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文化以操广州话（白话、广东话、广府话）地区为其存在空间形成，构成广府文化地图，据有西江地区（含桂东）和珠江三角洲，占岭南地区一大部分，居岭南四大民系（广府、客家、潮汕、琼雷）人数和地域之首。然而广府文化占地分布格局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产物，经历了首为东西交融、继为南北汇聚的文化对撞和融合过程，最后两者紧密结合、积淀，最终形成广府文化地图。

　　一、秦汉到南北朝：文化东西交流奠定广府文化基础

　　东西文化交融是广府文化形成一个最重要因素，主要发生在秦汉到南北朝时期，与秦汉进军岭南，中原移民入居，西江地区开发，和岭南交通大格局分布有不可分割联系。

　　秦汉以降，岭南地区先后建立起封建制度，区域开发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西江大小支流，成为秦汉进军岭南主要通道，原以土著文化为主体的西江文化得以大规模地与外来文化碰撞、整合，发展成为以南越、瓯越文化为本底，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区域文化。西江文化发展的这个过程比岭南其他地域文化完成要早，这在其文化特质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在物质文化方面，秦汉时，西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地形图”上，在今广东境内，标出“桂阳”(连县)和“封中”两个地名，后者即今贺江流域，说明该地区最早为岭北所熟知，区域开发自然在其他地区之上。如广西梧州地区汉代考古发掘所获种种冥器就有大量各式农业用具、粮仓等。特别是所铸铜质粮仓非常精美，显示汉代苍梧郡是个重要产粮区，稻作文化很发达。岭南方言中有不少以“那”为起首地名，其意为越语水田，这类地名在西江地区至今仍有保留，例如高要有那落、新兴有那康等，即为这种稻作文化留下的吉光片羽。稻作文化也带动园艺文化发展，梧州鹤山东汉墓出土的铜盘中盛有柑橙类果核。汉苍梧郡有个被誉为“巨孝”的人丁密，他“非已耕种菜果不食”，“非家织布不衣”，想见园艺业已很普遍，故到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特别指出：“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荔枝从野生到人工培育、引种至田园，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进步。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进步也带动家庭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梧州富民坊有西汉烧窑遗址，旺步东汉墓出土铜碗，工艺精湛，碗底还刻有“章和三年（89）正月十日钱千二百”字样，不但是手工业，也是商业与货币经济兴旺一种佐证。而这时岭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以物易物阶段，由此亦见西江地区经济发展在其他地区之上，也是西汉文化率先发展一个标志。

　　在教育文化方面，西江地区是岭南兴学最早地区之一。西汉以降，苍梧郡治即成为一个教育文化中心。办学的多为南下士人，是为私学。一些饱学之士，即在其中任教，讲授儒家经典，从游者数百甚至上千人。如汉末北海人刘熙，建安中期“荐辟不就，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汉末三国初名臣虞翻，《三国志·虞翻传》记其罪放在“岭南十余年，……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他经常往来于南海、苍梧等郡，兴教办学，为岭南文化教育事业建功不小。在大部分地区仍很蛮荒的古代岭南，苍梧郡能出现一片琅琅书声，就是中原文化在当地传播、生根的结果。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盛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文化面貌。中山大学张荣芳教授等人，根据诸史记载，对汉代苍梧郡人才作了分类阐述。他们可分为行孝之士、忠烈之士、政治人才、军事人才和学术人才，凡五类。他们或以忠孝节义闻名，或以政绩昭着见称，或以武功定国安邦，或以学术立言传世，都在各自领域里有所建树。这种人才鼎盛局面，是文化教育发展成果，但离不开当地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繁荣的经济基础。

　　在学术文化方面，由于苍梧郡教育兴盛，人才荟萃，自带来学术繁荣，那些由于不同原因聚集苍梧的各类人士，除了教授生徒，则或相互争鸣，各不相让，把问题引向深入；或著书立说，一时形成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对宣传儒家礼制文化，移风易俗，改变当地“不知礼则”、“不懂典训”局面功不可没。据诸史统计两汉南下苍梧及当地学者撰写的学术论著不下21种。比较重要的有陈钦《陈氏春秋》、陈元《左氏同异》、士燮《春秋经注》、虞翻《论语注》等。尤以陈钦、陈元父子影响最大，成为左氏春秋学在岭南重要学派，在汉代全国学术论坛上占有重要一席地，也是西江文化的特殊光荣。故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总结汉代岭南学术文化论著中，高度评价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民族学家徐松石先生说：“岭南经学，实以二陈（即陈钦、陈元）为始”。唯其如此，西江文化得以成为一种时代先进地域文化，跻进全国文化先进地区之列。

　　六朝时期，岭南社会相对安定，未受外来势力较大冲击，西江文化仍能保持过去先进地位。明天启《封川县志》说，封川“地灵人杰，汉唐之间，明经高第独步其先，是为名邑也”。

　　这样，秦汉到南北朝，以广信和广州为两个端点的西江文化，实际上代表了广府文化未形成以前岭南文化发展的主流，而广信作为西江文化中心，积累文化势能不断向东辐射，扺达广州。这条以西江为轴线文化走廊，具有鲜明的东西走向，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二、唐宋五岭南北交通改善为文化交流铺平道路

　　唐代以后，张九龄开大庾岭道，沟通了岭南与长江流域和中原北方的交通，加之中国经济重心自唐中叶以后开始南移，中原北方移民多取道大运河南下，经赣江过大庾岭道下岭南，故南北文化交流地位远胜于唐以前东西方向交流，由此形成以北江为交通轴线，也同时是一条文化交流轴线，开始建立广府文化南北空间格局。

　　五岭最东大庾岭，海拔1000m左右，高兀险峻，虽然有些隘口可通，但毕竟是羊肠小径，车不容轨，依靠人力，运量极其有限，不能满足唐代以来广州作为国际性贸易港市对南北货流的要求。开凿大庾岭道成为一个时代需求，也是五岭南北区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开元四年（716年）曲江人左拾遗张九龄奉请修治大庾岭道，获唐玄宗见准。张九龄亲自主持此项工程，很快修成一条长45km、宽2-4m，以青石块和鹅卵石铺成的大道，以及馆驿、凉亭等附属设施。这条大道北接江西大余，南扺广东南雄，凿成后，很快成为南北往来通衢大道，“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道，高深为之失险，转输以之化劳;”“鐻耳贯胸之类，殊琛絶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宁与夫越棠白雉之时，尉佗翠鸟之献，语重九译，数上千奴，若斯而已哉!一隅何幸，二者尽就”。不仅中国商人、旅客，身穿奇装异服的外国人也混杂其间，与赵佗时代已有很大改变，乃岭南之幸。这条大道顺赣江经虔州、洪州、江州、扬州，沿大运河历汴州、宋州扺达东都洛阳，可至西京长安，经过珠江、长江、黄河流域，把三者联成一体。唐代，除大庾岭道外，联结五岭南北的还有另外三条交通线。一是从广州溯北江到韶州，沿武水经乐昌北上即骑田岭道，经湖南郴州、衡州（衡阳）、潭州（长沙）、岳州（岳阳）、江陵、襄州（襄樊）、邓州、蓝关（今陕西商州西北）至长安，为广州至长安里程最短一线。二是从广州北上，仍溯北江至英德连江口折人连江（湟水），经阳山、连州，仍过骑田岭，接前道，走荆襄至都长安。三是桂州道，通过灵渠，保持桂林与湘南交通，溯湘江北上，与前述两道汇合，但作用已大不如秦汉时代。

　　大庾岭道至长安全长3200km，而骑田岭道全长2245km，两路均需走2个月左右。大庾岭道虽较长，但经唐代最大商业城市扬州，且可走大运河，故为岭南商人首选。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指出:“广州、洪州数处胡人最多，大概皆以营商而来。……广州者，海舶登岸之处也。洪州过路之处也。唐时，广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扬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岭，再沿赣江而下，顺长江而至扬州也。……长安为唐之都城，亦奔名逐利者之所趋也。五岭交通重心东移，使广东与江西关系进一步加强。张氏指出，广州和有东南都会之称洪州（南昌）为这条线上胡人最多城市。交通兴盛必然带来商业繁华，诗人杜牧评洪州“连巴控越知何有，珠翠沉檀处处堆”，作为一个交通商贸中心，中外商品云集，文化交流必然应运而生，这是毫无疑义的。

　　宋代定都开封和杭州，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与广州联系更为密切。大庾岭道地位也继续上升。北宋名相余靖在韶州《望京楼记》中说:“汉唐之西都也（指建都在位置偏西的长安），由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今（北宋）天子之都大梁（开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浈水最便”。为进一步发挥大庾岭道作用，宋代对大庾岭作了修治。曾任广东转运使蔡抗和任职江西的蔡挺兄弟曾“相与协议，以砖甃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絶，红梅夹道，行者忘劳”。当地人还发明一种适于山坡使用的独轮车，以提高运输能力，大庾岭道由此显得日益繁忙。余靖在《武溪集·浈水馆记》中说:“自京都沿汴絶淮，由堰道入漕渠，沂大江，度梅岭，下贞（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贞水者十七八焉”。即水路居全程主要方式，浈水这条路为北上交通主干线。相比之下，武水水急滩多，险恶状况无多少改变，商旅少有问津而以货运为主。宋政府还在北江英德县境浈阳峡修筑栈道，改善北江交通。志称“荣湮为广东转运使，广有板步古河路絶险。林箐瘴毒。湮开贞阳峡至恍口（连江口）古径，作栈道七十间，扺清远，趋广州，遂为夷途”。这样，由广州北上道路畅通无阻直扺汴京（开封）。

　　三、唐宋大量移民自北向南入居，最终形成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

　　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又有大量灾民流落岭南。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分布广，对岭南各民系形成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后期今广东（含海南）户口中，主户占61%，客户占39%，广西主户占67%，客户占33%。而据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北宋初广东客户仅占13%，广西占34.6%。显见宋代岭南户口增加主要是岭外人口南迁。

　　显然可见，外来人口超过当地人口的地区主要在珠江三角洲、西江和漠阳江流域，它们成为广府系地区的主体；而梅州和惠州也属客户超过当地人口地区，奠定了它们成为客家系地区的人口基础。

　　大量历史文献、族谱、家乘等记载了宋代这两次人口迁移。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载，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下珠玑巷集体逃亡首批“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乃结筏顺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贵等二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迫南雄，众避兵燹，仓惶登程”。据该书统计，主要定居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这些移民共有73姓165族。而据曾昭璇教授考证有141姓，遍布28个县市668个乡镇，其中南海76姓，顺德53姓，广州28姓，花县5姓，从化6姓，中山67姓，珠海10姓，新会92姓，江门8姓，台山20姓，开平32姓，恩平7姓，鹤山57姓，番禺24姓，东莞78姓，增城55姓，龙门10姓，宝安6姓，深圳1姓，博罗11姓，惠阳2姓。这虽然不可能包括移民的全部，但反映宋代移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布概貌。

　　宋代从南方迁来移民比北方多，更容易适应岭南地理环境，其中粤北主要指南雄，事实上这些迁民在南雄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再度南迁，最终多以珠江三角洲为归宿。

　　唐宋时代，五岭南交通和人口迁移占主要地位，文化交流也呈同样态势。这一是广府话在唐代基本定型，宋代更趋成熟；二是人才分布格局发生很大改变，在宋代广东993个各类科举人物中，粤北占21%，粤中占34%，西江地区占16%，南北轴为55%，凸现了粤北与珠三角人才优势地位，这自是南北文化汇聚结果。

　　四、小结

　　综上所述，从岭南开发历史时空视角观察，历史早期，基本上是灵渠—湘桂走廊交通作用，岭南文化中心在两广交界广信即今梧州、封开一带，人口迁移以西江为主，岭南文化也以西江为主轴，教育、人才等沿线分布，为广府文化之刍型；但唐代以后，五岭交通线东移，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变迁，使以北江为主南北交通地位上升，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也转到北江沿线，南雄、韶州、英州、清远、广州等城市相继而起，成为各级文化中心，南北交通线，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轴线。它与西江文化轴线在珠三角地区汇聚，形成宋元时代珠三角人文荟萃局面，带动唐宋时代业已形成广府文化发展，并为明清广府文化成为岭南历史文化地图的主流奠定强大历史基础。

　　（许桂灵，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广东广府学会顾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