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各国的政治家而言，要想办好本国的事情，搞清楚所处时代的特性是前提。中国之所以在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走了一大段弯路，原因之一就是对时代性质做了错误的判断。当时毛泽东沿袭列宁的命题，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腐朽和垂死的阶段，其腐朽性与垂死性的两个必然的伴生物就是革命与战争，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毛主席语録》第280页）。但事实证明，毛泽东所期待的“世界革命新高潮”并没有出现，而他对“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和强烈抵制，其客观效果却是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他对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热情期许和高度肯定，则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脱序和混乱。这个例子，说明研究时代特性问题的重要。
　　
　　小平同志复出之后，高瞻远瞩地提出当前我们所处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有这个判断为前提，才有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在改革开放进行了近二十年后，中国仍然认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旋律”的地位不会改变，这个基本判断，乃是中国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的前提。
　　
　　但是人们也都注意到，冷战结束之后，这个世界与其说变得更加有序，不如说变得更动荡不宁。在波黑、在车臣、在中东、在非洲、在中南美洲……种族仇杀、领土纠纷、内战、政变等形形色色的局部冲突或区域战争，此伏彼起，轮番上演；在相对安定的亚太地区，也出现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面；今年7月美国“金融游鳄”索罗斯在东南亚掀起的金融风暴，展现翻天覆地的经济破坏潜力，令全世界为之心惊肉跳；凡此种种，是“和平与发展”这五个字反映不出来的。虽然这些形态各异的争端或冲突相对于“主旋律”而言可能只是“杂音”，但后者处理不好，也能令前者演奏不下去。所以，有人就试图提出新的范畴，以全面涵盖当今世界既有“和平与发展”，又有“冲突与动荡”的双重特征。
　　
　　“冷和”就是此类新范畴之一，其“和”字指“和平与发展”，“冷”字则指“冲突与动荡”。但“冷”字毕竟只是抽象的形容词，必须调动联想力才能把这个字与“冲突”扯到一起，且仅仅凭一个“冷”字，人们也很难联想出冷战后的新时代赋予了各类冲突、抗争哪些新特点。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棋战”的范畴，并以“热战”-“冷战”-“棋战”作为解说百多年来时代特性演进的基本脉络，详述如下，以为引玉之砖。
　　
　　二
　　
　　从西方列强开始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世界近代史的“热战”阶段。从“二战”结束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是世界当代史的“冷战”阶段。而“冷战”结束到现在、乃至今后数十年间，就是人类的“棋战”时代。
　　
　　顾名思义，所谓“棋战”，是指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一国内部对立的两大或几大政治势力之间，将在一种既不同于“热战”时代，也不同于“冷战”时代的新型关系架构中共存，其特点类似棋手博弈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四点：
　　
　　（一）在“棋战”时代，“敌”、“友”界限将趋于模糊
　　
　　“热战”的表现形式是国家间的战争乃至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表现形式是两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不同的国际性阵营的全面对峙。无论“热战”还是“冷战”，敌、我、友的界限是分明的。
　　
　　“棋战”的表现形式则像两人下棋时的情景：就纹枰上的较量而言，双方是敌，争输赢时寸步不让；但大家坐到一起下棋，又是友，在下出一手狠着的同时，递给对方一杯茶，说一声“慢慢想，别着急”。
　　
　　人类社会发展到“棋战”时代，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多变，非敌非友、亦敌亦友、似敌似友、可敌可友、此时为敌彼时为友、此事为敌彼事为友、此处为敌彼处为友、此时此事此处既为敌又为友……。
　　
　　这种敌友界限模糊化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各大国之间纷纷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的关系，就好像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结成愿意共同切磋棋艺的“棋友”。但“伙伴”之间原本存在的争端与分歧并未消失，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就像面临每一局棋一样，双方都想当赢家，也都为此而绞尽脑汁、不遗余力。
　　
　　（二）在“棋战”时代，经济领域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赛场
　　
　　“热战”发动者的目的，是并吞对方的领土、统治对方的人民、攫取和支配对方的资源。这一切背后的思想基础是民族沙文主义，即陶醉于本民族的优越感，歧视有色人种和弱小民族，为了实现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发动战争、侵略他国、奴役他国人民……等等行为，都被认为是合理的。
　　
　　“冷战”发动者的目的，已不是直接占领对方领土、统治对方人民。而是通过经济封锁和军备竞赛耗掉对方的国力，同时扶植对方内部的反对势力，最后迫使对方政府和社会制度垮台，让亲己方的新政权上台，奉行同己方一样的价值标准和社会制度。这一切背后的思想基础是文化价值观的沙文主义，即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本国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人。
　　
　　而“棋战”的“输赢”则类似于棋赛。在一场棋赛中，大家比的是棋艺水平的高低，不论谁胜谁负，对局的棋手之间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胜利者除了享受“冠军”头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优越感并得到比负方多的奬金外，不能再要求负方做更多的奉献。
　　
　　参与“棋战”的国际社会成员，至今仍未完全摒弃在价值观方面的争论，但在这方面取胜的重要性已渐渐被看淡。199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埃尔·
　　
　　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指出冷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文明冲突的形式展开。1996年，亨廷顿又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文明的冲突与重造世界秩序》，这本书的摘要以《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为题，发表在1996年末一期《外交》双月刊上。粗看上去，亨廷顿强调“文明冲突”，似乎有向以“民族问题”为轴心的“热战思维”复归的迹象，其实不然。在亨廷顿的几篇大作中，非但看不到作为“热战思维”典型标志的那种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即对本民族优越性和西方文明普世性的高度乐观与自信，反而强烈地表露出对西方文明将被其他文明“淹没”的恐惧感。评论亨廷顿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他的“一家之言”也不能涵盖整个西方思想界。但是，亨廷顿毕竟是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从他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家在寻求未来世界秩序的答案时，已经开始自觉地把多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并存设定为思考问题的前提。
　　
　　在“棋战”中，各国真正看重的是本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国际排行榜上的名次。但是，正像棋手的水平必然有高有低一样，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有强有弱也是必然的，正常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暂时落后，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而且“落后”只是相对于他国而言，若与自己的过去比，可能该国已经发展很快了。所以单凭“国际排名靠后”这一点，并不足以证明该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不合理的、是应当打倒的。因此，在“棋战”中暂时领先的国家，仍然要尊重他国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而且也要尊重不同于自己的文明形态、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
　　
　　借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范畴来讲，“热战”是以“民族”问题为轴心展开；胜负的表现是“我主你奴”。“冷战”是以“民权”问题为轴心展开，胜负的表现是“我对你错”。而“棋战”则是以“民生”问题为轴心展开，胜负的表现是“我强你弱”。
　　
　　（三）在“棋战”时代，将以三总分的计分方式弱化冲突力度
　　
　　“热战”时代的斗争方式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则诉诸武力，以战场上血肉厮杀的结果来定胜负。在“热战”中失败意味着亡国亡种，用计分方式形容，“热战”是彼生我死的零和搏杀（对方得一，我方负一）。
　　
　　“冷战”时代排除了直接诉诸武力在战场上解决问题的方式，代之以报章杂志上充满敌意的互相指责、经贸交流上的严密封锁、以及秘密的“间谍战”和在对方内部扶植反对势力的“代理人战”。在“冷战”中失败意味着亡党亡政，但不至于亡国亡种。用计分方式表述，这是一场彼生我重伤的一和抗争（对方得一，我方得零）。
　　
　　而在“棋战”时代，大国之间基本不再用武力互相威胁，也不再明确地将另一大国设定为假想敌。各国之间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仍千差万别，但像“冷战”那样彼此在媒体上尖鋭地互相攻击的做法，已渐渐被摒弃，至少相互批判的火爆程度在渐渐减弱。在“棋战”时代，对他国进行经济上的封锁与制裁将日益不得人心，最终这种做法必然被经济交流的渐渐强化所取代。
　　
　　在棋赛中，选手们争的是“冠军”头衔所带来的精神上的优越感以及比负方多的奬金。与此相似，在“棋战”中领先的强国，通常只要求对手承认其“冠军”地位或“超强”地位，并且能确保其得到“冠军奬金”即最大份额的经济利益，就满意了，而不会再像“热战”和“冷战”那样，非把对方逼到生死存亡、以命相拼的地步。
　　
　　从负方的角度看，若想提高自己的棋艺，就必须向高手学习，不能害怕失败就不同高手对弈。这一局虽然败了，但我方仍有在下一局棋赛中成为赢家的机会。而且通过与高手过招锻炼了实战能力，还得到一些物质报酬如出场费或一定比率的奬金，并非全无所得。在“棋战”中失败意味着在具体争端的得失计算上彼多我少，但我方还是有所得，用计分方式来形容，“棋战”堪称一场三和游戏（胜方得二，负方得一）。
　　
　　从零和到三和，反映出抗争的力度在逐步减弱。对抗总是不如对话，人类在学习如何更和睦地彼此相处方面，毕竟是在渐渐地进步。
　　
　　（四）在“棋战”时代，竞赛规则将日趋重要
　　
　　“热战”的游戏规则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为了达到彻底粉碎对方抵抗能力的目的，通常不择手段。虽然在竞赛规则上有一些规定，如对战俘的人道待遇等，但往往不能落实或不能全部落实。总体来讲，“热战”时代是最不遵守竞赛规则、最不讲究竞赛风度的时代。用数字表示，可谓“零规则”时代。
　　
　　“冷战”是两套游戏规则对峙和较量的时代。在本阵营内部，各国形成了经贸、政治交往的秩序和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但对另一阵营的国家不适用。在两个阵营之间，除了直接诉诸武力以外，斗争仍然是不择手段的：间谍、暗杀、颠覆、封锁、造謡……无所不用其极。用数字表示，可谓“双规则”时代。
　　
　　到了“棋战”时代，在国际间“敌”、“友”界限模糊化、对抗力度柔弱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三大趋势的作用下，出现了一种时代性的要求，即“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应当建立在那些普世性的、即对各国都有约束力、统一的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哪个国家不按照这些规则行事，它就要相应地遭到国际社会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抵制。正如下棋的基本前提是双方棋手都要遵守同一竞赛规则一样，“棋战”时代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单规则”的时代。
　　
　　所谓“单规则”，并非指国家无论强弱都在同一时间内奉行同样标准。正像棋赛要把棋手分成不同段位来安排比赛一样，通常一个国际性的游戏规则，都会为照顾某些国家的特殊性而专门订立一些条款，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就适用不同的规定。但是，这里的“特殊性”是包容在“统一性”之内的，“特殊条款”仍是“单规则”中的一部分。换言之，规则总是要执行的，只是对某些国家来讲，允许在特定时间内暂时放宽标准，如入会数年内可继续对某特定产业实行保护政策，这就是“特殊性”，但过了这期限，该国还是要执行同其他成员国相同的标准。
　　
　　在“棋战”时代，国际性竞赛规则的制定将越来越偏重于“统一性”而减少照顾“特殊性”，WTO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条款”就明显少于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因此，凡是期望与国际接轨的国家，都必须做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本国的“特殊性”以附和国际的“统一性”的心理准备。
　　
　　中国已经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签署了许多国际宣言和协议，在诸如防止核扩散、保障人权等许多领域内，中国都承担了国际义务。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充分显示出奉行“改革开放”方针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融入国际大家庭的热诚愿望和遵守相关国际游戏规则的坚定决心。但是美国却以“中国经济已达到一定水平，不能适用发展中国家条款”为由，使中国至今仍被阻于WTO的门外。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棋战”时代，既然出现了对各国都有约束力的统一的竞赛规则，在制定规则时拥有参与权、在运用规则时拥有解释权，就显得异常重要。美国的超级强国地位在当前世界格局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像它一样，在制定重大的国际性竞赛规则时拥有那样多的参与权，在运用这些规则时拥有那样多的解释权。
　　
　　另一个问题，就是对“违规”的裁判权。当前联合国已经越来越多地在发生国际纠纷的时候出来担任“裁判”的角色，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制裁或维和行动，也都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美国之所以坚决反对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连任，就是因为加利有时不买美国的帐，伤害了美国在“裁判权”上的优势，妨碍了美国运用“裁判权”为己牟利。
　　
　　由上所述，可知在“棋战”时代，对弱国而言，如何在制定竞赛规则时争取更多的发言权和平等的投票权、在运用规则时争取更多的解释权、在挑选“裁判”时拥有一定的否决权，将变得至关重要。同时，对国际竞赛规则的了解是精细还是粗浅，运用国际竞赛规则是熟练还是笨拙，也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重大影响。
　　
　　三
　　
　　“棋战”时代的上述四个特点，已经在国际争端和地区性争端中清楚地显现出来，让我们看两个实例。
　　
　　前几年，大陆学者曾经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进行过讨论，有人认为是“遏制为主”，有人认为是“建设性的接触为主”，也有人对前两种意见兼收并蓄，认为是“软遏制”。
　　
　　“遏制”的观点容易引导人们忽视中美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软遏制”虽然加了一个“软”字，仍不足以填补这片“认识盲区”。而“建设性接触”的观点又无法解释美国何以要对中国采取那样多的不友好措施。
　　
　　引用“棋战”的范畴，上述争论可迎刃而解。所谓“建设性接触”，可理解为美国希望与中国结成可以共同切磋棋艺的“棋友”，但“棋友”固然是“棋友”，争夺冠军称号和奬金时可是寸步不让。美国解释所谓“建设性接触”和“遏制”的目的，是“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之前，让它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所谓“负责任”，即中国必须遵守西方社会统一适用的游戏规则。
　　
　　
　　
　　美国的优势，在于这盘棋的游戏规则，或者是它自己定的、或者是它已运用娴熟的，而且有时它自己还兼任裁判员，所以对争得冠军和奬金有必胜的把握。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对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未必是善意的。但美国也准备承担这样的风险，即如果中国在没犯规的前提下跑到了前头，那美国也承认中国是冠军，然后双方开始下一轮的赛事。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性接触”又未必是恶意的。
　　
　　中美之间存在许多重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最后会激化到何种程度，令人忧心忡忡。从“棋战”的观点看，美国最希望选择的是“三总分”的竞争方式，美国一定要当赢家，拿两分，但也让对方拿一分。像“热战”和“冷战”那样，非把对方逼到生死存亡、以命相拼的地步，已经不是美国的决策方式。1995年6月后，台海风云突变，大陆的军事演习使美国强烈意识到台湾问题所潜含的极端敏感性与危险性，于是美国多次表示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在这局“棋战”中，双方争的其实是对游戏规则的解释权。美国试图利用李登辉访美来试探中国在执行“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上能否有更大的弹性空间，而中国认为此举是美国“犯规”，中美两国要结成“棋友”，就必须共同遵守“一个中国”的竞赛规则。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美国虽然仍坚持它自己对“一个中国”的解释权，但总算在原则框架上附和了中方的主张。到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成功的访问了美国，双方明确了要“共同致力于建设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包括各自克制——下终于走出低谷。
　　
　　自始至终，中、美两国都没有简单地把对方视为“敌”或视为“友”；虽然矛盾有目共睹，斗争也尖鋭激烈，但双方还是都留出了转圜空间；经济上巨大的合作利益又为双方提供了缓解愤怒的清凉剂与弥补裂痕的粘合剂；所以最后才能收到“斗而不破”的效果。
　　
　　上例是用“棋战”理论解读国家间的争端。而在一些限定条件下，一国内部的争端也可以援用“棋战”理论来打开思路。以台湾问题为例，现在两岸间抗争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其实争的是对竞赛规则的解释权。而两岸真正决胜负的主战场，会渐渐移向经济领域。
　　
　　两岸当前存在着尖鋭的矛盾，但对抗的力度比起“热战”时代和“冷战”时代来，仍应说是在渐渐地减轻。事实上，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日益扩展，“三通”早晚必将实现，政治谈判也终有一天会开始，两岸“敌”“友”的界限也将日趋模糊化。
　　
　　再看统一模式的问题，现在台湾有不少人主张“双赢”，然而，任何棋赛总要决出胜负，双赢是各得一分的和局，局部计小分时或许可以采用，但计总分时就不宜用“二总分”制。所以最后解决问题，只能用“零总分”、“一总分”、“三总分”等不会出现平局的计分方式。
　　
　　“武力统一”的“零和模式”，是“热战”时代的斗争方式，不宜再用。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一国良制”之类的主张，是典型的“冷战思维”的“一和模式”。且不论其可行性如何，仅从其“冷战残余”的属性讲，也应摒弃。
　　
　　“一国两制”则既解决了统一问题，又照顾了台湾住民的高度自治权，并保证台湾现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不变，这可以说是大陆得二分、台湾得一分的“三和模式”，虽然这个主张是在冷战后期提出来的，却可以说是“棋战思维”的先驱。将来终有一天，台湾会意识到它不可能是得两分的一方，因此其最佳选择是如何争取把“可能得的那一分”扩大到最大值，而大陆也诚心诚意地替台湾考虑和争取“那一分的最大值”，当那一天到来时，两岸的统一也就为期不远了。
　　
　　必须强调指出，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所谓“热战”-“冷战”-“棋战”的划分，也只是相对性的、着眼于宏观分析、就长远发展趋势而言的。正像在“冷战”时代仍然随处可见“热战”的思维模式和斗争方式一样，在“棋战”时代，特别是“棋战”刚刚开始才几年的现在，很多人仍然沿袭着“冷战”甚至“热战”的思维轨迹，“民族沙文主义”和“文化价值观的沙文主义”仍然很有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有人就想重新挥舞他们早已用惯的“冷战”甚至“热战”的大棒；这些是世界动荡不宁的根源。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提出“棋战”范畴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能更快、更彻底地脱离“热战”或“冷战”的思维轨道，以新的观念、新的视角去认识实践中面临的的各种国际性或地方性的争端，从而作出更稳妥、更切实、更能产生效益的对策与回应措施。
　　
　　1997年11月8日于北京

　　（原载：香港《中国评论》，1998年1月第一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