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我们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决定与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合作，一是共建“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一是在联谊会中设立“广东广府学专业委员会”（简称“广东广府学会”），前者已经广东省侨联正式批准、广东省民政厅登记，后者也经理事会通过，今天举行成立大会，同时举行广府文化学术研讨会，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光临和支持。

　　珠江文化研究会与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合作办这两件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学术基础的。早在1992年秋我被聘任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开始，我们一班珠江文化学者，即先后到南雄珠玑巷和封开县考察，找到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源头。1995年霍英东、黎子流倡导成立的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就是在我们考察时，发现珠玑巷的中原移民后裔文化和寻根文化的基础上成立的。此后我们陆续从南雄珠玑巷挖掘和提出：中华姓氏文化、古道文化、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文化，以及相关的江门良溪“后珠玑巷”文化、东莞凤岗“客家第一珠玑巷”文化等，在我们编写的大型史着《中国珠江文化史》中，珠玑巷文化占有重要一页，幷且被列入首批20个“珠江文化星座”之一。简直可以说，从1992年至现在2012年的20年来，我们的珠江文化工程，一直是以广府文化研究为主线、以珠玑巷文化为重心而进行的，所以，我们的合作有深厚的文化和学术基础的。

　　正因为20年来我们一直以广府文化为主线而进行珠江文化工程，所以我们的学术成果，也主要反映在广府文化的研究开发上。由此，我想借广府学会成立的机会，将我们对广府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梳理，又同时对广府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一次梳理，将两者结合进行，是颇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发现和提出的五座广府文化里程碑，恰恰正是广府文化五个历史时期的象征和标志。

　　第一座里程碑：“广府首府”为标志的汉代开端发祥时期

　　明末清初的著名广东学者屈大均，在他的代表作《广东新语》中指出：“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之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这段话，精确地指明瞭广府文化是“始然于汉”，即从汉代开端发祥。那么，是在哪里“始然”的呢？以什么为“始然”的依据和标志呢？我们珠江文化学者就从寻找“广”在哪里开始，找到了“广府首府”为第一座里程碑标志。

　　1993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正式成立参事文教组，着意为政府提供文化谘询的同时，研究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1996年3月，在时任封开县委书记徐少华同志邀请下，到封开、梧州考察，发现这里即是“广”的所在。源于汉武帝于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岭南时，从圣旨“初开粤地，广布恩信”中取出“广信”二字，为当时管辖岭南九郡的“交趾部”（后称交州）首府所在地的县名——广信县，即现在封开（含梧州），故而有“广信首府”之称，简称“广府”。此乃“广府”一词之由来，也即是“广信文化”概念之缘起。因为自汉武帝至三国东吴（即从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64年）持续375年，将近四百年都是以“广信”为首府州治，东吴永安七年才以“广信”为界，分设交州和广州；后到宋代，又是以“广信”为界，分设广东、广西。可见“广”，是指“广信”、“广信首府”、“广府”。广府文化的开端发祥，是为期近四百年形成的“广信文化”，即以“广府首府”为里程碑而标志的历史时期。这是广府文化发展史的第一时期。

　　这个历史时期的广府文化，从1996年到2011年，我们以“四部曲”的进程（即：1996年对封开——岭南文化古都的发现和论证、2004年对封开——广府文化发祥地的定位和论证、2006年对封开——广信文化形态的提出和论证、2011年对封开——古广府首府的再次定位和论证），进行了步步深入的论证。概括而言，这个历史时期的广信文化是开端发祥期，其文化特点也是开端发祥的特质与形态。

　　这是由于岭南原是百越族捿身之地，有其本土文化。自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统一岭南以后，中原文化进入岭南，与本土百越族文化从对撞到“杂处”，并有开始结合之势。但由于赵佗带领的南下势力比较单薄（50万大军）、时间不算长（93年），还未融合而构成为一种特定文化形态。自汉武帝两路大军南下，汇于“广信”，开始新的州治，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百废俱兴，吸引了战乱频仍的中原人大量南下，更促使中原汉文化为主导的与本土百越族文化的结合与交融，且持续四个世纪之久，自然形成为一种既有两种文化元素而又与原本文化不同的新形文化。这样，在其形成初期，以开端发祥为其特质与形态是必然的。

　　从这个时期的代表性文化中都可看到这些特色。如：被屈大均称为“粤人文之大宗”的陈钦，原是中原至广信的移民，他与儿子陈元共创“古文经学派”，既是中原儒家文化在岭南之延续，又是广府文化具有汉儒文化元素之启端。之后士燮兄弟承继经学派，更显出广府文化之发祥。广信牟子《理惑篇》以儒家询问方式宣讲佛学，是中国首部佛学著作，既是中国佛学启端，又有广信文化兼融性的色彩；尤其是粤语，是古汉语与百越语结合的产物，珠江文化学者叶国泉、罗康宁发现其源头在广信，是研究广信文化的巨大贡献，因为粤语即广州话，原名广府语，即广信首府语之谓也。讲广府语者属广府民系，广府语流行区为广府文化区，讲粤语者为广府人。粤语之源在广信，广府人文之源也在广信。

　　第二座里程碑：“珠玑巷”为标志的唐宋开拓进取时期

　　屈大均说广东文化“炽于唐于宋”。“炽”，热也，即进入“热点”时期。就广府文化而言，在这时期的“热点”表现，主要是“移民热”而展现的开拓进取精神。“珠玑巷”文化实质是移民文化。“珠玑巷”本身，是移民的产物，是移民开拓进取精神的产物，也即是这个历史时期的里程碑和标志。因为这种精神，一直主导着唐宋两朝近五百年的广府文化发展历程。

　　唐代贤相张九龄开凿大庾岭梅关古道，是这个时期的启端，也是这种精神的始现和发展条件。因为这条古道的开凿，本身就是杰出的开拓进取行为，而这条古代的“高速公路”，沟通了中原与岭南的往来，为中原大批移民南下提供了交通条件，从而在中原连年战火纷飞的历史背景下，唐宋两朝先后有三批百万南下移民，从梅关古道经珠玑巷转移岭南各地，而且零散移民一直络绎不絶。这个历史时期的移民潮，与广信时期的移民有很大不同，广信移民的来源除军队外多是零散迁移，南下后多分布在粤桂一带，而梅关珠玑巷移民多是成批姓氏族群迁移，而且大多是分布在珠江三角州一带。因此，造成了在广信时期之后，以梅关珠玑巷为祖地，又产生了一支广府民系，或者说因有此新的血液，而将广信时期形成的广府文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面貌，将广府文化推向第二历史时期。

　　“珠玑巷”标志的这种开拓进取精神，突出表现在南下移民带来岭南的中华姓氏文化。这是岭南本土所无的。秦始皇南下大军和汉代广信时期已有迁入，但未完全普及。唐宋期间，从珠玑巷南迁姓氏达156姓之多。尤其是南宋时，以罗贵为首的36姓氏族群南迁至江门良溪，之后又分散珠江三角洲各地，对开发珠江三角洲起到重大作用。现在各地的姓氏祠堂，就是这种姓氏文化南迁的产物和实证，也是“珠玑巷”文化普及岭南各地的实证，也是广府文化开拓进取精神的产物和实证。我们先后从珠玑巷和番禺考察和提出开发中华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课题，从江门良溪发现和论证“后珠玑巷”文化，就是对广府文化开拓进取精神的持续发现和研究成果。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说：“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梁启超，1923年在北京清华及高师两校演讲《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其中对珠玑巷多有叙述：“广东在汉称南越，其土著盖杂摆夷。当在六朝时，冼氏以巨阀霸粤垂二百年，冼摆夷着姓也。……今粤人亦无自承为土著者。各家族谱，什九皆言来自宋时，而其始迁祖皆居南雄珠玑巷。究含有何种神话，举粤人竟无知者。要之，广东之中华民族，为诸夏与摆夷混血，始尚无疑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刘正刚教授在《晚清侨乡的珠玑巷认同》一文中，对梁启超这说法解读说：其意思是指“广东人是汉族（诸夏）和非汉族（夷）混血的结果，但标榜为中华民族的广东人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土著，各家编纂的族谱多主张始迁祖在南雄珠玑巷。广东人之所以不承认是土著的原因，在于土著等于非汉族（摆夷）的观念盛行，如果承认是土著，就会担心被视为非汉家系。”这些说法，说明珠玑巷文化的移民及其与本土百越族融合性质，更证实广府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所在。

　　从张九龄的《开凿大庾岭路序》中，我们发现这条路还具有对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功能，经实地考察和历史验证，其作用确实如此。这项文化遗产，其性质和功能，也是“珠玑巷”文化开拓进取精神的结晶和载体。其经济上的对接通道作用不必细说，其移民功能、尤其是向海外的移民功能更突出而影响巨大。上述罗贵率领的南下族群就是沿着这条对接通道，经几代人的努力而向海外移民的。江门五邑一带华侨特多，称“中国侨都”、“世界侨乡”，就是实证。侨乡文化正是广府文化一大特色。这也是珠玑巷文化开拓进取精神的实证和体现。

　　从唐宋时期的名人文化看来，都是充满和贯串着开拓进取精神的。以开凿大庾岭而名声大振的唐代贤相张九龄，政绩的特色是开拓进取；他还是初唐诗坛清淡派领袖，是岭南第一诗人，被称珠江文化古代诗圣，即使是客家人，也充满广府文化色彩和开拓进取精神。六祖惠能也同样如此，虽然佛教禅宗不同民系文化范畴，但从哲学思想而言，惠能的“顿悟”禅学，也是与广府文化开拓进取精神异曲同工的。宋代岭南诗人兼外交家余靖，是中国首部海洋学著作《海潮图序》的作者，其内容和影响都是开拓进取的。这些代表性的文化现象都说明唐宋时期广府文化的历史和精神特色，是开拓进取。

　　第三座里程碑：“两广总督府”与广州“十三行”为标志的明清兴旺发达时期

　　屈大均说广东文化发展，到明代才有“照四方”之势，可谓具有兴旺发达的精神和色彩。其实，从明代到清代、直至鸦片战争前也当如此，为期也有四百余年。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时间跨度最长、文化作用最大、文化内涵最广的载体，是“两广总督府”和广州“十三行”，所以将襾者共列为广府文化第三座里程碑，并标志明清时期的兴旺发达的文化特质与形态。

　　“两广总督府”始设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清代干隆十一年（1746年）撤销，共达300年之久。这期间，总督府先后设于梧州、肇庆、广州，开始是为平定瑶乱的军事功能，后为中央派驻的一级政权，统管两广内外事务，包括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事务。这些政府职能，使得其在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首先是在两广地域的一体化和平乱稳定，进一步促使了中原移民与本土百越族后裔的融合，巩固和扩大了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的地域范围，这是广府文化兴旺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以陈瑞、王拌为代表的官员，批准和支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从肇庆开始输入西方现代文明，以“西学东渐”之风，使中国揭开了接受西方海洋文明的新史页，也促使广府文化最早接受西方海洋文明因素，并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广州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头堡，成为广府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中转站。所以，“两广总督府”具有这个历史时期广府文化里程碑的标志意义。

　　如果说“两广总督府”主要在政府职能上发挥其兴旺发迏广府文化的作用，那么，广州“十三行”则可以说是从对外商贸上发挥了兴旺发达广府文化的功能。“十三行”是明清两朝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既有与外国做进出口生意的商家性质，又有海关的职能。开始由13个行商（洋商）组成而得名，此后有增有减而名不变。自明代嘉靖年间始办，至清代同治年间鸦片战争结束，持续300余年之久。尤其是在干隆年间，清朝规定全国仅广州“一口通商”，更使十三行兴旺发达，使其代表的粤商成为全国六大商帮（粤、晋、徽、浙、苏、闽）之首。是商业集团，又是金融集团，代表人物文化素质高，亦商亦儒，多是经济产业投资，亦有文化投资，有国内投资，亦有国际投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十三行在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设有商务代办机构或侨民会馆，如：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毛里求斯、菲律宾、美国、泰国、加拿大、秘鲁、古巴等；有往来关系的国家更多，如：缅甸、柬埔寨、澳大利亚、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等；十三行与这些国家不仅商贸往来，且有文化往来；尤其是华侨会馆，更是广府文化的海外驿站，是使广府文化“照四方”的中转站。这些都是十三行具有明清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依据和标志所在。

　　明清时期广府文化的兴旺发达，还突出体现在学术文化上。明代陈白沙创立的“江门学派”、湛若水创立的“甘泉学派”，天然、淡归创立的“海云学派”等，尤其是屈大均以《广东新语》等著作，创立了“粤学”，为广府文化奠下了理论基础，是广府文化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第四座里程碑：“虎门销烟”与《三家巷》为标志的近现当代对撞兼容时期

　　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的壮举，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序幕，也揭开了广府文化的近代史页。从文化学而言，百年近代的广府文化形态，是对撞兼容；将近百年的现当代广府文化，虽然内涵与近代不同，但形态也大致如此，故而并为一个历史时期论述；其里程碑标志，也并列两个为一座：近代为“虎门销烟”，因为这伟大历史事件影照近代中国百年史；现当代则推欧阳山的著名小说《三家巷》，理由是：这部长篇从广府文化缩影了从1911年至1949年中国现代史，也缩影了广府文化半世纪；同时，又因为这是凝现广府文化的鸿篇巨制，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当代时期，多年成为文坛和文化论争的焦点，也可谓30余年时代风云的缩影，所以亦可以其为广府文化在当代时期的里程碑标志。

　　广府民系和广府文化主要地带，在南中国海边陲，西方海洋文化，无论“武攻”或是“文进”，皆由此登陆，首当其冲，得风之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差异甚大，又因长期闭关政策与西方更是隔阂。因而两种文化相会，必然严重对撞。自虎门销毁而开始鸦片战争以后，百年近代史，皆可说是中西文化对撞史，又可说是兼容史，即对撞中兼容，又兼容中对撞，反复交错，持续不断。处于“海浪”之尖的广府文化，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其代表性的思潮与人物往住都是得世界之先、领全国之先，而其代表思想文化的特质与形态，也都是对撞兼容的，俗话说是“中西合璧、亦中亦西”的，但却是领潮争先的。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是中华近代优秀文化，也是近代广府文化对撞兼容的样板和精华。

　　广府文化在现代时期的对撞与兼容对象较多，包括西方文化和东方日本文化，以及来自北方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在当代时期，则主要是苏联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民系文化、民族文化。虽然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时期，国家的性质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就广府文化而言，它在发展中与其他文化的对撞兼容方式，则是大同小异的，而且是有一贯性和继承性的。

　　欧阳山和他的代表作《三家巷》就是典型实例。欧阳山可说是现代和当代广府文化代表作家，他自幼在广州长大，读书，从事文艺活动。20世纪20年代，他是以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玫瑰残了》步入文坛的；30年代上半期，他在广州倡导“粤语文学”；30年代下半期，他在上海主张“欧化”的革命文学；40年代初他在重庆提倡抗日大众文化和“新现实主义”；40年代下半期，他在延安转为“新写作作风”的解放区文艺。他在现代时期的这些创作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在他身上的广府文化先后与西方现代文化、欧化文化、革命文化、解放区文化从对撞到兼容的过程。建国后的当代时期，他仍在持续这过程，而且做得更充分更彻底，他不仅提出了明确的“古今中外法、南东西北调”的创作主张，而且创作了体现其主张和独特风格的巨著《三家巷》（即《一代风流》五卷）。

　　《三家巷》的内容和影响，也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和当代广府文化的对撞兼容特色。小说所写广州一条小巷中的周、陈、何三家三代人在现代三十年的纠角，有家庭、亲戚、邻里、同学、恋爱、情人、朋友、恩怨等联结关系，又有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感情等的对立冲突；这些纠葛，既发生在日常生活环境和风俗节庆中，又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政治军事冲突的时代斗争中，主人公周炳及其他主要人物的广府文化素质，都在小说的全部情节中展现，与其他文化元素的对撞兼容也都同时展现，既展现了每个广府人的个性和典型性，又展示了广府文化在日常生活与时代斗争中的形态与发展。当代数十年围遶《三家巷》论争的性质，在政治斗争、文艺斗争的背后，还有着文化上的对立冲突，都内藴着广府文化的对撞兼容的特质与形态。

　　以欧阳山为代表的广东作家群（或称岭南文派），从群体到个体都体现这种文化对撞兼容的特质与形态。广府人陈残云、吴有恒、黄谷柳，与潮汕人秦牧、客家人杜埃，各属不同民系，但岭南文化素质相同；各人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各异，但文化的对撞兼容的特质形态相同。如：陈残云在现代时期以《中国诗坛》和电影《珠江泪》震动文坛，当代时期则以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和电影《南海潮》成为珠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以散文《珠江岸边》体现广府文化，又以《热带惊涛録》反映海外华侨文化。吴有恒以《山乡风云》三部写岭南的山和海；黄谷柳以《虾球传》三部写珠江的疍家习俗。秦牧以散文《花城》写透广府之美，又以《黄金海岸》、《愤怒的海》写遍海外风云。杜埃以散文《乡情曲》、《花尾渡》并现客家与广府风情，又以《风雨太平洋》三部尽现海洋风雨。而且，这些作家都是贯串在现代和当代文坛中叱咤风云的。

　　著名的岭南画派，近代时期是居廉、居巢以岭南文化为本，吸收日本文化而开创，启端即是对撞兼容的文化特质与形态。发展至现代和当代的代表人物高剑父、陈树人、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等，都是这种文化特质形态的继承发展和各自个性化的创新。

　　广府人冼星海创作著名的《黄河大合唱》，成为享誉中外的音乐大师，显然与他的广府人文化素质，加之他留学海外、先后在上海和延安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正是在这些经历中他与中外多种文化的对撞兼容，使其成为有深广文化素质而又自成一格的大家，这正是广府文化特质的典型体现。

　　广东音乐和粤剧，是广府文化之宝，也是广府文化的典型体现。两宝的创始和发展，都与广府文化的地区与发展史密切关联，都是在各历史时期与多种文化对撞兼容的产物和体现。广东音乐《赛龙夺锦》、《平湖秋月》、《旱天雷》、《雨打芭蕉》、《步步高》等名曲，曲牌即是鲜明的广府文化，曲调本身既有广府咸水歌等小调的底韵，又有明显的西洋轻音乐的格调与旋律，其诞生和繁荣于珠江三角洲水乡，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年代，正就是其广府文化发达的体现和硕果。被称为“南国红豆”的粤剧也同样如此。粤剧的母语是粤语，又名广州话，古称广府语，是古汉语与百越族语逐步融合而成。粤剧剧种源于南来的弋阳腔、昆腔，嫁接本地的民俗文风、越俗歌謡而成。两种基本元素都是文化的对撞兼容的产物和体现，所以粤剧也即是广府文化的艺术瑰宝。

　　第五座里程碑：“珠三角经济圈”为标志的当代开放繁荣时期

　　20世纪80年代初在深圳、珠海开办经济特区，标志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史页，也揭开了广府文化的新史页。但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里程碑标志，还是以国务院2008年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纲要》所确定的“珠三角经济圈”建设目标为好。因为这实际上是广东改革开放前30年的总结，又是以后20年的前进座标，而且必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珠三角”是广府文化的中心地，“珠三角经济圈”的建设过程和目标，实则也是广府文化中心地或“文化圈”的建设过程和目标，所以应以此为广府文化这个历史时期的里程碑标志。

　　这个历史时期的广府文化特质和形态，是开放繁荣。因为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开放繁荣必然造就文化的开放繁荣。开放繁荣是“珠三角经济圈”的特质与形态，也必然是广府文化在这个时期的特质与形态。主要表现在：

　　1.现代文化的全国和世界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从特区传入的海外文化，经广府文化过滤而成为广府文化载体而向全国传播，自南向北卷起了阵阵“南风”，成为时代领潮文化，如：邓丽君代表的时代音乐、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地恩情》、《霍元甲》代表的香港电视、《涛声依旧》代表的时代歌曲、《我应该怎么办》代表的侨属在文革中受难的“伤痕小说”等等。之后在衣、食、住、行、玩各项生活文化，以至生、老、病、性、死各项社会人性关怀的生命文化，都在全国、以至世界领潮争先。

　　2.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

　　广府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化积淀，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时期，经过发掘与传承，焕发新的生命，成为文化和精神之魂，也是广府文化开放繁荣的重要方面和体现。如：“江神”龙母文化、“海神”妈祖文化、侨乡文化、水乡文化、龙舟文化、醒狮文化、疍家文化、蚕桑文化、丝绸文化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或省级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开平碉楼、粤剧等等。

　　3.联谊纽带文化的新活力

　　广府文化是中原移民与本土百越文化结合而来，有浓厚的移民性和姓氏族群性，造成了广府人聚居的地方，大都有地域同乡会和会馆。各类宗亲姓氏祠堂之类的联谊宗亲载体，形成为一种联谊纽带性质的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和载体，是广府民系及其后裔特有、特深、特广的，不仅在广府文化区域，在海外、省外都很普遍，尤其在美国和四川省，因为广府移民特多。过去视这种文化现象为封建迷信，改革开放后才有新的认识，才有新的活力。广东南雄珠玑巷联谊会成立近20年的光辉成果，就这种新活力的结晶，现在易名为“广府人珠玑巷海外联谊会”，是广府文化更开放繁荣的新起点和新标志。

　　4.广府文化研究和广府学的兴起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掀起了商品经济浪潮，也掀起了与世界同步的现代文化热和研究浪潮，广府文化热及其研究也应运而起，并造成广府学的兴起和发展，大有赶超早巳形成的潮学、客家学之势。这也是改革开放时期广府文化开放繁荣的特质和形态的体现之一。

　　我们珠江文化学者，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性的文化热大潮的时代背景下，同步开展珠江文化与广府文化研究的，也即是以广府文化研究为主线、以珠江文化研究为板块而进行文化学研究的。20年来，我们坚持参事文史工作与科学研究结合、古今文化与现实需要结合、文案研究与田野考察结合、发现整合与论证策划结合，习亿年史，走万里路，写千字文，着百种书，初步为广府文化和珠江文化梳理出系统，2009年我们编写的300万字《中国珠江文化史》出版，2011年我们赠送中山图书馆100余种《珠江文化丛书》等珠江文化著作，就是我们的梳理成果。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著作是珠江文化研究成果，包括广府文化研究成果在内，而且其中是以广府文化研究为主、为多。我现在所写的《广府文化的五座里程碑及其标志的五个历史时期》的全部内容，都可以在这些著作中找到出处，我们对五座里程碑的发现或提出的时间、方式、论据、论证、著作都从中可查，对五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和状况也大都有所记述，我写此文，不过是既对我们研究广府文化的成果作出梳理，同时对广府文化发展历程，作初步的轮廓式的梳理，为日后编写广府文化史作铺垫，为建设广府学投块敲门砖，也为这次学术研讨会抛砖引玉。

　　（黄伟宗，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广府人珠玑巷后裔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广东广府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