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不仅明确地指出社会生产包括了精神生产，而且明确地指出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它“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其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也归在精神生产这一领域之内。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精神生产问题有过不少论述，这就给我们研究精神生产问题指出了原则性的东西。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写出有关精神生产方面的专著，更没有专门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生产问题留下对号入座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产的一般原则，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所谓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同以往阶级社会的精神生产一样，都是创造精神产品的生产。但这种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和以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一切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为养料的有机结合的过程。与此相反，由于受剥削阶级思想的禁锢和局限，以往阶级社会的精神生产过程，则往往是同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发生人为的分离，因此限制或扼杀了许多精神产品的问世。我国有部《礼记》，里面明确写道，“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汉朝的郑玄唯恐大家不明白“奇技奇器”的含义，还特地解释说，象鲁班这样的人，就是制作奇技奇器者。南朝人唐锡肚内有虫，临死前瞩其妻剖尸研究。其妻照着做了，儿子也未加阻拦，结果，其妻以“不道”、其子以“不孝”为罪而遭杀害。资产阶级思想虽然在推动人类精神生产过程中留下了值得赞赏的一笔，但它毕竟是自私的。精神生产一旦不利于唯利是图的目的，那么，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优秀文化成果也必然受其冷落、禁锢，而凭空捏造出这个阶级一己之私的、乌七八糟的所谓“精神产品”，来毒害、麻醉劳动人民。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则不同，它本身要求以最合理、最美好、最崇高的思想同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紧密结合，任何限制和禁锢这种结合的东西，都在扫除之列。这是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得以发展的内在条件。

　　要进一步瞭解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得以发展的内在条件，就必须瞭解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我们知道，精神生产既然是社会生产的一种形式，它的生产方式同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即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是相似的，也包括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和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这两个方面。其中，精神生产的生产力是由精神生产者和精神生产资料这两个因素构成，而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则是由精神生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精神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精神产品的占有的分配形式这三个内容所组成。但是，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的关系，不是平行并列的关系，而是后者决定、制约前者。马克思指出，精神生产总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生产和分配”，“个人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这些论述说明，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既是社会生产主要的生产方式，又是对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起决定的作用，毫不例外，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对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就象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不同于中世纪的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一样，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也必然适应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有别于资本主义。这种区别是本质的区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精神生产的生产者，虽然同物质生产的生产者所从事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但他们都是国家的主人，共同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助的同志关系，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成为社会的共有的财富。

　　研究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涉及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基础当然是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这是因为：一、从事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生产者首先必须吃喝穿住，这就要靠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生产者给他们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二、从事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生产者不仅要由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生产者提供物质生活资料，还要由他们提供精神生产的生产资料；三、在有了维系自身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以及进行精神生产的生产资料之后，社会主义精神生产者所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还必须有载负它的物质外殻以及专门传播精神产品的物质设备；四、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队伍和规模，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取决于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势。总之，“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样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同时，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又必须以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精神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物质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和哲学生产的不平衡性时曾经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而且，“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能够奏第一提琴”。这是说，在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但这种物质基础比较薄弱、“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过艺术和哲学的“繁盛时期”，因而会形成物质基础同精神生产不同步发展的不平衡性现象。应当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某个国家一定阶段上经济落后，但并不是说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相对于同时期别的国家，它的物质基础可能薄弱一些，而相对于它本国的历史状况来说，其物质基础应该是有所发展的。这是某个国家一定时期精神生产出现繁盛景象所不能缺少的基础。不管是经济上先进的国家，还是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其精神生产的飞跃，都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上述两段话，并没有离开这一基础来说明不平衡性。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经济上先进的国家不一定会出现精神生产的繁盛时期，而经济上落后于它们的国家却是有可能出现精神生产的繁盛时期的，尤其有可能在精神生产的某一方面，取得比经济发达国家还要先进的精神产品。人们常常引以为例的19世纪的德国，为什么物质生产方面落后于同时期的英国，而精神生产上却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因而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的历史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提供了可以直接进行批判继承的、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要思想资料的精神遗产。但是，仅仅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从英国和法国分别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来源也就无从谈起。此外，在创立、发展马克主义学说的几十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不随时随地注视着当时欧洲及整个世界所产生的一切优秀的精神产品和精神资料，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留下了他们涉猎和吸取的印记。整整花了40年心血才写成的《资本论》，马克思单阅读和作札记的书，就有1500多种。他不仅研究了经济学说史、还研究了技术史、各国工农业的情况、地租问题、农业化学和土壤学、实用经济学、统计学，甚至于意大利的复式簿记。为了写好《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20多页文章，马克思曾经把整个大英博物馆内载有英国和英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全部阅读了。这些都说明，精神生产一刻也离不开古今中外优秀的精神资料这个前提。很难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来源，会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很难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会有对这种理论作出发展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出现。至于说到艺术的创造，使万千观众为之倾倒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和《编钟乐舞》，如果没有我国古代敦煌壁画和编钟乐器的借鉴和启迪，何以有此神奇的艺术魅力呢？在科学技术方面，“第三次浪潮”正冲击着整个世界，不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想要迅速发展我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不可能的。正如马克思说的，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的二项式定理，同最初生产二项式定理所花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再生产科学所花的必要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所以，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比起以往阶级社会的精神生产，应当而且必须十倍百倍地重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精神资料。“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有它的基础和前提，也有它的目的。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的目的，决定着该社会精神生产的目的。各个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目的不会相同；由此决定精神生产的目的也就不会一致。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其精神生产的目的和物质生产的目的，都是为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所有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土、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评价”。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家不仅把大量资本投入物质生产过程，用絶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来吸取物质生产者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还把大量资本投入精神生产过程。当被雇佣的精神生产者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一旦变为资本家独占、垄断的精神产品时，资本家必然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将精神生产的生产过程转化为物质生产的生产过程。因此，精神生产者也就愈益失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生产、自由创造，而在老板、书商的钱袋和眼色下面，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精神产品。这些精神产品经过资本家用物质生产的办法广为生产传播之后，就成为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这种精神文明对于以往阶级社会的精神文明虽然是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却包含着野蛮的掠夺。例如，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胜利，却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马克思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闇背景上闪耀。人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一旦违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生产目的而进行真正自由的精神创造，精神生产者的一生就非吃苦头不可。马克思为人类崇高的事业辛勤著述，却过着衣食不济、贫困潦倒的生活。“苦干半个世纪了，可还是一个穷叫化子！”这是他在50岁时发出的一声感叹。例如《资本论》写成之后所得的稿费，还不够他的烟钱。众所周知，因宣传哥白尼学说而被判刑的“科学之父”伽俐略，蒙冤三百多年，直到不久前才得到所谓的“平反”。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自由，是资本家追逐高额利润的自由，而不是精神生产者真正的创作自由。

　　同资本主义精神生产的目的形成鲜明的对照，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再也不是为了少数人谋求高额利润的手段和工具，它的根本目的，在于极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着的精神需要，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精神生活水平，提高全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社会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等等。这个目的，取决于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目的，同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目的是相适应、相一致的。斯大林在讲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时说过，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着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里所讲的“物质”，是指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即物质生活消费资料，这里所讲的“文化”，既包括物质性文化设施，如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的设施，也包括思想、观念、意识性的精神产品，即精神生活享受资料。社会主义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精神生产者同物质生产者以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为自己和社会生产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并满足自己和社会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这就极大地激发了精神生产者和物质生产者的劳动热情。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还是一种谋生手段，但它同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抹去了所有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灵光”，那么，社会主义却使精神生产者被抹去的“职业灵光”重新回到他们的身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精神生产者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受到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护。他们为社会主义生产精神产品的自觉性、创造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所不可比拟的。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物质产品的不断增多，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就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不仅精神生产者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会越来越丰富多彩，而且由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必然是人民群众所迫切期待的。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就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我们知道，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并决定着精神生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作用决不能低估。而且，随着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精神生产对于物质生产的作用必将越来越大。这是应当清醒地看到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指出，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建筑师在建筑什么东西之前，先要制定一个观念形态的建筑设计蓝图。这个观念形态的建筑蓝图的制定，便是一种精神生产。没有它，要进行该项建筑的物质生产，就是相当困难的。同样的道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如果没有精神生产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没有某种思想文化上的革新和先导，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此，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就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重视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千条万条，关键的一条，就是要重视精神生产者，重视知识分子。

　　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原始社会解体的基础上，出现了奴隶社会。那时，精神生产始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少数的人，被统治阶级是根本不可能有文化并参与精神生产的。到了封建社会，精神生产者阶层虽然人数渐多，但从事精神生产的，也超不出统治阶级的范围。真正突破统治阶级范围而形成精神生产者队伍即知识分子队伍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后果。马克思曾经列举了英国有关统计材料，指出纺织机械革命普遍发生的1770年，科学技术形成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的生产率之比是4：1，但是基本完成蒸汽机革命的1840年，这两种劳动生产率之比变为108：1，就是说，从1770年到1840年这70年间，科学技术形成的生产率提高了27倍。由于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脑力消耗也不断增加。低机械化程度条件下的劳动者，体力支出和脑力支出之比是9：1；在中机械化程度条件下则是6:4；而在全盘机械化程度条件下就变为1:9。上述马克思所举的材料以及现代发达国家脑力劳动比重增加的趋势，既说明脑力劳动在物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精神生产者队伍的相应扩展。这种扩展又是以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者人数的逐渐减少为结果的。美国在1956年开始，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工人”就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据1980年统计数字表明，“白领”与“蓝领”的比例已达到了50:32。但是，这个后果也直接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面：在资本主义社会，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变成了身受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而从雇佣劳动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絶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以各自的聪明才智，在社会主义精神生产领域进行着辛勤而又艰巨的工作。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在我国，知识分子的总数约为600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6%，如果按年龄组情况看，4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就占了知识分子总数的44%。这个数字表明，我国人口虽多，但知识分子队伍的比重还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而且中老年化问题较为严重，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长期努力。然而，如何对待现有的600万知识分子，从而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重视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关键问题。继续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继续清除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极左思想的影响，按照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原则，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多年来未曾解决的各项实际问题，进一步改变知识分子受歧视、受压抑的状态，是更好地调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紧迫任务。在这方面，几年来是取得很大的成绩的，但是，应当承认，现在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是不理想的，甚至还存在“死角”。

　　在那里，知识分子中具有入党条件的人入不了党，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得不到重用，继续蒙受不公正的待遇，而一些水平很低，既不懂行，又不干事，还热衷于搞不正之风的人却照旧受重用；有些地方和部门积压专业技术人才很多，而渴望报国的知识分子却有志难酬；机构改革和企业整顿中新选上来的知识分子，有些有职无权，有些横遭非议，难尽其才；许多应解决也能解决的问题，仍然无人处理，硬要上级乃至中央推一推，才勉强动一动；至于口头上讲落实而不肯花力气一个个地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则仍然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阻力，这些不良现象，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主要的是来自一部分人头脑中的“左”、偏、愚、私。“左”就是过去“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有些人至今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把前者同后者在社会分工、劳动方式、生活习惯的不同，误作阶级差别，阶级对立，把今天的知识分子同早已消灭的剥削阶级联系在一起，总觉得知识分子不可信任、重用，只能团结、改造。偏，主要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无视新情况下我国广大工农同知识分子的血肉关系，对脑力劳动者抱成见，不能一视同仁；对热心现代化建设并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硬要以偏概全，只看缺点，不看优点，甚至把优点当缺点。愚，就是不懂得如果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技术等知识，没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生产，就不能巩固政权，建设现代化；自己没文化没知识，心安理得，以此为荣，而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外人”；对世界新技术新事物不感兴趣，甚至把新的科学成果看成是“异端邪说”，“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私，主要是私心杂念作怪，不把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龢民族利益放在心上，唯恐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入了党，受到提拔重用，威胁自己的“铁交椅”；有人公开向知识分子宣传：“你有文化，我有党票，你有知识，我有资历，你本事再大，还得受我领导”，赤裸裸地暴露出嫉贤妒能的情绪。上述“左”、偏、愚、私四种阻力，往往相互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的“左”，由来已久，是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必须着力打破的最主要阻力。但实践告诉我们，若就“左”谈“左”，不帮助人们从世界观上克服偏见、愚昧，不认真揭露和批评某些同志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或公开扺制，是不容易解决得好的。应当看到，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新技术革命，迫使我们民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切实付诸行动，才有可能打开现代化建设的局面，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然，只“靠空话”就“不能实现现代化”。这是邓小平一再反复强调的科学论断。所以，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精神生产者，是潮流所向，国情所需，人心所思。

　　（这是作者发表在《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的论文。文中对精神生产这一主要问题作了较早的专门论述，多家报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