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夜”的早晨，没有如往昔旭日东升，一个深受两岸民众爱戴的汪道涵会长再也没有醒来，他永远长眠了。他走得这么匆促而平静，四天前，他还读着我送上的材料，在分析着台湾的情势，谈笑依旧。这天，是冬至夜，上海刮着少见的狂风，突然，他不支了。第二天他的秘书告诉了我他的病讯，第三天秘书让我去再探望他一次。病房中摆满了仪器，许多医生在忙碌着，他静静地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熟悉的脸依然白发红颜，只是深深地沉睡着。我只问了一句：“痛苦吗？”他们回答我：“没有”。闻毕我悄悄躬身而退，我知道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眼，这是诀别，他将永远离开我们了。思此，我心如刀割。
　　
　　我与汪会长熟识是始于1991年，这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成立，汪道涵出任会长，但他没有去北京办公，大多时间仍在上海工作，一直找专家学者分析台湾形势和讨论国家大事。我当时是王元化与乔林领导的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也开始涉及台湾问题，故常被汪会长找去讨论台湾问题。1991年上海台湾研究会成立，我任秘书长，与汪会长接触机会更多。1995年上海市台湾研究所成立，他推荐我担任副所长，为他服务机会就更多了。为了更好地配合他工作，尤其要将台湾问题放在国际格局中去思考，1997年我兼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十多年来我有幸这么近地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丰采、享受他的人格魅力，实在是一生之幸。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他心忧如焚，接着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所谓“泄密事件”，对他打击至深，以后他多次病倒和手术，我们相聚机会大减。此后他更关注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这非我所长，我遂淡出。但我一如既往为他送上各种文章与材料，直到他发病的这一日，我始终宣扬他的理念，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曾对我说，随我工作是没有任何名利的，但你以后可以写回忆録。有人称我是他的助手，是他的智囊，这实在是太抬举我了，我只是曾经跟随他学习的一个小学生而已。其实，我深知我也没有写回忆録的资格，一切随他而逝吧！在此我仅仅缅怀他的部分精神与思想，作为对他的纪念，以尽后死之责。
　　
　　一、汪道涵会长的精神
　　
　　汪会长研究台湾问题首先是把台湾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思考，把台湾问题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中去考虑，而絶不是就台湾问题论台湾问题。他心中始终装着整个国家的大局，怀着对祖国的忠诚与深切的爱，他时时刻刻关心全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他的一个中国观念，即是将台湾放在整个中国发展与崛起的大格局中去考虑的，他将十三亿大陆同胞与二千一百万台湾同胞的前途与命运结合起来思考的，他心怀祖国情系台湾。他是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台湾的过去及思考台湾的未来，他常常说要阐述统一的好处，要抓住两岸民众的利益问题，去促进共同发展，去完成两岸的融合，去建立双赢，去实现共同繁荣，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统一的新中国，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共同缔造论”，他把邓小平的“谁也不吃掉谁”和江泽民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两句箴言，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有许多对未来的一个中国的丰富设想，展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他对两岸间一切重大的问题善于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他经常请海内外的学者来“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求共识”，他善于听完每一个人的意见，鼓励大家思考问题，哪怕一些极端的有偏颇的意见，他也不加指责，让大家在辩论中提高。他唯一不能容忍的是讲官话、大话、套话，并厌恶这样的人。他尊敬有分析有创意的学者，哪怕这是一个无名小辈。他崇尚实事求是，追求与时俱进，每次讨论他总习惯最后发言，循循善诱，每次接待他却总独挑宣讲大梁，然而事毕他总会来电话，听取我们对他发言的评论，不耻下问，虚心求教，作风民主极了，与他在一起，如沐春风。
　　
　　他常布置我们作点专题研究，写些对台文章，并亲自阅稿，逐字斟酌，一一点评，这时他又常常变得严厉异常。他说：“我们所写的一切文章不是专门写了给北京看，北京不怀疑你们的立场，而是写了要让台湾同胞看得进看得懂的！”我生性偏激，文章火气较大，也有教条习气，因此没少受他的批评，也没少给他惹麻烦。虽然我从不借他名义在外活动，甚至拒絶了无数次访台邀请，生怕为他日后访台带来困扰，但在一个很长时期，我的言行在客观上被外界视为他的言论，这让他备受压力，为此我始终感到不安。
　　
　　汪会长对两岸关系太投入了，对台湾问题太了解了，对台湾问题思考太深了，对台海诸多敏感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走在了现实的前面，他的许多主张远远超出了传统思维和现实政策，故常常掀起轩然大波，年老的他也常常被颠簸得不能自已。他对我说：“走得太快会孤独！”他时常忍受这种孤独，耐心等待大家的理解。但是，汪会长对两岸关系中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很多地方已被中央采纳，今年胡锦涛的对台新政策，广泛吸收了汪会长的智慧，这些新政策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受到了两岸一致赞誉，这一切让年迈的他感到莫大的安慰。今年5月，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介绍了胡锦涛对台的新思维，指出这中间也汲取了汪会长的许多主张，汪会长读及此文暗暗地感到高兴，从这一点讲，他没有带了遗憾而去！
　　
　　汪会长从事台湾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对台湾同胞寄予深切的爱，他同情台湾同胞不幸的遭遇，理解台湾同胞形成的思想，他对任何蔑视台湾同胞的言论都感到愤怒，他不容忍以谩骂台湾同胞以示“立场坚定”的做法，他总强调要了解台湾民众的心态，要把改变台湾民众认同混乱作为主要工作。
　　
　　他接待过许许多多台湾各界人士，他们的统独立场不尽相同，他总是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耐心听完他们最后一句话，和颜悦色地做他们工作，喻情喻理喻利，用祖国亲人的宽阔胸怀，用父辈的慈祥，去感召对方。在他身上让台湾同胞感受到领略到什么是手足、什么是慈父、什么是祖国。同时从他身上真正可以领略高手过招，不必剑拔弩张，多少心酸事，尽付笑谈中，无论京剧戏曲、小说音乐、天文地理、历史典故、菜馔酒水……无不成他做工作的豆兵。他热爱一个中国，也爱中国一部分——台湾，他坚持一个中国，但他从不用机械教条的方式去宣传，而是喻一个中国在一切之中，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的巨大人格魅力所倾倒，使台湾各界人士都愿意对他倾诉衷肠。
　　
　　他关心台湾同胞的疾苦，十年前就让我们筹办一个台湾同胞服务中心，试图解决台商在大陆的不便。他多次听取台湾同胞在大陆遇到的不便，企图尽力去改善他们处境。有一次他听取了一位信访办负责同志汇报后，竟连着两三夜无法入眠，三天中给我十多通电话，谈了他的焦虑，提了许多保护措施。他真是用整颗心去爱台湾同胞。
　　
　　1999年，按上海“汪辜会晤”之约，他应该访问台湾，为之他认真地作了长期准备，也听取了各方对他访台的建议。有人认为应该借机去宣传我们的政策，有人认为应该去揭露“台独”的阴谋……，他却认为自己是两岸分隔半个世纪后祖国派往台湾最高级别的亲人代表，是代表祖国去慰问久违了的兄弟姐妹，是省亲之旅，不是去吵架的。他这种定位让李登辉闻之十分震惊，他知道汪会长此行若能成行将魅力无限，“台独”将找不到藉口，于是用“特殊国与国论”来阻挡他的“省亲之旅”。汪会长之夙愿终于抱憾而终，这是何其残酷。
　　
　　我无功无德无才却有幸骥汪会长之侧，受他教诲与熏陶，感受到他一颗爱国的赤心是如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正是以这样一颗心去认识台湾，从而心系台湾，为两岸出谋划策，老成谋国，是何等高瞻远瞩，是何等心胸开阔，使我敬佩不已。适读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唁电，称汪会长：“以温和理性创意之风格，扮演关键角色”，这真是知者之言。汪会长温和而不失立场、理性而不失智慧、创意而不断与时俱进。他不是什么“鸽派”、“温和派”、“软弱派”，他是最坚定的“爱国派”、“爱台派”、“统一派”。愿他的精神永存，愿我们这些后进以他为榜样，继承他的未竟大业！
　　
　　二、汪道涵会长的思想
　　
　　汪会长离我们而去了，许多人写了缅怀他的种种文章，大多是对他精神的赞颂，但何为汪会长的思想，他在两岸关系方面的贡献是什么，这让我沉思良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说话做事，其实大多都是在重复前人或今人说过的话或做过的事，要超越古今，做一些前人没做的事，说一些别人没说的话，而且是大有利于世的事与话，则是对人类的创新了，一个人哪怕在前人思想基础上，多说了一句有用的话多做了一件超越前人的事，就是很了不得的了。用这标准来看汪道涵会长在他统领海协会的十多年中，他对两岸关系究竟有什么样的建树，形成了他的什么样的思想，留给了我们一份什么样的遗产，是很值得我们总结的。
　　
　　汪会长生前就怎么促统一，怎么反“台独”，怎么做台湾民众工作，怎么做国际社会工作，怎么促进“三通”，怎么促进交流，怎么进行对话与谈判，怎么搞对台研究，怎么坚持和战两手，怎么从事对台宣传……，有过许多精辟的分析与指示，令人折服，他总是走在人们的前面。如他强调“要注意台湾民情”，“要做好台湾人民工作”，“要把自己事情办得更好”等等，这些都不属于他首创，至多只能作为他丰富了对台的思想，那么什么才是汪会长首创的思想与主张呢？我认为大概有以下三方面：
　　
　　（一）提出了台湾民众主流民意是“求安定求和平求发展求身份”
　　
　　这“四求”是他对台湾民意的高度概括，这概括被中央采纳大部分，即把台湾主流民意定为“求安定求和平求发展”，也成了我们制定对台政策的依据。这是我们第一次对台湾民意的高度概括。
　　
　　但汪会长意识到台湾民众在求得安定与和平后，在与大陆走上合作发展道路后，他们还在追求一个“合理的身份”，即要解决我是谁，在统一前“我们台湾是谁”，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政府，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谋统一，还是台湾与大陆谋统一，他们不希望没有任何名义地被糊里糊涂统一掉，如果要这样统一，他们认为无疑形同吞并，台湾同胞是不放心的，甚至会有抵触的。求身份实际是要对两岸“一百年的隔絶与五十年的对抗”讨一个说法，要我们对历史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交待，这与搞“台独”是有本质区别的。为什么陈水扁说“一边一国论”，民调支持率却在70%以上，这也是台湾民众对追求身份认同的渴求，未必皆支持“台独”。汪道涵会长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了“求身份说”，这意义是深远的，是需要我们去正视的。虽然这思想还没有成为我们今天的政策，但足启后人，日后必会对对台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起到指导作用。
　　
　　（二）提出了“两岸可以共享一个中国的尊严与荣誉”
　　
　　汪会长始终站在他这时代的一个最高点上思考台湾问题，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八十六字箴言”。当时辜振甫先生即将来大陆访问，中央召开了对台领导小组会议，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也参加了会议，汪会长准备了一个文字稿供中央讨论，他在这文字稿中阐述了他对一个中国及怎么统一的意见，有些当场被中央接受了，有些暂时没有接受，最后一致通过的内容乃“八十六字”。这“八十六字”内容普为海内外赞道，人们甚至将汪道涵“八十六字”与“叶九条”、“邓六条”、“江八条”、“钱七点”并列，成了我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而“两岸可以共享一个中国的尊严与荣誉”这思想，就是当时暂时没有被大家一致接受，没有被包括在“八十六字”之中的内容之一，但我多次听汪会长阐述过这思想。他认为当前两岸在政治上很对立，在国家认同上发生了危机，在主权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彼此采用了有你无我的方针，进行政治攻防战，以至台湾同胞无法享受伟大祖国尊严与荣誉，也不能体会到一个中国的好处。例如，我们与东盟十国和东亚三国组成近二十亿人口自由贸易区，台湾就无法参加，台湾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就会被边缘化，我们参加的众多国际组织，台湾大多也不能参加，因此台湾民众有孤儿感。其实台湾民众是很无辜的，他们本来对祖国的认识已肤浅，长期疏离，如果没有办法让他们享受到拥有一个中国的荣誉感，他们会沉湎于台湾独立也不错的误区。因此我们要向台湾同胞讲清楚，只要他们支持“一个中国”概念，接受“九二共识”，就可以共享一个中国的尊严和荣誉，在国际上也可以共享祖国大陆享有的权力，可派员与大陆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在国内可以共享祖国的资源与市场，甚至可以共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香港、澳门正是在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下享有参与祖国和国际的一切权力，台湾同样可以，甚至可以享有更大权力。要让台湾同胞认识到搞“台独”是没有出路的，蛰居小台湾是没有出息的，反对一个中国更是自杀行为。如今岛内有识之士也开始呼吁，接受“九二共识”，实现“东盟十四”，才是台湾的正道。事实证明，放弃“台独”，台湾与大陆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荣誉，才是台湾最好归宿，这是改变台湾同胞认同混乱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虽然汪会长这主张当时暂时没有被一致接受，乃时空的局限性也，哲人之见往往会超越现实。今天两岸形势又发生了很多变化，胡锦涛拥有许多新思维，其中包括吸纳汪会长的许多见解，汪会长的让台湾同胞共享祖国的尊严与荣誉的思考，实际已在被贯彻之中，而且正在改变台湾民众的认同混乱和破除“台湾主体意识论”的魔咒，这思想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提出了“共议统一”与“共同缔造”论
　　
　　两岸对统一的认识落差是非常巨大的。台湾对统一设置了许多条件，甚至阻止统一，反对统一；而大陆对统一视为是一种必然，没有周详的考虑，甚至没有一整套理论、规划、法律，仅仅有“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一个大方针，至于怎么统一、统一的途径、统一双方的关系等，语均不详。汪会长为此用心琢磨，提出了“共议统一”与“共同缔造”的统一思维，这是一个前人没有论述过的概念。
　　
　　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把台湾问题仅仅看作是内战的延续，把台湾当局看成是敌对的政治团体，所以尽是对立思维与对抗观念，奉行斗争哲学，认为只要我们强大了，统一必成了，这实质是吃掉对方的方针，所以我们很长时间考虑的是如何在军事上镇住对方、外交上压住对方、经济上拖住对方、政治上管住对方……一句话，是想吃了对方。虽然邓小平说“谁也不吃掉谁”，江泽民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我们内心并没有真正把他们当成自己同胞手足，更不要说应具慈父胸怀。所以汪会长提出两岸应“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不应该一方压迫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一个统一的中国是需要共同讨论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是需要双方去共同缔造的，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一个中国不是中华民国，也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要靠两岸同胞来共同缔造一个更加文明、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不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台湾与大陆都是统一的主体，是平等的，是不分主次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在给辜振甫唁电中再一次强调——“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再次揭示了统一的内涵，为两岸关系提出了一个方向，丰富了我们国家统一的理论。
　　
　　但汪会长这新思想提出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这在持传统思维人的眼睛里是胆大妄为的和反动的，在我们的政府部门里总有一些自以为是代表权力代表真理的人，他们自认为他们才是永远正确，他们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他们对汪会长的态度，让汪会长一次次陷入苦恼之中，常常只能数日数周以沉默而对……。
　　
　　谁说和平时期没有生死考验，谁说为统一不需要付出沉痛代价，汪会长为统一实在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他常常对我说走前了会孤独，他就是常常与孤独为伴。但台湾60%以上民众赞同他的“共议统一”和“共同缔造”论，大陆也越来越多人赞同汪会长这思想，今天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更是接受了这思想，并把这思想变为许许多多对台新政策，让台湾民众感受到统一的好处，并逐渐在交流与“三通”中融合了起来，两岸同胞正在携手共缔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中国。
　　
　　一个人在离开人世时能无憾地说，我为人类智慧宝库留下了一个字或一句话的遗产，他就是没有枉度人生。汪会长就属于这样一个智者，所以他赢得了两岸民众的广泛尊敬。
　　
　　汪会长常说：“上台容易下台难”，在这人生舞台上，上去表演一下不难，但要表演得好不易，要甩甩水袖，非常得体地飘然下台更不易，要赢得人们会心的掌声更是不易。他常自谦地说，他只是一个撬边老生，一生为人民跑跑龙套而已。如今，他非常得体地甩甩水袖走下了人生舞台，在他身后则是一片掌声，这是两岸民众给予他的也是他应该得到的无愧的赞誉！
　　
　　写于2006年5月

　　（本文发表于2007年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老先生》一着第421-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