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按照研讨会的主题“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我想就当前研究广州十三行的情况和今后如何开展广州十三行研究以及开发提出一些想法。

　　一、广州十三行研究的现状

　　自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立十三行垄断中国海外贸易的广东洋行制度以后，直至1840年的154年以至今天，都有人研究广州十三行，就我所知大约有40多篇（本）论文和专著发表和出版。其中最早者是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枬所着《粤海关志》就专设卷25《行商》对十三商行进行阐述。在清代的南海、番禺、新会等县志书中也有叙述一些行商的事迹。到20世纪初期，外国人有研究十三行者如美国人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于1925-1929年出版，里面均涉及到十三行行商。又如法国人Henri Coraier着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广州洋行商人》，日本人根岸佶着《广东十三洋行》；武藤长藏着《广东十三行图说》；松本忠雄着《广东的行商及夷馆》。中国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直接研究十三行者是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第6代孙梁嘉彬。他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后，就开始研究十三行，并撰写论文《广州十三行行名考》论文，于1932年3月发表在《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当年毕业后，回到广州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任编缉员，继读研究十三行。1934年撰写成《广东十三行考》一书约20多万字。之后他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留学，在和田清教授指导下继续研究，到1937年完成本书，并由国立编馆出版《广东十三行考》专著。这是近人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奠基性著作，成为当时研究广州十三行最高水平的著作。该书出版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纷纷发表书评，1939年，吴晗发表了《评梁嘉彬着<广东十三行考>》（《中国社会经书史集刊》1939年第6卷第1期），1940年德国鲍克莱尔（I·de Beauclair）教授发表书评（美国《太平洋事务（Pacifie Affairs）》1940年3月）称：梁着“几乎全新之成果”。1944年，日本山内嘉代美将梁着翻译为日文由日本日光书院出版发行。梁嘉彬在写作本书的同时，还发表了论文《英法联军之役广东十三商调停战事史料》一文（《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卷第1期）。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彭泽益发表了《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60年代初，梁嘉彬之胞兄梁方仲发表了《关于广州十三行》一文（《广州文史资料选辑》1960年第1期）；1964年法国路易斯·德尔米尼（Louis Dennigny）着《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La chine  Et Loccident  Le commerce A Canton，Paris Au XVIII  Sieele 1719-1833，Paris）第三卷第4章“代理行商”，专论广州十三行。文革后，由于解放思想运动的驱动，不少人比较放心研究十三行，发表论著较多，计有章文钦：《从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清代广东行商伍怡和和家族剖释（上、下）》（《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1984年第4期）；彭泽益：《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刘文澜：《与“十三行”有关的感事诗》（《广东史志》1989年第4期）；黄国声：《十三行行商颜时瑛家世事迹考》（《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国栋：《中国洋行商人的破产，1760—1843》（中央研究院1990年）；章文钦：《十三行商早期首领潘振承》、《十三行商首领伍秉鉴和伍崇曜》（《广州名人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云章：《广东十三行的兴亡与封建制度的关系》（《广东史志》1991年第1期）；陈国栋：《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商人》（《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五）》台北1993年）；李金明：《清代经营海外贸易的行商》（《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Weng Fang Cheong，Hong Merchants of Canton—Chinese Merhants in Sino—western Trade，Richmond：1684—1798，NIAS Curzon Press，1997；蒋祖缘：《清代十三行吸纳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影响》，（《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曾昭璇等：《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蒋祖缘：《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岭南文史》2000年第2期）；黄启臣：《南海商人颜亮洲》；《番禺商人潘启》；《南海商人伍国莹》；《新会商人卢观恒》；《番禺商人梁经国》（均见《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广州十三行行沧桑》（广东地图出版社2001年）、周湘：《广州外洋行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周湘：《清代广州行商倪秉发的事迹》，（《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蔡鸿生：《清代广州行商的世界观——潘有度<西洋杂泳>评说》，（《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黄启臣、梁承邺：《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范岱克：（Paul A· VanDyke），The Canton Trade，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ese Coast，1700-1845（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范岱克：《广州行商颜氏家族》（《文化杂志》2005年第57期）；潘刚儿、黄启臣、陈国栋：《广州十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李国荣主编：《广州十三行：帝国商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吴义雄：《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中华书局2009年）。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一个半世纪以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者不少，特别是我国开放改革以后，更多学者涉足于这领域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用广州十三行这个闻名世界的品牌和它在贸易全球化时代所起的历史作用来衡量，以及与同时代的全国十大商的晋商、徽商相比较，是相当滞后的。具体说来，就是在广东及广州没有形成研究广州十三行的气氛，更没有形成研究广州十三行的队伍和组织，而是处于散兵游勇，东放一枪，西放一枪的状态。所以，广州十三行的研究成果与广州十三行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开发广州十三行，从而为广东和广州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建设广东文化强省服务，本人不揣謭漏，提出如下意见。

　　二、深入研究和开发广州十三行

　　1.解放思想，大力开展广州十三行研究。

　　研究广州十三行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呢？因为研究广州十三行，在中国学者中原来有二种思想顾虑，直到今天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第一，怕研究广州十三行违反马克思主义。因为有相当部分学者是把广州十三行视为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产物，于是怕研究广州十三行有悖于马克思关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1〕的论断。所以，要开展广州十三行研究行，就要突破马克思关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框架和轻视商人历史作用的思想，树立“商兴国兴”的新思想，重新恢复马克思关于商人是革命要素的名义。马克思说：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起点，……他象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2〕

　　有了马克思这个关于商人作用的论断，我们就可以有恃无恐地研究广州十三行了。

　　第二，怕研究广州十三行说是为行商开脱贩卖鸦片的罪责。其实这是不深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结果。如果认真研究广州十三行，就会发现十三行商主要是经营民生商品的正当贸易，兼做鸦片贸易仅一两家行商有此记録。所以我们大可以放心研究广州十三行。

　　2.建设一支研究广州十三行的队伍，开展研究工作。

　　就我所知，在广州和广东地区，真正是潜志专门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者不多。就目前发表论著的学者而言，并不是专门研究广州十三行的专家，而是研究广州海外贸易、粤海关、中外关系、清代历史、广州历史等而兼之涉足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因此，建议利用省市领导批示和批准广州大学建立“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的大好机会，成立一个“广州十三行研究会”，聚扰原来研究和现在有兴趣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者，形成一支研究队伍，并创造良好的条件，使这支队伍比较专门致力于广州十三行的研究工作。同时，建议在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历史系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时，与有关导师联系有意识地指导一些研究生撰写关于广州十三行的毕业论文。这样，经过若干年，逐渐出一批研究广州十三行的成果和出一批研究十三行的青年学者。

　　3.在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建立广州十三行研究资料库，大力收集中外文图书档案等资料。

　　这是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基础工程，梁启超说过：

　　“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得之资料为研究对象。……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种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价值。有价值而留痕者，其丧失之也极易，固必有证据，然后史料之资格备，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没。……故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其搜集资料与选择资料，实最劳而最难。史学成就独晚，职此之由”。〔3〕

　　这就说明，研究广州十三行，要有丰富的确凿史料，不然就无从进行。而广州十三行的史料，除了中文史料之外，还有无数的英文、法文、葡萄牙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日本文等多种外文的图书和档案史料、图片资料和实物资料。因此，除了大力收集中文史料外，还要大力收集大量的外文资料，然后加以互相印证对此，辩伪和选择。要收集外文的资料，除了招聘各种外文人才外，还要向政府申请较多的经费，走出省门和国门，去世界有关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美国、加拿大、日本等清代与广州十三行有密切关系的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去复印和拍摄一大批资料。据我与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卫思韩（Tohn E·Wills）教授及其研究生范岱克（Pauc A·Vandyke）长期交往所知，很多广州十三行的中文档案资料、图片资料都被外国人偷走而流落在欧美国家的图书馆或档案馆。范岱克为研究广州十三行在欧洲各国居住了八年，收集了中国没有的很多中文档案资料，才写成他的博士论文。所以建议“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选派一些外文好的青年教师走出去，先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澳门图书馆、澳门档案馆、澳门博物馆，然后到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档案馆、法国图书馆、瑞典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等收集外文资料和流落在这些国家的中文档案和图片资料。目前，我们可做到的，可组织人力翻译现存广州的一些外国人研究广州十三行的著作着手。如翻译法国人路易斯·德尔米尼（Louis Dennigny）的博士论文《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全书5卷300多万字。此书中国目前有两部，一本是金应熙教授于1980-1981年去墨西哥学院任教时，复印回来，保留在暨南大学历史系资料。我于1984年因写《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文，去看过此书。一本是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升研究员处。他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八年，在巴黎买得此书。前几年，广州荔湾区档案馆曾有组织人力翻译此书的构思，但因估算经费需100万元，未能翻译出版而作罢。现在我建议，广州大学“广州十三研究中心”先组织人力和筹集经费先翻译出版第三卷第四章《代理行商》，供研究利用。

　　在收集到一定数量的史料之后，建议先陆续出版《广州十三行研究资料集》（不定期），以积累研究资料，为研究十三行打下坚定的基础。还可以考虑办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学术性刊物，给研究人员有发表论著的园地和宣传研究广州十三的成果。

　　4.组织力量对广州十三行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这项研究，可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建议组织力量分工研究嘉庆年间（1796-1820）著名十三行巨富商人如同文（孚）行的潘（启）家、广利行的卢（观恒）家、怡和行的伍（秉鉴）家、上成行的叶（上林）家等各行商的演变历史，写出专著出版，在撰写出版各行商演变历史后，然后进一步开展综合性研究，编写一部新颖、巨型的《广州十三行史》专著。要不要和能不能写出一部高水平的《广州十三行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要破除迷信，增强信心和决心。因为史学界曾有过一种一说法，认为广州十三行史，不用写了，再写也超不过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是形而上学的。上面说过，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确实是一部奠基性的着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是广州十三行研究的顶峰著作，还可以进一步深化，进一步研究。本书出版时就不是十全十美的著作，当时极力推荐出版的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主任朱希祖教授在序言中就指出本书不足之处：

　　　“梁君此书，不能分别条考此等重要因果（指行商制度与外国的关系及清政府的关系等，本文作者），而惟平铺直叙，沾沾于行之沿革，及行名、人名等琐碎考证，何足以厌中外人士之望？”〔4〕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在广泛而深入研究广州十三行的基础上，写出比《广东十三行考》更高水平的专著。如果认为我们写不出超过《广东十三行考》的著作了，我们就不用开今天的会了。“顶峰论”是不科学的，历史的事实是，不管是政治、经济、科学研究，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青于蓝胜于胜。如果一代不如一代，社会就会灭亡。历史事实证明，永远是一代超过一代。犹如我们今天理论就胜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发展就超过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时代；以后我们子孙的事业也会超过我们今天。年青的学者应有这种决心和信心。在前辈的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是不对的。但话又说回来，要写出一本比《广东十三行考》好的专著，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定要经过若干年的深入和广泛收集资料，然后进行专题研究，才能考虑写新的广州十三行史，不要现在有笔专款就马上写此书。更不要拿一笔经费请一些不熟悉十三行、也不研究广州十三行的人员撰写。请这种人写，倒是很快完成任务出书，但肯定超不过《广东十三行考》。因为现在青年写书，在网上大段大段切下已发表的专著及论文，根本不去看原着，更不愿坐冷板凳收集新资料，很快就完成了。这种专著的质量和水平是很难保证的。

　　4.组织文艺界的力量编写一出以广州十三行为题材的戏剧，拍摄一至二部电影和电视连续剧。

　　这个工作可以同上述研究广州十三行同时进行。因为戏剧和电影、电视是塑造典型，是形象思维。它不需要等研究工作做到80%以上的程度纔可以动手。而且原来广州话剧团已编演过《十三行商人》话剧，并到北京演出；中央电视台也拍摄过《帝国商行》四集历史纪録电视片，可以在此基础进行创作和编写。通过戏剧和电影、电视可以向全国和世界宣传广州十三行这个品牌。在这方面，我们应借鉴和学习晋商和徽商的创作和宣传。就我所知，现在，以晋商为题材的《乔家大院》电影，以徽商为题材的《徽娘宛心》电影和《太祠堂》电视剧，已在全国放影和向世界发行，大大提高了晋商和徽商的知名度，反过来促进晋商和徽商的深入研究。大家知道，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和徽商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宣传是做得比较好的。我问过研究晋商和徽商的朋友，他们的经验之一，就是说服当地政府重视此商业文化的研究工作为市场经济服务，批准必要人力编制和拨出经常性的经费支持研究人员进行长期研究工作，年复一年，就取得较好的成果。

　　5.建议在文化公园修建一条模拟式的十三行街。

　　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两次发生火烧十三行的缘故，所以今天我们看不到广州十三行的遗存，造成广大群众对闻名世界的广州十三行印象不深。为此建议在广州文化公园内辟出一个地方（最好在原来宋城处）修造一条模拟式的十三行街，按道光十七年（1837）的广州十三行即怡和行、广利行、同孚行、同顺行、天宝行、兴泰行、中和行、顺泰行、仁和行、东兴行、孚泰行、东昌行、安昌行模拟建设，并按当年各行经营特点招商摆设相应的商品，形成一条古典式的十三行商业街，作为供中外人士来广州旅游参观的一个景点，以扩大广州十三行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发挥广州十三行这个历史品牌的作用，为广州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服务。

　　6.建议省、市政府拨出常年经费专款给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作为长期经常研究十三行的经费。

　　研究广州十三行需要一定经费，没有经费是无从进行。更重要的要有常年经费，而且纳入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财政开支，这样才能保证广州十三行研究工作长期开展。经验告诉我们，一次性拨款是不可能维持长期研究工作开展的。现在省、市领导也很重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开发，但多是批准一次性拨款，如研究单位或文化单位写个报告，批准一次拨款几十万，结果是研究单位用完所批的几十万元，再往下研究就没有经费了，研究工作因此停顿下来。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证明，停停打打，断断续续地进行的研究是很难做好的，是很难出成果的。因为一停下来，队伍就涣散了；研究人员的兴趣就冷落了；研究成果就束之高阁了。据我所知，晋商和徽商研究好，就是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安徽省黄山市徽商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山西社会科学院晋商研究中心。这些研究机构，都有常年拨款经费，保证了他们长期对徽商和晋商的研究，从而做出成绩，出了不少好质量的研究论著，值得广东省、市政府领导借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中国历史研究法》，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45-146页，岳麓书社1985年版。

　　〔4〕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原载《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