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所谓的李氏“政治民主化”加“新台湾人主义”的时代以来，两岸关系一再发生波折。去年李登辉出访美国所造成的两岸对抗和僵持，迄今未见明显缓和。究其原因，盖出于两岸对“一个中国”的认同缺乏“交汇点”。正如台湾岛内学者所言：“江泽民一个中国不离口，而李登辉一个中国不出口”。在世界迈向21世纪之际，全球范围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两岸关系继续朝着和缓、祥和、合作和统一的方向发展，是包括絶大多数台湾人在内的12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再加上，顺利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规划，是我压倒一切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海峡两岸关系的状况对我外部环境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不仅应避免受台湾分离倾向的牵制，而且要遏止台湾的分裂倾向。为此，笔者试图解开“一个中国”涵义的死结，以利于海峡两岸取得新的共识，突破阻碍两岸关系发展的瓶颈，形成有利于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一
　　
　　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两岸对“一个中国”的认同没有根本分歧。虽然“台独”势力和言论在岛内滋长蔓延已有时日，但蒋氏父子不予姑息，严厉镇压。因此，我人大常委会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说，“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造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当时，两岸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分歧，是在于谁代表中国，以及统一的形式和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三通”、“四交流”、“两会商谈”乃至“高层接触”，以谋求第三次国共合作。这完全符合当时台湾岛内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指示全党全国，要大家致力于“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为统一奠定更好的基础，并确立了以和平方式寻求统一，统一后可以两种制度并存，即“一国两制”。这是解决两岸关系的理性模式，有利于我争取二、三十年和平环境，以便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我的这一对台政策也得到海内外人士的拥护和赞扬。
　　
　　但是李登辉执政以来，完全改变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他从“政治本土化”人手，实行“宪政改革”，推行“政党政治”，破坏了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李登辉还以“银弹”开路，大搞“务实外交”，促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在军事上大搞军备，使台湾的军事态势从进攻型改变为防守型和报复型，以此作为“独立”后盾；在文化上大搞西化，积极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构筑“新台湾人主义”，淡化台湾民众的统一意识，使台湾民众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对中国的认同率逐年下降，为“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主张提供气候与土壤。应该看到的是，岛内从“本土意识”发展到“政治上的主体意识”，统一的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国际势力也更积极地干预台湾问题。于是，两岸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李登辉执政初期，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故作姿态，发表了一些尚能被我方接受的言论。例如，他1990年就职演说称，“台湾与大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有中国人同为血脉相连的同胞”，两岸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开展对外关系”。其后，1992年制定的《国统纲领》也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两岸处于“暂时分裂之状态”。1994年台湾陆委会发表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也重申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的部分”，甚至称“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也强调目前中国是分为“两个政治实体”的。
　　
　　此后，李登辉一步一步地把两岸关系引入歧途。用台湾学者的话来说，随着岛内“政治情势的急速改变，国内（笔者注：应为“岛内”）政治现实考虑开始超越了国际政治现实，以国家统一纲领为基础精神的大陆政策与以进入联合国为重要目标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撞击”，“外交政策的位阶不知不觉中开始超越大陆政策”。李登辉的美国之行，旨在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寻求国际庇护，使“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合法化，彻底打乱原有的两岸关系格局。连美国高层人士也承认，希望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是台湾，而不是中国大陆。今年5月，李登辉在就职前的讲话，公然称“我们目前主张中华民国的主权和治权只及于台澎金马”。这属“违宪”性质，无异于打出“两个中国”的旗号。他在就职演说中则干脆回避了“一个中国”。可以预料的是，李登辉的“出访外交”还将重演。我与台湾当局之间围堵和反围堵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就给两岸关系投下了危险的阴影。也使“一个中国”的认同危机进一步升级。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台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态”较蒋氏父子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絶大多数台湾民众期望两岸就统一方式达成谅解之前，能够更长久地维持现状。他们反对“台独”，但也难以接受立即统一，要求“不统不独”。与此同时，岛内政治力量尚在继续分化改组，统、独思想处于演变之中，民众意识尚未向“一个中国”的认同发展，“台独”势力还得到一些执政者和国际力量的支持。因此，两岸统一的基础尚显薄弱。这一切说明统一将是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过程。鉴于台湾岛内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以更多的理解，去做更多的工作，以争取更多的民心。不能简单地以“不统即独”的逻辑，作出是否接受“一个中国”的判断。因此，在统一前应就“一个中国”建立某种共识，既不牺牲我主权原则，又适当作出策略性的让步，以争取岛内外民心，同时对台湾当局施加某种限制，以维护我对海峡形势的主控权。这有利于解开目前两岸关系的死结，维持一种正常关系，对两岸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
　　
　　笔者认为，“解读‘一个中国’问题”具有两个涵义。一是在文字上建立“一个中国”共识，二是在实际交往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目前要求海峡两岸在文字上就“一个中国”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许多重大争议，尤其是政治关系上的争议。两岸曾有一个时期以经贸为主轴、文化为中心，暂时搁置主权争议，开展双向交流，对“一个中国”保持各自的表述，在国际上维护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当然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过渡性办法。但是，去年李登辉之行和今年3月的“总统直选”使人们对这种过渡性办法的可行性产生了疑问。于是有人认为只有高层谈判才能改变两岸僵局。然而，高层谈判必然要求就主权问题及两岸政治定位达成文字协议。就台湾当局目前的立场而言，这无疑是与虎谋皮，必然会陷入另一个僵局。
　　
　　事实上，“一个中国”有多层涵义，相应地也有多种表述方式。例如，民族的中国、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中国、地理的中国、血缘的中国、政治的中国，等等。目前海峡两岸因对政治制度、利益和名份有不同的认识，难以就政治的中国达成共识，但是在民族、历史、文化、地理、血缘的中国的认同上，颇多共识。而对政治的中国的认同，关系到对政治主体的认同。在李前时代，这一认同的差异表现为以“反共”对抗“解放”；在国际上表现为“汉贼不两立”。在现时，这一认同的差异在内部表现为反对还是接受“对等政治实体说”和“主权与治权分离说”；在国际上则表现为“两个中国说”之斗争。由于两岸政治现实不同，要在政治的中国达成共识需要假以时日。
　　
　　三
　　
　　鉴于上述原因，台湾岛内外有学者提出，“容许和尊重不同‘政治实体’的生存及发展空间，则可激励台湾朝野的国家认同，并且透过经济文化的交流协作，而逐步迈向和平统一的目标”。有的学者还提出，为了在取得更多的互信后再去解决问题，“两岸应试图建立‘避撞规则’”。郑竹园先生提出，如果两岸领导人都能“同意中国目前因内战而暂时分治，将来必将统一，双方明确表明将国家统一作为共同努力目标，则‘一个中国’应该不是现在式或遥遥无期的未来式，而是可期可待的‘现在进行式’，在抵达这一共同目标以前，为顾及两岸的政治现实，应允许双方对‘一个中国’涵义，各自表述”。杨开煌先生提出，“‘搁置争议’的方案，是希望在不损及主权的情况下来寻求解决彼此歧见的方法”，“预设了中国主权是独立、排他、不可分割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属于两岸人民共同享有”。杨开煌还说，目前是否可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余纪忠先生最近提出，“台湾必须坚持中国统一的目标不变，‘一个统一的中国’是两岸改善关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共识”。“而只要台湾坚持此目标不变，大陆方面就应该容许双方有就‘一个中国’定义作各自表述的空间”。辜振甫先生则倡议“回归追求一个中国的过程”。
　　
　　上述各种打破“一个中国”认同僵局的建议，概括起来讲，就是不突破“一个中国”的底线，原则上承认“一个中国”，但承认的是“一个统一中的中国”，即目前处于“追求一个中国的过程中”；当前应该“搁置主权争议”，先大力发展经贸文化交流，取得互信和共识后，再作文字上的确定。说到底，这是一种既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的“一个中国”的认同模式，是折中的模式。对这一折中模式，我似可作出积极的回覆，同时提出我方的条件，即对暂不能取得认同的“一个政治中国”做出某种约束。这样的认同模式能否作为两岸的一种“避撞规则”，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即台湾当局必须停止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
　　
　　台湾学者也有相似强烈呼声。丘宏达说，“若要化解两岸间的僵局，必须在对外关系及两岸政策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那就是修正目前过于积极的对外策略及过于保守的两岸政策，暂停推动参与联合国，不再用经济援助来争取与他国建交及宣布部分进入国统纲领中程阶段”，“不假外国人之手及不对世界最大民族的中华民族主义挑衅”。郑竹园也建议：1.外交全面休战，双方保持现有的邦交国家，不再浪费金钱去收买亚非小国，台北停止进入联合国的活动；2.军事停止较劲，台北以适当防卫力量为原则，不再花费巨额外汇购买武器；3.经贸扩大合作，不仅两岸应实现“三通”，签订投资保障协议，共同开发海南岛，等等；4.加强文化交流。郑竹园特别指出，李登辉应该履行“和平之旅”的诺言。他说，李登辉“既然能排除万难，周游列国，又何妨亲履中土”。杨开煌也为此提出了七个基础，其中的六个基础为：预设主权完整性，传统主权观的有效性，和平讨论性，中止敌对状态谈判的可能性，两岸高层谈判和官方接触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在国际上不该对“两岸当局”有涉及“一个中国”的误解性；第七个基础是“放弃使用武力”，我当然应予拒絶。台湾岛内外学者的以上言论，尽管还没有完全接受“一个中国”，但是不失为寻找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务实因素，积极防止两岸危机的发生，基本上是站在“一个中国”立场上的思考。这种异中求同、并对“异”加以约束，似可作为两岸对主权认同过渡时期的一种折中解决方法，也有利于营造两岸缓和气氛。这对防止“一个中国”的原则被进一步肢解有防范作用。鉴于两岸关系中的主权认同已遭到台湾当局突破，在恢复和发展两岸关系时，在寻找“平衡点”和建立“避撞规则”的名义下，要求台湾当局作出某些承诺，似能起到约束台湾当局作用。我可利用岛内存在有利于我的舆论这一条件，顺势介入，组织大陆学者撰写文章，与岛内学者的上述言论遥相呼应，以争取岛内民心，并推动台湾当局接受我的一些主张。
　　
　　我在当前还要警惕台湾有人利用“国民大会”进行“修宪”，改变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因为台湾的现行“宪法”称，“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因此，我要防止台湾极少数人用“修宪”闯关，造成“中华民国”事实上的独立，再次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挑衅。此外，台湾也不能继续谋求加入联合国、进行“银弹外交”活动和采购扩充军备。对于台湾民众的各种非官方对外活动空间，以及台湾民众所关心的其它问题，我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与台湾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四
　　
　　鉴于两岸关系的现状，双方在文字上就“一个中国”马上达成共识显然是困难的，但我们应尽量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事实上的共识，在尚不能求得一致的“政治的中国”的层面上可作出某种限制，以避免新的摩擦和碰撞。海峡两岸目前对“一个中国”的认同虽有差异，但台湾当局尚未完全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当局目前至少在“宪法”、“国统纲领”及官方正式讲话中，还不敢公然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我宜抓住这一点，栓住台湾当局，不仅不能允许其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要迫使其在言行中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一旦台湾当局用实际行动来改善两岸关系，我可审时度势地作出积极的回覆，鼓励其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正如我中央台办和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所说，“台湾当局确有诚意，就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实际行动”，“我们的政策是‘听其言，观其行’”。
　　
　　台湾学者赵春山说，他同意民进党人陈忠信的看法，即两岸从政治问题谈起的模式一定难以奏效，是否可用“换跑道”的办法，即先与大陆谈“三通”，因为“台湾必须与大陆发展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是台湾生存发展的命脉”。赵春山本人也认为，如果“谈‘三通’就是表达回到‘一个中国’的最大诚意”，那么台湾当局应毫不迟疑地与大陆就“三通”进行谈判。台湾学者张赞合也说：“对台湾方面来说，如果我们确认中国统一将是必然的趋势，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治与经济的关连性问题。”台湾当局把“三通”作为政治筹码，迟迟不肯与大陆商谈全面直接开放“三通”问题，这是很愚蠢的，是违背民意的，也说明其没有诚意用实际行动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鉴于台湾岛内有此呼声，而台湾当局尚未公然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似可在“三通”问题上对台湾当局施加更大的压力，并要求台湾当局除开放“三通”以外，还应该采取的实际行动包括扩大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恢复“两会”协商、高层互访、就终止敌对状态签订协议，等等。这既能够促使台湾当局回到李登辉访美前的立场上来，从而使海峡形势得以改善，也有利于两岸经济的发展，并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目标奠定必要的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和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总之，我们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排除政治分歧所造成的干扰，积极扩大两岸的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培养台湾民众的民族情感，并以此限制和约束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
　　
　　1996年8月14日

　　（本文发表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情况与建议》1996年第6期，199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