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考述两大事实：一、《荔子碑》于南宋嘉定十三年庚辰九月初九（1220年10月5日）刻制完成，立于柳州罗池庙，被损断于明洪武五年（1372）；二、柳州《荔子碑》拓本散传四方，可见《荔子碑》传播之旅及其文化影响。
　　
　　【关键词】柳侯祠 《荔子碑》　文化影响　研究
　　
　　Abstract：Two things have been proofed in this thesis. For the first thing, the Lizi tablet was finished engraving on October 5th, 1220, and had been preserved in the Luochi temple in Liuzhou before it was damaged in the year 1372. For the second thing, the scrubbings of Lizi tablet were spread wildly which provides a glimpse to its spreading route and cultural influence. 
　　
　　Key words:Liuhou temple　Lizi tablet　cultural influence　study
　　
　　《荔子碑》的历史真相
　　
　　柳侯祠的中殿，矗立着一通巨碑。这是中国古代碑林世界中的名品——《荔子碑》。它以“柳（宗元）事”、“韩（愈）文”、“苏（东坡）书”而久享“三絶”之誉，传承至今八百年。
　　
　　《荔子碑》为国家一级文物。碑高231厘米，宽129厘米，分刻10行，行16字，大字真书，字径旧籍记载“三寸余”，实为11厘米上下，跋文5行，真书，旧籍记载“径五分”，约2厘米。得名以首句“荔子丹兮蕉黄”。碑文为唐代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的末段，是人们祭祀柳宗元时诵唱的歌词，北宋时由书法大家苏东坡书写，刻成碑石置立于罗池庙，则是在南宋的嘉定十三年（1220）。
　　
　　碑文云：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疠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干，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HK〗
　　
　　此文与唐韩愈撰沈传师书《柳州罗池庙碑》（宋拓本题首为《罗池神碑》）相校，字词差异颇多。“杂肴”唐碑作“杂肴蔬”，“进侯之堂”作“进侯堂”，“渡”作“度”，“汩”作“泊”，“乘白驹”作“乘驹”，“莫”作“暮”，“秋与鹤飞”作“秋鹤与飞”，“谓侯是非”作“为侯是非”，“无我违，愿侯福我”作“无我违，福我”，“疠”作“厉”。唐碑为此文最早文本，东坡书于北宋，所据亦为较早文本，差异的校勘及修辞比较，前人已多有论及。
　　
　　刻碑者关庚留下的跋语对于解读《荔子碑》的由来至关重要。特别是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献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宰相进退百官，贤之遇否系焉。柳侯名重一世，竟老遐陬，繄谁之责?嘉定丁丑春，庚赴柳幕，道长沙，谒帅相安公先生。临别授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俾刻之庙，伤其不遇也。庚甫到官，摄邑柳城，继易佥宾州。回白，郡太守桂公。慨然从庚。于戏!侯贤而文，诚获遇先生，必始终光显于朝，奚至一摈不复用?韩之文得苏而益妙，苏之书待先生而后传。邦人聚观，咸叹谓:若昔不遇，畴非遇于今耶?先生总百官之进退，有贤如柳，尚何憾?如韩、如苏，盖同一际遇云。\[庚辰\]重阳门生从政郎柳州军事权佥判天台关庚谨跋立石，朝奉郎权知柳州军州事借紫永兴桂如篪，命迪功郎柳州学教授豫章廖之正书丹。〖HK〗
　　
　　关庚跋文各録本文字也略有参差，“柳州学教授豫章廖之正书丹”过去“正”多释读为“山”，有误。干隆刘祖曾重刻碑作“正”。今细验原碑，正字中间一横明显出于刻凿。其他异文详见下文考论。
　　
　　 “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得以刻成《荔子碑》，最关键的重要人物为“帅相”安丙。没有他的精心存藏和授予，《荔子碑》的一切将无从谈起。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没有《荔子碑》的刻石，被誉为东坡“书中第一”的“大书《韩昌黎享神诗》”这件墨迹不会在中国书法名作之林中留下任何一点痕迹。
　　
　　安丙（1148－1221年），字子文，南宋广安军甘溪场（今四川华蓥市永兴镇）人，孝宗淳熙间举进士，宁宗开禧、嘉定间先后出任四川宣抚副使、四川制置大制使和四川宣抚使，镇治巴蜀十年之久。其间，他领导忠义平定了大将吴曦叛宋降金的“武兴之乱”，指挥宋军镇压了溃军张福、莫简抄掠四川的“红巾之乱”，发动了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整顿财赋，改革军政，镇抚蛮夷。其平叛戡乱之功、镇蜀治巴之效，既受到朝廷的奬拔，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又得到四川士庶的爱戴，其生祠“遍蜀中”。嘉定十四年（1221），安丙病卒军中。朝廷追封“鲁国公”，诏建祠，彰其功德。《宋史》立传。在13世纪初叶的中国，安丙是治蜀大臣，声威大着，名震朝野。
　　
　　图一　南宋嘉定十三年庚辰九月初九（1220年10月5日）重阳吉辰，《荔子碑》刻制完成置立于柳州罗池庙
　　图二　《荔子碑》拓本
　　
　　从安丙的生平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位勇于任事，不避艰危的人物。他是文献可考收藏“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的第一人，至于墨迹是如何传递到安丙手中，没有任何线索。
　　
　　安丙传承东坡先生的法书，显然有出于同乡的情感因素。
　　
　　另一位关键人物关庚，天台县人。他在赴柳州军事权佥判（权，暂代。佥判，佐理州府事务之职）任时取道长沙（宋代潭州）拜谒他的恩师安丙。师生相聚，具体谈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从关庚跋语我们可以感觉他们谈到了柳宗元，“伤其不遇”，还谈到了苏东坡和他的书法，由此谈到了人生的际遇。当然，安丙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处境，以及关庚的前途事业，等等。临别之际，“安公先生”将珍藏的这幅“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脱手相赠，谆谆嘱咐关庚刻石于柳州的罗池庙。其实，“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的去留在他的脑际里盘恒已久了。
　　
　　此时是嘉定十年（1217）的春天。对于安丙的人生，也确实是一个特别的时期。
　　
　　嘉定七年（1214）的八月十六日，安丙在赴行在所临安的途中，突然奉除任观文殿大学士、湖南安抚使、知潭州之命。朝廷将他出蜀帅湘事实上是对事权的有意削弱。湖南任上，有关他的文献资料极为少见，《宋史·安丙传》只有略略数十字而已。其中提到他“留意学校，请于太常创大成乐”，这是因为内地政事稍闲而得以兴文讲学，并以此求得个人心性的享受。1996年出土的《安丙墓志铭》说他“自谓为郡之乐，前此所无有也”一语，足可说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必定会引起他的思量。同时，湖南安抚使任上的前期，安丙又以帅蜀的做法继续 “政尚严酷”，并因此被转运判官章徕参劾。在任一年之后，他因厌政开始多次乞归，而朝廷一再不允。嘉定十年（1217）的正月，安丙又再次“上章乞奉祠”（朝廷安置年老大臣，以示优礼的闲散之职），于三月二十三日除崇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观使，返归四川。由此看来，安丙、关庚两人的行迹如不相遇，“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未能托给信守之人，则《荔子碑》的刻石于柳州根本不可悬拟。更重要之处在于：安丙治湘三载，未将墨迹择地于柳宗元任职司马十年之久的永州；已请奉祠之时，未作携归故里之计，却而公之于柳州，嘱刻石于罗池庙。这必定是需要彻底断去私己之念。因为安丙先生深知：此法帖一旦脱手，复返未必可能。同时，他又要在去取柳州、永州时颇费踌躇，才能最终作出这一决定。
　　
　　关庚的跋语将刻碑前后经过简略记述，且就今昔柳宗元的际遇感叹再三，寄寓同情。这既是纪事铭文，更是一篇情感小品。
　　
　　安丙、关庚、桂如篪（桂如篪，江西贵溪人，绍熙元年进士）、廖之山这些人物的悉心之举，留下了这件絶世之碑。这对于柳州是可以衡量而又无法计量的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
　　
　　东坡这件墨迹“秘传”百余年之后付之刻石，又是数百年过去，不经意间却出现了别一种说法，说嘉定《荔子碑》是“重刻”的。这意味着，安丙授予关庚的只不过是一纸从所谓的“原刻”碑上取得的一纸拓本？这是足以让学者疑惑不解的问题。此说的依据有：见于金石著作的有清嘉庆十年（1805）刊行的《金石萃编》卷一五一《罗池庙迎送神辞碑》的跋语说：“此碑韩文、苏书，嘉定丁丑天台囗良重刻于柳州马平县罗池庙。”之前，见于旧志即干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也记载：“原刻久失，据今跋语，乃长沙帅安公藏本，以授柳州推官重刻者。”干隆《马平县志》说同。特别是柳州旧志的记载，凿凿其辞，且称“据今跋语”，很容易让地方读者以为说有所据而接受。
　　
　　值得我们特别说明的是：
　　
　　一、《荔子碑》刻石最早、直接的文献就是而且只有关庚的跋语。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旁见证据。直至今日，所有对《荔子碑》刻石的论述都不离此文。二、明代已有多位学者论及《荔子碑》，但没有涉及所谓“重刻”的问题（按：因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始见记载的明万历《广西通志》以及清康熙、雍正、嘉庆《广西通志》记载也都没有出现“重刻”说。干隆《柳州府志》、《金石萃编》出来之后，信者自信，疑者自疑。时至今日，除考释关庚跋语文字误读而误解之外（详下），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原刻”的证据，岂不奇怪？
　　
　　既然没有可供驳议证据，那么为何会出现“重刻”说就是澄清事相的关键所在了。
　　
　　 “重刻”之说的出现，一是基于史实的不当推衍。史籍记载，苏轼逝世后的崇宁二年（1103）四月，朝廷诏毁三苏、黄庭坚、秦观诸人文集，同时，“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吴曾《能改斋漫録》卷十一）。崇宁二年和宣和六年（1124），又两度重申除毁苏轼诸人文集的禁令。这种情形一直到干道年间，孝宗才下诏解禁，求东坡遗迹归之秘府，幷亲为序赞，东坡书法乃得重见流传。“重刻”之说是建立在东坡书《韩昌黎享神诗》当时刻石，之后禁毁，解禁之后重刻的推想之上。但是，东坡在世《韩昌黎享神诗》已经刻石的证据何在？（《柳侯祠石刻注释》简介说“苏书《荔子碑》是否刻于其生时，待查”，可见曾有此疑问）苏书被严禁时期又岂有刻碑的可能？还有“原刻”置立于何地？何人主持刻制？一切均无答案。因此，就史实而言，没有任何文献的“重刻”之说虽然“事出有因”，但显然不可取信。
　　
　　二者是由跋文辨识之误引出的“重刻”之说。《柳侯祠石刻注释》（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録碑文为“苏之书待先生而复传”，因读为“复”字而文意释为“苏东坡的书法遇到安公先生才再度得到流传”。使用此文的研究者自然就有 “跋文说它‘复传’”之说，有的则作出《荔子碑》“重刻”是“有可能的”这样的推断。为慎重起见，我们重读原碑，又调阅柳州博物馆藏清代拓片，此句文字为“苏之书待先生而后传”（“后”、“复”二字因形近易致误）。因此，建立于文字辨识之误的“重刻”之说更是不可取。其实，当代之前的《柳州府志》就是误读者了。它在说“据今跋语，乃长沙帅安公藏本，以授柳州推官重刻者”。这是先误读“后传”为“复传”，进而称为“重刻”，并设定了“原刻久失”一语。
　　
　　比较关庚跋録本文字的异同，可知嘉庆《广西通志·金石略》（又有另行刻本《粤西金石略》）、《金石萃编》各据拓本辑録碑文。既然作“后传”不误，则不可能读出“重刻”之意。作为干嘉时期著名学者的王昶，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在没有“原刻”文献依据的前提下兀然称嘉定碑为“重刻”之物，不可能出现这样无事实的推定。毋庸置疑这一点。这就意味着《金石萃编》的“重刻”另有所指，或者说要找到合理的解释。在比较前后相关文字之后我们发现，“重刻”是就已经久佚不传的沈传师书的韩愈《罗池庙碑》而言。
　　
　　《金石萃编》据实録存碑版石刻，《罗池庙迎送神辞碑》引録明清多家评论。在《粤西金石略·罗池庙碑享神词》“按原碑沈传师书，久佚”题识一则之后，加跋语称“此碑韩文、苏书，嘉定丁丑天台囗良重刻于柳州马平县罗池庙”。显然，这句是承上“原碑”而言。从行文前后语境看，这才是王昶跋语“重刻”的本意。《罗池庙碑》久佚，《金石萃编》未能寓目碑石拓片\[卷一百七録元和十二年（817）《柳宗元龙城石刻》，而未及《罗池庙碑》\]。清人的记载中，也有将两碑名称混同之例，如王士禛《池北偶谈》有“柳州《罗池庙碑》‘荔子丹兮蕉黄’一石尚存，相传为苏文忠公书”之语。
　　
　　这就是“重刻”说问题的症结所在。
　　
　　读者引用《金石萃编》时如果不顾及前后文意，只着眼“嘉定丁丑天台囗良重刻于柳州马平县罗池庙”一语，也会很自然地接受《荔子碑》为“重刻”碑的说法。
　　
　　多年以来，因为不当推衍、文字误释，还有语意理解不周，铸成嘉定《荔子碑》为“重刻”之误说。积非成是，学者间也往往以“原刻”、“重刻”相问，疑惑不解。最后至于用坐实之辞成“重刻”之调：“《荔子碑》原刻于北宋，后毁。南宋嘉定十年据长沙帅安公家藏拓本重刻”（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广西名人名胜録》）。
　　
　　我们不可能去指点关庚为何不说明“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到底是墨迹，还是所谓“原刻”碑的拓本？因为很显然，正因为是原迹，所以无需辞费。反而如果是拓本，关庚倒是有可能要略予标明。现在看来，所谓“重刻”之说，问题出在对文本的解读之误。
　　
　　《中国碑帖艺术论》（蒋文光、张菊英着，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称“安丙将这幅书法珍品交给关庚拿到柳州刻石”。为《柳侯祠石刻注释》作序的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也明确说：“从关庚《荔子碑跋》得知，安丙把珍藏的苏轼书迹交给关庚，嘱咐他拿到柳州刻石。”这样解读《荔子碑》的跋语，哪里有“重刻”的踪影呢？！
　　
　　关庚所刻据东坡书法原迹上石，这是我们本来并不需要，但现在是不能不慎重加以重申的事实。多年疑问，可以一朝冰释了。
　　
　　《荔子碑》刻成置立于罗池庙的确切时间，之前的研究据关庚跋语“嘉定丁丑春”而一概定为嘉定十年。然而，细读关庚跋语，结合宋代州县佐官的任职情况，可知刻于嘉定十年之说不太可能，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嘉定丁丑春，庚赴柳幕，道长沙”，“甫到官”，先是“摄邑柳城”，即暂代柳城知县，接着又“易佥宾州”，即与权佥判宾州。南宋时期州县佐官的任职时间，一般最少一年。关庚两任职别毕了，时间最少也得两三年之后，才得以“回白郡太守桂公”。
　　
　　还有更重要的是，跋语落款的文字因残缺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者注意，又加之相关文字的误释，故而一直没有正确的答案。《金石萃编》此处録文作“如韩、如苏，盖同一际遇大庆也重阳门生”一语，其中的“大庆也”三字，其他文本一概为“大□□”，如刘祖曾重刻碑、嘉庆《广西通志》、《柳侯祠石刻注释》等（按：《金石萃编》与其他典籍録文略有异同，如“先生总百官之进退”之“总”《金石萃编》释为“察”，今视碑拓实为“总”字。又“关庚”之“关”为缺文，实为“关”，“庚”释为“良”，这出于拓本不清晰的误释）。上文“盖同一际遇”，下文释读为“大”字，则不可能属上。“大庆也”三字成句，既突兀，且不知所云，释读有误。“重阳门生”连读，也显然不知所谓。王昶跋因此说“重阳门生，所未详也”。
　　
　　我们可以肯定：“重阳”为九月九日无疑，这是古代兴建择取的落成良日。细查原碑，复验拓本。三字处可以第一字实为古文句末常用虚辞“云”字，即属上句为“盖同一际遇云”，顺畅无碍。第二字缺文，《金石萃编》释为“庆”，误。“重阳”之前的两字残文显然是纪年的干支或数字。原碑此字“广”偏旁辨识无碍。嘉定十年（1217）往后为“庚辰”即嘉定十三年（1220）。后一字大部残，但字下部残余笔画作点状，应该是辰字部首。因此可以肯定，关庚是历时三年调职两地之后，才得以将刻碑事付之实施。嘉定十三年（1220）之后，不再有两字位置能表述其他纪年的可能性，“庚辰”是唯一的答案，不可置疑。
　　
　　《荔子碑》刻石始于嘉定十三年（1220），落成置立于罗池庙的时间为这年的九月九重阳吉辰。
　　
　　安丙于嘉定十一年（1218）夏四月返回家乡之后，优游山水，自得其乐。次年春，到果州，散家财募兵以平“红巾之乱”。四月，起复为四川安抚使，安丙坚辞，朝廷不允。嘉定十三年（1220）正月，受西夏合攻金朝之书。六月，进少保。九月，安丙下令诸将分道进兵，会夏攻金。
　　
　　作为门生，这些年来关庚时时关注先生的动定，他感到必须尽快将恩师的嘱托付之实现。其中“庚甫到官，摄邑柳城，继易佥宾州”一句，过去一直以为不过是泛泛之语，且认为古人词简而此处略嫌辞费。我们联系安丙的行迹，这才恍然有悟：关庚是在向恩师述说自己因辗转柳城、宾州两地任职而未能及时刻石。我们可以肯定，安丙不仅知道“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刻成碑石的信息，而且关庚一定会飞马急递将《荔子碑》的第一张拓本奉到恩师座前。这应该不是故事的演绎，而是人之常情。即使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文献来证明，但我们不会怀疑这一点。
　　
　　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十九日，安丙病卒于军中。
　　
　　默然潜藏百余年，东坡法书的灵光一闪，造就了《荔子碑》这通千古名碑。
　　
　　东坡“书中第一碑”
　　
　　《荔子碑》以笔画内在刚健和用墨浓重，结体的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之貌，被誉为东坡的“书中第一”（明代王世贞语），这是中国书法史的定论。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官至礼部尚书。中国古代文学名家。书法为宋四家之首。历代评论，以友人黄庭坚之说最为确切中肯：“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季海，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
　　
　　“坡仙大书《韩昌黎享神诗》”在刻成《荔子碑》之前，完全是以“秘传”的方式承藏，这与东坡先生其他书迹的流传明显不同之处。《东坡题跋》有多处书写柳宗元、韩愈诗文的记载，但没有提及《韩昌黎享神诗》。东坡同时人以及后来者，对他的书法极尽慕爱之情，为此留下很多题跋，但也没有涉及这件墨迹的记载。一生研究苏轼的著名学者孔凡礼先生在前人多种苏轼谱传文献的基础上，复广搜典籍，撰成百万言巨作《苏轼年谱》。书中对收録《荔子碑》的《景苏园帖》也多有引用，为何对《荔子碑》不置一词，我们不得而知。倒是有这样的一种传说：这件墨迹是东坡晚年流贬至广东惠州时，应柳人的请求而作。
　　
　　东坡先生何以写下这段歌词？最重要的缘由当然在于他是柳宗元的隔代知音，且两人都有被贬荒远之地的相同际遇。他对柳宗元诗文的喜爱之情，有过明白的流露，且有异于常人的解读。宋人晁说之曾说：“柳子厚诗与陶渊明同流，前乎东坡未有发之者。”（《嵩山文集》卷十八）。比如五言诗《江雪》通常作为柳诗“清韵”的代表之作，受到历代诗家的推许，事实上这种发现就是始于苏东坡。他以此诗与唐人郑谷《雪中偶题》进行比较时说：“郑谷雪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堂中语也。如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絶，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东坡题跋》卷二）这是《江雪》被人们广泛接受过程中的一道分水岭，从此郑诗结束了辉煌的过去，而《江雪》却因东坡的“发明”迎来了接受史上新的一页。东坡一生多次书写柳宗元诗文，尤其是晚年被贬谪时期，或因人请求，或自抒情怀。绍圣二年（1095）六月九日，应南华重辩之请，书柳宗元《大鉴禅师碑》，并作小记。次年三月六日，跋柳宗元南迁后所作的《南涧》诗，有“清劲纡徐”之语。本年十月二十九日，又再书此诗，跋语说“纸墨颇佳，殊可发兴也”。在惠州时期，东坡还曾以大字书韩愈《雉带箭》诗。此期间内，与州守往还的过程中，题跋书画，书佛经，或为书史传，又写碑，等等，均见于记载。南国物候“荔支、龙眼、柑、橘之珍相续”（《苏帖》语），眼前景致与心间情怀彼此交融，东坡先生择《韩昌黎享神诗》而大书，就情理而言都是可能的。
　　
　　东坡墨迹大多在徽宗初年的党禁中被毁，传至宋末已不多见。至今东坡书法真迹存世仅有《祭黄几道》、《答谢民师论文》、《黄州寒食诗帖》、《李白诗》、《前赤壁赋》等数帧。南宋成都人汪应辰毕生收集东坡书帖，择其优者结集，名之《西楼帖》。明代松江陈继儒以《西楼帖》所收不丰，故重辑为《晚香堂帖》。论者认为《西楼帖》惜无全帙，《晚香堂帖》又美恶杂糅，难见真采。传世东坡碑帖刻石多出后人复制，《荔子碑》则直据法书真迹上石，这是极其难得的了。
　　
　　宋代书艺与唐代絶然不同。唐书崇法度，雄伟阔大；宋书崇气势，天趣空灵。有宋一代，杰出独特之士大有人在。尤其是北宋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各具面貌，成就突出。今人侯镜昶说：“蔡书知名之时，正是颜书大盛于宋代之日。然而当时书家能碑者极少，独蔡能之。东坡能承唐碑之余绪，足见其书法功力之深。”“宋书家善碑者，除蔡襄以外，东坡一人耳”（《书学论集·论苏黄米书艺》）。
　　
　　苏轼的书艺功力自正书始。他的《论书》云：“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东坡是按正书—行书—草书的传统路数循序渐进，先继承传统，然后脱出古人畦径，自成一格，别开生面。他在宋代书苑中的地位，可用“承前启后”四字概括。所谓“承前”，指他能承唐风，善书碑碣。苏碑则字字紧逼，不留空白，完全是帖的布白，故宋代的碑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说他“启后”，主要是创造了宋代行书独特的风格。书法面貌一新，而意趣往往接近晋人，书品为四家之冠。东坡自称“我书意造本无法”，表示不为古法所囿。这就是东坡超过群辈之处，在有宋一代当推为第一。后世评价极为尊崇，如元赵孟俯有“东坡书如老熊当道，百兽畏伏”之语。
　　
　　从东坡书艺研究的角度，学者们长期以来对《荔子碑》进行过悉心研究，见解纷呈。大体归纳，约略有以下几点：
　　
　　书法有三分用笔之说。一分笔书写的特点是纤细、瘦劲，如“瘦金书”。二分笔圆润、俊健，如柳公权、赵孟俯。三分笔则丰腴、浑厚，如颜真卿、苏东坡。《荔子碑》行笔法度虽仍是三分用笔，但温厚中出险辣，得气且具势。比如一些“我”字，“戈”不取钩，而是一泻而下；“事”、“兮”等字末尾均以铦利之锋芒挟裹而出。结字多为率性而作，如“鹅”字特大，且用行书，“兮”字也是随手妙变。明代王世贞曾有“东坡书《罗池铭辞》遒劲古雅，为其书中第一”之说。今人侯镜昶也有评论：“用笔险劲，此刻更具法度，但兼有气势，与唐碑各家迥然相异。东坡善于发展变化，融势入碑，开宋书特有之风。苏碑又以帖的布白，融入碑中。自东坡倡导，宋代碑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论苏黄米书艺》）。从宋人书风的形成，可见《荔子碑》是东坡颇具特征的妙成之作。
　　
　　古人行文，辞简意深。关庚跋语中的“坡仙大书”之“大”字，并非泛泛之语，即大字书件为东坡鲜见之作。因其少作，被认为大字非擅长之技。其实，宋代尚意诸家也不善作楷书大字。再则，东坡楷书碑如《宸奎阁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都有明显的“左秀右枯”之状，即左半笔锋鋭铦而右半较为靡弱，体势显得不够平衡。反观《荔子碑》，虽也取左向而不求平正，却是点画周到，果断有力，顿挫之间断然肯定，识者称之“丰腴跌宕，藏巧于拙”。
　　
　　更重要的在于《荔子碑》的磅礴大气，于骨力洞达之外复能照顾到气势，显然以楷书而有行草连绵之趣。宋代书家多不长于碑版而精于尺牍。书法作大字，要达于端正即已不易，求变当然更非易事，进而要在楷法端劲中透出连贯意趣，则更是难上加难。蔡襄的《昼锦堂记》一向被认为是宋代楷法端劲之首，东坡《荔子碑》则可推为宋代楷书变化神动之最。前者是庙堂之高，举动行止皆有法度，不愧正大堂皇，后者则勃然具山野之气，“粗服乱发”之貌于左倾右欹之间却步伐安然。这是一种闹中取静、杂中得正的真本领。有宋一代，蔡襄式的端严是一种品格，而东坡先生的山野之气更有魅力，因为必然更有个性。
　　
　　可与之比对的《表忠观碑》，成于宋元丰元年（1078）八月。碑石原刻在杭州钱塘钱氏坟，四石两面，正书六行，行二十字。笔法操纵娴熟，方整俊伟，也间以圆笔宛温，如其竖钩颇有特点，将“我”、“相”等字取其方，“承”、“行”字取其圆。多用三分之笔，显其丰腴，且每笔均不为虚锋，实笔书碑一丝不苟。前人评为“比之蔡君漠，有过之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说：“《表忠观碑》结法不能如《罗池》（即《荔子碑》）老笔，亦自婉润可爱。”《荔子碑》与《表忠观碑》比照，可以观察到东坡书碑面目和情调的异同之趣。
　　
　　东坡先生书法沾溉柳人，《荔子碑》必居其首。然搜索典籍，考究故迹，《荔子碑》刻石之前柳人已久承“苏学”。
　　
　　传“苏学”入柳者即曾居丞相之职的王安中（1076－1134年），字履道，号初竂，中山阳曲（今属山西）人。少时曾师事苏轼。元符三年（1100）登进士第。徽宗在位时，极得信任，累任中书舍人、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官至检校太保、大名府尹。南宋初周必大有“时方讳言苏学，而公已潜启其秘钥”之说，且推许安中为“苏学”承继者：“黄、张、晁、秦既没，系文统、接坠绪，谁出公右？岂止袭其佩、裳其环而已”（《初寮集》卷首《序》）。绍兴二年（1132）春，王安中寓居柳州水南僧寺，与吴敏、汪伯颜同为三相之游，设“驾鹤书院”，题额于壁，“时携筇挈榼，观书论诗，款洽终日不倦”（赵师邈《三相亭诗并记》）。又撰书《新殿记》刻于天宁寺壁崖，宋人周必大称此文“闳深辩丽，近坡(苏轼)暮年之作”。安中又有手迹数件（刻于《凤墅法帖》），即书于柳州。行书録韩愈《别赵子》诗后题识有 “城南甘绹次凉日来问学”语，大字“破额山前碧玉流”（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尤得东坡《荔子碑》笔致神韵。“城南甘绹次凉”即柳州文士甘绹，字次凉，绍兴二年（1132）进士。当时授受，州中子弟又何止甘绹一人？柳州文士实已是东坡先生私淑弟子，柳州久已是“苏学”传衍之地。
　　
　　《荔子碑》的刻石之艺亦为一絶。奏刀能将东坡书法神韵最大可能体现于碑石，因而有学者认为“三絶”之外当有“四絶”之誉。刻碑时从字画的右缘和下缘用斜入法，而字画左缘和上缘则正下刀。刀法正下，存碑字轮廓的完整，以传笔法；以刀尖斜入，能细腻表现原件毛笔书写特征，以现墨痕。摹刻精工，锋棱宛然，点画之间见神完意足之态。东坡传世的《前赤壁赋》、《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金刚经》、《司马温公碑》等碑刻之作，《荔子碑》以刻制之善，无疑居诸碑之首。
　　
　　人们伫立碑前，久久凝视，不经意间感觉凹下之字居然凸显，不免啧啧称奇。这种神奇的视觉效果当与刻石之技有莫大的关系。　
　　
　　因此，我们在向书法大师东坡先生膜拜之时，同样应该向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刻工致敬。
　　
　　屹立南天八百载
　　
　　古人对于碑碣之物，通常是敬若神物，不敢轻慢视之。清干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的引言说：“事经千百载后，其人已往，而流风遗韵不与俱往者。好古之士，每乐从其所居、所游之地，低回向往，以想见其为人，此昌黎所谓旷世相感也。柳郡自唐宋以来，孤臣放谪，骚客题咏，芳徽虽邈，遗迹犹存。试登太白之岩，谒罗池之庙，过司户之墟，俯仰流连，光灵宛在。吾知其残碑断碣，必有物焉以呵护之。纵风霜屡易，兵燹迭经，而后之人凭吊当年，或追寻于破瓦颓垣中，摩娑拂拭，慨然以修复为己任，决不偕荒烟蔓草同其泯灭者矣。”这段文采越扬的文字，似乎正是《荔子碑》得以承传近八百年的印证。
　　
　　《荔子碑》有多种名称，而每种名称的背后多有特定的意藴。通常见于碑版着録称为《韩昌黎迎享送神辞》。明代王世贞名之《罗池铭辞》，说明瞭此碑与罗池庙的关系。又有称之《罗池庙诗碑》，以示为韩愈《罗池庙碑》的唱诗部分。柳州地方最初记録为“《柳子厚庙碑》，或《柳侯碑》，这很可能是与另一通唐代沈传师书的韩愈《柳州罗池庙碑》区别开来。不过，更通行的习称是《荔子碑》。何以如此？不仅以其首句“荔子丹兮”，更是因为“荔丹蕉黄”是南国物候极鲜丽的一景，读之会油然起念远思贤之感。
　　
　　《荔子碑》就此静静地伫立于罗池庙。瑰丽而庄严的身姿为人们尊崇，当然也就被风雨剥蚀，还有世运不济被冷落的时光，这才是它完全的历史。人们称之为柳事、韩文、苏书的“三絶碑”，又曾不幸被折断三絶（“韦编三絶”之义）的不幸，散离委弃，之后又复合一体，因此抹上了浓重的神异色彩。
　　
　　嘉定十三年（1221）《荔子碑》刻成的次年，全国总志《舆地纪胜》初稿撰成，至宝庆三年（1227）最后完稿。其中的“柳州碑刻”一目中没有留下《荔子碑》的记録，这很可能是文献采辑不及。元代志载残缺无考。进入明代，最早的《寰宇通志》也是只及《罗池庙碑》而失録《荔子碑》。之后的嘉靖《广西通志》也没有留下记録。较早的记録出现在万历《广西通志》卷四十一的《古迹》：“柳子厚庙碑，韩昌黎作，苏子瞻书。旧藏在柳州城下。其城愈筑愈坏，后掘地得碑，竖之，城始可筑。”清康熙《广西通志》卷二十四《古迹》：“断碑，即柳侯碑，韩文苏字，竖柳侯祠内。”另又见于雍正《广西通志》记载。干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断碑，在柳侯祠内。唐韩昌黎诗，宋苏子瞻大书刻石，遗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称韩诗苏、柳侯碑是也。”
　　
　　“断碑”断于何时？《柳州府志》说是“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军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柳州筑外城是在明代嘉靖年间，之前就已“因兵燹中毁弃”。从史实上看，此兵燹应该是指元末明初的易代之役。柳州举人傅高在作于正统九年《重修柳侯罗池碑记》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谚云：‘柳侯为神，显而有征。’洪武壬子城柳，军士断碑以砌，辄崩，还碑乃已。”时间记载明确，为洪武五年（1372）。事因筑城的军卒“断碑以砌”，而不是“以断碑砌”，碑的残断是出于军伍之卒的鲁莽无知。傅高为永乐六年（1408）举人，记事出于当时人述当时事。因此，断碑缘由应该以傅高的说法更为可信。自此之后，“断碑”一词频频出现，成为《荔子碑》的代称。
　　
　　在因果报应盛行的时代，《荔子碑》折断，也引出了种种神异的传说。庆远知府岳和声于万历四十年（1612）三月十六日道经柳州，他在《后骖鸾録》记载说：“读眉山所书昌黎氏《荔子碑》，摩挲折角之字处。先是，柳城屡溃，屡筑旋复溃。畚镭者从溃土中得碑角之一字，与故痕合，而城始就筑。嗣后贮折角柳库中，摹拓者必得请而后碑始全，亦一奇也。”包汝楫《南中纪闻》另有一说：“万历癸丑间海宁董云泉守柳州，见碑石断坏缺三字，曰：‘有能得此者，厚给之。’不三日，父老携一石至。合之不差毫发。诘其自。曰：‘曾夜经城下，见火光逼霄，意必宝藏。旦发之，得此石，不知为苏公所书之《罗池庙碑》也。’”这种传说，或许是有事实依据的。民国《柳江县志》“古迹”记载：“岁久，碑石二块圮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筑，有一二丈许未克毕工。佥谓此地有怪物，或蛟龙伏蛰其中，因鸠工掘之，深数尺，获二碑石，城遂克筑落成。可见柳州之迹，昌黎之文，苏长公之字，三者皆絶物，肯冥冥地下哉。”柳州民间认为《荔子碑》拓片有可镇风波的神奇之能。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记载：“柳州《罗池庙碑》‘荔子丹兮蕉黄’一石尚存，相传为苏文忠公书。估客过柳江者，拓一纸，即无风波之虞。乱后失去，杂入筑城砖石中，每当筑处，城辄圮。有司知其异，物色出之，今置庙中。南礼部鼎甫（廷铉）尝理柳州，为予言。”岳和声、包汝楫、王士禛的记述或是亲闻，或者得自此地为官者，可见当时里巷之说在柳州民间盛传着。
　　
　　很显然，各种神异之说，是敬祀柳侯的人们在宣示一种情感：碑为神物，不可轻慢。这应该是《荔子碑》穿越八百年时光传承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干隆年间，柳州知府刘祖曾重刻一石，原款原式，与祖碑同藏祠中。“文革”期间，《荔子碑》因为有心人用灰浆掩盖而幸免被砸。
　　
　　这就是《荔子碑》的命运，也是它的神奇之处。
　　
　　来来往往的瞻拜者
　　
　　古代柳州，柳侯祠是最为引人的一处名胜，祠中最为引人注目者无疑就是这《荔子碑》了。
　　
　　主持过《永乐大典》纂修的解缙（1369—1415年），曾因贬谪南行道经柳州。他在《罗池庙》诗中说：“子厚文章迈汉唐，可怜祠宇半荒凉。罗池水涸荷应败，惟有穹碑照夕阳。”正德年间的柳州进士、文学家戴钦有《谒柳子厚祠》诗说：“窈窕山门入柳堂，阴阴松桧洒秋香。多才怜汝终疏放，往迹令人倍感伤。荒冢草寒惟夜月，断碑芜没自斜阳。遥将万古英雄泪，洒向江流孰短长。”作者面对折断为三的《荔子碑》，一句“断碑芜没自斜阳”，展现了黄昏影照残碑的凄美之景。
　　
　　清康熙初年，马平知县阎兴邦曾借寓柳祠。此时“庙貌荒凉基址平，案头尘积路堆荆”，“数尺断碑虽幸立，几间残屋已将倾”。归安进士沈世枫分巡左江，有《谒罗池柳侯庙》诗：“平生诵法瓣香真，尚喜桐乡泽未湮。一代文章开絶域，千秋惠爱忆孤臣。池枯犹滴投荒泪，貌古难传去国情。苏笔韩碑双墨妙，与公心迹合相亲。”干隆年间诗人金虞颇多题咏柳州的风物胜迹之作，其中《谒罗池柳侯祠》诗有“墙根剩有韩碑在，丹荔黄蕉不可寻”之句。干隆十二年（1747），官方重修罗池庙，范赫用《丁卯重修罗池庙落成》组诗，咏唱纪事。“踌蹰恒久计，郑重鼎新时”之时，复有“寂寞龙城柳，凄凉荔子碑”的感叹。到了嘉庆年间，主修《广西通志》纂修的一代史家、广西巡抚谢启昆（1737—1802年），在观赏之余，作《书柳侯庙碑后》长诗：
　　
　　龙城之柳神所守，谁其记者柳子厚。驱厉鬼兮罗池碑，谁其作者韩退之。丹荔黄蕉祀神曲，谁人书者苏玉局。三公文字照天地，迁谪都遭造物忌。循吏当时庇万民，忠良异代同精气。柳州城崩鬼神哭，板筑未成怪物伏。一碑中断一碑完，合璧何年置祠居？侯之来兮洞庭湖，潮州惠州路不纡。灵旗并降船容与，文教乃渐西南隅。作使鬼神驱觋巫，福我寿民言非诬。俗吏胆寒拜且趋，当官谁似柳韩苏。
　　
　　两广总督阮元（1764—1849年）也曾两度过柳，作为一代金石学大家，以能直面《荔子碑》而分外庆幸。他有《柳州柳侯祠》诗云：“柳江犹掩柳侯祠，定是风光异昔时。青箬緑荷非旧峒，黄蕉丹荔有残碑。徙移故迹凭消瘴，想望高楼合咏诗。多少文章留恨在，莺啼花落又罗池。”此外，托浑布道光十三年（1833）分巡右江，有《谒柳柳州祠》之作：“门对青山水满溪，丹黄蕉荔叶萋萋。已无报赛铜弦曲，剩有残碑玉局题。迁谪同时悲梦得，文章一代接昌黎。知公不朽英灵在，自有余光炳斗奎。”咸丰、同治间的兵燹战乱之世，柳侯祠成为瓦砾之区。古代的名碑在乱世中被毁，可谓更仆难数。郑小谷以《访柳文惠侯祠，非罗池庙故址矣》写尽凄凉景境，“经羊换劫无遗址，丹荔迎神有旧碑”。与郑小谷同时的孙寿祺《访城东柳江书院故址感赋》一诗表达出同样的心境：“讲院弦歌不可闻，罗池桥畔昔屯军。江山寂寂余哀草，城郭荒荒黯夕曛。此地岂宜来用武，彼苍何苦丧斯文。不堪卒读残碑碣，剩有模糊碧鲜纹。”《荔子碑》能走过多难的乱世，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民国时期，达官名流也无不以一览名碑为旅寓之快意。《建设中之柳州》（《申报》1934年5月7、8日）报导说：“四月十三日上午游柳侯公园。园系就祀唐代文豪柳宗元之柳侯祠，扩大而成。柳侯祠在园之右，系迭经兵火后而再加修葺者，既非旧观，现亦荒凉。祠之中央龛石刻柳子厚像，其左侧有韩昌黎撰、苏东坡书柳侯罗池庙碑祀辞之残石，仍嵌存败壁间，虽经千万摹拓，已现剥迹断痕，然苍劲虬迈之气，仍充塞字行间。”1935年1月19日，胡适在柳州，《南游杂忆》记述说：“傍晚，我们去游罗池柳宗元祠堂，有苏东坡写的韩退之《罗池庙碑》的‘迎享送神辞大字’石刻。退之原辞石刻有‘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一句，颇引起后人讨论。今东坡写本此句直作‘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此当是东坡从欧阳永叔之说，以‘秋鹤与飞’为石刻之误，故改正了。石刻原碑也往往可以有错误，其误多由于写碑者的不谨慎。《罗池庙碑》原刻本有误字后经刊正，见于《东雅堂韩集校语》。后人据石本，硬指‘秋鹤与飞’为有意作倒装健语，似未必是退之本意。”提到的这处异文是石刻碑版校勘上一个很有名的案例。
　　
　　当代，柳侯祠更是接待了国家领导人在内的无数游客。人们流连罗池，读碑而生敬意。这正如郭沫若先生《过柳州访柳宗元遗迹》所言：“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丹荔黄蕉居士字，剑铭衣冢众人思。芟锄奴俗敷文教，藻饰山川费品题。地以人传人以地，拜公遗像诵公诗。”
　　
　　一纸风行，馥芬四方
　　
　　应该说，也许从《荔子碑》置立的那一天起，拓本传播的历史也就开始了。求取拓本以传藏，也就往往成为人们的心愿。崇祯十年（1637）六月十八日，游寓柳州的旅行家徐霞客“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清代干隆年间的马平知县韦佩金的《经遗堂集》中有《柳江临发礼柳侯祠，示守祠人向得》诗，从“羡尔闲身短衣后，为侯守祠打碑卖”一语，可知拓碑出售一直是沿袭下来。同治年间柳州知府孙寿祺的归装中就有拓本，他的《偕岱雨及祥崖协戎，莫焕然、梁佳亭两茂才，王甥玉书，侄子国华、国珍，访小桃源故址，登驾鹤山之半，归后得诗》的“中间少一人，言将拓碑去”句后有注语：“紫崖哲嗣雅夫鹾使往拓《荔子碑》，未与斯游。”这件拓本，很快就成为湖南永州柳子庙重刻《荔子碑》的底本。
　　
　　能面对《荔子碑》观赏固然有幸，然而在古代更多人面对的是《荔子碑》的拓本。在这些人物中，明代的王世贞对《荔子碑》书法艺术作出极高的评价。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文学流派的领袖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累官刑部尚书，移疾归，卒赠太子少保。此人好为古诗文，李攀龙死后，他独主文坛达二十年。同时，王世贞又是吴门地区杰出的书画鉴藏家，他对前代书家颇有微词，而对东坡此碑却极口称赞不置。
　　
　　之后，接触到碑拓的还有状元张以诚（1568－1615年），字君一，号瀛海，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他临书的《荔子碑》墨迹至今尚存残件，观其笔墨趣味，颇得东坡先生遗意。
　　
　　孙矿是晚明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书画跋跋》是根据王世贞的书画的题跋而撰写的一部书学论著。其中有跋云：“余无此石刻本，然有一墨本，乃鄞张君所惠。似是先用钩法具间架，后乃更用笔书之者。秾艳而劲发有势。疑是南禺先生所临。因此思其原本必絶妙。今跋称是坡公第一碑，谅不诬也。”所说临书《荔子碑》的“南禺先生”即明代著名书法家丰坊（1492－1563年），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号南禺外史，嘉靖二年（1523）进士，除礼部主事。书学极博，五体并能。诸家自魏、晋及明靡不兼通规矩，尽从手出。家藏古碑刻甚富，临摹乱真。据此知丰坊亦必收藏有《荔子碑》拓本，并有临书之墨本流传。及于清代，传藏《荔子碑》拓本的文献记载更多。柳州博物馆收藏有晚清墨拓、朱砂拓各一纸，能存原碑面貌。有的拓本以存藏不易，往往改为剪贴册页，以期长久保存，也便于展观。见于拍卖会的就有旧拓册页本一件，原为名家沈迈士、周退密递藏之物。
　　
　　《荔子碑》的释文大意：
　　
　　红丹丹的荔枝鲜艳啊黄澄澄的芭蕉飘香，捧举果木与肴蔬啊进献于柳侯祠堂。迎接神灵的船舶啊旗幡飘扬，溯游于中流啊风涛激荡。久候贤太守不来啊，难道不知吾民悲伤？柳侯果然乘白马啊飘然降临于庙堂，笑容抚慰我州民啊丝毫没有颦蹙之相。鹅山之麓啊柳水之滨，桂树团团啊白石齿齿。柳侯朝出游观啊暮夜来归；春天与猿猱一起吟啸啊秋天与白鹤同飞。那些北方士人啊竟然对柳侯指论是非，千秋万岁啊柳侯与我民心无违。福佑我以衣食啊赐我长寿，驱逐疠鬼于高山下，让处下之田不再苦湿，处高者无虞乾旱，让五谷充盈仓廪啊，让蛟蛇从此沉潜。我民勤谨祭祀柳侯一如初始不懈怠，对柳侯的仰慕钦敬必定世世代代。
　　
　　这段文辞仿用的是《楚辞》的“骚体”。神奇瑰丽又不免惝怳迷离的感觉，这也许就是多少年来令文人诵读不置的原因吧。慕爱文辞，集《荔子碑》字而为诗、为联也成为一时的风气。
　　
　　柳州知府孙寿祺集字成联：“山水千蟠，风鹤不知民愿慰；春秋两度，丹黄无事我来游”。一代书家杨翰也有集字联：“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此即廷桂重刻《荔子碑跋》所说的“海琴都转尝就残本集祠联，亦存真迹于什一矣”。对联题刻于永州的柳子庙，后又传刻到柳州柳侯祠。柳州博物馆收藏的一册民国年间谢润文的文稿中，就有“集柳侯庙荔子碑字”一目，钞録了孙寿祺、秦某、莫月楼、吴伯仙等人的集字对联。
　　
　　徐时栋是极其迷情于《荔子碑》的一位。道光二十一年（1841），鄞县重修遗德庙，建“从祀堂”，徐时栋得游历柳州而归的陈劢赠给拓本，于是集成一联刻制于堂：“下无湿，高无干，经石驱流慰我侯兮千秋万岁；堂之中，庙之左，朝猿暮鹤报其人于白水丹山”。对联集语工整，取意极佳。鄞县的城南门外“梦园”，植盆兰百种，有奇花异品。园主人林淳初求题刻，徐时栋又以双钩法书赠联语：“驱石结山流水自出，飞风团笑高人始来”。
　　
　　徐时栋（1814－1873年），字定宇，学者称之“柳泉先生”。生平酷爱读书，留意搜罗，建烟屿楼于月湖西。一生校勘典籍，尤致力地方文献，着有《烟屿楼文集》、《烟屿楼诗集》。咸丰七年（1857）的《集荔子碑诗联序》述及《荔子碑》拓本由来，称书法“规矩方圆中有变化不测之妙”，并每每临仿书写，同时一再集语为联：“碑字不满百，其始排比离合，得句极苦，既而渐造自然，成二十余联，而余病。病间复为之。错综幻化奇变迭出，佳妙之句有若天成，初不意何以能得此于窘迫中耶？”《荔子碑》除去重文不过九十余字，《烟屿楼笔记》卷八记録的就有23联。五言联有：“春山风入柳，秋水鹤乘船”，又“秋山高入鹤，春水白于鹅”，“结堂万山下，飞船流水中”。七言联有：“方其入世无不笑，是谓高人莫之知”，“我游丹山待之子，世谓黄石无其人”，“山中待我归黄鹤，水北无人飞白鹅”，“乘黄鹤自是出世，吟白驹莫知其人”，“事人不怠千秋愿，与世无违万古风”，“知人知世千秋事，游水游山万树风”，“秋树高吟风结笑，中流飞渡鹤乘船”，“高山流水自朝暮，秋鹤春猿无是非”。此外，还有八言联：“于以来游福山福水，无不钦羡寿世寿人”，“出入无方愿知其自，是非莫白不与于人”，“游于无方非非自入，进以不杂汩汩其来”，“黄鹤乘船白猿吟树，秋风知我春山笑人”，“无是无非不违于世，以出以入莫知其方”，“春水秋山乘流齿石，朝猿暮鹤吟树飞风”，“入世方人无以自待，愿子是我莫知其非”，“秋鹤入船中流飞渡，春风结笑高人自来”。有十一言联：“谓今世无下水船苦吟莫笑，与高人结游山愿飞风自来”。最长的为二十一言联：“春水船与，秋山鹤与，谓子其出游与，方事吟笑以朝暮；干秔进兮，杂肴充兮，报我始归来兮，不知人民之是非”。撰者自信集联“有颇自然者，而搜索尚未尽也”。一而再，再而三，前后得《集荔子碑联》58对，又集字为长诗一首抄示陈劢。此唱彼和，诗筒往来。
　　
　　《荔子碑》成为诗联投赠、文酒酬酢的一个命题，古代文人对碑文的雅爱之情，由此可见了。
　　
　　集柳子厚事迹、韩昌黎文辞、苏东坡书法为一体的《荔子碑》，由拓本传流四方，进而出现碑版的摹刻复制，这通常也是中国古代名碑传藏保护的传统方式。至迟于明代，《荔子碑》已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文化之旅，这无疑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韵事。
　　
　　永州三度重刻
　　
　　永州柳子庙享堂后壁正中，一字排开镶嵌着四块青石碑刻，这是重刻的《荔子碑》。明清时期，永州曾先三次重刻《荔子碑》。
　　
　　柳州与永州之间，也因为柳宗元而结缘，《荔子碑》的传刻就是其中之一善。柳子庙在现在的永州市零陵区潇水西岸的柳子街。庙为歇山顶式砖木结构，有戏台、中殿和后殿。陈列着庙内清代永州知府廷桂摹刻的《荔子碑》，以及明代刘养仕《重修司马先生庙纪》、严嵩《寻愚溪竭柳子庙》、王月照《愚溪怀古》、王泮《捕蛇歌》等碑刻。
　　
　　早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永州推官刘克勤曾令人据罗池庙《荔子碑》旧拓本摹刻置于柳子祠（即柳子庙）。明清之交的战乱使得碑残祠毁。至清顺治十四年（1657），湖南分守道黄中通与永州知府魏绍芳捐俸鸠工重修庙宇。魏知府审视残碑，早已是字体模糊，隐晦难辨，于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将《荔子碑》重刻于石，复为旧观。
　　
　　又是两百年过去，同治五年（1866），廷桂出任永州知府，瞻拜柳子庙，看到康熙重刻碑“历年久为无赖所摧，字灭半”，不堪观读，为“独任其剥落”而深感遗憾。
　　
　　一切善缘往往不免巧合。
　　
　　此时，柳州知府孙寿祺落职返乡，正在归途中踽踽独行。孙寿祺（1812－1875年），字子福，江苏太仓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次年成进士，授刑部主事。后以佐福州将军文煜叙功授柳州知府，同治三年（1864）到任。此时柳州以咸同兵燹，百景凋落，景况在《孙柳州遗草》三卷中多有记述。城外柳侯祠、柳江书院仅余残垣。《太仓州志》记载孙寿祺“甫履任，裁典商陋，规禁吏胥侵蠹，通饬所属惩诬告勤，听断讼棍，积敝一清。府署毁于兵，重建之不以累民。既成，大书‘清、慎、勤’三字于堂以自警。”孙寿祺任未及三年，新任道员以贿闻，与之龃龉，降调而归。途中，孙寿祺与老友谭仲维相见，晤谈之下，将拓片赠给。
　　
　　永州知府廷桂得知“长公碑版尚屹南天”，极感欣慰，于是嘱学官郭粹安主理《荔子碑》重刻，请石工郑兰刻制。同治七年（1868）四月刻成，廷桂书跋语：
　　
　　柳州罗池碑号三絶，以河东迹、昌黎文、长公书也。永祠有碑自国朝魏太守绍芳摹刻始，历年久为无赖所摧，字灭半。海琴都转尝就残本集祠联，亦存真迹于什一矣。余自丙寅来守郡，既拔公裔染衣等而教之，复得公题名碣于华严岩。检《府志》，知公弟宗一为柳氏居永鼻祖，于其族谱揭之。家玉符兄又以公《年谱》邮示，补刊入集。敬念公之遗徽往迹，幸已搜访无余，而是碑独任其剥落焉，毋乃犹有憾乎。适谭仲维明经出是本见赠，盖得自柳州太守孙子福同年者。余既获是本，知长公碑版尚屹南天，是宜亟寿贞珉，以妥三贤而存遗翰。爰属郭粹安学博董其役，招手民郑兰来郡俾上石。析碑为四，嵌诸壁，毖再摧也。捐金为同志倡，醵钱为买石缮墙及勒石费。逾月工竣。遂叙得碑原委而为之跋。时同治戊辰孟夏朔日，知湖南永州府事满洲廷桂跋。
　　
　　廷桂，字芳宇，号万石山人，满洲旗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历官永州知府，着有《仿玉局黄楼诗稿》。永州任上，廷桂寻访柳宗元后裔，重刻《荔子碑》，重刊《柳文惠公全集》，此三事时时为今人不忘，其他的大约都了无痕迹。
　　
　　三苏祠的两通“柳州碑”
　　
　　四川眉州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庭院内緑水萦绕，荷池相通，小桥频频，曲径通幽，堂馆亭榭掩映在翠竹浓荫之中，错落有致。祠中原来的消寒馆已改作碑亭，珍藏有历代碑刻共150多通。最夺人眼目的自然是苏东坡《罗池庙诗碑》、《表忠观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四大名碑，每通碑高度都超过2米，宽1米多，字径10厘米以上，世人谓之擘窠大字。
　　
　　眉山人称《罗池庙诗碑》为“柳州碑”，这就道出了祖本源出。“柳州碑”之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高220厘米，宽115厘米。碑文9行，行19字，与柳侯祠原碑10行、行16字的款式不同。第八行至“始”字即折转至第九行。原碑跋语未刻，为重刻识语：“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凤谨勒于石。”乙酉为康熙四十四年，碑石已历经三百多年风雨侵蚀，碑面受损明显，文字漫漶尤为严重。现在的状况与柳州博物馆收藏的晚清拓本比较，可见碑石变化加剧的痕迹。
　　
　　主持刻碑的知州金一凤（1653－1723年），字子翔，号紫庭，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以贡生入太学，以国子监典簿用。历任山西介休知县、广东海阳知县、四川眉州知州。内升刑部浙江清吏司员外郎，转升户部陕西清吏司郎中。康熙五十二年（1713）任山东兖州府知府，雍正元年（1723）解任归里。金一凤仕途生涯四十余年，官位并不显赫，但在历史上还是留下了不少值得一书的事迹。这位博雅君子每莅官一地，莫不访求前贤踪迹、修葺名物。任广东海阳知县时主持建名宦、乡贤祠，重修县署，编纂县志。眉州任上，金一凤与当地士绅遍行山野，斩荆棘，除藤萝，发现了苔藓尘封中的苏洵墓，随即捐囊封土，筑墓建祠，设祭拜奠。以后在山东兖州知府任重修柳下惠之墓，题“和圣柳下惠之墓”碑。主持修复洪水冲毁的泗河南大桥，“铸铁剑长三丈，树中洞外以镇之”。巨剑长7.5米，重1540公斤，剑柄铸“康熙丁酉二月知兖州府事山阴金一凤置”铭文，称为“天下第一剑”（1988年在泗河大桥下出土，轰动一时，现藏兖州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修整毁于地震的兴隆塔，重建杜甫登临的南楼，疏浚府河。他还是一位书法名家，眉州青神县中岩至今尚存“文峰鼎峙”摩崖，隶书字体，笔势浑厚。从金一凤的行迹能感觉到他的人生态度，求取旧拓重刻《荔子碑》，这当然不会是他一时兴来之举了。
　　
　　康熙碑流传到民国时也已剥蚀严重，字迹已模糊不清。1916年，眉山人又重刻“柳州碑”。主事者郭庆琮。碑末亦有题识说：“此苏文忠公所书柳州碑也。州牧金一凤旧刻磨灭殆尽。昨从友人张幼泉得所藏宋拓本，双钩泐石。特记其始末云。民国五年邑人郭庆琮谨识。”奏刀者为眉山人王龙山。碑高235厘米，宽104厘米。碑文8行，行19字，这与柳侯祠的原碑款式也不相同。所说以“所藏宋拓本”上石，无法证实。细加观摹，刻制的时间虽然晚出，但韵致与原碑形神尚称肖近。
　　
　　主事者郭庆琮，字毓灵，眉山人，生平不详。提供拓本的张幼泉也只是在《黄谷荪年谱》里见到他与黄谷荪谈诗论文的记载。
　　
　　《荔子碑》东渡日本
　　
　　《荔子碑》东渡日本，确确实实是一个意外发现。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与之相关的记载。
　　
　　这通日本重刻的《荔子碑》现在是否仍然存在，不得而知。所幸是碑刻旧拓本一件存世，原藏日本著名的梧阴文库，不知何时流散于民间，现存藏于柳州博物馆。
　　
　　重刻碑改立碑为横帖式。拓本字心纵39.5厘米，横680厘米。共有碑文、旧跋及重刻碑识文三部分。识语云：“东坡大楷《罗池庙迎享送神诗》遒劲古雅，直逼平原，洵为神品。王弇州称苏书中第一碑，谅不诬也。顷日谈山堂主人获古拓善本，摹勒寿石，索余一言，乃题廿八字云：柳侯功德韩公笔，苏子妙书谁得俦？人间名帖宁有比，并将三絶足千秋。明治庚辰纪元节，一六居士修。”后钤阳文“岩谷修印”、阴文“一六居士”印。接下刻拓款：“明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板御届”、“摹勒者兵库县士族土居光华”，又 “出板人东京府平民鹿岛利介”一行。
　　
　　明治庚辰纪元节（明治十三年）即清光绪六年（1880）岁初。从题跋的文意看，“谈山堂主人”即土居光华（1847—1918年），兵库县人，日本政治活动家、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着有《英国文明史》、《自由之理》，事迹见于日本《百科事典》记载。他同时也是位汉学家，曾有《唐宋十大家全集録》训点，于明治十三年（1880）由东京书肆正荣堂刻版 。
　　
　　“一六居士”即岩谷修（岩谷修为姓，名一六），号古梅，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最著名的文化人物，同时也是学问深淳的汉学家，与中国杨守敬、黄遵宪极友善。他曾任日本修史馆一等编修，文部省书记官。善书法，精鉴赏，是日本书坛最有名的“三驾马车”之一。此人富于收藏，近年有《蓝田叔仿王右丞积雪图》设色绢本立轴见于大拍。此画为岩谷修旧藏，有题识云：“笔力遒劲，琼林瑶台，布置精妙，对之不觉肌生栗，真杰作也。明治乙巳三月，一六老迂岩谷修题函。”钤印：“玉梅居士”、“岩谷修印”。
　　
　　日本碑重刻时出现两处文字的错倒，此情形也颇堪玩味。“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刻成 “待侯不来我兮不侯悲知乘白驹兮”，又“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一句，刻成“鹅之山兮柳桂树之水团团兮白石齿齿”。分析认为，题识“人间名帖宁有比”而不称为“名碑”，很可能是依据的拓本是经过剪贴的册页，因此上石时容易照应不及而出现文字的误倒。
　　
　　土居光华重刻《荔子碑》，岩谷修为之题跋推赞，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刻碑行为。从日本书法文化的嬗变，可以而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非常巧合的是，重刻是在另一位与《荔子碑》有重要关系的杨守敬东渡之前。我们不得不谈谈杨守敬在日本的文化界特别是书坛所产生的影响。
　　
　　当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际，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汉学为人废弃，汉文古籍、碑版被弃如敝屣。日本书法在杨守敬到达之前，一直是以帖学为主流，主要为王羲之流派，书风渐而趋于柔靡。这时的状况几乎没有人热心碑学，篆隶书法也几乎不见。杨守敬赴日前的中国已兴起尊碑风潮，他赴日时带去一万几千件拓本大多也是古碑拓本。杨守敬参加光绪六年（1880）的朝廷会试不中，即应清朝驻日钦使何如璋之请为随员。期间因访书、交流书法等文化活动与日本文士广为交往，其中交往最多的是岩谷修、日下部东作（字子旸，号鸣鹤）、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还有一位松田雪柯。据日下部东作《三人的益友》（见《鸣鹤先生丛话》）记载：“那是明治十三年前后的事情，一位叫杨守敬的男子，作为当时中国公使何如璋的顾问，来到日本。关于杨守敬，我们早有所闻，知道他是有名的金石学家，因此与一六、雪柯商量好，决定如果他来，就马上前去请教他的见解。当时他不懂日语，我们也不通北京话，只得全部用笔谈。可是最初三人都不认为他是大学者，都看不起他。但是随着交往增多，他在学问上的远见卓识的确使人叹服。尤其有幸的是，杨带来了一万好几千的拓本得以饱览的机会，这对当时的吾辈而言，实可称为金科玉律的研究资料。至于杨为何带来这样多的拓本来日，因当初在北京受何公使招聘，无暇绕道荆州乡里收藏图书拓本，便直接带了行李来日。虽然麻烦，但仍将当时住北京的全部家当携来赴任云云。有幸的是，这些都是我们根本无法看到的东西。”日本书法史家木神莫山的《日本书法史》“明治大正期的变迁”一章列有“杨守敬的旋风”一节记述：明治初的日本书法却完全保存着原封不动的江户末期姿态，市河米庵、卷菱湖、贯名海屋的那种余温尚存的书风仍然得到继承。“一直到了明治十年（1877)，还总不见改变的预兆。但是，突然出现一场强大的旋风，打破了这种安稳。明治十三年（1880），杨守敬作为清朝大使馆官员到日本来处理政务。精通金石学的杨守敬，把以北魏为中心的许多碑版法帖带到日本，这些名迹终于在日本露了面。原来，他是史学和地理学方面的权威，又具有很深的书学造诣。据说他收集的金石碑版的拓本，仅精品就在数千种以上。属于北朝碑刻的雄浑异彩的巨迹，被放在收藏作品的核心中枢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清朝由于阮元和包世臣提倡‘北碑至上论’，给书坛带来了巨大影响，清朝书法以北碑派的突然高涨而出现了轰动。杨守敬的书学造诣是继承阮元、包世臣的北碑书论的，他摒斥南朝式的柔媚风气，赞美充满了野性力量的北朝书法的雄浑美。毫无疑问，他的书论对于正在以苟延残喘的幕府末期书风徒劳的逥旋着的日本书坛而言，具有极大的冲击力。”杨守敬和日本文化人交往的情形也见于自撰的《年谱》，其中提及最密切的友人首位就是岩谷修。在与岩谷修笔谈中，他说：“此次来贵国，见好古钱者甚多，而碑版藏弆者甚少。故欲尽发所藏，为此邦人别开生面，使千载后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余愿已足。”他并向岩谷修建议说：“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见六朝之碑，此亦恨事。此非一二日所能尽。若必欲观者，弟检数十通附上，阅毕再易，以次看下，方能全览。”在和森立之谈话中杨守敬也提到：“仆所有珍物，日下部、岩谷修等皆常借之，至今存放彼处者不下数十种。”受杨守敬的影响，日本书法家岩谷修、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等人将研究视角伸向六朝，书风大变，从而带来了日本书法的发展。日本文化界因此称杨守敬是“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近代日本书道之祖”、“日本书道的大恩人”，对他的顶礼膜拜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荔子碑》在日本的重刻，既是中国文化深刻影响日本的一个重要史证，同时也成为日本书法时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因为这年三月《荔子碑》重刻完成，而杨守敬是在四月东渡开始他的文化之旅。历史的接痕居然如此严丝合缝，这不得不让人发出一声惊叹。
　　
　　赤壁碑阁的《荔子碑》
　　
　　赤壁碑阁《荔子碑》出自《景苏园帖》。《景苏园帖》的刻制，由两杨（杨寿昌、杨守敬）联手而成。杨守敬《学书迩言》“评帖”说：“《景苏园帖》六册，此余为成都杨葆初所选刻，大扺皆从旧本摹出，皆流传有绪之迹，絶少伪作，固应为苏书巨观。”
　　
　　光绪十六年（1890），杨寿昌出任黄冈县知县。此时给日本书道带来划时代影响的杨守敬也正好在黄冈县教谕任上。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别号邻苏，湖北宜都人。他是集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録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于一身的大学者，《清史稿·文苑传》称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赴日本以前，杨守敬最突出的成就是金石学。自述只有五岁时喜欢挑取古钱来玩，可见嗜古缘于天性。留居京师之日，他时常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流连忘返，归时街上寂无一人。这时，他撰着有《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激素飞清阁藏碑》、《平碑记》、《平帖记》、《集帖目録》等，经史方面有《论语事实録》、《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还撰写过《小学记録》。对于目録学也发生了兴趣，并撰述有《丛书举要》。直至晚年，日人水野疏梅前来中国向守敬学书法，求为入门弟子，又经水野再三要求，杨守敬写下《学书迩言》。自序中说：“余因所藏碑版集帖，皆陷于鄂城中，无一携出者，但凭记忆，必多遗漏。”凭着记忆，他仍然在《评碑》的“宋人书碑”对东坡《罗池庙碑》（即《荔子碑》）大加赞辞：“宋人书碑，多杂行草，蔡忠惠洛阳桥最为整饬，然以视鲁公中兴颂，邈乎远矣。东坡《罗池庙碑》，端庄流丽兼而有之。山谷题名颇多，而书碑不少概见，砥柱铭有墨迹，未见旧石本。米襄阳虽名震一代，亦絶丰碑。蔡京碑间有存者，亦不足拟宋徽宗，不第人品不足録矣。” 
　　
　　杨寿昌，字葆初，成都人。黄州本是苏东坡贬谪之地，杨寿昌景仰同乡前贤，酷嗜苏书，故将重辑苏帖之愿告知杨守敬。于是，杨守敬从收藏法帖、碑拓中选出拟刻篇目，与杨寿昌共同审定。杨寿昌出资聘请武昌著名石工刘宝臣临摹上石，由江姓的刻碑高手主刻。原定选刻四卷，后又增补两卷，于光绪十八年（1892）、十九年（1893）先后刻成。刻碑之初，杨寿昌在衙署西侧修“景苏园”，拟将刻石置于园内，故名之《景苏园帖》。然而，碑石刻成之后并未能藏存景苏园，反而几经周折，差一点被倒卖到日本，最后才得以安置于黄州赤壁碑阁。帖石刻成之后，当时拓片若干，至今偶有流传。柳州博物馆收藏有镇江传经楼主人陈庆年旧藏拓本，拓工极佳，纸墨精好，流存百年，依然如故。
　　
　　东坡笔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致今已消逝无迹。碑阁内四周满壁是絶世名品的《景苏园帖》刻石。略略指数，帖石总数126块，而《荔子碑》占据几乎半壁。刻石改长方碑式为帖本横式，加上跋语，分刻为宽77厘米、高32厘米的碑石共19块。每石刻8字。末石正文及重文3字，另有刻石跋文云：“坡公书韩昌黎《罗池庙迎享送神诗》字径二寸许，瑰玮雄宕，与《表忠观》、《丰乐亭》、《醉翁亭》等碑并为世宝。友人自粤右以拓本见贻。尾有宋嘉定中从政郎柳州军事推官跋语，记此刻始末，而字迹漫灭，难以悉辨。予遂以原本上石，而跋阙焉。兹帖内惟此为公大书，较《表忠观》等碑尤完好，盖蛮烟瘴雨之乡，拓者差鲜，形神独全。爰亟镌之，以备公书之体云。寿昌谨跋。”刻碑所据旧拓“形神独全”，刻石出自名工之手，故能毕肖原碑，传其精神韵致，可称为《荔子碑》化身中的珍品。 
　　
　　还有意外
　　
　　就在本书近于完稿之时，民间又浮现出一纸《荔子碑》拓片。此由若干张宣纸分片拓取，而后拼接衬裱。视其旧迹纸色，至少也有百数年光景。拓本的高宽与《荔子碑》相同，纸上的断痕也相似，文字近乎，细加鉴别，发现并非从柳州《荔子碑》拓取。这就意味着，还有一通我们之前不知道的《荔子碑》。拓片与柳州《荔子碑》的差别，出于传刻的失真。最明显之处是关庚题跋的文字浮浅，且有缺失。跋文存三行，原碑为五行。拓片文始于“嘉定丁丑春”。“道长沙谒”与“帅相安公先生”之间拓片空出五字的位置后接排于一行，《荔子碑》另起行以示尊敬。这些异同之处，可能出于所据拓片文字不清晰，重刻时已无法完全原式摹刻。与此类似的例证是《景苏园帖》，因跋语“字迹漫灭”，复刻时“跋阙焉”。此碑复刻时将断痕处一一刻制，力求形似，用心良苦，可为感叹。拓本无拓取时间、地点记载，仅留有“苏东坡石折”一语。至于此碑刻于何时，存于何处，至今在否，没有任何资料可供研索，只能留待异日了。
　　
　　近期，一位从事书法研究的广东学者告知：存世有《荔子碑》刻帖（木刻帖）一组，共7块，分两面书刻。帖后有藏家光绪年间的补刻跋语。大意是此帖本由一位山东知县在京师琉璃厂访得，之后为藏家所有。帖刻于何时，据何本刻制等内容，我们因缺乏文献证据，也只能暂时存而不论。
　　
　　结　语
　　
　　《荔子碑》的生命历程，可谓安怡有之，而艰危亦有之。八百年传承，以风雨之侵蚀、人为折断而不免于“残美”。自刻石罗池庙，植根柳州之始，历代以来无数过客肃敬瞻观，低逥怀想，文人之题咏往往见之于诗文。同时，《荔子碑》拓本又一纸风行，或重刻石于异地，散馥芬于四方。事实上无异于一次久远而长途的文化之旅。这既是《荔子碑》传散九有的行迹之旅，更是浸润万灵的心迹之旅。
　　
　　柳宗元对于柳州的文化影响自不待言。当时言传身教，千年之下，流风且未歇，与时又更新。韩愈“迎享送神诗”情文俱佳，千载之下，仍然诵在人口。东坡法书大字以勒石传承八百载，见碑而顶礼膜拜者不知凡几。三位一体，形聚而神凝。
　　
　　文化的养成，应该如燕子衔泥一样的积累，而不能是巨砖大石般的堆砌。文化的流传，有时看起来时断时续，实则不絶如缕。《荔子碑》衍生或折射出丰富的文化异彩，正是由长期的积养而形成。
　　
　　今天，《荔子碑》已处在八百寿龄的门坎上，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记。自今日之始，《荔子碑》还要跋涉更长远的旅程，而我们不论是研究，或者是爱护就更应该是“同志仍需努力”。

　　（程州，柳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汉忠，柳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