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作为国共内战的残存——一个失败的政权——国民党的残余蜗居台岛，一晃业将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多次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因种种原因未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氏父子政权还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维持着旧法统——并不至于将台湾拱手让给外国，两岸长期维持着这样低水平的相对稳定状态，这时两岸的矛盾是“谁代表中国”及“统一方式”的问题，两岸尚存国共第三次合作可能，主权肢解的危险还没有出现。但是，李登辉上台之后，他从推动本土化着手，进行一系列宪政改革，全面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实行多党政治和多元政体，建立起一个以台籍人为主体的统治权力架构，把由大陆官僚集团控制的国民党改造成“本土化+民主化”的台湾国民党，杜絶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并从历史、文化、教育等方面着手，把本土意识逐渐演化成政治上的主体意识，大肆推行“新台湾人主义”，力图把二千一百万台湾同胞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起了很大变化，使过去由民族主义角度认同中国的认同率逐年下降，台湾当局又依仗经济实力，大搞“银弹外交”，千方百计地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在军事上又大搞军事现代化，从“进攻型”改为“防御型”、“报复型”，力图从中国版图中挣脱出去，不断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主权认同危机不断上升。今日之台湾问题已非昔日之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充满乱象危象，造成两岸的对峙与紧张，使祖国统一大业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成为西方藉以干预我内政的一个口实，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健康顺利迈进二十一世纪，构成了不稳定因素。台湾很小，问题实在不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正视的问题。
　　
　　怎么通过乱象危象，来清晰认识两岸关系的本质，从而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动权，引导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这问题不仅必要而且重要。面对貌似棘手和复杂的两岸关系，我们并非被动和无所作为，关键是我们必须掌握对付台湾问题的武器——即我党第一、第二、第三代领导人建立的对台工作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尤其是要掌握邓小平对台理论、方针和政策——这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对台政策总设计师的思想，我们就能透过乱象，抓住本质，临危不乱，掌握主动，引导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健康发展。
　　
　　为此，本文将对邓小平对台理论形成，及其内涵与“江八条”关系，和怎么运用这理论处理好当前的两岸关系，发表自己一些学习心得，不足之处，敬请教正为幸。
　　
　　一、邓小平的战略思想和对台理论的形成过程
　　
　　要了解邓小平的对台理论，应避免“语録式”研究，即以他对台只字片语的就事论事式研究，必须从研究邓小平的思想体系着手，从理解他新时期兴国安邦的战略思想着眼。
　　
　　邓小平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本人也一直这样自认，因此他的对台思想和理论始终具有这样特色，他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前途，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并牢牢把握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进行战略思考。在结束十年动乱的“文革”之后，他根据时代特征和思安求富的民心民意，及时将全党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结束了长期以来对外搞闭关自守，对内搞阶级斗争，而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道路，及时把全党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布局，即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建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必须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以社会主义为主体并吸收资本主义长处，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才是关键，尤其要发展高科技，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从教育抓起，要深化改革，必须大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落后就要捱打，要从二十一世纪高度思考问题，倘若我们丧失了这样机遇，多少中国人振兴中华的富国梦就会化为泡影，我们还将落后并任人欺负宰割。为了实现这战略转移，他提出了一系列深邃和崭新的战略思想，他致力反对两极体制和霸权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和不结盟政策，为了改革开放有一个良好外部环境，建立一个良好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亲访美国，修复关系，成功地牵制了北方威胁，他又以高度政治智慧，搁置了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解决了赔偿等问题而缓和并发展了中日关系，变阻力为助力，并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取代过去“战争与革命”而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打破了冷战思维模式，提出了一球多制、一国两制、和平共处的新思维，超越了旧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争取到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战略核心是为中国稳定发展争取二三十年的和平环境，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谁把握不住这一点，就丧失一切，而他对台湾问题的思考与对策，正是这样大思考下的产物，这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的大哲之举，不理解这一点，将无法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对台思想，更不要说能做好对台工作。
　　
　　由于邓小平正确把握了时代特征，站在全国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正移向亚太地区，这是中国大发展的契机，从而制订了国家发展战略，及时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十二忆中国人搞“四化”，并据此制订了对台工作方针，使对台方针也服从这个大局。于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取代了原来的“解放台湾”方针，“叶九条”、“邓六条”、“江八条”即是他这战略思想产物。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八十年代三大任务，即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加紧经济建设，他语重心长地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这番话应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核心，精辟而辩证，也是邓小平对台思想精髓所在，不了解这一点，将只见树不见林，就不是清醒的马列主义者。
　　
　　由此可见，邓小平从来就不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孤立地思考，而是把台湾问题放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格局中去加以权衡，在结束十年动乱走向大治的关键时刻，他及时指出：“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他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他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会变，是因为“五十年不变，这是同中国需要五、六十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起来考虑的”。邓小平反覆告诫我们，“这是一种战略的考虑”。不掌握这一点，就无法把握两岸关系的本质，就无法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
　　
　　二、邓小平对台理论的核心问题
　　
　　邓小平对台理论最重要一个特点，即坚持多面多手的政策，而不是单一的孤立的政策，既具和平怀柔民族同胞式的一面，又具斗争军事的一面，即坚持两面两手政策，而不是片面的僵硬的政策。这与邓小平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抓两个文明建设都要采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从来都是以这样辩证的观点来处理问题的。
　　
　　邓小平在制订新时期对台方针时即强调一手软，一手硬的两面两手政策。软的一面即是从和平的怀柔的立场出发，用民族认同的同胞情怀的情感，以和平统一方式，实现一国两制，谁也不吃掉谁，充分照顾台湾同胞利益，致力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台胞产生更大统一欲望，要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硬的一面即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出现“台独”或外国卷入制造“台独”，我们将毫不妥协地予以斗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一手软，这是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的必要的一手，一手硬，这是捍卫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反对外国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必要一手。这两手是不可偏废的，实践证明，偏离了这个主导思想，就会犯盲目乐观或浮躁求成的错误，就会失去对两岸关系的主动权。
　　
　　这样的两手政策是建立在以下科学基础上的：
　　
　　首先是建立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的整体战略上。台湾问题尽管是我国内政，但它始终带有国际因素成份，尤其它是中美关系中一个主要障碍，甚至有可能成为两国关系中具有爆发性危险的问题。因此用“一国两制”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问题，美国与其它国家利益也不致受损，也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存的解决主权争端的范例。就全世界来说，是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必将优于并取代资本主义，但这两种制度还需要有很长的共处阶段，这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很大好处，是符合当今世界潮流，也符合双赢的原则，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争端和实现统一的思维，是对世界和平事业一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次，统一是中国内部事务，这关系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分裂是违背民族意愿的，国家一日不统一，外人就会趁机而入．现代化将受制于人，建设不可能取得安宁，国家就不能真正实现强盛，这是我们应当清醒认识的统一的本质问题。但是，海峡两岸都是手足同胞，有着共同的地理、历史、文化、血缘关系，生活习尚、语言文字、传统习俗、思维性格都如此相同，这一切决定了这一多民族的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并必将实现统一，在解决统一问题上，我们要尊重历史造成的事实，近几十年来，港台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甚快，保持港台经济繁荣和稳定，允许他们保持资本主义，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各方利益，允许两种制度并存，利用资本主义资本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这并会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的主体结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的“一国两制”正合乎“和而不同”的思维，这是邓小平的深睿之见，乃高度政治智慧产物。我们既要坚持主权原则，又要在策略上作灵活的调整，将两种制度并存于一个统一国家之内，把矛盾与斗争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这完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产物，也为我国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崭新方式，即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两岸政治纠纷之上，是中国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最佳选择，这一切体现了邓小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伟大一面。
　　
　　柔的一面，综合起来说，就是要我们本着同胞的情感和国家利益至上的精神，对民族负责，要看到祖国不统一是违背中国人愿望的。台湾不回归，不知哪一天会被哪国拿去，后患无穷。因此我们要想出办法来解决，不能用老办法解决，就要找出新办法。办法不外乎和平或战争两种，对同胞最好用和平方式，这就可以把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利益都考虑到，这就叫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具体说就是要尊重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实际，充分考虑台湾能接受的条件，两岸保持长期稳定，不伤害哪一方。两党可以平等谈判，国旗国歌也可改动。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充分的自治，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实行司法独立，台湾党政军系统都可由台湾自己来管，大陆不派人过去，今后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民间关系不变，在统一前则应加强“三通”、“四交流”，欢迎台湾工商界来大陆投资，共同繁荣，也欢迎台湾当局来祖国大陆举行政治商谈。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期望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以上都是邓小平对台策略柔的一面，即和平、团结、怀柔的一面，是晓之以理，导之以利，体恤民心，致力人心归向。
　　
　　但是，我们不能只讲团结和平，不讲斗争威慑，没有刚的硬的一手，也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列主义者。邓小平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承诺”，“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那就等于将我们的双手捆绑起来，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因此，邓小平一面要求将全军的工作重点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移到服从和服务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上来，一面要军队清醒认识到没有打赢战争的能力，就谈不上遏制战争，和平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
　　
　　硬的一手不仅仅是指军事上，更重要的是指思想上，我们对岛内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图谋以及国际势力干预岛内分裂活动，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给予压力，不要给予好脸。他要我们清醒地看到：“现在台湾有人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西方仇华势力一天也没有停止利用台湾问题来分裂中国遏制中国，因此，揭露这股反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以及跟“台独”势力开展坚决斗争，始终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手，偏废了这一点，也等于自缚手脚。去年以来，我们对“台独”的批判，以及军事威慑，即是完全必要的。文武之道，应一张一弛，需要自觉纯熟运用，并不断提高应用水平。两手政策才是邓小平对台理论的核心框架，我们不能把邓小平对台理论偏面理解为只能用和平的一手，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对方利用来“和平地走向分裂分治”。
　　
　　在邓小平对台理论和方针政策指引下，两岸关系自1978年以后取得了很大进展，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赢得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赢得了缓和，促进了两岸民间往来和经贸文化合作，实现了半官方的“汪辜会谈”，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去年李登辉美国之行后，我们又采用军事的批判的一手，辅以和平说理的一手，大大震慑了“台独“气焰，捍卫了主权的尊严，这一切都证明了邓小平的对台工作方针与政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从“邓六条”到“江八条”
　　
　　邓小平有很多对台论说，其中1983年6月26日与美国杨力宇教授的谈话，被世人概括为六条精神，最为全面地代表了邓小平的对台主张，这就是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有司法独立性，可拥有自己的军队，可自己管理，可与外国保持民间交往，而目前则应举行两党平等会谈，谋求国共第三次合作，对此主张人称“邓六条”。“邓六条”。是极富情理的中国情怀的产物，有着极丰富的内涵，有着极其宽泛的余地，是极有创造性的，虽然这在中外史上没有过先例，但他对中国的统一与现代化有益处，邓小平即树起了这旗帜。
　　
　　在邓小平对台论说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强调，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时，“必须尊重台湾的现实”，“要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采取现实态度”，“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充分考虑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速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等等。邓小平为什么反覆强调要我们注重台湾的现实呢？这就是要我们了解台湾，做到知己知彼，因为这些年来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们必须根据台湾变化了的现状去制定对策，有的放矢去做好广大台胞工作，而万万不能停留在想当然和循旧轨的思想模式上去做对台工作。事实也证明，这些年凡工作取得成功的，皆因掌握情况准确而取得成就，反之即会受挫。
　　
　　这些年台湾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李登辉政权与蒋氏父子政权相较，已发生了质的变化。1979年我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时，还认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立场、合作的基础。，而李登辉执政以来，这种共同立场和合作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李登辉实行的宪政改革和政党政治，从根本上阻塞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通道，两岸关系已不是原有的“谁代表中国和统一形式”的问题了，而转变成统一与分裂的较量。台湾独立的趋势已超过我们原想把自己事情办好而后解决统一问题的速度，而这种变化除了美日因素及李登辉因素外，岛内民众对大陆的观望与怀疑，以及本土化和民主化运动产生的“二千一百万人的生命共同体”。观念，形成了台湾政治意识，由台湾优先到“新台湾人主义”的形成，逐步取代了由民族主义来认同一个中国的意识，产生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要取得承认”的主体意识。应该看到李登辉多年来推行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使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泛滥，他们开始把民主和自由看成离于国家统一的一种标准。民众不再害怕统一会降低他们生活水平，而怕改变他们在蒋氏政权下没有的“民主与自由”。在选票政治影响下，民意变得重要了，变得受尊重了，不少民众情绪还在追求“独立自由”的释放阶段。李登辉毫不务实的“务实外交”致力于台湾问题国际化，也恰恰满足了西方利用台湾牌来制约中国的需要，李登辉只是西方反华势力手中一张牌，他们希望两岸维持不统不独，以便他们从两岸获取更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发表了《西方应如何看待中国大陆的演变》一文，即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文章说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西方就应该利用台湾这张牌，“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接受国际行为规范，在香港问题履行国际承诺为己任”。这“国际行为”和“国际承诺”，说穿了，就是要中国接受西方的干涉。至于岛内政治势力分化，由大陆籍人构成的政治势力已处于非主流地位，影响力正逐步消失，而由本省籍人组成的权力主体，即李登辉的新国民党和“台独”诉求的民进党，构成了多数；由少数人构成的第三势力，即一部分老国民党和不满现状的外省人及都市新中产阶级，以及追求更大政治合理性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完全赞成立即统一：而大多数台湾民众则希望两岸在统一方式达成谅解之前，能更长久地维持现状，以便对中国大陆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台湾这种社会阶层的思想状况，以及他们对国际空间的实际需要，使他们对统一还没有强烈愿望，造就是“李登辉情绪”得以存在的土地，我们应该看到李登辉后面还有这样一个社会基础。这就决定了统一问题较前大大复杂了，而我们大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处于关键阶段，提高综合国力仍是主要任务。我们遇到了实现腾飞的少有历史机遇，但我们同时遇到了同样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面对现实，我们不仅不能被台湾拖住，我们还必须拖住台湾，这是一场异常严峻的斗争。这问题很现实地摆到了我们第三代领导核心面前。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根据邓小平的对台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及时提出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八条主张，人称“江八条”。这八条主张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作了深度阐述——“两制”是统一后的模式，而统一前两岸关系应怎样定位，“江八条”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述。它对两岸关系的准则予以具体化，对“一国”的概念加以明确化，简单地说，即是把两岸关系定在“一个中国”框架之内，核心是“一个中国，协商解决”。江总书记继承邓小平路线，他说：“世界各国都在制定面向未来的经济战略，把增强国力作为首要任务，以求在下一世纪到来的时候能在世界上占有自己的位置”，“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对台湾当局和民众关心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协商解决。这就明确了两岸关系不可突破的底线，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的现状和利益，是一个充满善意诚意，又合情合理的主张，及时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提了出来，赢得了两岸关系主动权，受到海内外热爱和平追求统一的人士好评，有助于稳定两岸关系，继续共同繁荣，为中国的稳定发展继续争取到可贵的时间和外部环境。“江八条”可以说是秉承了邓小平对台思想的精髓，同时又是对“邓六条”重大发展。
　　
　　四、进一步运用邓小平对台理论指导两岸关系健康发展
　　
　　在两岸关系多变和分裂反分裂斗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对台思想、理论、策略、路线，显得极具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晰认识两岸关系本质，把握斗争主动权，提高工作艺术与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贯彻执行“江八条”。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邓小平对台理论学习，从思想和理论上提高对邓小平的战略意图的理解，把握台湾问题和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把台湾问题放到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决策中去思考。全党都要把对台工作当作政治任务去做，要突出政治讲政治，要认识到综合国力不强盛，两岸经济关系差距不缩小，西方对我国依赖程度不高，要改变两岸僵持关系是不可能的，只有真正的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才能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严格来讲，只有中国前途问题而无单纯的台湾问题，因此要把台湾问题放到中国发展的整个大格局中去作战略思考。要与二十一世纪的大潮流相协调，建立起稳定自己反独促统的对台工作的思想与理论体系。为此，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学习和研究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统一学说，尤其要掌握承上启下的邓小平对台理论。
　　
　　2.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不能因为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紧张复杂和“台独”声浪高涨，怀疑和放弃和平统一努力，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代表世界潮流和国家最高利益的方针和政策，要尽力以和平方式去遏制分裂，更好地做好对台工作。
　　
　　3.要有一个较长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时间安排上起码要与实现“九五”和“二○一○”年规划相同步，要有明确阶段性目标，使全党与全国人民了解台湾问题由于国际势力干预和岛内追求主权独立的制度化，我们目前尚不具备解决统一问题的条件，统一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我们既不能让统一无限止的拖延，又不能操之过急，而冲击我们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我们既要有统一的迫切感，但又不能浮躁、冒进而自乱阵脚，而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在政治、经济、文化、舆论、岛内、岛外各个领域，切切实实做好团结、教育、争取、分化、利用、牵制、打击各项工作，壮大统一力量，扩大中间力量，孤立打击分裂势力，争取更多海外人士同情和支持，促进台湾问题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全党全民依然要把统一工作当作当代三大任务之一，一起来做对台工作，不能让台湾问题成为干扰我现代化建设的不安定因素，也不能让台湾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4.加强“邓六条”——“江八条”的舆论宣传。任何真理也都需要辅以舆论宣导，何况我们面临台、美、日强大舆论误导的攻势，我们必须加强从“邓六条”到“江八条”的宣传，坚持说理斗争，加强对台研究，要有的放矢、循循善诱、针锋相对、有理有节地把宣传工作做到岛内去，坚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用爱心同胞心热心善心关心诚心去感召对方，要善解人意，争取人心归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后两岸斗争焦点是人心争夺，“邓六条”与“江八条”都为我们如何从实际出发做好台湾民众工作树立了样板，我们要全力做好民众工作。
　　
　　5.更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统一既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两种制度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的较量。我们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体制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否健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否搞好，既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决定了统一成败。我们必须遵循邓小平的路线，少说空话，不说大话，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6.搞好两岸经贸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台湾在挣脱母国怀抱时，经贸与文化是两根牵住台湾的纽带。双方对此既有利益需要，又涉及到培养民族感情和建立统一基础意义，因此一定要搞好经贸与文化交流和合作。要主动规划好投资市场，切实做好台商权益保护工作，克服单纯以商言商行为，提高文化层次，使台湾同胞与我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后，增强对统一的欲望。
　　
　　7.运用政治谈判手段促使两岸关系朝着有利于我方向发展。谈判可采用各党各派的国是协商、两会功能性事务性商谈，最高当局高级会谈，让对方坐到一个中国谈判桌上来,充分了解大陆十二亿民众的立场。
　　
　　8.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支可以取胜的军事力量，和平建设和统一和谈都会失去砝码。面对“台独”势力的上升，我们必须要有硬的一手作后盾，壮大军事实力就是为了确保和平统一方针实施。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提高我军战斗力，不能忘记邓小平的两面两手策略，没有军事威慑力，没有对“台独”的压力与批判力，和平统一将是无望的。
　　
　　我们目前依然处于致力发展经济，因而亟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的阶段，依然处于机遇难得挑战严峻的重要历史时刻，正确把握机遇抓紧发展自己，迎接各种挑战与压力，是我们迈向二十一世纪必备的政治素质，在这历史关键时刻，以邓小平对台思想路线为指导，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尤有重要意义。事实证明，邓小平对台论说，依然是指导我们处理台湾问题的根本指针，也是贯彻“江八条”的基础，唯有从此遵循这些论说，才能把握两岸关系的本质，才能最终实现祖国统一，才能将我们这一代人的才智无愧地贡献给这伟大的时代。
　　
　　1996年9月13日

　　（本文发表于上海社科院出版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集》，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