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总书记在去年11月会见连战荣誉主席时曾指出“两岸关系取得重要进展，实现了历史性转折”。胡的这一评价集中代表了中央对和平发展的正面评价。为什么胡总书记要把两岸关系的转折提到“历史性”的高度来认识？我个人理解至少有三点理由：
　　
　　1.在六十年之久的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只有这一次集中取得了如此多的成绩和进展，而且是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实现的。
　　
　　2.这次转折直接导致党中央提出“和平发展”的对台战略，而“和平发展”战略是对“和平统一”大政方针的重大补充和发展，它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对台工作的指导原则。
　　
　　3.这次转折所导致的结构性的变化，如“三通”的基本实现、国共两党关系的制度化改变、两岸经贸关系的再上层楼——等，其深远影响至少要延续到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三十年。
　　
　　然而，在一些内部讨论会上，也有高级干部或著名学者发表不同意见，他们怀疑马英九是“隐性台独”、“B型台独”、担心大陆的单方面让利非但不能换取台湾方面渐渐迈向统一，反而可能助长其分离趋势，认为和平发展搞不好会变成“和平分裂”。在互联网上，此类言论更是此起彼伏。可见这已经是一个被广泛关注而又分歧尖鋭的课题。有鉴于此，当我们评价两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成果时，就不仅要关注它们对台海的和平和两岸关系的发展有哪些贡献，更需要回答它们对中国未来的统一有何正面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可提出以下几点：
　　
　　一、确保了现代化建设急需的战略机遇期
　　
　　和平统一的最终实现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实力发展。当前我综合国力成长很快，但还没有达到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水平，这时除非万不得已，不宜在台海动用武力，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能打胜，付出的成本也太高，而且后遗症会很多，搞得不好，台湾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倒以另一种形式继续长期存在，对我形成更大的困扰。而这两年，由于两岸关系转入和平发展轨道，台独发展势头受到重挫，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台湾因素被置于可控状态，两岸发生战争的威胁大幅度减弱。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和我对台工作的首要目标也相应发生质变，即从与台独政权尖鋭斗争的两岸关系，转变为大陆与台湾岛内赞成九二共识的政治力量合作、和解，共建和平发展架构的两岸关系。而这样一种和平、和解、合作的两岸关系，不仅是台湾需要的，同样也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它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原来在东南方向面临的严峻国家安全挑战，确保了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二、强化两岸经济关系的一体化，强化两岸的“相互依赖”
　　
　　和平统一的经济基础是两岸经济的一体化。港澳在回归之前，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就已经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这是港澳能顺利回归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同样道理，如欲以和平方式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两岸经济的一体化，至少要实现两岸共同利益的的极大增进与相互依赖的极大加强。从表达方式上讲，我们使用“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的提法，主要是体现在和平发展阶段，双方是平等关系，特别是台湾方面对这样的提法感受较舒服；但由于两岸经济规模相差太大，台湾作为小的、弱势的一方，在“共同利益”的外观下必然获利较多，相应地在“相互依赖”的外观下也必然更依赖于对方，这才是我们乐于“让利”的真正原因。为了增进两岸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我们连续几十年持续推动“三通”，现在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三通的基本实现和ECFA的签订将使两岸经贸交流升上新台阶，人民币在岛内可自由兑现，大陆台资更加得到保护，陆资入岛也将只是时间问题。
　　
　　马英九本人并不强调“相互依赖”，更极力反对“亲中倾向”的说法，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台湾优先”，是“发展台湾经济”，但究其实他坚持的是“台湾经济发展须以大陆为腹地”的政策方向。马一直认真地、排除万难地不断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再上台阶、推动两岸人民往来更具规模；在这一点上，马超越了他的所有前任！蒋氏父子的“统”只是口头宣示的政策目标，现实中则是对两岸交流全面地、严格地禁絶（蒋经国最后的两年除外）。李登辉和陈水扁虽都曾在其任内采取过一些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和增进人民往来的措施，但他们只是希望借此营造有利于台独的大环境，一旦他们发现这个目的达不到，立刻就对两岸交流“戒急用忍”，他们扮演的基本角色是两岸关系的刹车者、捣乱者和阻挠者。而只有在马执政以来的两年，两岸在经济整合的问题上才真正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其标志就是ECFA的签订。且不论马英九在主观上的底牌到底是什么，至少在客观上马所做的，就是在强化两岸经济关系的一体化，强化两岸的“相互依赖”，这才是马大陆政策的新意和主流！
　　
　　三、两岸“连锁社群”的培养与“民间好感”的复苏
　　
　　各种复杂因素造成两岸隔絶近半个世纪，两岸民间社会形成巨大鸿沟；现在台湾的多数民众害怕统一，这是台独敢于猖狂挑衅大陆的最根本原因；虽然和平发展已经两年，但认为自己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的台湾民众却在逐渐增加，这也是人们怀疑和平发展的主要理由。面对这种形势，欲追求和平统一，前提是必须弭平两岸民间隔阂的鸿沟，唤起台湾民间对大陆的好感，重新培育台湾人民对统一的支持，重构支持统一的社会基础。三通的实现和ECFA的签订终于促成了两岸间的“一日生活圈”，两岸民间交流和人员往来获得了空前的便利条件，大陆游客已经大规模入岛，预计今年将达到150万人次。台湾人民在大陆经商、工作、学习者增加；两岸人民通婚增加；陆资企业入岛后将吸收大量台湾的雇员；两岸社会一体化程度加深。已经开了两届的福建海峡论坛掀起了两岸民间交流的新高潮，每届都有为数五千以上的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其中很多是来自中南部的普通民众。可以断言，随着和平发展的逐年深化及两岸民间交流的不断推向新高潮，必将在台湾民众中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因为经商、求学、就业或其他原因与大陆发生个人利益的连接，因此即使不赞成马上统一，至少也乐见两岸关系不断改善。这样的群体，学术上称为连接两个隔阂社会的“连锁社群”，他们将成为未来支持和平统一的新的社会基础。现在大陆省级高官陆续访台已经形成惯例，渐渐地台湾民众将把大陆高级官员的来访视为常态。去年底陈云林第二次访台虽仍遭受民进党聚众抗议，但抗议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已小于前年；去年１１月中旬在台北召开的“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是两岸交往中第一次在台湾举行有大陆退役将领和退休大使参加的公开研讨会，也是双方智库学者第一次在台北公开讨论敏感政治议题，从台湾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来看，似乎已经不排斥双方开始“二轨”性质的政治对话，到明年或后年，两岸智库进入这种性质的对话还是可以期待的。连民进党也察觉了民意的这种微妙变化，因此蔡英文才提出了“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愿与大陆对话”的说法。
　　
　　四、双方谈判队伍的培养与谈判经验的累积
　　
　　至去年年底双方已签订了十二项协议、一项共同声明和一项MOU（备忘録），今年又签了ECFA。未来两岸要谈判统一问题，离不开双方谈判队伍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妥协，而两年来的谈判，使双方都学到了沟通的技巧，积累了谈判的经验，培育了彼此的互信，创造出了一些“官员上桌”的交往模式，两会协商和谈判的制度化加强，这些都将成为今后两岸政治对话乃至统一谈判的有利资源。
　　
　　五、新的合作领域的开拓与合作机制的建构
　　
　　两岸在互相支援救灾、防疫、共同打击犯罪乃至其它多领域建构出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机制。两岸执政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问题上强化了默契和互信基础。在以往数年间双方有共同反对台独的合作经验，并建立了两党的对话机制和交流平台。ECFA的签订带来了一个新生事物，即双方同意共组经济合作委员会，这种合作性的“共同机构”能发挥多大作用仍待观察，但此类合作机制的出现必然为今后中国的统一提供新的参考。
　　
　　六、政治互信的逐渐加强与政治共识的积累
　　
　　这两年来，马英九在大陆政策的调整上力度还是较大的：1.迅速在承认“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了两会协商；2.放宽了对两岸交流的诸多限制；3.重新对两岸关系做了政治定位，讲出“一国两地区”，回到“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的定调；4.提出两岸“外交休兵”，并有相关措施；5.军事上改变了“决战海上”的带有一定攻击性的战略，重新改为“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守势战略，这在政治上也有积极意义；6.在岛内采取一些针对“去中国化”的反措施，如规定使用汉语拼音、教科书重新修订、纪念抗日先贤——等等。尽管双方都坚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工作顺序，但政治与经济实际上是不能断然分开的。在签订各种经济性、事务性协议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妥善解决台湾参加有关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上，两岸还是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政治互信。对彼此的政治关切也有了更翔实的理解，对对方感觉“敏感”的议题与说法也能寻找尽量圆融的表达方式或干脆搁置不表。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为今后顺利进行政治对话与政治谈判的必要准备。
　　
　　上述六个方面，说明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相通性。这两年来，鉴于“统一”在台湾岛内已经被污名化，且台湾多数民众的确没有做好统一的准备，如果天天把统一挂在嘴边，反倒吓跑了台湾的普通民众，因此我们对和平发展是大讲特讲，对和平统一则只能是“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而马英九也宣传“现状是不统、不独、不武”，似乎和平发展就等于“不统”，我方为了照顾两岸合作大局，也不便公开批驳马的一些说法。以致有人误解和平发展是“反独重于促统”、甚至误认为“和平发展取代了和平统一”，其实追求国家早日完全统一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就等于促统！
　　
　　当然，这只是从为统一夯实基础、创造条件的角度而言的，上述六个方面的成果并不能自动导致和平统一，要真正实现和平统一还需要解决其他许多很复杂的问题。简言之：和平发展未必能自然达到和平统一（还需要很多条件）；但没有和平发展就絶对没有和平统一（因为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
　　
　　2010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