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镇洪教授新著《南蛮不蛮——论珠江流域史前文化》运用目前已发现的珠江流域的考古资料和国内外考古学、人类学专家研究的成果，论述了珠江流域史前时期的辉煌文化及其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先锋作用。

　　【关键词】珠江流域 史前文化 考古资料 发展

　　Abstract:Professor Zhang Zhenhong new book The Barbarous Sowthis not Barbarous-Prehistoric Culture of the Pearl Rive Valley used the new achievements on archaeology materials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to discuss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around Pearl River.

　　Key words:Pearl river valley  Prehistoric cultur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Development

　　珠江流域是我国七大水系（黄河、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的第三条大河流，它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马雄山东麓，称南盘江；流至开远县折向东流，到望谟县蔗香双江口，与北面而来的贵州北盘江合流后，经沙贝岩层水变红色而称红水河；至广西天峨县接纳格凸河，折向南流经象州县石龙镇与柳江汇合称黔江；东流至桂平市与郁江汇合称浔江；至梧州后流入广东境内称西江；流至四会、三水汇合，经珠江水系注入南海。整个珠江流域流经云南、贵州、广西、越南北部、广东、湖南、江西等省区，全长2214平方公里，流域面积453690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境面积为442100平方公里，越南境面积为11590平方公里）。

　　珠江流域位于五岭以南地区。而岭南地区在历史上曾经一度被称为蛮荒之地曰：“南蛮”，充当贬官之区。唐代韩愈第一次被贬官到广东阳山县，说是到了“天下最穷处”；柳宗元被贬官至湖南永州（今零陵县）和广西柳州，说所见也是一片杉林荒境。那么，珠江流域流经的岭南地区是不是真正的蛮荒之野呢？今年1月由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张镇洪教授的新著《南蛮不蛮——论珠江流域史前文化》一书正面回答了这个历史问题，科学地说不！

　　“岭南地区不是蛮荒之地——南蛮不蛮。”

　　“早在史前时期，岭南地区已经存在丰富的文化，在人类起源、农业和家畜饲养起源、原始宗教和艺术的起源等方面都有过辉煌的成就（张着第3页，前言）。”

　　张教授为了论证“南蛮不蛮”，在本书以五章23节和90个插图共21万字的篇幅，运用目前已发现的珠江流域史前各个时期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和国内外考古学、人类学家研究的成果，说明在远古人类远祖、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珠江流域的辉煌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第一章，张教授运用业已发现的云南元谋人牙齿化石，广东曲江马坝人头骨化石，贵州黔西观音洞文化，盘县大洞文化，广西柳州柳江人文化，来宾麒麟山人，桂林宝积岩文化，柳州白莲洞文化，广东封开罗沙岩文化，峒中岩文化，黄岩洞文化和香港黄地峒文化等丰富的考古成果，证明“珠江流域从直立人至晚期智人一直到现代人各进化环节及其文化的系统演化关系清晰地反映出来”；“是具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它是支持我国人种起源于南方的有力证据”（张着第5、29页，以下只注页数）。

　　第二章，张教授运用已发现的广西百色旧石器文化，贵州北盘江水城人文化，广东北江河畔马坝人文化，以及罗定下山儿洞遗址、封开渔涝河畔峒中岩遗址和罗沙岩遗址、北江河畔宝晶岩石器遗址、南流江蟠龙洞人遗址、广西百色右江大梅遗址、那赖遗址等考古成果，论证“珠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一样的发达”（第85页）。

　　第三章，张教授运用已发现的广西武鸣县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遗址、桂林甑皮岩遗址、柳州大龙潭鲤鱼咀遗址；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英德青塘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等考古成果，证明“珠江流域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发展到中石器时代如此之辉煌，这是与人种的分化分不开的，……”（第114页）。

　　第四章，张教授运用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柳州白莲洞遗址；广东英德云岭镇牛栏洞遗址、阳春独石仔遗址、封开黄岩洞遗址、曲江县石峡遗址和南海县官山镇西樵山遗址等考古成果，证明“珠江流域的文化历史，发展到新石器时代，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第165页）；特别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是相当繁荣，这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民族群体、人类生活状态、经济发展程度均可反映出来”（第196页）。同时，以贵州普定洞、六盘水桃花洞，广西柳州白莲洞、大龙潭鲤鱼咀、桂林庙岩、甑皮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英德青塘洞等考古成果，证明“农业稻作起源在整个珠江流域可能带有普遍意义，如果加上在这片广阔地区内，野生稻的存在也相当普遍，可以说农业稻作起源的几率是很大的”（第126页）。

　　第五章，张教授在前面四章论证的基础上，最后作出全书的总结论，高度评价珠江流域史前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先锋作用，他说：

　　“珠江流域地区，包括整个岭南地区，……都是人类摇篮地向东亚、东南亚以至北亚（特别是中更新世以来）地区辐射的中转站和桥梁地带，早期智人马坝人和晚期智人柳江人化石的发现就是一个有力证明，特别是经分子生物学DNA的研究结果，证明大约距今4万年前，在广东一带形成了古越族先民的起源（中心），然后按三个不同方向：东北方向（沿东江及东海走廊）、西北方向（沿北江经潇贺古道）、东南方向（沿西江和湄公河）辐射到江浙一带，再往西经江西、湖南到达汉水流域，西北方向经潇贺古道到湘西过四川到西北，南面通过中印半岛到达澳大利亚，这几批古越族的先民在辐射过程中，到达新的地区后，在与当地土著居民的不断交流过程中形成当今生活在这片地方的各个民族。甚至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黄河下游、汉水流域的人类头骨特征与华南地区（具体指古越族）的人类头骨特征对比研究，证明由南向北迁徙，到达并繁衍于黄河流域，以至整个华北，并在新石器时代时期，和北亚的先民相遇、混杂交流，形成我国古代的华夏、东夷等民族。华夏和东夷等民族往东北亚辐射，就成了当今东北亚各兄弟民族的先民了。因此，这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人种起源于南方”（第231-232页）。

　　“珠江流域自有人类出现约200多万年算起，其文化一直都是很兴旺，而且在造就现代的中国人上，起到决定性作用。加上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都很优越，所以社会形态的变迁，生产类型的转变，农业的起源、家畜饲养的起源，原始宗教和艺术的起源，原始制陶业的开始，民族的分化都走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前面。”（第23页）。

　　“珠江文化在史前时期，对光辉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更不能用一个简单的‘蛮’字所代替”（第236页）。

　　我认为，张教授对珠江流域史前文化辉煌成就的总结论言之有据，据必足征，是十分扎实的。就我所知，对珠江流域史前文化作如此全面系统的论证，张教授是第一人。

　　张教授新著虽然是阐述珠江流域史前文化的辉煌成就，但他在本书亦伏笔指出：

　　“珠江流域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都是起着先锋作用，这正是文化沉淀深厚的表现“（第3页，前言）。

　　尽管张教授在本书未遑进行论述，但伏笔指点出来，也是独具慧眼的。对于张教授这一伏笔观点，我想在此作些说明，从而进一步证明他的“南蛮不蛮”的正确性。

　　大家知道，珠江流域文化属于水文化。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珠江流域流经广东珠江，最后注入南海，所以珠江流域文化应属海洋文化。按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可分为中原农耕文化区，长城以北及西北游牧文化区和东南沿海海洋文化区。大量史料记载证明，东南沿海的吴越、闽台和岭南三个区域中，海洋文化发育较早的是岭南地区，所以地处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海洋文化的代表。考古成果和文献资料表明，在中原汉族移民进入岭南地区之前，这里的土著古越族先民已乘舟穿梭于南海以至南太平洋沿岸捕鱼为生。秦始皇统一岭南和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珠江流域地区居民全盘接受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化。之后，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遣黄门译长携带黄金和杂缯（丝绸）等货物，从广东的徐闻、广西的合浦出海，到都元国（今越南境）、邑卢没国（今泰国境）、谌离国（今泰国境）、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境）、黄支国（今印度）、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等国贸易，换回明珠、壁琉璃、奇石等海外奇珍，拉开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序幕。以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朝代，以广东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构成年代最久、航线最多最长的贸易全球化的格局，而广州则成为自唐代以后至清代前期国际贸易的中心市场，和明清海禁时期唯一开放合法对海外通商的港口，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全中国各个省的商人都荟萃到广州做生意。从此，珠江流域的民众又接受了随海外贸易相伴而来的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东南亚文化、非洲文化、欧洲文化和美洲文化，直至近、现代，历2000年之久而不衰。这么一来，珠江流域文化就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结合而超越和影响中华民族文化的先进文化，涌现出岭南文化的哲圣广东人惠能、诗圣张九龄、文圣梁启超等文化名人。其中慧能成为佛教的大师和领袖，与孔子、老子成被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的“东方文化三大圣人”。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以后，无论在物质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文化和制度文化等方面，都跑在全国各省的前面。我们姑且以制度文化为例，则可以得到证明。明清以来，接受前述外国先进制度文化的珠江流域的一批精英，以寻求改变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心态和爱国情怀，合理调适自己的社会位置，吸取欧美国家制度文化的先进因素，提出创建新式制度文化的主张并付诸行动，以代替中国封建制度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深受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士、高明县人梁发所着《劝世良言》和该教《圣经》的影响，创立拜上帝会，进而于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率众北上湖南、湖北，经长沙南下，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虽然最后遭到清朝政府镇压而失败了。但它毕竟是震撼了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到了清末，广东人王韬、郑观应提出“君民共主”的国家政治制度主张；康有为、梁启超抨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改良主张；以至香山人（今中山、珠海市）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龢民生主义思想，发动辛亥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达到了近代珠江流域文化（也是中国近代文化）的高峰。据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评说，震撼和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是珠江流域海洋文化培育出来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这就是珠江流域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贡献和先锋作用。直至1926年，郭沫若先生在发表《我来广东的志愿》演讲时，还说：

　　“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确实如此。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的精英鲁迅、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张治中、顾颉刚、冯友兰和大批革命青年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杨志成、宋时轮、陈伯钧、周士第、郭天民、左权、许光达、陈奇涵、张宗逊、萧克、陈士榘、唐天际、莫文骅等，纷纷从全国各地南下到珠江流域重地的广东广州和广西百色，与广东、广西的精英孙中山、廖仲凯、许崇智、叶剑英、张云逸、韦拔群等共同从事教育和革命，原因就是当时的珠江流域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据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事实也证明张镇洪教授在本书所作“岭南地区不是蛮荒之地——南蛮不蛮”的断言，无疑是科学的和正确的论断。

　　（原载《岭南考古研究》（9），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