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三十年来在中国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所有关于中国的讨论，都离不开“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它或者直接就是问题的核心，或者是影响事态发展的最重大要素。
　　
　　两岸关系的变迁和中国对台战略的相应调整，曾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有些因素并不一定与改革开放有直接关系，有些则根本没有关系（如台独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两岸关系问题可以忽略改革开放要素。事实上，三十年来两岸关系发展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的确深刻影响了中国对台战略，这可以从三个基本面向来看：
　　
　　一、党的基本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和平发展”在对台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
　　
　　1.和平的价值、地位与功能在对台战略中更加重要
　　
　　改革开放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指导下，对台战略是以强调“斗争”为主，学界研究的重点是统一问题，对和平问题则基本没有研究，“和平”只具有尽量减少斗争成本的“工具价值”，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日益深切地认识到和平不仅仅是手段，而且在很多场合也是目的。中国对台战略中的和平观，也超越了原来只与实现两岸统一挂钩的“工具价值”，而具有三种新的价值：
　　
　　一是和平与中华复兴的挂钩。现在的对台战略，已经不仅仅从两岸关系的角度看问题，目标也不限于“统一”这一项，而是把解决台湾问题与实现中华复兴联系起来考虑，强调在实现中华复兴的过程中奠定两岸统一的基础，使未来两岸的统一能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腾飞的加力站，而不是让台湾问题干扰中华复兴的大业。除非“台独”发展到必须用武力压制的程度，否则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尽最大努力防止两岸中国人的内战，防止因台湾问题引发中国人的“内耗”而使我们丧失宝贵的战略机遇期。
　　
　　二是和平与发展的挂钩。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内，“发展”问题完全不能进入两岸关系研究者的视野，甚至到本世纪初，在对台领域中使用最多的词组还是“和平统一”，而鲜少提及“和平发展”，直到2006年4月锦涛同志提出“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主题”之后，这个词组才渐渐在对台部门流行开来。然而，这个变化是迟早要发生的，因为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决定了这是必然趋势。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指导思想上的巨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等政治目标要求和平环境的配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精辟论述指明了中国政策选择的价值排序；“和平发展”成为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而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然应当是这条道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例外，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题，与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相辅相成的。
　　
　　胡锦涛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重申“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强调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他指出：和平发展之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与和平的两岸关系。和平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前提，失去和平，不仅难以继续进行经济建设，曾经获得的发展成就也将毁于一旦，没有和平，谈不上任何意义的发展。而发展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不论最后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都要靠发展积蓄实力。不管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的发展，都关系到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繁荣，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
　　
　　因此，力争两岸关系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对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整体上的和平发展进程同时也是消融“台独”分裂势力的重要进程。
　　
　　三是和平与中国的国际战略的挂钩。改革开放使中国日益快速地融入现存的世界体系，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拥抱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更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而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意向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维持现状”与“和平解决”这八个字。胡锦涛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以后，在前任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强调“和谐”的概念，推动在国际上建构和谐世界，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与之相应则是在两岸推动和平发展。在这里，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思考，已经不仅仅是如何处理内政问题这一个层面，还包括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如何在中国日趋强大的进程中向世界特别是周边邻国展现中国的形象……等问题。
　　
　　2.更加强调对台战略的阶段性
　　
　　1949年以来，对台战略的关键辞经历一个变迁过程：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和平统一——和平发展。在毛、邓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对台战略中，与台湾当局的谈判模式都被设计成“毕其功于一役”型，即双方不谈则已，要谈就是谈统一问题，或曰直接解决台湾当局对于中央政府的归顺问题。到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台湾内部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更加强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相应提出“分步走”和“过渡阶段”的构想，即江主席在《八项主张》中提出“做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但当时台湾方面“独”的倾向加强，我方促统的紧迫感也随之加强，因而一度有“台湾问题不能久拖不决”和“统一时间表”的思考。
　　
　　锦涛同志主持中央对台工作以来，针对国际形势和台湾岛内政治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进一步调整对台战略，其中有一项已经被海内外论者公认：就是把“反独”与“促统”视为有关联但又有区隔的、不同的战略阶段，有不同的战略目标，在“反独优先”阶段，对台工作最重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坚决不让法理台独得逞。
　　
　　在2008年3月的选举中，台湾人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两岸中国人的“反独”斗争也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胜利，台湾政局发生了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的积极变化。两岸关系显然已经迈出了“反独优先”的战略阶段，那么下一步是否该直接“促统”呢？
　　
　　其实，胡主席已经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政治报告》中郑重对台湾各个政党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胡主席并没有强调“统一”。由此可知，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双方谈判的议题不会是统一问题即台湾当局对中央政府的归顺问题，而是如何建构两岸和平稳定互动架构的问题。换言之，在“反独优先”和两岸“共议统一”这两个战略阶段之间，将有一段很长的“和平发展”阶段。把“和平发展”明确为两岸关系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以建构两岸和平发展互动框架做为衔接“反独”与“促统”的枢纽工程，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台战略的新创见，它细化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路径选择，使宏观的大战略首次有了具体的操作平台和分阶段的战术方案与战术目标。
　　
　　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指出：“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虽然“和平发展”在字面上没有“统一”，但它无疑是必须以“一个中国”为指导原则和基础、以“统一”为指向和目标，双方谈出一些关于两岸和平稳定互动的协议本身就是促统的实际体现，或者说是促统的初期阶段。
　　
　　3.对台战略设计中已经有了初步的“两岸和平路线图”
　　
　　胡锦涛在2005年会见连战、宋楚瑜等台湾政党领袖时，与连战先生共同明确提出了“建构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的主张。其后，各方面人士围绕这一主张提出种种构想，如建立两岸政党交流机制、建立两岸领导人会晤和磋商机制、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乃至自由贸易区或共同市场——等等。现在两岸政党交流机制早已走出构想阶段而部分成为现实；两岸经贸交流机制、谈判机制、对话机制也都有了令人乐观的成长和发展。
　　
　　有学者认为：单纯的“没有战争”是低度和平或暂时和平，也可称为现实主义的和平；由协议保证的正式和解是中度和平，也可称为制度保障或制度主义的和平；而消除了敌意则可以视为是高度和平或永久和平，也可称为共同利益保障或建构主义的和平。低度和平是不能用武，是不战的和平；中度和平是不愿用武，是和解的和平；到了高度和平阶段，就是根本不需要用武，是升华到了和谐的和平。
　　
　　用上述观点来解读目前还是朦胧状态的“两岸和平路线图”：当前台湾海峡的现状是“低度和平”即不战，是靠相关各方的相互军事威慑保障的和平；下一步是两岸通过平等谈判签定和平协议或结束敌对状态协议，或建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两岸政党交流机制、两岸领导人会晤和磋商机制——等等，使两岸的和平升级为靠制度或协议保障的“中度和平”。再经由双方共商两岸关系的未来，“共议统一”来迈向共同利益保障的“高度和平”，其象征是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全面机制化，台湾朋友建议的两岸自由贸易区或“两岸共同市场”，就是对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全面机制化的具体构想，胡主席在会见连战、宋楚瑜时对这些构想已做了积极回应。
　　
　　二、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促使对台战略中的“敌我”定位发生微妙变化，对台战略渐渐从“征服型”的统一转为在和解、合作基础上的“共促统一”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最重大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国际和国内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的合理性认识不够，乃至过激地在宣传上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与垂死、“邪恶”挂钩，过度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的使命感，并不断向党员和群众灌输这种使命感，使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被错误地牵引到“姓社姓资”的问题上。在国际共运问题上，林彪、四人帮之流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鼓吹“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热衷于推动世界革命，其结果是中国在世界上被迫处于尼克松所形容的“愤怒的孤立”状态。
　　
　　在后来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看法，认为资本主义是当代中国和平共处的伙伴、是改革开放的对象、是激烈竞争的对手、是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源泉之一、也是中国和平演变的危险之一。这样的认识就全面了、深刻了、实事求是了。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原本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和制度选择差异（国共内战、美苏冷战皆源于此）引起，改革开放以前，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基本上都被定位为“敌我关系”的性质。其后大陆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改革开放逐步扩展和深入，国人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逐渐有了更加全面、深刻、更加实事求是的认识，在两岸关系中和中美关系中因为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而产生的敌意就下降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归类为“敌我关系”，而是既有矛盾和对抗、又有妥协与合作的、非敌非友、可敌可友、亦敌亦友、此时敌它时友、此事敌它事友……的非常复杂的关系；两岸关系除了与陈水扁“台独”政权对抗的八年外，在其它时段内也不能简单定位为是“敌我关系”，它同样也是非敌非友、可敌可友、亦敌亦友、此时敌它时友、此事敌它事友……的非常复杂的关系。相应地中国的对台战略也发生三种微妙但影响深远的变化：
　　
　　1.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更加深刻。在“和平解放”阶段和早期的“和平统一”阶段，我们多少还是带着优越感去看待被统的一方，允许其这个“不变”、那个“不变”，主要是出于减少统一成本的考虑，有点“赎买”的意味。在思维的深层对“最终还是要变”的期待其实是大于对“不变”的期待。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发现资本主义是受当地人民拥护的制度，也是能为当地人民带来福祉的制度，而且台港澳乃至海外的资本家也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他们的贡献，因此对“一国两制”的论述重点就转向强调“长期不变”，并且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制长期共存的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等问题，同时在宪法中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地位，使“一国两制”成为国家基本的组织形式，受到自宪法以下各类法律的保护。这种情况“至少五十年不变”。那么五十年以后怎么办？小平说“到了（下世纪）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相应地，“一国两制”政策“五十年以后也更不需要变”。
　　
　　如果说“五十年不变”是真诚地尊重两地的制度差异，那么“五十年以后就更不会变”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正如小平所预见：改革开放必然造成两地的制度差异缩小，至少中国在经济制度上更市场化了，而制度差异缩小将使得“两制共存”更有生命力。
　　
　　2.对于我们原来在台湾问题上锁定的外来“假想敌”——美国，除了继续与之斗争的一面外，也要思考是否还有另一面，即和解合作的一面？
　　
　　改革开放、中美建交和小平宣布对台湾的和平统一方针，这三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因为这三件事本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关系。改革开放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合，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改变与西方的关系，而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因此如邓小平所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而台湾问题又是中美之间最敏感、最重大的分歧问题，要想让“中美关系好起来”，就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能让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冲击改革开放的大局，这就是邓公当年的战略思考。而今三十年过去，这一重大战略思考仍然对中国有至关重大的指导意义，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必将仍然有至关重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反对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特别要反对美国把台湾变成其保护地。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程度的加深，随着我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纽带的强化，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也要考虑如何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问题，包括如何用最少成本来对付“美国介入”的问题。最理想的选择是让美国成为我最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助力，如此目标达不到，则至少不要让美国成为阻力，如此目标还是达不到，至少我们还可让美国在反台独方面发挥些作用。
　　
　　总之，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美关系，已经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大国关系，双方不仅有斗争和对抗，也有合作及妥协，未来对两国人民都最有利的选择，就是中美应当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以合作代替对抗。近两年来，陈水扁的倒行逆施非但没有如其设想的那样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反而促进了中美在反对台独的问题上进行有成效的合作，这证明了即使在中美之间存在最重大、最敏感分歧的台湾问题上，也存在着合作的空间。
　　
　　3.在对统一对象即台湾当局的态度上，从“征服型”统一转为在和解、合作基础上的“共促统一”。改革开放前乃至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对于台湾当局的政策——无论是武力解放还是和平统一，其实都没走出古代中国处理割据的基本模式，即传统的剿、抚、或剿抚并用，（武力解放是“剿”，和平统一是“抚”，和平统一但絶不承诺不使用武力是“剿抚并用”），这种基本模式可称之为“征服型”统一（包含武力的征服和招安式的征服）。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包容”和对美国的“有限合作”相呼应，对台战略也渐渐从“征服型”的统一转为在和解、合作基础上的“共促统一”。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同台湾泛蓝政党的合作平台，今后只要泛緑政党放弃台独主张，中共也可同其建立正式党际往来。在对台工作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招商引资，实际上就是要做好台湾资产阶级的工作，让他们在祖国统一大业中起作用、做贡献。胡锦涛关于两岸和平发展架构和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主张，完全超越了“剿、抚、或剿抚并用”的传统模式，一旦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剿”就无从谈起了，但这时仍未统一，换言之台湾当局也没有接受“抚”（没被招安），这时的两岸关系将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的关系，这将是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央处理地方割据政权模式的新型关系。
　　
　　三、改革开放提升了“人民”在对台战略中的地位，使解决台湾问题的落脚点——从“两个寄希望”转到“重在争取台湾民心”
　　
　　　在毛、邓两代，有“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但工作的重点其实只锁定在当局方面，工作方式也基本上属于传统的“统战”方式；对何谓“台湾问题”的解读，也主要是集中在对台湾当局的处理上，似乎解决了台湾当权者的问题，包括对其“待遇”做出妥善安排，就是解决了台湾问题。虽然提出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只停留在理念口号，并没有具体的措施。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后，涉台部门也相应出现如何在对台工作中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考。台湾同胞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央政府有责任照顾台湾人民的福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在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时能让台湾人民的福祉得到提升而不是减损。江主席在《八项主张》中提出：“2100万台湾同胞，不论是台湾省籍还是其它省籍，都是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手足兄弟。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我们党和政府各有关部门，包括驻外机构，要加强与台湾同胞的联系，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关心、照顾他们的利益，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像这样的表态，散见于1995年以后北京的多份对台重要文告和领导人的讲话，它们说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更深刻地认识到“做台湾人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反台独斗争的激化和深入，大陆学界和有关部门对台湾问题的认知也更加深刻。台湾的问题至少有两个层面：表面层次看是我们同台湾当局的政治分歧问题，但更深层次上还是中央政府与台湾人民的关系问题。祖国大陆的很多政策诉求不能被台湾多数人接受，这是陈水扁之流敢于“有恃无恐”挑衅大陆的根本原因。只有到某一天，我们的政策诉求可以被台湾的多数人民接受，才是台湾问题的真解决。
　　
　　台湾的“民主化”使人民对两岸关系的未来有了决定性的力量，选举则改变了统治集团与人民的关系，现在想绕开台湾选民对台湾前途做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人民不能“统战”，我们必须开拓出直接面向台湾人民的工作方式。按照胡锦涛“以民为本”的思想，祖国大陆把以往必须台湾当局先做什么（如必须先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再做什么的方式，改为“四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对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祖国大陆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而不再以台湾当局怎样讲为前提。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是在陈水扁执政的情况下，大陆也主动出台了一系列改善两岸关系的措施，2007年年初，国务院台办先后提出“共同参与、多点开放、直接对飞、双向载客”的“十六字目标”与“大陆积极推动两岸“三通”政策不变”等五点意见，积极与岛内各界联系，主动邀约台湾航空业者与大陆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最终使春节包机得以实现。台湾海基会原董事长辜振甫去世后，海协会汪道涵会长派副会长孙亚夫、秘书长李亚飞等，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赴台吊唁，以显示对辜先生的敬意与对台湾同胞的尊重。随后又在向台湾同胞赠送一对大熊猫、台湾农产品销售大陆、货运包机，两岸直接“三通”等议题上主动释出善意，这都是“四个有利于”的具体表现，亦即“以民为本”的具体表现。
　　
　　另一项例子就是北京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方式所做的调整。调整的方向是从“属政府主义”-“属地主义”-“属民主义”。
　　
　　“属政府主义”强调主权与政府的连接。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对一中原则的表述是三句话（简称“老三句”），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其中第三句就是典型“属政府主义”的表述方式。
　　
　　“属地主义”强调地域与主权的连接。在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鉴于世界上絶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为了更有力促成台湾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钱其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一中原则的表述方式（简称“新三句”），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里回避了谁是合法政府的问题，强调“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它和“老三句”中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都是典型“属地主义”的表述，当然“新三句”的表述方式比“老三句”对台湾更友善。
　　
　　而“属民主义”的特征是强调人民与主权的连接。在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三个共同”的论述，即“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理应携手维护好、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事务必须由全体中国人共同决定”。这样的“三个共同”，不是对“新三句”的替代，而是对“新三句”的重要补充，因为“新三句”中没有提到人民，而“三个共同”则从“以民为本”的角度来阐释一中原则的内涵，是典型的“属民主义”的表述方式。这种新的表述方式具有四大长处：（1）更贴近“人民为国家主人、人民共同拥有国家主权”的当代民主理念；（2）超越两岸在政府代表性和地域主权归属问题上的争议，为双方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妥协开辟更大的弹性空间；（3）更具人文关怀和感情色彩，像“命运共同体”、“共同家园”之类的提法，从历史讲让我们追怀两岸同胞共同的血脉、文化传承；从现实讲是上百万台商现今在祖国大陆生活发展的生动写照；从未来讲则描绘了两岸同胞共谋和平、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4）更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白宫发言人约翰德罗于胡总书记做报告的次日即表示，“美国注意到胡锦涛对台海关系措词温和的发言，他们相信，中共在向追求和平的正确方向前进，美国也认同，台湾问题必须由海峡两岸所有人民，透过沟通、对话，共同决定”。
　　
　　胡总书记政治报告谈及台湾问题的篇幅并不算太长，但总计共出现七次“共同”，除了前述“命运共同体”、“共同家园”、“共同决定”的“三个共同”外，另四处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两岸同胞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两岸同胞要共同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祖国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实现”。在如此重要的政治文献中密集出现这么多“共同”，最充分地说明了“以民为本”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对台战略的灵魂。

　　（这是笔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的《国际问题高级讲坛》所做的报告，200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