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0日，台湾与日本签订渔业协定，马当局为此欢欣鼓舞，并强调是在“主权争议搁置”下的争取渔权的一次重大胜利，但岛内各方看法呈现分歧，大陆各方不以为然者众。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歧义？要说明白，还得推远一些，从历史中找寻脉络。历史殷鉴不远。笔者以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对华手段以及蒋介石政府失去民心的作为为史鉴，对当下的两岸关系及台湾朝野对日态度提供对照、参考。

　　一、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来看，当前钓鱼岛争端日趋深化的危机及日本政治、军事的举动需高度警惕

　　日本是个岛国，自然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因此，自明治维新后，通过“兰学”视窗，借助工业革命的发展，走上对外侵略的帝国主义道路。日本的野心从来并非局限在殖民中国，更延展于雄霸南太平洋。因此，其亚太战略与美英等西方帝国的亚太利益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这使得其称霸野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到极大挫折。二战后，在国际冷战格局下，日本受到美国的全面扶持，迅速融入西方冷战阵营，未待深刻反省战争罪行便成为霸权国家阵营中的一员，使得日本军国主义思维并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当日本具有了相当的国际经济地位之后，政治需求逐渐膨胀，军事野心也逐渐显露出来。特别是1980年代后中国不断崛起的现实与势头，让日本称霸亚太的野心严重受挫，忐忑不安。

　　从历史上看，日本一旦确定外侵政策，一是它可以抛开一切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约束，正如一战前它退出“国大”，二战前它退出“国联”。二是它会抛出明确的侵略政策。如侵华前夕，1927年6、7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就召开“东方会议”，确定对华政策，抛出《对华政策纲领》，拟定《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件，并以奏折形式呈送日本天皇，内曰“惟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指中国东北地区），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有名的“田中奏折”。政策确定，外侵脚步随之加速。三是在其首要侵略地，频做手脚，其中制造藉口、嫁祸于人、欺骗引诱是最为典型的做法。“九一八”前，日军就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九一八”时则先炸毁渖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南满铁路，再袭击日本守卫队，均嫁祸于中国军队，继而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渖阳城发动进功。侵华过程中甚至共同防共都成了其大举增兵的藉口。当前在钓鱼岛危机中，日本扭曲事实、混淆国际视听的动作屡屡出现。四是做好国内的战争鼓动宣传，扩军备战。目前日本右翼的一系列言论行动都有将日本重新推向外侵路线的浓重痕迹。五是争取国际支持，寻找同盟国。比如侵华战争前声称其“无领土野心”，与德、意结成轴心国；比如在当前的东海南海争端中游说中国周边国家，并军援菲律宾、越南。六是经济危机常常是其发动战争的直接导火索。始于1929年秋的全球经济危机持续了4年，1930年波及到日本，并于1931年达到危机顶峰，它激化了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矛盾，成了日本右翼推动侵华战争的导火索。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日本大地震及海啸、核灾，使本已停滞的日本经济再受重创，国土资源缩小1/3，日本政局更是动荡不安。这些刺激日本骨子里的外侵欲念咄咄升起，恰如1929年秋全球经济危机后的日本。七是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蓄势以发。帝国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根源于与日本有着共同的侵略利益，日本扩张海外利益没有严重侵犯其他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时候，绥靖政策就有其存在的土壤。面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英美等国对日本举动既纵容又限制，甚至对“九·一八”事变，仍寄望能防止日本独吞并能分享中国东北，因此，通过国联抛出东北“国际共管”的协议，直到日本一意孤行，退出国联，进而侵犯华北、华东，终至珍珠港事件才被迫对日宣战。

　　以近来日本安倍右翼政府的种种政治军事作为来看，诸多迹象俨然历史的翻版。虽然国际情势大异从前，似乎一切作为也旨在选举操作，但日本右翼利用美国重返亚太进行战略再平衡的机会，修宪扩军，引军国主义幽灵上身的企图仍不能不防，日本对中国钓鱼岛主权的强势挑衅更需高度警惕。

　　二、看蒋介石政府抗日历史需要汲取的教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新一波殖民中国的侵略战争起点，迅速掀起的全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也拉开了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然而，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政府是如何做的呢？

　　一是以妥协、投降来应对日本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前，对日军在东北的挑衅，蒋介石电令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变之后，蒋电告张学良，以“地方事件”处理，要张“避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侯中央处理”。于此，东北军不战而溃，至1932年1月，整个东北国土沦陷。为确保既得战争利益，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以“一二八事变”侵占上海闸北。驻守上海的国民党19路军违背蒋介石指令，奋起抗战，一个多月内，以前后总计不足4万人的兵力（后有部分5路军自动参战）抗击着不断增援的10万日军。上海抗战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然而，蒋介石政府却按兵不动，对十九路军不仅不增援、不补给，反而停饷甚至截留各地捐款，还电告各部队“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5月5日，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定《上海停战协定》，依此协定，日本军队可驻扎上海并扩大其驻防区域，中国军队只能退到昆山、苏州一带（19路军抗日艰困，败退至此），不得进驻上海。此外，协定附带3项“谅解”：（1）中国取缔抗日；（2）十九路军换防；（3）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军。其后，蒋介石陆续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1933年5月让华北门户洞开的《塘沽协定》；1934-1935年通过通车、关税等协定对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予以默认；1935年5月和6月先后签署丧失冀察两省主权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1935年9-11月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日本“华北5省自治”图谋予以妥协，实行变相自治；1935年6月颁布媚日的《敦睦邻邦令》，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论、行动，“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二是念念不忘剿共。蒋介石政府采不抵抗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他急于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苏区。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进行“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孙中山宣导的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蒋介石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逼迫共产党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蒋介石自1930年2月开始，对共产党及红军根据地（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共发起5次。1931年7月“九一八事变”前，蒋对红军、苏区正进行着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至当年9月结束，其结果如前两次一样，蒋介石败得焦头烂额。红军和苏区在反围剿中不断发展，严重阻碍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建立，成为蒋最大的心腹之患。因此面对剿共、御日两个战场，他宁与侵略者妥协，任由国家领土主权被肆意践踏也要继续剿共到底。1932年“五五协定”后，蒋介石即颁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民党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此后连着发动了第四、第五次大规模剿共军事行动。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力量，蒋竟与日本勾结，夹攻地方抗日同盟“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杀害领导人吉鸿昌；剿灭联共抗日的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逼迫杨虎城西北军、张学良东北军赴剿共前线；1936年10月31日又第六次发起对红军的总攻令，终于激出“西安事变”；加之英美与日在华利益矛盾激化，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矛盾尖锐，英美派抗日主张占据主导地位，至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才被迫确立“联共抗日”的政策，但同时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透露出蒋介石政府并没有根本改变反共灭共政策。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日本将进攻重点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抗日根据地承担着抗日主战场的艰巨任务。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政策，扭转了联共抗日政策。1939年4月至1942年，蒋介石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严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3年3月又以《中国之命运》为反共舆论先导，图谋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几次反共高潮在中共“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指导下被一一打退。

　　三是对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始终抱有幻想。作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其财富的累积是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利益豪夺而达成的，因此它自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对帝国主义的依附，使蒋介石政府丧失民族气节，并必然对帝国主义的“善意”寄予极大的期望。面对日本，1934年秋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希望日本了解其剿共苦衷，谋求与日“敦睦邦交”，寄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适可而止。日本将计就计，1935年1月抛出“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新对华方针，要与国民党政府“调和感情”、“增进邦交”。这大大鼓励了蒋介石，表示有了日本这番“诚意”，他一定会“制裁一时冲动与反日行动，以示信义”，随即派人去日本交换“亲善”意见，直到正式颁布《敦睦邻邦令》。然而，蒋介石的“信义”换来了日本真正的善意、诚意了吗？对英美帝国主义国家，蒋介石同样抱有极大的幻想。蒋介石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求助国联，寄望国联出面主持“公理”，进行“调停”。结果，国联却提出了一个对中国东北“国际共管”的方案。“卢沟桥事变”及“八一三事变”后，英美对日本侵华仍采取“不干涉”政策，一方面希望日本在中日战争中得到力量的削弱，降低其在亚太争霸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要从战争中发财，大量向日本、蒋介石政府输送军火；此外，还希望日本消弱中共力量，并唆使日本进攻苏联，因此，鼓动“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压制中国抗战，促使蒋介石对日妥协。1937年蒋介石被迫抗战后，再次呼吁国联和英美援助，要促成国际联合制裁日本的局面，并向国联提出申诉和谴责日本侵略、协助中国等4项建议，国联除了承认日本侵略中国，违背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之外，将中日问题提交九国公约国开会讨论，而在九国公约国会议前，美国就提出要给日本以经济上、政治上的安全感，必须为日本保证原料及市场，会议上英美等国否决了中国、苏联代表提出的制裁日本的提议，会议最终通过的报告书，仅建议“中日停战，改取和平进程”了事，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蒋介石对日、英、美国家的幻想，实际成为对日妥协、纵容，不仅没有遏止日本侵华的野心，反而助长日本气焰。日本先是拒绝接受国联决定，并宣布退出国联，其后，不仅将战火延烧全中国，更波及亚太地区，甚至直接对美宣战。

　　正因为蒋介石政权如此抗日，才导致全中国大片河山不断沦丧。全国各阶级、阶层中对蒋介石及其政权抱有幻想的人，特别是中间派别、民主人士和团体，通过抗日战争，开始认清了蒋介石独裁专制、丧失民族气节的真面目，也从此，全国人心向背出现变动，国民党地位开始降低，共产党地位开始提高，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执政根基大大松动了。

　　写到此，笔者还要特别说明，抗日期间，虽有一些国民党官兵浴血救国，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永垂青史，但有着蒋介石这样性质的政府和对日政策，这些真正抗日的国民党官兵自身都被蒋介石出卖、剿灭，更遑论能扭转当时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整体溃败的局面，也改写不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凿凿史实。国民党及一些台湾学者更不该以那些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掩饰正面战场的整体败绩，否则将是对这些抗日官兵以生命呈现出来的民族大义的无情消费，是对这些官兵极大的不尊重。

　　三、钓鱼岛危机下的日本对台手段似历史重演

　　日本在钓鱼岛危机中祭出对台手段与日本当年瓦解抗日统一战线的手段如出一辙。当年日本侵华手段，一是扶植傀儡政权。先有不甘封建王朝被推翻的溥仪出任日本建立的“满洲帝国皇帝”，后有与蒋介石权斗了一辈子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成了日本着力拉拢扶持并成立的汪伪政权。汪伪政权不仅帮日本“管理”占领区，而且帮日本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消灭抗日力量。二是拉蒋反共，分化抗日力量。全民抗战的14年中，日本利用蒋介石的独裁、反共私心，在扶持国民党内反蒋亲日派的同时，为早日结束战争，一方面不断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军事进攻，并对蒋施压，以摧毁蒋介石抗日信心，另一方面诱蒋反共，分化瓦解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联蒋灭共为诱饵，逼迫、诱使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投降。

　　映照当前，面对台湾保钓决心，日本担心两岸联手对日。为防止两岸合作，日本对马当局如对蒋介石政府一样的软硬兼施。一方面在钓鱼岛海域强硬宣示主权的动作不断，另一方面利诱台湾，寄望从台湾方面为其窃取钓鱼岛主权寻求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利用马当局对大陆的疏离心态、对美日的依赖心理，满足马英九当局的内政需求。马当局最需求什么？一是台日渔业协定谈了16年仍未果，台湾渔船常常遭到日本驱离，甚至屡有冲突，渔民对当局无能极为不满。因此，马上台后一再呼吁日本就双方渔业纠纷进行谈判。二是马当局既望提升与美日等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质关系，并加入国际组织及活动，当下是寄望跻身东海南海纷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拥有发言权，希望参与东海资源开发，分享东海资源。日前马英九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但没有得到其预期的国际回应。三是摆脱当下的内政困境，提升民意支持度，为未来选举做准备。

　　就此，日本有了实质举动。早在2010年12月，在台北举行的第9届“台日论坛”上，与会的日本民主党及自民党籍多名政要、参议员就异口同声表示，与台湾搁置主权争议，先就渔业议题进行沟通；民主党参议员风间直树首度释放出可以与台进行钓鱼岛主权争议沟通的资讯。自民党参议员岸信夫则提出台日两军建立海域安全合作，举行海滩和自然灾害搜救演习，以增进双方关系。日本还借着灾后重建的机会，与台南科学园接洽，将一部分工厂复制到台湾。在美日压力下，马当局明确且坚持不与大陆联手。为了将这一成果更加巩固，2013年3月日本震灾2周年悼念仪式中，日本安排台湾代表与各国代表团及国际组织平起平坐。继之，4月10日，日本在第17次台日渔业协定谈判中对马当局做出有限让步，台湾首次从谈判中得到实惠。其一，日本将北纬27度以南至日本巴重山群岛以北的，囊括钓鱼岛及其12海浬范围内的台日重迭海域作为此协议适用海域并进行渔界划分。其二，把钓鱼岛及其12海浬范围排除在适用海域之外，明定此协议不影响双方对钓鱼岛主权的原本主张，满足搁置主权争议的要求；其三，规定在划定海域内，彼此有责任遵守。此协议明显满足了马的政治需求。其一，依此，台湾渔业作业范围扩大约1400平方海浬，台渔民普遍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减轻了马的内政压力。其二，提升了台与日本官方层级关系。协定规定，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与日本驻台机构“日本交流协会”合作设立“副部级”官方协商机制“台日渔业委员会”，实质提升了台与日本官方关系。马当局称这是台日关系的“重大突破”，“代表台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三，马英九将之归功于其“东海和平倡议”奏效。马的“东海和平倡议”，第一阶段是要达成中日、台日和两岸的双边对话。马认为“如今‘台日渔业协议’展现了成果”，并得到美、日、欧等国的赞同，提高了台国际争端解决中的话语地位和曝光度。其四，显示马要借此逼大陆正视台湾已参与东海国际纷争的事实，正视台湾参与的“台日渔业协定”模式。特别是在台与菲律宾发生广大兴28号事件时，台方提出台菲渔业谈判也循台日渔业协定模式；马并称，大陆也可与台就相关渔权问题进行协商；呼吁台、大陆、日本三方共同商谈。上述一切都成为马当局的政绩，是其民望提升的利基。

　　四、钓鱼岛危机下的两岸关系

　　以史为鉴，台日渔业协定的签订，透出如下几个讯息，也对两岸关系必然带来后续影响。

　　首先，昭示出两岸政治对话不是“没什么可谈”，而是太多层次的问题应该进入商谈。马当局对东海及钓鱼岛的维权，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上看，本应有助于形成两岸共同维权的默契,以及强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国际认知；但是，在实际操作上，马当局在维护主权的合作层面与我进行明确区隔，在资源开发的合作层面拉进第三方，其积极提升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地位及发言权，谋求参与更多双方或多方对话，根本目的应该是凸显“中华民国”的“事实存在”，是要使“中华民国”在该议题的谈判、解决过程中不被边缘化，因此，不可避免会在涉外领域碰触“两岸主权之争”的敏感神经。马英九始终强调两岸关系“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如何解读为更具实质意涵的正面表述？特别是在国际场域如何解读、如何操作？这不仅是两岸在国际关系中发生误会、冲突的根源，也是两岸必须进行政治对话的内容。笔者认为，理解可以带来宽容，但绝不等同于认同，因此，一味依赖一方理解、包容所累积下来的不会是互信的增加，而是善意的耗损。这就是大陆希望两岸尽早进入政治商谈的原因。马回避政治谈判，却不断在政治层面有所动作，对两岸政治互信的深化极为不利，也将对岛内民众“一中框架”的认知形成干扰。

　　其次，揭示了马当局与大陆的疏离、对大陆的算计。台日渔业协定的签署，其内容及后续马当局的解读、态度，令笔者长叹！一句“钓鱼台主权问题我们一寸都没有让”，不是有些自欺欺人吗？质疑之一，对主权争议是都“搁置”了，还是日本根本就没有搁置，却以小利诱台搁置了？台湾怎样保证日本搁置或让日本搁置呢？目前日本连钓鱼岛主权归属有争议都不承认了，怎会有“搁置争议”之举呢？看看日本对钓鱼岛、大陆保钓的态度，不难认清。质疑之二，离开主权谈何“资源分享”？为解决海域重迭问题引发的渔业纠纷，台与菲律宾在1991年曾签订“海道协定”，菲律宾允许台湾渔民行经该国海域，但菲国在1998年修订渔业法，限制外国渔船在其海域作业，闯进禁地的渔船一视同仁，一律严办。由此，“海道协定”自动失效。至今台菲渔业纠纷不断，还刚刚发生渔民被击毙重大事件。可见，离开主权支撑，即使谈成，“资源分享”也随时可以随主权国意志改变、或因主权争议再次升高而成一纸废文。质疑之三，台日既已划定渔业范围，明确将钓鱼岛及其12海浬海域排除在外，还专门强调双方必须遵守此规定，无疑是将台湾框在了钓鱼岛及其12海浬海域之外，只要台渔船进入协定非划定区就是违反双方协议，日本就会有所反制，这等于排除了台湾保钓的正当性。如此，马为了维护渔权，又将如何继续维护钓鱼岛主权呢？

　　连岛内媒体也报导日本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之目的在阻止两岸联手保钓，以拉拢台湾牵制大陆。马英九会不了解吗？笔者认为，马还是了解的。那为何还这样做？笔者分析，一是日本背后有美国撑腰，美、日两国，台湾都得罪不起，也不想得罪，何况骨子里跟两国还“亲”还“友”呢，凭什么得罪？二是这次日本宁让冲绳渔民利益受损也要“满足”台湾，台湾何曾感受到过如此的厚爱，怎能不领受日本这份迟来的“诚意”“善意”？三是捍卫主权的问题上，台湾虽力争浮上台面，但也自忖无能为力，那为何不乘机得些实惠呢？既安抚了渔民，减轻一些内部民意、绿营的压力，还增进了台日关系，对美、日都有了交代，也为“和平倡议”增添光环，何乐而不为呢？那就让大陆跟日本、美国斗去吧！此外，笔者对马“做事相当务实”这一点有了新的体会，这特别表现在他的“获利了结”。台日渔业协议之后，钓鱼岛主权争议更将“搁置”，恰如两岸大交流开启之后，政治谈判也就可以搁置了。因为，既然想吃的肉到嘴了，难啃的部分，还啃它干嘛呢？

　　在中华民族利益严重受损的民族难中，马当局单方面与窃夺中华民族祖产者合作，发了点台湾财、选举财。这是笔者对台日渔业协议的定性。笔者不是因为台湾渔民受益了而感到不满，相反，大陆政府和人民没有一个不希望两岸渔民能在自己祖权海域自由行使生存生产的权力，让两岸渔民获利正是保卫钓鱼岛主权的根本目的，但是，问题绝不是表面这么简单，协定的深层影响是，它让全体中华民族一致对外捍卫钓鱼岛主权的气势有了缺口，让所有不希望祖产受损的炎黄子孙伤了心，也为两岸关系的互信洒下阴影，站在大陆的角度上看，这点利实在是得不偿失的。这两天，台日渔业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台方竟然要求日本再给台湾渔业作业缓冲区，马当局对日抱有的幻想，唯此观止！

　　笔者曾发文分析过马英九的政治价值观念、冷战思维，并认为这样的政治观念、立场必将耗损其民族情怀。今天，它竟然应验了，且真实的展现在面前！钓鱼岛问题的确是检验每个炎黄子孙民族大义的试金石，检验每个政治人物胸怀、格局、眼光的标示线。笔者记得，马英九曾以类似“就你有民族大义”这类的话语回敬他人，以昭示自己怀有的中华民族情感、民族大义丝毫不比别人少，但民族情感、民族大义要遇到事才能具体体现、清楚衡量。现在笔者不禁要问，难不成马英九在全中华民族的利益上要重蹈蒋介石的覆辙吗？马英九有必要重温蒋介石政府时期的对日作为，重新翻阅日本为殖民中国祭出的种种侵略手段，以及美国当时的心态做法，以使自己在当前国际大格局变动的当下，免于迷失自己的民族气节和历史定位，真正找到中华民族的自主性。马英九常将孟子的以小事大靠智慧挂在嘴边，马当局中有人也以“大陆牌”、“美国牌”两头“玩得漂亮”沾沾自喜。岂不知，“以小事大”最重要的是不失民族气节，搞成丧失民族气节的投机取巧，就成了权术意味浓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马英九相当看重“尊严”、“尊重”，如果没有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和民族立场，靠投机两头获利，还谈何尊严，如何被尊重呢？

　　当然，笔者也看到，马英九不断言称台日渔业协定并没有放弃钓鱼岛主权。那退一步说，未来要观察的也是公认的观察点：一是马当局如何应对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进一步动作。日本至今没有停止对钓鱼岛主权的争夺，大陆与日本在相关海域的军事冲突风险丝毫没有降低，一旦日本做出进一步侵犯举动，马当局将作何实际反应？二是岛内保钓团体的保钓举动，马当局将如何表态、因应？三是如何对待大陆渔民。就笔者所知，迄今马英九对台“海巡署”“大陆与台湾渔民共处台日渔业协定涉及海域渔场时，将对大陆渔民驱离”的言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因此，当两岸渔民共处相关海域渔场时，马当局对大陆渔民的作为就是其最真实的态度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