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治人物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得到民众何样的评价，除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外，他们各自的独特个性心理素质则起着重要作用。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必有一种或几种方向性的心理属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决定了这个人个性的主要倾向和本质属性，并进而决定了其从政风格与政治行为模式。探讨马英九政治性格的成因，就是要揭示出主导其性格心理特征的质的规定性，从而深入把握其当下政治风格与行为模式的本质，并为预测其未来政治操作提供某种基本依据。

　　在马英九政治性格的形成过程中，以下几个文化、心理因素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文化因素——德育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的长期熏陶，令其养成基本的做人道德与自律，更因此而打造了其从政后独树一帜的清廉形象，并型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人格。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指那些对国家、民族有使命感、责任感，并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其为学必“首重德行”，同时学文以求多闻博识、开阔心胸、提高志趣，追求的是内心世界的“深大之境”。因此，他们信奉并身体力行于“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之“在上者之心地”，治政之道讲求以“仁心”为基础，实行“仁道”，认为“政治不外于仁道，若昧忽于此，专言法理权术，则非治道”；进取之策讲求“邦有德”则尽可“成仁取义”，“邦无道”则“贤者避世”，退而自清，走隐士路线，绝不同流合污。这就是“士大夫”人格的基本修养和个人从政之道。

　　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中，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特点屡屡显现。考察马英九的从政言行，可以看到，他做人为政一贯的基本原则有七，一是诚恳，二是诚实，三是自信，四是自律，五是俭朴，六是责任感，七是能包容，他从道德、法律、责任上都能控制自己的行为，遵守所有的规则，做人昭然坦荡，讲本分，肯反省，求和谐，即使遭对手故意抹红或挑衅都不改其善良本性，与搭档合作则合乎“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儒家政治人格的基本修养，操持父亲的丧事也合乎“丧致乎哀而止”（《论语》）的儒家文化“诚”的精神，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则立即坦然道歉，表现出“君子之过，……更也，人皆仰之”（《论语》）的君子风度；处事有理有据，不走偏锋，表现出“周而不比”、“贞而不谅”、“勇者无惧”、“当仁不让于师”、“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等“君子”之格；而在个人的仕途上也“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苏辙给宋哲宗折）。马英九一再表示，“政治人物应存诚去伪，以拙朴取代虚巧”，“官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认为“政治不该是勾心斗角、权谋而已，应该要有更多的诚意、格调及信任，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曲高和寡，但如果不坚持这些，那台湾还会有希望吗？”还说，“许多人批判我不够权谋，太过拘泥法律，但我真心的认为，台湾过去的混乱，正是由于部分政治人物太过权谋，把法律当成可以恣意操纵的权力工具的结果。我怎么可以重蹈覆辙呢？”

　　马英九的这些言行正体现出了他超越个人功利之上的理想性与使命感，从中的确彰显着其“温良恭俭让”的内心修养和“仁义礼智信”、“走仁道”的从政核心价值。马英九所具有的这些政治性格、所奉行的这些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那些在国民党长期独裁体质下衍生的一般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威权人格”特征——在政治行动上充满对抗性与依附性——大异其趣。而能够在威权体制的环境下拥有并坚持这些非“权威人格”的人格特征，反过来更印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二、西方文化因素——法育

　　接受现代西方民主、法制观念，强化了其自律的心理特性，并能远离“权力弊病”。

　　马英九于1974年8月赴美留学。1976年2月取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1年3月取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近十年的法律专业的深入学习与领会，使马英九的价值观深深打上了西方法制观念的烙印。他曾坦承“自己是讲求公平、正义与法治的司法性格”，还分析说，“我拥有的司法性格……要追溯到年轻时念书，深受先进民主法制国家的影响。西方的民主自由与法制……才是国家长治久安必走之路。”

　　在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观念对马英九影响最深。而要了解这些因素对马英九的影响，则必须考察东西方法制观念的差异，体察这样的差异是如何在马英九的法制观念中相互融合并运用到其政治行为之中，从而一窥其与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强烈反差的根由。

　　马英九赴美国学习时，西方的法学观念已经经历并基本完成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重大的法学本体论变革。那个时期，在政治学及伦理学领域中包括“内在观点”理论、“社会合意”说、“权威”理论、对社会功利主义广泛批判等的各种学说的思辨基础上，传统法律中被认为是法律的基本特征的“强制力”观念被弱化或消解，这使得平等、自由、公正等法律的其他价值被特别强调出来，由此生成的观念是，法律的存在不仅和国家、权力运用者有关，而且和一般民众有着关联；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民主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法律的永久性社会基础。这场本体论的变革，意味着现代西方法制观念实际已经解决了实现法律规则与法律信仰内外一致的问题，亦即将法的内容直接与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合一，守法非靠外在强制力量。

　　这场本体论的变革，一方面使得西方现代法学的本体论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以德为本，以法为用”的法律核心价值相互辉映，有了一致性，这是马英九能够接受现代西方法学观念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西方法的核心价值中与传统中国法的核心价值的差异性。中国传统法的观念是一个包含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大法的观念，而天理、国法和人情却是相通的，其中人情在法律中是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法律观念容易引发的弊端显而易见，这就是人情大于法，它加剧了权力对上位者的消极影响，导致严重的权力弊病。浸淫西方法律近十年的马英九必然对此看的分明。

　　因此，对自己有着极高道德要求，并笃信法律是现代人应该遵循的高于情和义之上的唯一最高行为准则的马英九，在为人上必然会远离人情，不经营派系人脉；在处事上必定以“依法”“按程序”办事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最佳方式，特别在政党、个人行为与法律冲突时，不惜被自己的同志“千夫所指”也要按法律办事。可以说，这既体现了他对东西方法律价值观的思考和扬弃，也提供了他养成“不沾锅”、“法律人性格”、中规中矩并重视程序正义等行事风格的政治文化心理土壤。

　　三、家庭影响——内敛、谨慎、温和等性格特点和“以妥协争取认同”、“温和而坚定”的政治操作模式的养成

　　1.马英九之所以深受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影响，与他的家庭背景和从小受到的严格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马英九出身于书香世家。马英九在台北市长办公室悬挂的祖训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所题写。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受马立安的言传身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信奉者。他生活简朴，饱读诗书，多才多艺，诗词棋艺无不精通。要求子女熟读四书五经，也灌输子女应有的忠孝及民族大义。马英九的同学曾开玩笑说，“马英九将来是要做总统的”，可马鹤凌听了却非常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我不会那么肤浅和狂妄，我是以国士培养他，要他有名臣的风范，要他活在别人心里，活在历史上”。马鹤凌所谓“国士风范”，不外“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以“国士名臣”为培养目标，希望马英九“有九思之德，九如之身，九经之志”，“活在别人心里，活在历史上”。马鹤凌心志之清高，对马英九寄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马英九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家庭教育。在他的记忆中，“强迫”是对父亲严格要求他按照雷打不动的作息时间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论语、孟子等诗书典籍的生动描述；被同学笑称是“古代的人”，也是因为每天没背完古文观止、写完毛笔字，就绝不能出门和同学玩。这样严格的家庭教育，使马英九从幼年起就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对其人生观、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

　　2.马英九的性格也肇因于他幼年时期全家的心境和家庭教育方式

　　政治心理学认为，一个人早年的互动方式决定了成人社会行为的模式。个体表现的人际行为与他在最早时期的人际关系里，通常是与父母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相似。马英九的一些政治性格最早奠基于家庭整体心境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与父辈的互动方式。

　　当年马鹤凌一家随蒋撤退台湾后，随着全台实行戒严、白色恐怖政策，加之自身不受老蒋的信任和重用，马鹤凌内心阴郁，全家都没有安全感。马鹤凌时刻叮嘱马英九要听话、别惹事，而且一定要把马英九培养出来，以及等马英九高中一毕业就送马赴美念书，实际上都是马家不安全感使然。而马英九从小特别听话，在蒋经国身边更是谨守分寸，某种意识上说，也许是自觉的将马家的安危一肩担起。直到马英九被蒋经国信任，政途顺遂并逐渐位居党内高职，戒严解除，马家的心态才有所转变，马鹤凌的心情才逐渐开朗，慢慢恢复原本潇洒直率的一面。

　　可以说，马英九年少时，全家的心态在大小环境的逼迫下一直处于防守自卫、并要不断表示对党国忠诚以博取蒋家信任的状态之中。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正值人格形成阶段的马英九，形成了守规矩、低调、内敛、谨慎、温和等性格特点。同时，由于马鹤凌的相对强势、对马英九的严格要求与深切期许，马英九从小便追求完美，“脸皮薄”，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面对压力时，则以妥协服从来化解，以求和谐。

　　3.政治性格和政治操作模式基于上述深层心理和性格特点

　　上述深层心理给马英九的政治作为带来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如他对情治单位一向不重视，也许是出于本能的反感；执政后在情治部门重用台籍人士，如让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二度担任“国安局长”，就是因为蔡高度认同马的“不会再有非法监听”的政策宣示，这里也体现出马英九幼年时家庭可能常遭监听而特别厌恶非法监听的心态。表现在政治性格中，便凡事追求完美，特别爱惜羽毛，如他自己所说，“时有完美主义与理想主义倾向，对人有时过于厚道，当仁不让精神不够，有时对原则又过于执着，均不免时有所失”。而面对政治冲突与对抗，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其柔性、妥协的一面也比较突出。如马英九自认为台湾贡献了几十年的心力，却每到选举时被攻击抹红，不被政治认同，这对极为自尊的马英九无疑是种刻骨的污辱，这种屈辱感成为他强调“台湾主体意识”的心理基础，具体而言就是，屈辱感并未使他强硬的站在绿营的对立面上进行反击，而是在他坚持“中华民国法统”、“九二共识”原则的同时，对民进党的“务实台独”路线理念采取以强调“台湾主体意识”、表明“不统”等妥协方式来争取绿营认同，来缓解“台独”的压力，释放内心委屈，但在外界看来，则显得有点“魄力不够”，“担当不足”。当然其强调“台湾主体意识”也有政治需要的问题，那是另一个研究的层面，不在本文讨论之内。

　　总体上，马英九的从政风格或曰政治操作模式则可以描述为“以妥协争取认同”、“温和而坚定”两个互为表里的特点。

　　四、国民党的因素——对国民党既有使命感又较为疏离的心理基础

　　国民党的不良体质一方面让马英九排斥，一方面也激发了马英九的使命感。

　　马英九对国民党的感情掺杂着父辈的政治遗传、长期国民党的教育培养、自身政治生涯的起伏历练等等主客观因素，马英九说自己对国民党的感情“很复杂”，此言发自真心。

　　一方面，除了幼年时期家庭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传承之外，做为国民党（蒋经国）重点培养的政治明星，他不能不对国民党怀有感恩之心，因此其国民党的党性坚强，国民党的立场也站得很稳；二方面，因为父辈的关系，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也的确给年幼的他打下了浓重的对国民党体制惧而不满的消极心理，这些在他大学时期结识的后来进入学界的一些友人，如王晓波、南方朔、苏永钦、高朗等，当年对旧国民党与威权体制的深刻而严厉的反省与批判中得到了一次理性的提升，这种威权政治对人性的摧残与扭曲，马英九在自家和朋友的内心之中都颇有体会，因此，当马英九的父亲对这些年轻人的言词与态度表示理解与支持并遭到国民党的惩处时，马英九能说出支持父亲的话。马英九后来全心拥抱西方民主法制观念，可以说有着深刻的反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第三方面，当已经全心拥抱西方民主法制观念的马英九返台走上仕途后，面对国民党金权政治、官僚腐化、派系倾轧的情况，他当然有很深的不认同，他曾感叹，“我们这种烧成灰都是国民党的人，看到党内目前的乱象，实在令人心痛！”因此，马英九与国民党的疏离、与台湾内部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才在2005年党主席选举时的“马王之争”中突出表现为两种政治文化与政治模式的大较量。

　　这三方面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一方面，使马英九成了党内的“不沾锅”，特别在选战和用人上，都明显表现出与国民党相当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则成为国民党内引人瞩目的改革派。他之所以要“为国民党的浴火重生划下第一根改革的火柴”，就是因为他体认到国民党体质中那些不符民主、法制等能够体现人道精神的东西，他的使命就是将这些东西剔除乾净，将旧国民党改造为新国民党。当然这种使命感不是从来就有的。从“法务部长”遭撤职到身为“政务委员”主动辞职，从出马竞选台北市长到参选党主席、乃至选“总统”，马英九都经历了一个自己能为国民党的改造重生做些什么的理性思考，经历了从“担心别人认为他有非份之想”到一肩担起责任，站出来“拼了”的决定过程。这些过程体现着一个深具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人，对国民党的忠、爱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恩怨情仇或工具化的驱动，他对国民党的使命感已经被激发了出来。

　　五、非政治性格特征——作为政治人的心理缺陷

　　内心有道，外行有德，教化于人，正是马英九政治形象与从政风格的恰当描述。但是马英九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却有着一些非政治人的心理特征，这样的先天政治心理缺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表现，并不断遭到外界批评。

　　一般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必须具备包括政治洞察力、政治敏感性、自信心、果断性、坚韧性、自制力等素质。马英九身上有一些政治人的特点，包括自信心、坚韧性、自制力等，但非政治人的特点也相当鲜明，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政治敏感度低。引用政治心理学原理分析，这当肇因于马英九“高自尊”和“低复杂性”的性格特点。政治心理学理论认为，“低自尊和高复杂性的结合是政治个性的特色”。意即，具备低自尊和高复杂性特点的人更适合从政，更符合一个政治人的标准。

　　自尊应该是一个人在早年的成长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确定。当一个人在自我价值形成的过程中没有经历家庭、社会负面因素影响的过程，那么，自我价值就会以个体的内心世界为中心逐渐发展完善，自尊、自信于焉形成。反之，人在早年时期就接触社会负面因素，他会比别人更早学习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因此，其自我价值的认定并不以自我为唯一中心，而是更多受到外界的影响与他人评定的左右，自尊、自信低于前者。自尊低的人相对也缺少自信，对自我的评价极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因此，特别想适应他人，并根据他所处的团体改变自己的表现，善于见风使舵。

　　高复杂性，则是指对自我看法的复杂性，亦即个人认为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侧面的数量。从理论上说，认为自己是一个复杂的人更容易与他人交往。因为人越复杂就越能找到与他人的相似点。而政治人的主要特征——政治敏感度正是以低自尊和高复杂性的结合为基础的。因为他不固执自我，所以他能够通过改变自我表现、觉察和重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的方式适应社会压力和不同的社会背景，及时作出调整和改变。

　　马英九是一个以“高自尊”与“低复杂性”为特征的政治人物。因家庭经济背景较好，受到东西方完善而良好的教育，在其人生观、价值观或说人格逐渐健全的过程中，除了不安全感之外，基本没有受到其他什么社会负面因素的干扰，从而得以相当完整而正向的型塑，其质方正，其自尊也基于对自我的根本肯定，属于高自尊人格特征。加之家庭环境单纯，没有经历过大家族政治的洗练；从政起点高，且政途比较顺遂，即使有“法务部长”被免职、“特别费”被起诉这两次大的挫折，也都在民意的烘托、幕僚团队的力挺下，以其自身形象、人格魅力的更加巩固而做结，因此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故缺少机诈人心、险恶世事的淬炼，对外界的认知比较正面、单一，具有“低复杂性”的政治性格特征。

　　高自尊，高度自信，必然导致其将事件思考简单化，思虑不周，危机意识不足，有时听不进圈外人的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忽视沟通，当然会引发人际上的紧张关系，乃至发生领导危机；人格上追求完美，不允许自己有弱点，也就不能体谅别人的缺点，少了雍容大度，也不习惯“海纳百川”，幕僚团队同质性高，造成领导格局上的瓶颈。

　　低复杂性，使其政治警觉性、敏感度都不够，危机应对能力没有被完全训练出来，也没有修炼出对人情世故的圆融练达，不太懂也不擅长权谋机巧，所以在危机处理上，常常被动，措手不及，被认为“慢一拍”、“后知后觉”或“能力弱”。当然马英九不是一点权谋都没有，他经历过的、有过经验的事情，就会使些权谋，否则可能就会表现得像“丛林中的小白兔”。

　　综上所述，可以说，幼年时家庭心境的影响，以及太过完美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束缚了马英九性格中本该有的张扬和性情中本该有的灵动，马鹤凌就曾评论马英九是“守经有余，权变不足”。《论语》讲“君子不器”，允文允武，在这点上马英九的确还需再修炼。好在马英九悟性好，有“上位者”必须具备的根器、文质，假以时日，经过政坛锤炼与自身反省，必然会豁然开朗，调整自己的心态，弥补从政的先天性格、心理缺陷，其对政治的内涵会加深认识，会突破政治道德主义的瓶颈，从政艺术就会有所提高，自身的能力、潜力也就更能发挥出来。

　　六、如何评判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与从政风格，实际上还牵涉到政治道德评判的标准问题

　　政治心理学理论一般认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他想加以领导的团体或成员的性格，这就意味着，个体必须要属于他要领导的团体。分析马英九的政治性格，其资质却与目前他所领导的岛内大多数政治人物的风格完全不同。在台湾社会，政治人物的政治权谋和情绪操纵在政争、党争中不断进行着反面示范，并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一般模式，不如此，则不能成大事、不能解恨。马英九始终希望发扬“王道”、教化的“吏治”，而岛内目前的政治模式则是走“霸道”路线。岛内政评家金惟纯先生曾撰文写道：“台湾历（李登辉、陈水扁）20年，皆以重术者而非重道者位居大位。影响所及，非但政坛景象以权谋机巧为尚，甚至媒体和大众亦受熏染，常以‘术’而非‘道’臧否人物时局。若非绿营得政权后因失道而惨败，这位政坛异类绝无可能做主帅，担大任，其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台湾主流民意‘恶术’、‘渴道’的大逆转”；就魄力的含义，金先生也指出，“台湾人对魄力的定义究竟何所指？是基于权势利益的计算，敢冲敢闯，搞成乱局在所不惜？还是基于原则是非，不计个人得失，虽千万人吾往矣？”此评正切中要害。所以，如何评判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与从政风格，实际上还牵涉到政治道德评判的标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