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不仅表现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还表现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进步，因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文明。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它组成部分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本文的重点，就是要考察精神文明同它的相互关系，这是精神文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也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之一。

　　政治文明是精神文明的保证

　　要弄清楚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首先要瞭解什么是政治文明，它对精神文明有何重要的作用。

　　一、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联系纽带

　　(一)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先直接而明确地提出的。1844年11月，他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这部广泛涉及“政治制度”、“国家”、“宪法”、“权力的分开”与制衡、“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政党”、“选举权”等内容的专门论述政治学问题的著作提纲中，就明确地使用了“政治文明”的表述。

　　人类的社会文明状态是多种多样的。而政治文明则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和政治形式的进步和发展状态，表现的是人们改造社会政治方面的积极成果。它包括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龢民主制度等的建立与完善的多种内容，特别是人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关于民主、平等、自由和解放的实现程度。因此，政治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一个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自从人类社会的文明诞生之后，每个时代政治文明的进步，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链条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它是由前后相继的特定时代的进步体现出来的。

　　政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各有不同的作用对象和具体目的。物质文明主要是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其活动成果是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精神文明主要是解决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其活动成果是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审美素质等方面的提高与进步；政治文明则是解决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活动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因此，三者的对象和目的虽有相互联系，但区别是明显的，不能相互替代。

　　政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三者不仅存在上述的区别，而且还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的前提和基础；精神文明是整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思想主导、精神动力和精神条件；而政治文明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证和联系纽带。

　　(二)政治文明的作用

　　政治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它进一步反映了整个文明(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的成果和性质。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各自成果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三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但是，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对方以至整个文明的程度。对于政治文明来说，它对一定时代的这种文明程度的反映主要体现在：

　　首先，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乃至整个文明的开始，就是与政治现象相联系，并与国家和阶级的出现为主要标志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的论述中，比如在阐述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时，他们一方面揭示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的一系列重要特征，另一方面把原始社会制度的改造作为一个重要的特征，指出“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就是“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因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很明显，这里所讲的，是人类文明的出现和政治现象的紧密联系，以及政治文明是反映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

　　其次，政治文明制约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程度和发展程度。本书的第八章(指《精神文明学论纲》范英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已经阐述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互联系问题。在此要进一步阐明的是，这种相互联系的紧密程度，还受到种种因素包括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制约。马克思在谈到“整个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关系”时说过：“既然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末德国人能够参与现代问题的程度顶多也只能象俄国人一样。”同时，他在谈到“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时认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些论述，是强调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制约关系的经典概括。事实上，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及其相互促进所开辟的广阔前景，也充分说明瞭这一点。    

　　此外，政治文明还反映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性质。文明是从私有制出现以后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据自己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认为文明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关系。他们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对发展文明方面的贡献时，也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两重性：既推动社会的进步，又产生和扩大社会对抗。恩格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因此，马克思认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就是说，只有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制度，才能使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致丧失，在新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个性质的根本区别，是由不同社会制度的政治文明来加以反映的。

　　第二，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立起联系的“中介”。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一切事物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着的。中介性是事物的重要属性。事物都是经过中介、中间环节而互相联系、互相过渡，以至成为一个统一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同样存在着中介形式，这个中介形式不是别的，而是政治文明。

　　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指出过这样的序列：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他这里讲了五个层次：第一、二层次是社会经济基础，第四、五层次是社会意识形态，第三层次则是社会政治形式这一中间环节、中介形式。显然，社会政治形式是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形式。我们将它看成是社会结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中介形式，也是可以的。

　　因为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精神方面，那是毫无疑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物质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与整个社会存在一样是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物质方面，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政治形式就不同了，就社会形式而言，社会风貌、社会风气、人与人结成的广泛的除生产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人与生活资料结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等等，与物质的社会关系一致，是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的物质方面的东西，而社会心理、社会思想、政治观点等，又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所以社会形式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是中间性的东西。再就政治形式而言，社会政治制度、政治交往、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等政治法律设施更是物质的东西。反映社会政治制度、政治交往、国家、阶级或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观点、理论、思想，以及与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等政治法律制度、设施等相适应的政治法律观点又是精神性的东西。因此，政治形式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也是中间性的东西。当物质生活、社会结构的物质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的精神方面，以及政治形式这三方面都同时进入到文明状态时，联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中介，自然就是政治文明。换句话说，正是政治文明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联系纽带，使彼此相互适应、相互结合、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

　　二、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确立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人和社会的活动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在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民主政治的确立。    

　　(一)民主政治及其类型

　　所谓民主政治，是与专制政治相对立的一种政治形式，是指统治阶级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阶级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迄今为止，已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民主政治制度：古希腊的奴隶民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主义民主制。

　　奴隶民主制，是产生于古希腊的雅典国家的最早的民主制。它由成年男性公民组成民众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定期讨论和表决重大事项，如选举官吏、制定法律、决定宣战和媾和等。这种奴隶民主制，无疑是当时政治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比奴隶民主制更高类型的一种政治制度。它以普选和议会制为其主要标志，宣称“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变了奴隶民主制时排除奴隶、外来人和妇女不能参加大会权利的状况，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人们在改造人和社会的活动成果的一项功绩。

　　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政治制度。由于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度本质上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决定了财产程度不同的人，其对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权力也不同。因此，“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口号，实践上是兑现不了的。这就决定了这种民主制带有很大的虚伪性。而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是社会公有财产的所有者，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它必然要求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实施。由于它消除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由于民主权利实际上视财产而论的现象，使人们的民主权利有着法律上和制度上的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民主政治制度除了上述的划分之外，还有“代议民主制”和“共同参与民主制”之分。“代议民主制”其特征是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属于间接民主制；“共同参与民主制”是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属于直接民主制，两者对民主参与的程度反映是不同的。

　　(二)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无论是哪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它必然是那个时期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

　　政治制度决定政治文明的性质和程度，而民主政治又是政治制度演进的必然结果。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它包括了政治制度 (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

　　国家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运用法律形式确立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制度。它所规定的是一国的根本制度，支配着国家的整个政治生活，是制订其他各项制度的依据和出发点。由于国家政治制度是基本制度的最重要方面，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演进状况，并以整个社会进步状态作为自己的实体，用以区别人类社会制度文明的性质和进程，因此在整个政治文明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政治体制，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专政而制定的治国方式、方法的总和。它主要包括政治关系、政治设施、政治组织、政治准则(规范)等方面的内容。政治体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是政治文明的主体。 

　　法律制度是统治阶级为了调整一定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某一方面的法律规范的统称。在阶级社会或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的意志。由统治阶级制订的法律制度，只能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体制的运转通常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因此，法律制度可谓政治文明的“载体”。

　　上述三者之间，由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是决定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因此，国家政治制度集中地表现了政治文明的性质和程度。比如社会主义制度比之资本主义制度，它的政治文明的程度要远高于后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社会主义是龢民主相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比之资本主义广，民主的程度比之资本主义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胜于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政治文明的演进，也必然要围遶政治民主这个核心，如同物质文明的演进要围遶生产力的核心那样。

　　三、民主政治确保精神文明的发展

　　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向前演进的必然结果，而民主政治的确立，又促进和保证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社会演进规律。民主政治之所以能保证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由精神生活与精神生产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一)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民主的政治气氛和环境

　　无论科学文化，还是思想理论，都有着探索客观世界规律的任务，这就需要在政治上保证科学研究与讨论中的民主自由，才能在思想火花的碰撞中提炼出独到的见解，探索出真理的真谛。纵观人类的历史长河，那些思想学术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奇观，有着美不胜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现创造的时代，无不是政治比较进步、开明的时代。如法国大革命后，由于封建制度的残余得到了较为彻底地扫荡，科技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政治条件，这时，涌现出大批诸如蒙日、拉萨尔、卡诺、彭色列、查理、马吕斯、菲涅尔等世界知名的学者，他们在各个科技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建树，并在此时创立了现代科学教育，使法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学术上呈现出的百家争鸣、新兴思想勃发的灿烂景观，也是与当时世袭贵族统治的瓦解，各国国君竟相从平民和奴隶群中选拔人才相联系的。

　　这些都说明精神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民主和政治的方法

　　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精神活动成果，它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们的自发活动，而更要仰仗国家和社会组织的自觉行为，仰仗这种自觉行为的有效性；而这种行为的有效性，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做出保证。一是要在宏观决策上——教育与科技方针政策上确保不发生失误，这只有在确定了政治的民主，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前提下，方可获得解决。二是要将民主与法治的方法贯穿于精神文明活动的日常过程之中，使人们的意志得到充分地表达，从而激发起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推动精神文明的向前发展。

　　(三)政治文明通过物质文明推动精神文明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对于精神文化的决定作用已是大家的一个共识。然而，政治来源于经济又高于经济，也就是说，“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不仅有时直接影响精神文化，而且还更多地通过对于经济的反作用，制约着精神的发展。政治革命是经济变革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先进阶级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革命专政的手段来满足；国家权力不仅是政治权力，也是一种经济权力。“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就说明政治在社会变化发展中起着主导和保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关系是否协调，政治生活是否民主，政治局面是否生动活泼，法律是否健全，党政机关的领导是否高效等等政治文明问题，对于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和保证作用，无论国内外还是正反面的实践，都有足够的例证。

　　精神文明为政治文明准备条件

　　上面我们谈了政治文明作为精神文明保证的三个主要方面，然而，在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相互关系中，并不仅表现为精神文明发展依赖于政治文明的保证，而且也表现了精神文明为政治文明提供条件，这个关系，着重反映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文化条件

　　列宁在阐述政治与文化相互关系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这是对文化是政治的前提条件的精辟见解。这里所指的文化，显然是狭义上的文化。那么，为什么说文化是政治的前提条件呢?

　　(一)从政治本身的内容和涵义来看

　　对于政治，许多哲人曾从不同的角度下过不少定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过“政者，正也”，是指率领人民走所谓的正道之意。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列宁也曾指出，政治就是参预国事，指导国家，确立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这些论述，远不是对政治涵义论述的全部，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决策和治理的角度出发，把参预国事、指导国家、确立国家活动的方式、任务和内容等头等大事称为政治。

　　显然，既然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管理国家的大事，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素养，是难于真正参与政治的。而在现代，对于一个文盲来说，是很难达到参预国家大事所必备的文化素质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二)从政治管理的决策及其能力来看

　　文盲之所以站在政治之外，是因为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决策。而提高决策能力的两大基础是知识面的提高和信息量的扩大，这些都需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  

　　就知识而言，人的知识来源有两个基本途径——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直接来源，主要指人们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亲身感受；间接来源，主要指阅读书和其它文字资料，以及听取他人传授。

　　显然，对每一个人来说，尽管各自的阅历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每个人的实践和经历都是有限的，通过这种直接途径所获得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一个人要想扩充知识面，就必须通过间接的途径。   

　　文化对于增进知识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具备文化素养的人，不仅可以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实践中瞭解更多的知识(这在参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可以借阅读来大大增加知识面。

　　对于信息来说，文化更是大显身手了。即便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传播信息的媒介和手段颇多，但文字、画片等仍为主要的手段。据统计，世界目前的学术杂志、资料超过10万种(定期刊物35000多种)，每20个月就增加一倍、现在全世界图书藏书的信息总量已达2×10 15比特。今后几年还会翻一番。而世界现有全部计算机的信息容量只有10 15比特，即仅能储存全世界文献的1/4。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有较高的文化，也还需改进阅读的方法，增加阅读速度，方可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不要说对一个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的人了。

　　上面所言的文化知识重要性，还仅是从人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和管理而言，而对整个政治文明来说，涉及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离开了文化便无从谈起，则是不言而喻的。

　　(三)政治文明所要求的文化是全面性的

　　除了上述的文化基础知识之外，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文化条件还包括教育、科学技术、卫生、体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多方面的因素。

　　就教育与政治文明的关系来说，它对政治文明的促进作用，是与科学技术、卫生、体育、艺术、新闻出版尤其是文化基础知识对政治文明的作用相适应的，因为整个精神文明中的文化建设，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一个极其根本的和最主要的手段。马克思曾论述过教育与文化的其它方面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认为：“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教授的那种东西。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瞭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此外，教育对政治文明的作用，还表现在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思想道德条件和政治理论的繁荣，而人们的思想道德的启迪、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等方面，都离不开教育。正因为教育有着这种作用，马克思主义才认为普及教育是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之一。

　　就科学技术对政治文明的影响而言，科学技术不仅作为一种广义上的生产力，通过其对物质文明的作用而间接地影响政治文明的发展，而且还通过本身的成果来直接影响政治文明。如作为科技成果的电脑被广泛运用于国家的行政管理、选举、行政官员腐败案件的侦处、军队与警察装备的改善等方面，充分地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政治文明的向前发展，必然也要求科学技术的紧密配合。

　　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等对政治文明的推进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这不仅因为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等文化方面，是人们精神生活与精神享受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使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得到不断的满足和调整，对于塑造人们的精神面貌、稳定社会的政治秩序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还因为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等作为大众宣传媒介对于政治的干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无论是革命的阶级或是反革命的阶级，都是要重视舆论，总是要做意识形态的工作，这就指出了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等有着为政治服务的一面。就新中国而言，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等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的意愿、抨击时弊等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同样是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至于卫生体育，乍一看来，仿佛这与政治是相去甚远之事，而实际上，它对政治文明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同样是不容低估的。这种作用，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或是政治文明建设等，都离不开人，人的身体素质如何，对它们进程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而体育就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卢梭说过：“身体虚弱，它将永远不会培养有活力的灵魂和智慧。”建设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知识和道德，而知识的获得和道德的养成需要藉助于卫生体育，这是卫生体育对政治文明影响的一个方面。其二，卫生体育往往还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本身就是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比如，曾推动中美建交的“乒乓外交”；“中国女排精神”对于国民精神的振奋；中国体育成就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展示，都说明政治文明的建设需要藉助于体育的推动。

　　由此可见，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知识、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文化条件，而且政治文明越是向前发展，它对文化条件的要求也就越高，这正是精神文明对于政治文明影响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政治文明需要较高的公民政治意识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的确立，而民主政治意味着絶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广泛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幷且这种权利和义务在法律上得到保证。

　　然而，公民这种政治参与的实现并不仅仅取决于共和政体的建设和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它还取决于公民政治意识的发育程度。

　　(一)公民的政治意识

　　公民的政治意识，并不是每个公民所具有的政治观念的简单综合，它只能是民主的政治体制为其自身存在和延续而要求公民应当具有的民主意识，其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兴衰存亡。

　　公民的政治意识，它是内在逻辑联系的一组观念群和意识群。主要包含如下基本内容：

　　1.主体意识。它是指加入政治共同体的个人，明确意识到自己是主权权威的参加者，是以政治权利的主体和国家主人的资格加入社会政治关系的。在他看来，从事政治管理的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只是由他和其他公民一起以一定方式选择出来的代表，他们授给这些代表从事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工作，因而一方面要服从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他们也要监督和检查政府是否在合法地行使权力。与之相反的臣民意识，则把个人视为最高政治权威的奴仆。具有臣民意识的人，虽然也可以在权力的金字塔上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他仍然要匍匐在君主面前，诚惶诚恐，把自己的一切权利皆当作君主的恩赐，而絶不会想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和积极的政治权利主体。

　　2.平等意识。这是指加入政治共同体的个人，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都是主权权威平等的参加者，不论是自己还是其他人，除非经过人民的同意并依据正当法律程序，都没有向别人发号施令的权利，法律对所有人民提供保护和实施惩罚方面是一样的。因此，具有平等意识的人，既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百姓而在“大人物”面前卑躬屈膝；也絶不会因为自己是一名政府官员而自以为高人一等。这种平等意识与等级观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些臣民意识极端浓厚的人，既不敢想象自己和更高等级的人是平等的，也不愿意低等级的人和自己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他们的政治人格是双重的，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遇见狼他们就现羊样，遇见羊他们就现狼样。   

　　3.参与意识。这是指公民自觉参与政治活动以求对政策决策发生影响。参与意识的增强表明公民对政治问题发生兴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对这种参与意识的某种表达。任何民主政治的维持，都需要足够比例的公民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如果大多数公民都表现出严重的政治冷漠，民主政治就无从谈起。

　　主体意识是与人民主权原则相联系，平等意识是与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相联系，而参与意识则是与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能力感相联系的，由于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能力感离不开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如果公民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缺乏公民权利观念，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如果公民认为自己的作用无足轻重，无论怎样也不可能对国家和社会有所影响，他就会丧失参与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公民政治意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意识群和观念群组成的。

　　(二)公民的政治意识对民主政治的实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公民意识的普及和提高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翻开不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当一些落后的民族急于从旧的传统的政治体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之时，虽然可以轻易地制定出一套体现民主原则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是，由于人们的政治观念仍然停留在旧的传统文化的阴影中，旧的传统行为模式将继续在政治领域保持着主宰地位，因而宪法和法律有关民主的规定便难于兑现。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一个没有经过民主政治意识启蒙的社会里，要想切实地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并使它有效地运转，是很难做到的。

　　其次，公民意识的增强，有助于提高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质量，从而推进政治民主。一种政治体制能够允许哪些人以权利主体的资格真正平等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能够为他们提供哪些参与机会和参与形式，这是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客观指标之一。然而，参与程度的扩大与参与质量的提高还要受到公民政治意识的制约。直接决定参与质量高低的基本主观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广大公民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知识，另一个就是公民意识的普及程度。人们可以常常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些缺乏公民意识的公民，即使得到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人们也不能指望他们会按照民主的要求去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甚至会走上违反民主违反法律的轨道。

　　可见，公民的政治意识对于政治文明建设，犹如氧气对于人的健康之重要，而公民政治意识的提高，除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的途径外，很大的程度上要靠在加强国民文化素质的基础上，提高国民思想政治觉悟、权利观念和法律观念，增强有关政治学的知识。一句话，就是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也正是政治文明对于精神文明的另一依赖条件。

　　三、政治文明需要切实的政治理论和行动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实践同样也需要理论的指导。

　　(一)切实的民主政治理论及其重要作用

　　这里所讲的理论，主要是指民主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那些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无不是政治理论有着重大创新和繁荣，并对实践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的时期。

　　2500年前就实行奴隶主民主制的古希腊，便是一个例证。

　　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古希腊民主制的建立与实行，首先是希腊本土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其创造了必备的条件。当时，希腊各城邦领土狭小，物产不能自给自足，需要通过商业活动进行交换；同时，它们地濒地中海，便于航海和贸易，因此。航海业和商业相当发达。地处阿提事岛的雅典，拥有比雷埃夫斯等良港，境内盛产橄榄和葡萄，富有银矿、大理石和优质陶土，但粮食匮乏，只能用橄榄油、葡萄酒和工艺品向外邦换取粮食。随着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等价交换原则逐渐渗进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政治生活中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的原则逐步得到了确立，正是这种经济关系冲破了人际间的血缘、门第、等级、地域间的差别，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建立。

　　然而，这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实行，离不开思想理论上的条件。当时，古希腊民主制城邦还是政治哲学和科学的发祥地，这些城邦提倡公民自由讨论公众关心的问题；城邦重大问题，都通过公民大会和议事会讨论决定。这种自由讨论，使人们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加上政府对不同的政治见解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从而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名垂千古的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尽管民主政治远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民主理论龢民主思想对当时社会以至今天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政治学》，柏拉图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论著，对当时直至今天所产生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仅以公元前430年伯里克利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战士举行国葬时发表的著名的演说为例，就可以看出当时对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原则的概括达到了相当精辟的程度。在这个演讲中，首先，伯里克利阐明瞭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即“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民主政治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是“自由”。认为雅典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正的，雅典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政策。第二是“法制”。即“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第三是“平等”。“法律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地公正”，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絶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虽然，这些理论原则的概括有脱离当时实际的毛病，对雅典奴隶主的民主政治的描述也过于理想化，如当时的基本事实是，不仅奴隶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是自由民中的妇女、外邦人等也都不能享有公民权，而自由民中的穷人则因生活所迫往往无暇过问政治，因此奴隶主民主政治是极其狭隘的，只是在少数人中实行。但是，这些思想原则对于当时以至后来的民主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以至恩格斯在谈到古希腊时，也曾感慨地说过：“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从古希腊那里，“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同样离不开政治理论和思想原则的配合。如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特权和神权作斗争时，许多启蒙思想家——从英国的洛克到法国的卢梭，曾高举民主的旗帜，提出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社会契约”等口号和学说，大力宣扬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曾经拨动过千百万人的心弦，有力地鼓舞着人们参加反封建的斗争。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便按照这种学说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制定宪法，设立代议机关，实行选举制，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享受其他各种自由龢民主权利。直至现代，亨廷顿 (S·Huntiinton)、阿尔蒙德(G·A lmond)和薄伊(L·Pye)等人的政治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仍有极大的影响。当然，由于西方政治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和社会实践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理论原则对实践指导作用的局限性。由于他们一般都离开了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国家问题龢民主政治问题，因此他们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法治”等思想都带有抽象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理论的“科学性”是有限的。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当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那些政治原则和政治主张便丢失了其进步性，而成为“为社会特权做辩护，为剥削的存在做辩护”，欺骗人民，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手段了。

　　作为人类最高类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同样也是在它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论国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经典著作中，从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和方针策略到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改革政府体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直至怎样使国家最后归于消亡等，都全面地作了科学论证。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并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实践。

　　在中国，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地总结新中国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和党的领导的统一，要顺利地发展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不可分割，“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等根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须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原则、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宝库，而且它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原则，对中国的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所进行的关于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立协商对话制度、调整对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及社会政治团体的政策等等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实践，都无不是在上述的理论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这也说明瞭政治文明建设对于政治理论建设的依赖关系。

　　然而，理论是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丰富而发展的。因此政治理论的发展必须以切实的行动为前提。

　　(二)切实的民主政治行动的含义与措施

　　所谓切实的行动，主要包括下面三层意思：其一，这种行动是“切实”的，即既不是做表面文章的行动，也不是消极的类似“大鸣大放”的有害于社会发展的行动，而是有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行动；其二，这种行动主要是指政治生活领域的行动，而不是指这个范围之外的一般实践；其三，“切实”的行动也包括政治理论的科研与普及，以及其所需条件的改善，等等。

　　强调政治文明要有切实的行动，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切实的政治理论只有通过切实的行动作为中介，才能对政治文明建设发挥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否则只会成为空洞之物；二是人们只有参与切实的政治行动，才能从中亲身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政治原则、政治主张的切实可行性和科学性，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行动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保证政治文明建设健康发展的轨道；三是政治理论只有通过切实的行动，才能得到更好的检验，从而得到不断地修正、充实和发展。

　　无数事实说明，政治行动要做到“切实”，就需要正确理论原则的指导，就需要保证舆论的正确导向，就需要从事行动的人们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这些又都需要发挥新闻媒介的积极作用，组织好舆论宣传工作、组织好人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一句话，需要搞好社会和个人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又是政治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一致

　　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要获得共同的发展、除了互为对方提供必要的条件之外，还必须注意两者的协调一致。

　　要保证精神文明发展与政治文明发展的协调一致性，关键在于把握好两者的协调原则和协调关系，这正是本节所要阐述的基本内容。

　　一、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原则

　　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作为推动整体社会文明的两种不同的力量(当然还有其它的力量)，要保持两者的协调一致，它所要注意的问题自然是很多的，但最关键的是要遵循矢量运动的同时性和同向性原则。

　　(一)“矢量”运动的同时性和同向性原则

　　所谓“矢量”，也叫向量，是力学的概念，指的是有大小也有方向的物理量，如速度、动量、力等。而同时性和同向性都是矢量运动分析中所运用的术语。同时性，指的是作用于某一事物的各个矢量(可叠加分力)的运动时间保持一致，也即是说，各分力运动时间的始点、过程相同。同向性，则指作用于某一事物的各个分力的作用方向要保持一致也即作用点需相同。按照力学矢量叠加的原理(平行四边形法则或三角形法则)，矢量(各分力)相加时要想取得最大的合力值，它的两个主要条件是矢量运动的同时性和同向性。因为力量同时作用，才有可能叠加整合，而力量的作用点相同才有可能取得最大合力值，这和人们平时拔河比赛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当我们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等作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各个不同的分力看待时，它们之间的运动关系以及合力值是可以藉助上述力学的有关原理来获得解释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此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说过：“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恩格斯在阐述这个“合力”原理时，表达了这样的相互联系着的三个层次的思想：第一，分析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藉助于力学的某些法则如平行四边形法则来加以说明和解释；第二，一定的历史的形成，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力量相互作用下进行的，因此每个这样的相对独立的力量都对特定的“历史事变”的形成作出贡献，也即每个分力都对历史的形成产生影响；第三，特定的历史运动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各分力叠加之后的总的合力。恩格斯阐述这个著名的“合力”原理时还强调，“合力”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原则，认为“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

　　(二)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力量的整合

　　根据这个理论和方法，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演绎：某一特定的社会文明状况就类似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事变”，同时这种“历史事变”也即特定的社会总文明的状况的形成，是由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等等多种交互作用的力量作用而发生的，其间每种力量（无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或是政治文明）都会对整个社会的总文明产生影响，而且由这些分力整合出来的合力越大，表明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就越好，它们对文明的推动也就越大，各个“分力”之间相互促进的程度也就越高。这种判断之所以成立，首先是因为各个文明都是作为“子系统”存在而统一于社会总文明“母系统”中的，因此它们存在着“一致性”的前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让文明作为整体性范畴而存在，也就才有“协调”的必要和可能。同时，由于存在着相互的“一致性”，也就可以通过“合力”的大小来判断其协调一致性的程度。

　　这种合力的构成情况，与恩格斯对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分析状况是相类似的。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力量之间的整合，也同样存在上述类似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下面的图表来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从右面图1可以看出，当两个矢量是沿着同一的方向同一的轨道运动时，所形成的合力最大，其合力等于两个分力的叠加；当两个矢量同向但运动轨迹还不一致即作用点不同时（见图2），其合力大于每个单个的分力但小于第一种情况；当两个矢量反向运动时，其合力小于每个单个的分力，即出现两个分力相互扺消的现象。由此可见，运动方向一致是形成最大合力的关键。

　　显然，当两个矢量不同时作用时，其合力等于各个矢量的本身，即不存在形成新的合力问题。因此，两个矢量即使同向运动但不同时作用，也是无法整合成大于各个分力的合力值的。

　　可见，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一致性的程度，可以用两者对社会文明推进的结果即合力值的状况来获得检验。要使两者获得最大的合力值，就必须遵循同时性和同向性原则。同时性和同向性原则要求我们对待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时，不能一手长一手短，一头冷一头热，而是要使两者齐头并进，持之不懈，相互配合。

　　二、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关系

　　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要确保协调一致，相互促进，必须要遵循同时性和同向性原则，这已同前述。但是，怎样才能确保其同时性和同向性呢?这需要协调好许许多多的相互关系。特别要协调好下面几对基本的关系。

　　(一)“精神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这里所讲的“精神文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体育、卫生、群众文娱等)，而“政治文化”，则是指每一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行为和政治行为聚集，通常包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一般说来，“精神文化”的建设有助于“政治文化”的建设，如科学的昌明、教育的普及，必然会促进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人们“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有助于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政治信念的建立等。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地建立的。当两者协调不好时，“精神文化”与“政治文化”就会“整合”不到一块而会发生“错位”的现象。

　　(二)“精神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关系

　　“精神行为”顾名思义指的是精神生活领域的一切行为。“政治行为”指的是政治生活领域的一切行为。强调“精神行为”与“政治行为”的协调一致，并不是指两者的活动方式、时间、空间的一致。无论是精神生活或是政治生活，都有着自身的活动规律，只有遵循自身的活动规律行事，才有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无论是“精神行为”或是“政治行为”，它们要做到相互促进，就要在两个方面保持其一致性：其一，彼此必须遵循共同的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其二，彼此在“行为”的总量上要相互适应。也就是说，不能只重视精神领域或是政治领域某一方面的行为实践，使之出现彼“强”此“弱”的现象，而是力保两者都同样饱满和切实。就中国现阶段，要保证“精神行为”和“政治行为”在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的一致性，根本的一条，就是无论“精神行为”或是“政治行为”都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是国家和社会一切行动都要遵循的总的原则。因此人们的一切行为，只有在这样的总原则指导下，才能协调一致起来。同时，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宪法与法律办事，才有可能避免“精神行为”与“政治行为”此强彼弱的状况。

　　(三)“精神向往”和“现行政策”的关系

　　“精神向往”属于价值观念的范畴，是与人生观和世界观相联着的思想政治信仰。“现行政策”则主要是指国家对于党、政、军、民在从事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工作等活动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各项具体规定。在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精神向往和现行政策的协调一致，就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从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的建立那天始，精神向往和现行政策便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被提了出来。巴黎公社“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里就有精神向往与现行政策的关系问题，巴黎公社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从精神向往角度来说，无产阶级政权的公职人员是为人类谋利益的，没有自身利益的特殊要求，因此，不能有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福利待遇。但在现行政策上，怎样才能较好地解决公职人员的待遇呢?这就需要实践的不断探索。如果过分强调精神向往而在现行政策上实行过“左”的规定，或者过分降低精神向往的要求而在现行政策上保留过多的“特权”，都不利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和今后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

　　(四)“精神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关系

　　这里所讲的“精神体制”，是指精神文明范围内各种具体体制的总和。而“政治体制”，则是指作为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受根本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各种政治设施、政治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维系这些关系的各项政治规范的总和。无论是精神文明建设还是政治文明建设，不仅都要受到自身体制而且还受到其它体制的影响，因此所有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相互关系问题，最终都会在体制上得到反映，它们相互关系的协调一致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者的体制协调一致与否。衡量两种体制是否协调的标准，主要看彼此间是否相互促进，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中国现阶段而言，精神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基本一致的，相互协调是主要的方面。但也存在许多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的。

　　综前所述，研究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精神文明学的应有之义。而政治文明的概念则是马克思早就使用过的。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精神文明的保证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联系纽带，对它们的相互适应、相互结合、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起着调控的功能。因此，政治文明自身的建设必须调处好，才能起到这个作用。这就涉及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即民主政治的确立。不同的阶级社会，民主政治有不同的类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优于以往阶级社会的民主政治，它对精神文明的正常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气氛并提供民主和法治的方法，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精神文明又积极地作用于政治文明，为政治文明提供必不可少的文化知识、政治意识、政治理论和行为等各种条件。正是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这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决定了精神文明建设除了必须解决好与物质文明建设协调一致的问题之外，还必须认真解决好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协调一致的问题。这就要求人们正确地瞭解和掌握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协调原则，并遵循这些原则协调好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健康而稳步地发展。

　　（这是作者与何应欢合写的成果，出自广东学者集体撰着的《精神文明论纲》一书，该书由范英主编，钱学森教授写代序，张江明教授写前言，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1月出版。全书约64万字，共设26章，其中在第九章中，较早地、专门地提出和探讨了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这是作者对1986年到1990年间，我国及广东关于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所进行的初步研究的大致考察。与该书一道，引起了国内外相关论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从中央到地方60多家报刊、电视台作了报导或评论。可喜的是从2002年5月以来，“政治文明”的概念终于在全国通行，政治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战略之一。该书曾于1990年获得“光明杯首届（1979—1999）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奬”、获 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选的新中国成立60年来“广东理论创新贡献奬”和2010年评选的“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50年来十部优秀理论著作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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