史与长期殖民统治为一回事，所以和独立的追求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他这本《台湾人四百年史》，在地下版本于1980年代末期引进台湾后，对228以后出生之年轻一代“台湾意识”的觉醒，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国族认同来看，史明希望推动的是“两族两国”，他不从民族、文化、血缘上界定民族，而是从社会发展上来界定台湾民族与中华民族（中国民族）的不同，因而，建立独立的“台湾国”是摆脱中国的唯一途径。这样的论点，几乎完全成为民进党的基本史观。民进党所做的，只是在这样的“台独史观”中再找一些西方的国际法主权与自决的元素加入。
　　
　　台独史观发展：希望从主权与自决中找到论据
　　
　　台独史观倡议者首先以“台湾定位未定论”做为其史观的一部分。1988年4月17日民进党第二届第一次临时大会通过的〈台湾主权独立决议文〉（简称〈四一七决议文〉）即以此为理由。该文称：由于1952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与1952年的“中日和约”均未决定将台湾的主权归属任何一个国家，未来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经台湾全体住民自决同意。
　　
　　其实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始作俑者美国已经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于美国放弃了台湾地位未定的主张。虽然一些台独论者并没有放弃这个理由，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台湾民主化以后，台独论者转由“主权独立”与“前途自决”这两项观点来为其台独主张找寻法理基础。台独论者将“台独史观”扩充解释为“分离史观”。基于策略性的需要，他们可以容忍暂时的“独台史观”。
　　
　　1992年立法院完成全面改选，1996年3月，在台湾地区完成了第一次的总统大选。民进党已经没有理由再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台独史观”的本质从此从摆脱外来政权走向独立，转向已经独立，只待“正名”而已。
　　
　　1996年3月总统大选以后，5月10日，民进党文宣部副主任周奕成、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副执行长陈俊麟、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外独会）秘书长田欣，与民进党国大代表郑丽文（后来担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政策会副主委、国民党不分区立委）、锺佳滨、段宜康等人联合发动一百多人连署，公布《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做为团结巩固台湾现状的新政治论述。纲领第五条：“台湾独立，不一定以‘台湾’为国家的名称。国号、国旗、国歌的变更，不是台独运动的主要目的。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最好能名实相符，以台湾为国家的名字；但是当国际现势不允许时，应当接受暂时以其他名称，维护实质独立的成果。”这些民进党新世代口中所称的“国家其他名称”就是中华民国。这一个所谓“台湾独立运动的新世代纲领”的声明，等于不再坚持“台独史观”，已满足于“分离史观”。
　　
　　从“台独史观”到“分离史观”：民进党与李登辉的成果
　　
　　“务实”的民进党知道台湾独立建国在政治上是一不可能的事，但是为了自圆其说，只有采“借壳上市”的做法，为了在2000年能够赢得大选，算是正式放弃了以“住民自决”“追求独立”的诉求，转到认为在总统大选以后，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未来有关“改变独立”现状都必须经由台湾“住民自决”。
　　
　　1999年5月9日，民进党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称“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其主权领域仅及于台澎金马与其附属岛屿，以及符合国际法规定之领海与邻接水域。台湾，固然依目前宪法称为中华民国，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有关独立现状的更动，都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至此，民进党已经把“住民自决”视为一个“维护”，而不是“争取”台湾主权独立的工具。
　　
　　1999年7月9日，国民党籍的李登辉总统喊出了两岸为“特殊国与国关系”，他所谓的“特殊”，只是因为两岸是历史、文化、血缘上的特殊相似，但是在主权归属上已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国家。至此，“分离史观”似乎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
　　
　　2000年5月陈水扁执政，整个八年中，民进党没有碰触宪法上的主权问题，但是在政治、经贸、文化上走上一条与大陆尽量切割的道路。也就是说，民进党在现实环境不允许的情形下，没有在宪法层次做出“分离”的举动，但是不断加足马力在“分离史观”、“分离论述”上。2002年的“一边一国”是其关键性的发言。
　　
　　民进党在历史教育上全力切断与大陆的关系。也就是以“台独史观”做为教育政策的基础，再透过教育政策来强化“独立史观”。除了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经验，视日本在台湾五十年为“日治”而非“日据”。民进党接受了杜正胜的“同心圆史观”，所谓“同心圆”之概念的出现，想要以地理的分隔来转作历史切割的工具。在这样的目标指导下，台湾的九年一贯（国小、国中）课程与高中课纲，乃出现了先教台湾史，再教中国史，最后则是世界史的特殊模式。
　　
　　这种模式当然是极其诡异的。台湾史的内容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史前史，另一个则是从十六世纪殖民国家经略台湾开始叙述，试图描绘一部台湾遭到殖民国家蹂躏的历史，而某种意义上，其实隐然把“中国”也视为是蹂躏台湾的一个“殖民国家”。
　　
　　我想引述一下2007年1月31日游锡堃晚间出席台湾北社尾牙宴的致词，以为了解这个企图切断台湾与中国关系的史观在民进党立场中的重要性。中央社是这样的报导：“他（游锡堃）支持杜正胜对高中历史教科书翻修的政策决定，民进党坚持维护台湾主体性的价值观，不管泛蓝如何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或要求杜正胜下台，对于杜正胜用具体作为落实台湾主体性的价值观，民进党高度肯定。他说，当初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找杜正胜担任教育部长时，就曾经‘任务交付’，要杜正胜对台湾史地教科书内容，处理好台湾主体性的问题，也提醒杜正胜，过程中一定会引起国亲阵营的反对，声望也会下降，但要挺得住，不要轻言放弃。他认为，要建立台湾主体性的价值观，就要抛弃大中国情结与‘一中’枷锁，所谓的‘宪法一中’就不是一种以台湾为主体的价值观。他说，翻修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争议，显示认同台湾主体与认同中国主体，两种价值观是无法和解而共生”。
　　
　　独台史观：国民党的妥协与退让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是国民党在1994年以后的史观改变的自我认同。
　　
　　2008年3月马英九执政，理论上来说，马英九应该改变李登辉与民进党长达十余年所建立的“台独史观”或“分离史观”，但是很遗憾地，马英九任用了亲绿的教育部长与陆委会主委，也接收了“分离史观”的论述。
　　
　　首先，马英九政府在2008年上任以后，并没有更动陈水扁时期所审订的“九年一贯教育”（即从国小到国中）语文部分的课纲，反而于上任后第四天，他认命的郑瑞城部长就将其公布。依此新课纲，未来小学教科书不再称“国语”而是“华语”，国中教科书不再称“国文”而称“华文”。为此两岸统合学会特别召开记者会，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郑声乱雅，乱紫夺朱”发表声明。总统府虽然在当天就立刻做出回应，并表示会重新修正。但是除了“名称”问题之外，还包括了实质上将本国文化限缩为台湾文化的问题，以及在社会学科中很多“去中国化”的教材仍然存在。为此两岸统合学会再发表声明，希望马英九能够指示教育部，除了立即修正名称问题之外，能够比照处理高中九八课纲的模式，重组课纲委员会，慎选委员，针对课纲内容进行更澈底的检讨。事情如何发展，我们将积极注意。
　　
　　另一件则是更严重的高中历史课纲的问题。依照马政府新修订的高中历史课纲，仍然延续杜正胜所提供的同心圆史观，把台湾史与中国史对立，先教台湾史再教中国史，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是放在台湾史，而非中国史讲。在历史的脉络上，台湾史隐然已经成了“国史”。在马政府的历史教育蓝图里，没有说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但是已经清楚地说，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国史。这样的国民意识与史观的教化过程，等于把目前的中华民国澈底“去中国化”了。为此，两岸统合学会再发表严正公开声明，期望马政府能够悬崖勒马，“莫做自亡其史的天下第一人”，并积极防阻此一新课纲实行。
　　
　　或许读者不知道，马英九在2008上任以后，杜正胜仍是历史课纲的委员，而马政府迄今只有微调的九八历史课纲，就是当年在游锡堃指示下，由杜正胜强行主导通过的，直接背弃“宪法一中”，以“去中国化”，以塑造两岸为“异己关系”、“一边一国”为认同的课纲。
　　
　　马英九政府或许以为只要认同中华民国，就等于维持住了史观。他们不了解，当中华民国的本质已经变质的时候，国民党与马英九政府的史观其实就已经从“分治史观”变质为“分离史观”。与民进党长期追求的“台独史观”不同，国民党与马英九政府选择的是不放弃中华民国国国号的“独台史观”。
　　
　　偏安史观：国民党称其为转型史观
　　
　　再一件“独台史观”的社会教育情形。明（2011）年是“辛亥百年”，台湾会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行政院政务委员曾志朗以“庆祝活动筹委会”秘书处副秘书长身份报告指出：庆祝百年，将“由全民诠释历史”，建立“中华民国在地化”的“转型史观”；“以在地多元的观点，凸显台湾精神与其特色，进而建立中华民国发展史上的主体论述，目标就是希望以‘中华民国在地化’的‘转型史观’，表现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中心理念”。以上这个名为“转型史观”的官方名称，其本质其实就是一种“独台史观”。如果放在整个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偏安史观”。
　　
　　我们再从台湾政治人物的言论来看。以最近陆委会主委赖幸媛多次在美欧发表公开言论称“台湾前途应由2300万人决定”、“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以及马政府以“不统、不独”为基本政策，这些政治言论都可以归纳为一个“独台史观”的社会化过程。“台湾前途说”基本上是民进党早期“住民自决说”的延续，“主权独立说”是“治权分立说”的刻意误导，更是回避了两岸目前是“主权重迭”的宪政事实。
　　
　　以上种种均是国民党逐渐往“偏安史观”滑动的迹象。2011年是辛亥百年，国民党会举行一连串的大型活动，依照目前所公布的内容来看，都是为了强化中华民国在地化，即“中华民国是台湾”的论述。
　　
　　从最近《联合报》所公布的两岸民意大调查来看，马政府上任两年多来，民众对于台湾前途的看法逐渐朝“永远维持现状”发展，比率首次突破五成；另外，有一成六民众主张尽快独立，一成五主张维持现况以后再独立，5％主张急统，9％主张缓统，过半数的51％希望永远维持现状，仅4％无意见。以上数据与《联合报》在2000年7月，即陈水扁首次执政时所做的调查结果相比，民众的统独态度明显转变。主张急统或缓统者，十年来合计减少15％，取而代之是主张永远维持现状者增加19％，主张急独或缓独的比率也多了5％。从政治社会化的观点来看，这些数据当然不会是自然形成，而是长期政治人物的言论与政策所致。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民进党推动的“分离史观”已有成效，而国民党并不去思考，是否应该将此一趋势逆转？我们看到的是，基于这样的民调结果，国民党反而选择再强化其“维持现状”的论述，不知不觉中将史观完全导向“中华民国是台湾”的“独台史观”的方向。从以上国语教科书、历史教科书、政治人物的谈话，以及辛亥百年的庆祝活动内容，可以清楚看出这样的走向。
　　
　　“独台史观”与“台独史观”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以与中国大陆“分离”为基本核心。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明年辛亥百年，台湾内部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正确史观论述，其结果将使得“独台史观”与“台独史观”成为完全主导台湾人民的史观，这对于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必然是一个不幸的灾难。这也是我们两岸统合学会希望能够在辛亥百年强化两岸“共同体史观”以正视听的原因之一。
　　
　　史观形成与产出的逻辑：史观、论述、政策互为因果
　　
　　“史观”是“论述”的基础、“论述”是“政策”的依据，“政策”的实践又会强化“史观”的认知。三者之间有着因果关系。不同的“史观”反应出对于自己历史与未来的看法，有了看法，自然会形成相应的“论述”，也就是一种“说法”。而包括宪政立场、外交、经济、国防、教育等所有“政策”或“作为”均为“论述”的产出。
　　
　　民进党以“台独史观”为基础，进而以“一边一国”、“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前途自决”为主要论述，视台湾独立建国为最高价值与奋斗的目标，认为与中国大陆分离为已存在的事实，如果要改变必须通过全体人民的公投自决。在军事安全政策上积极依赖美日，在经济上希望尽量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在历史文化上企图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国民党目前的“偏安史观”的论述则是“不统、不独”的“维持现状”，强调“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前途要由2300万人共同决定”，才能改变现状。以“亲美、友日、和中”为原则，在军事安全上继续积极依赖美国，在经济上愿意与中国大陆积极交流，但是在历史教育政策上却模糊或不寻求强化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北京目前存有两种史观，一是“内战史观”，一是“统一史观”。“内战史观”所形成的论述，简单地说，即“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正当性”，并往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来表达。在这种论述下，必然是在国际外交上杯葛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在军事安全上压制台湾。北京“统一史观”的论述则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当然就可以包括“争取台湾人民”的经济政策，加强两岸交流的文化社会政策，但是统一后的台湾，最多只是个高度自治的特殊行政区。
　　
　　北京的“内战史观”与“统一史观”与台北方面的“分离史观”（包括“台独史观”与“独台史观”）恰恰成为了两个对立的史观，也自然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论述，也产生了会有冲突的政策。
　　
　　台北方面必须思考，不论是“台独史观”或“独台史观”是否真能为台湾人民带来利益？长远来看，反而可能减弱了台湾在面对中国大陆时的参与机会，甚而因为选择独立而给台湾自己带来灾难。北京方面必须思考，如何在终结“内战史观”与完成“统一史观”中间，建立一个有助于两岸和平发展、共荣共利，属于两岸和平发展期的史观，让两岸可以在这样的史观下发展论述并推动符合两岸人民整体利益的政策？
　　
　　探索正理：建立两岸共同体史观
　　
　　两岸统合学会透过《中国评论》月刊已经完整地发表以“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为内容的“一中同表”论述，并以“文化统合、货币统合、经济统合、身份认同、安全认同、国际参与、基础协定”等七大愿景（因为我们不是政府，谈不上是“政策”，只能是愿景或梦想），建议两岸做为政策的参考。2011年是辛亥百年，在这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两岸统合学会准备拍摄一部《百年中国：迷悟之间》纪录片，唤醒一个为两岸人民所遗忘的“共同体史观”。
　　
　　这部以“共同体史观”为内容的纪录片，是以“两岸同属整个中国”为核心概念，以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挑战与进程为影片的舞台。透过纪录片，我们希望传达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两岸本来就是个命运共同体。由于中国在现代化的起跑道路上输给日本，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即为一例。我们并希望传达，当整个中国做为一个共同体被撕裂时，人民是没有办法安居乐业，整个国家必定是内忧外患，也难逃西方帝国主义的介入。我们也希望告诉两岸，共同建构一个繁荣健康的中国，才容易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同，而一个反独关怀大陆发展的台湾，才能得到大陆的尊重。我们还希望探讨1949年以后，两岸分别做为现代化的试验场域，彼此有哪些经验是可以相互学习？当然我们也希望传达，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必须要由两岸相互学习与参与；台湾与大陆不可能不管对方而独自完成现代化的目标。唯有以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相互提携合作，才能够真正为两岸创造和平与发展。

　　（本文原名为〈建立两岸共同体史观(一)：现有史观的问题在哪里？〉为刊载于《中国评论》，2010年11月号，总第1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