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农业起源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研究目的也从探究农业起源何时、何地等问题转向更广阔的领域，如起源的动力机制和各种不同过程的问题。本文简单介绍西方考古学农业探源主要概念的变迁，以及指导理论的新视野，以期对我国的农业起源探索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业起源　考古学　理论　栽培　研究
　　
　　Abstract：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has nearly a-hundred-year history. The aim of study has moved on from the question of when and where of origin to a wider aspect such as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various processes of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This thesis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concept on origin of agriculture from western archaeological study and the new view on guiding theory, which is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 to the study on this subject in China. 
　　
　　Key words:origin of agriculture　archaeology　theory　planting　study
　　
　　农业起源研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是考古学、生物学、农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众多学科逐渐融合的漫长历史。而且，研究目的也从探究农业起源何时、何地等问题转向更广阔的领域，如起源的动力机制和各种不同过程的问题。本文简单介绍一下西方考古学农业探源主要概念的变迁，以及指导理论的新视野，以期对我国的农业起源探索有所帮助。
　　
　　一、主要概念
　　
　　近年，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激增，农业起源再次成为国内考古界的热点。但是，目前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仍缺乏共识，给推进国内研究与国外沟通造成一定的障碍。而近十年来国际考古学界在农业起源研究的前沿突破，正是对“农业”及其相关概念的更新与实践的深入探究，并逐渐达成一种新的共识。本文想对其中最主要的概念的更新与意义作一介绍，希望对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有所裨益。生计、农业、驯化、栽培，这些是在该领域研究中常用的术语，在此我们简要回顾它们的历史沿革与更新。
　　
　　生计　“生计”一般是指维持生活的手段或谋生方式。以前考古学家对生计形态的探讨仅限于食谱。实际上，在史前研究中，“生计”经常等同于社会的生产活动。在最新的研讨中，一些学者更加广义地将其理解为人类从自然中摄取维生物质的活动，这些物质不仅指用于果腹的食物，还包括制作服装或建筑材料的动物皮毛，可用作燃料、建材或工具原材料的木料，可用于编织的纤维，可用于染色的果实及根茎，甚至满足某些特殊用途如装饰品、致幻迷药的物种。可见，学界已不再将“生计”仅限于人类的觅食行为，而是把定义的重点倾向于人类为维持生存而对环境或/与物种进行干涉和改变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上述提及的各类实物材料进入考古学背景无疑与其背后更加广阔而复杂的人类开拓行为紧密相关，而人类主动对自然资源的多元开拓则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考察生计形态，就应该把重点放在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上，考察人对环境的干涉、管理、操纵、改造，以及相关生态过程的改变。
　　
　　农业　该术语的使用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最初殖民者用其特指欧洲以禾本科作物生产为主的经济形态，以便与土著人群的“原始”状态相区别。学术界也没能摆脱这种偏见的影响，柴尔德的著作中刻意突出了大麦与小麦这两种作物对人类具有最大的贡献。这些意味着该词诞生之初就带有浓重的价值判断上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另一方面，那些主要由妇女们在庭院里从事的蔬菜、花卉、香料等的种植被归为园艺，不算在农业的范畴内，这也是偏见产生的原因之一。
　　
　　考古学上如何界定农业的出现经历了几番有关基本概念到操作标准的演变。当柴尔德首次讨论新石器时代革命时，驯化物种的有无成为判断农业出现的标志，也就是以实物所代表的事件作为标准。这一方法直观简便，为许多研究者采纳。随后，学术界很快认识到农业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事件为判断标准只能是权宜之计，它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其中复杂的渐变和反复。戴维·哈里斯（David Harris）详细考察了农业发生的特征，将其定义为：农业是一种包含若干驯化物种的作物生产系统，每单位土地需要比较强化的人类劳动，尤其是系统的耕种。同时，他将尚未达到这一标准的生产活动称为“野生食物生产”〔1〕。根据这一定义，农业被归为人类食物生产达到比较成熟和系统水平的经济形态，因此后来相当一部分研究中的“农业”一词仅指强化的农业。驯化物种在食谱中占50%以上的生计形态才被视为农业。
　　
　　与此同时，林多斯（D.Rindos）将农业定义为一整套影响驯化植物生长环境的人类行为，其贯穿植物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一定义的核心在于着重表达了农业是一套行为系统，是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的一种关系〔2〕。民族学研究中所展示的传统农业多样性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点，比如世界粮农组织业已确认的八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就展现了多种与当今粮食作物生产所不同的农业形态，它们无一不是人类主动改造和管理环境并与其资源长期共生、相互依赖的杰作。因此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目前负责世界90％以上粮食生产量的农业形式，即已为我们熟知的禾本科草籽作物生产只是历史的结果，而非历史本身，所以农业不能局限在今天的视野范围内来界定。人类操纵环境、管理资源的行为如此丰富，与之相对应的农业也应当是一个非常宽范的区间。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指出过去的研究往往泾渭分明地把狩猎采集和农业划分成两种对立的生计形态，实际上大量社群的经济构成恰恰处于这两者之间广大的中间地带〔3〕,赵志军也曾经将这类社群的生计表述为“似农非农”〔4〕。这些人群活跃地从事着多种环境和资源的管理活动，虽然驯化物种在其经济中不是主要或唯一的构成成分，但他们的行为特征符合林多斯所定义的农业，即人类对动植物物种生命周期的持续干预。
　　
　　这种理解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和采纳，将农业视作人对其它物种生命周期加以干预以维持互惠互利、共同进化关系的一系列行为。驯化物种在生计经济中的比例不再被作为判断农业是否发生的标志，而更加关注人类是否有资源管理行为，尽管这些行为的实物证据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争议。
　　
　　驯化　驯化指的是一种生物过程，是动植物物种在人类的选择下发生基因或表型特征的改变。它强调物种对人类控制的生物性适应，这些生物性状的改变在植物可表现为种皮或果皮变薄、果实尺寸增大、种籽落粒性减弱、成熟期渐趋一致、休眠期缩短甚至消失等，在动物可表现为个体尺寸变小、吻部后缩、牙齿尺寸减小、齿列改变、两性差异变小等。驯化物种只有依赖人类的干预才能生存，而不同物种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异。而且驯化不一定是单向的，一旦人类停止干预，已被改变的生物性状会发生退化。尽管严格来讲，驯化的概念不包括人类行为，因此它不能与“农业”相混淆，但其核心的“生物性状变化”的发生却必须由人类的行为来触发。许多研究对驯化发生的人类行为背景有详尽的探讨，林多斯指出驯化在本质上是人与其它物种共同进化的过程。哈里斯在描述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过程时，也围遶着“驯化的关系——人与植/动物的互动”这个核心要义。杰克·哈兰（Jack Harlan）指出“驯化”（domesticate）在拉丁文中的原意是“家养化”，是将其它物种置于家养环境中，也就是人的控制之下。史密斯提出驯化包括先后相续、因果相衔的三个阶段：人类行为的改变、物种基因的改变、物种形态的改变，他用“人类生态位构建”一词强调了人对环境的影响是物种驯化最直接最关键的动力〔5〕。这些看法都明确地表达了共同的理念，基因或表型性状在物种身上的改变是由人类施加的行为所导致的，因此，反过来，对驯化物种的瞭解也能使我们探知驯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人类生态与选择行为。
　　
　　栽培　学术界对栽培的理解比较一致，它指人类管理植物以及改造其环境的一系列行为，它与“农业”所囊括的外延基本一致。哈里斯等学者通过举例说明瞭栽培一词可以广泛涵盖农业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所有阶段的人类行为，它包括多种促进植物生长的技术，如耕地、播种、种植、田间管理、除草、收获、排涝、灌溉，甚至还包括有计划的烧除活动。这些行为不仅可施于驯化物种，也可施于野生物种，而一旦如此，实际上该物种生长也就受到了人类的干预，即使其性状还未发生改变，也不能被视作纯粹的野生种了。有学者进一步把这些行为、行为的对象及其目标的总体看作一个由人类社群制约和引导的资源管理系统。在这一语境中，栽培与管理、操纵、经营是同义的，这些表述都明确地体现了人类在增加资源获取上的主动性、持续性和目的性。
　　
　　低水平食物生产　史密斯在其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明确地指出从狩猎采集者到农业社群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环节，他利用大量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详细描述了这些社群的特点。他们往往实践着一套有效的管理环境和资源的策略，是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对系统的演替起到引导或塑造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不一定拥有具有明确驯化性状的物种，或者整体的生计形态并不倚重驯化物种，而且对驯化物种的依赖程度也可能各不相同。此外，他们的发展方向是不定的，可能会成为强化农业社会，也可能像日本的绳纹时代那样保持长期稳定，也可能回到狩猎采集状态。这种多样性为寻找合适的术语客观准确地概括这类社群造成了很大困难。史密斯建议用“低水平食物生产”一词来形容这种过渡，它既对已形成共识的常用术语（如“食物生产”）有一定程度的继承，又避免了因直接选取已被某一部分研究者习用的现成术语，如管理（husbandry）、园圃（gardening）、园艺（horticulture）、初始农业（incipient agriculture）而可能产生的误导。而后，加里·克劳福德指出，该词仍不足以涵盖人类促进物资可获性的所有目的，因为它们不仅包括食物，还包括其它用途的材料，因此他使用“资源生产”一词来表述这个中间地带。
　　
　　二、理论的进展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戈登·柴尔德（G.V. Childe）就意识到文明进程不光是事实和物质材料的堆砌，考古学家更需要从中阐述一般性的结论和原理〔6〕，农业起源的动因就是其中一大课题〔7〕。他提出“緑洲理论”来解释农业为何发生，布雷德伍德在扎格罗斯山区的早期发掘正是为了验证这一理论。尽管研究结果否定了柴尔德的假设，但柴尔德的思考和视野为考古学家在农业起源领域的探索开辟了一条与材料积累和技术发展平行发展的理论思路，即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
　　
　　概括地讲，农业起源动力机制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三个角度：社会外部物质性的压力、社会内部因素、关乎人类精神世界的象征性因素，每种理论的视角在所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各有不相同，有的涵盖全球，也有是洲际的、区域性的、以及更小的地区范围。
　　
　　1.外部压力视角
　　
　　社会外部的物质性因素是考古学家最先探讨的变量，它始于深受文化生态论影响和主导的新考古学。物质性因素一般指人力难以干涉或控制的方面，比如气候环境、资源条件、人口增长等，实际上这些变量在人类觅食系统中是互相联系和影响的，很难说某一个因素能够单独触发食物生产。因此“外部压力说”可以简化地理解为人口与资源关系的失衡导致人类开始投入强化劳力进行资源生产。在这一大的理念之下，各家主张的侧重点不同。自60年代以来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是主要因素。博塞洛普（E.Boserup）〔8〕和宾福德（L.R.Binford）〔9〕最先提出该观点，后者将此过程详细描述为，更新世末人口会在资源条件最优越的生境中快速增长，多余人口会向资源条件略差的边缘生境转移。由于边缘生境的土地载能没有核心区域高，而这里的社群又不断受到来自核心区域的人口压力，人口增长使土地载能接近临界值，食物供应紧张。正是在这种压力下，狩猎采集社群不得不逐渐加强开拓以前不利用的食物种类，比如小型动物、鱼类、鸟类和草籽，之后便出现了动植物驯化和早期农业。弗兰纳利（K.V.Flannery）将这一观点发展为“广谱革命”理论，认为10000年前食物短缺迫使人类强化利用一些后来成为驯化物种的草籽等资源，这一过程是农业发生的先决条件〔10〕。由于人口数量难以从考古遗存中直接观察，研究者开发出一些替代指标（proxy）来衡量人口压力。斯蒂纳（M.Stiner）提出从小型动物的利用可以获知农业起源前夜人类觅食广谱化与人口增长的密切关系〔11〕〔12〕〔13〕。科恩（M.N.Cohen）从古病理学材料推知史前农人的健康状况普遍比觅食者差，因此他认为正是人口增长所引起的食物压力使人类饥不择食地选择食用营养价值较差的物种，如栽培草籽作物，这种以数量换质量的策略使人类走上了依赖农业生存的道路〔14〕〔15〕。
　　
　　另一些学者强调气候变化的主导作用，理查森（P.Richerson）等人发现更新世时全球气候乾燥多变而且二氧化碳含量低，不适宜植物生长〔16〕，只有到全新世气候改善后人类才有机会成功驯化作物。气候动因的探讨集中在近东地区，赖特（H.E. Wright）注意到距今13,000-10,000年间气候从乾冷向温暖的转变与文化演进和动植物驯化在时间上的同步现象〔17〕〔18〕〔19〕。同时，更新世末导致全球降温的新仙女木事件也被广泛认为是促使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和从事食物生产的直接原因〔20〕〔21〕〔22〕。麦克里斯顿（J.McCristton）和霍尔（F.Hole）则认为当时近东经历了气候上长时间的不稳定，由此加剧的季节性变化使人类迅速耗竭了当地的野生资源，从而导致农业发生〔23〕。最近，这类主张气候主导文化演变的观点正在受到严格的检验和反思，马厄（L.A.Maher）等指出现有材料并不表明气候与文化演变之间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两者的同步性应当比所有已知的阐释更复杂，因此进一步的探索需要更加详细精准的测年数据、分辨率更高的古环境数据序列、以及更精细的模型才能将古环境资料与史前人类的行为整合起来〔24〕。
　　
　　第三种观点着眼于人类生存环境中资源结构的变化，布赖恩·海登（B.Hayden）借鉴生态学家常用的描述生物繁殖策略和生长模式的分类方式，把资源分为K选择策略型和r选择策略型，K型物种由于觅食回报率高而被优先纳入食谱，他认为随着人类捕猎技术变得越来越有效，K类资源到旧石器晚期已几近耗竭，人类面对资源基础恶化而引发的粮食危机，不得不大量利用以小型动物和草籽为主的r型选择物种，动植物的驯化很可能就是强化利用这类资源的结果〔25〕。芒罗（N.Munro）的研究发现，近东的纳图夫（Natufian）社会即使在环境改善和人口减少的条件下仍有持续的资源压力并采取强化利用的策略，这种资源压力可能暗示了农业发生的原因和途径〔26〕。
　　
　　外部压力模型的解释强调人类对客观物质环境的适应，这虽然充分考虑到环境和资源条件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但是却忽略了人类无处不在的改造环境、控制自然资源的能力和主动性。这些观点都潜在地将人类对自然的适应策略视作危机与穷途胁迫下的被动反应，如果考古解释一味遵循这些模型，就容易落入环境决定论的窠臼，这是外部压力模型最大的弱点所在。
　　
　　2.内部动因视角
　　
　　社会内部动因模型一般强调群体内外的互动与竞争的关系。在讨论群体内关系时，驯化物种的生产一般被认为是有野心的领袖人物用来控制劳动力和社会资源的途径。当讨论群体之间的关系时，农业起源与不同地区的资源互补和交流有着密切关系。
　　
　　弗兰纳利以群体间物资交换的需求来解释农业起源的过程〔27〕〔28〕。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居住在不同海拔的人群开发不同类型的资源，他们之间通过交换来获取自己不开拓的种类，这使一些物种离开其自然原生地，开始依赖人类的照管而生存，这种关系促成了动植物的最初驯化，而成功的栽培和畜牧则又强化了自然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和专门生产。
　　
　　本德（B.Bender）认为农业是强化食物生产的一种形式，这种强化的需求（区别于非主食的、小规模的食物生产需求）如何产生才是农业起源的核心问题，她强调狩猎采集群中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非技术或人口因素——是导致农业产生的深层原因〔29〕〔30〕。觅食中的剩余物资一方面要供社群之间的交换，另一方面要供应各种再分配活动，而这两类行为都因包含较复杂的物资流动和信息沟通而需要一定的组织，某些人会通过调节操纵这些活动来提高个人威望，控制劳力和产品。这种对物质财富的掌控加剧了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继而推动强化的生产需求，因此某些地区出现了农业。
　　
　　海登的竞争宴享理论与本德强调个人的控制欲在推动社群采纳农业中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处〔31〕〔32〕〔33〕。他提出，最先被驯化的物种都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和试验的成本，应当不是用于果腹的主食，而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只有资源丰富的环境和复杂狩猎采集社会中富有的个人或家庭才能负担得起这种经济活动。在此条件下，有野心的人会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成为推动物种驯化的力量。
　　
　　尽管这种从个人能动性出发的理论视角独特，但漏洞非常明显，它们都基于已经历了漫长复杂化过程和已经成为农业社群的民族学材料，对于用来解释考古材料中的起源问题，还是存在许多疑点。布鲁斯·史密斯提出用现有的实际证据检验竞争宴享假设〔12〕，如果理论是合理的，那么实证材料应当与以下两个推论不矛盾。第一，最初驯化的物种应多为需要投入强化劳力的非主食物种，而不是平淡无奇的日常口粮。但目前出土的早期驯化物种——如近东的大麦、豆类，东亚的稻米、小米、豆类，北美东部的藜——几乎都出现在史前人类的日常食谱当中，而且民族学和实验考古学证据表明最初栽培它们并不需要十分强化的投入。此外，有些驯化种如狗和葫芦是作为工具被驯化的，而非食用。第二，最早驯化物种的出现应当与社会经济不平等和社群结构复杂化同步，但考古学材料显示，在大多数地区，贫富分化和社群内部分层的出现要比农业起源晚得多。基特（I.Kuijt）也提出类似的质疑，他举例论证，复杂狩猎采集者中的储藏和以竞争为目的的宴享在农业起源以前并不常见，即使存在，规模也很小，它们反而是在农业出现以后快速增长〔34〕。由于实际材料与理论预期有所抵牾，从社会内部因素解释农业起源动因的模型仍然停留在缺乏实证的假说阶段。
　　
　　3.象征性与后过程视角
　　
　　后过程考古学的观念主义观强调社会关系与物质性之间的密切联系，物的象征性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象征主义充满意识形态地改变了生产关系”〔35〕。科林·伦福鲁（C.Renfrew）〔36〕和伊恩·霍德（I.Hodder）就是从实物证据所表现出的象征体系演变入手，揭示早期农业的产生机制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定居生活。霍德认为在社群规模扩大的漫长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时空感的变化使人的意识和认知也相应产生渐变〔37〕〔38〕。个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强化会在生活实践和物质投入中表现出来，物质投入越多，社会关系就越复杂和强化，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多物质投入，最终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两者间的牵连就变得难以分割。在霍德看来，驯化物种是物质性表现的重要方面，它的出现是社会关系复杂化过程中的伴生物。更确切地说，农业的从无到有实际上渗入了社会结构复杂化乃至社会秩序重组的过程，它是物质性与社会关系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刺激乃至不可分割的自然结果。霍德的观点与本德以社会关系为切入点来剖析农业产生的内在机制不谋而合，不同的是，他以象征性来解释物质在社会关系中的功能，深刻揭示出社会关系复杂化的动因。
　　
　　法国学者考文（J.Cauvin）强调近东在旧石器时代末就出现了女性小雕像和牛头，它们应该分别代表女神和男神，祖先崇拜也几乎与村落生活同步出现，逝者的遗骸由埋入地下墓葬转为供奉在较为醒目的公共场合，由此可以肯定对拟人化神只的崇拜先于驯化物种和农业经济的产生〔39〕。因此，人类物质行为的革命源于象征系统的革命，如果把栽培行为看作人类对其它物种主宰欲的外在表现，那么这种基于人类认识到自身操控外界能力的象征系统为农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这个信仰与象征系统模型有很多缺陷。其一，先于农业经济出现的因素有很多，为什么是象征性而非其它因素成为最核心的必要条件呢？其二，即使上述演绎足够令人信服，那么象征系统或人群心理的改变最初又由何而起呢？还需要指出的是，象征性模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内部动因模型的启发，霍德和考文都提到了本德、海登理论中所倚赖的宴享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但其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两种象征性模型强调物质上的强化是出于一种下意识行为和群体的心理状态，后两种模型则突出个体行为的刻意性和主动性〔40〕。后过程模型还关注谁是主要驯化者。由于女性在觅食活动、家庭生活、社群联姻、家族传承等事务中的角色定位，她们被认为比男性更多介入环境管理和照料的工作，特别是在小型的园艺活动中，也与植物的象征性联系得更加紧密。因此，女性很可能是物种驯化和农业起源的主导者〔41〕〔42〕〔43〕。
　　
　　纵观纷繁多样的农业起源模型，我们可以发现理论阐释目前存在两种趋势。一是由于新材料的涌现，原先那些可以涵盖全球范围的理论框架受到挑战，其普适性越来越有限，信息详细多元的倾向限制了考古学家在解释时的自我发挥和想象空间，避免了随意附会，提高了准确性和可检验程度，现在的解释框架更多是区域性适用或仅限于遗址的个案。二是以某一因素所代表的主动力模式受到了广泛质疑，研究者更加热衷从物质、社会、象征性多种因素综合来演绎农业出现的过程。
　　
　　综上所述，如果把布雷德伍德的田野发掘和柴尔德的思考看作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两个源头的话，那么在近一个世纪的探求中，是否真的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分野？毫无疑问，今天的研究的确存在两元分化的倾向。一些研究者思考的宏观问题是超越地区范围的、较复杂的文化演变问题；另一些研究者则关注某地域、某物种的驯化历史。两者与其说不同，不如说互补。前者看似凌驾于实物材料之上，但它实质上立足于后者所提供的事实，实物证据越丰富越可靠，理论演绎也越有说服力。但是，理论并不应当局限于实物证据所支持的范围，对于其中尚未与实物证据建立明确联系的部分，或者尚未被现有研究范式充分检验或顾及的部分，我们不能轻易否定。
　　
　　三、小　结
　　
　　目前，因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材料和信息激增。大植物遗存的发现与统计分析、植硅石、淀粉颗粒分析等多方面的杰出工作无疑冲击着我们对中国农业起源格局的传统认识与后继的实践工作，它们除了提供崭新的实物证据以外，也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们瞭解到人类行为在这一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认为，这些国际学界对这些基本概念的重新认识和由此获得的开拓性成果，有益于我们探讨中国农业起源新的理论框架。即以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与对资源的管理为核心来寻找实物证据和阐释途径。于是，人们从过去“农业是否存在”或“农业何时出现的”这一非此即彼的极端问题转向“农业如何发生”这一过程问题的探讨，这种转化与“农业起源”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综上所述，农业起源研究已从过去以人类适应环境变迁的被动模式，向人类行为为主导的理论模式转变，并成为当前学术探讨的主流，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可以充分学习和借鉴这一理念，一方面促进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也是用中国的案例检验这一理论框架，使中国农业起源的课题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并为世界农业起源的课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近来，中国农业起源研究成果斐然。突出表现在最早驯化物种——如稻、黍、粟——的发现，不仅将已知的农作活动年代大大提前，而且出土遗存数量多，分布区域广。此外，方法与技术也日渐成熟与普及，有些还达到了同类研究中的国际领先水平。但是，将国外的实践与国内的进展做一比较，我们仍可发现整体性的差距。比如，虽然浮选法成果频见于各类遗址报告，但是并没有像国外那样成为一种发掘研究的常规操作程序。更重要的是，相关的理论建设亟需跟上材料的激增。更高的追求是，理论的思考和认识还需随大量新材料的分析、琢磨、推敲、反思而推进。这样，我们才能将农业起源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更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我国北方旱地与长江流域农业起源研究提高到新的层次，以我国本土实践的真知灼见来为这个全球性的课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 Harris, D. Agricultural systems, ecosystems,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Ucko, P.J. et al.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1969, 3-15.
　　〔2〕Rindos, 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84.
　　〔3〕 Smith, B.D. Low-level food productio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1, 9(1):1-43.
　　〔4〕 赵志军：《小米起源的研究——植物考古学新资料和生态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瑞典国家遗产委员会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与瑞典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Harlan, J.R. Crops and Man. Madison: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Crop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1992.
　　〔6〕 Childe, V.G.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London: Watts and Co., 1944.
　　〔7〕 Childe, V.G. Man Makes Himself. London: Watts, 1936.
　　〔8〕 Boserup, E. 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agrarian change under population pressure. Chicago: Aldine, 1965.
　　〔9〕 Binford, L.R. Post-Pleistocene adaptations \[A\]. In Binford, S. R. & Binford, L. R. (Eds.) 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313-341.
　　〔10〕 Flannery, K.V. Origins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early domestication in Iran and the Near East. In Ucko, P.J. & Dimbleby, G. W. (Eds.) The Domestic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Plants and Animals，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73-100.
　　〔11〕 Stiner, M.C. Paleolithic population growth pulses evidenced by small animal exploitation. Science, 1999, 283: 190-194.
　　〔12〕 Stiner, M.C. Thirty years on the “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 and Paleolithic dem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1, 98: 6993-6996.
　　〔13〕 Stiner, M.C. & Munro, N.D. Approaches to prehistoric diet breadth, demography, and prey ranking systems in time and spa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002, 9: 181-214.
　　〔14〕 Cohen, M.N. 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 Overpopul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5〕 Cohen, M.N.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9, 50 (5): 591-595.
　　〔16〕 Richerson, P.J., Boyd, R., & Bettinger, R. Was agriculture impossible during the Pleistocene but mandatory during the Holocene? A climate change hypothesis. American Antiquity, 2001, 66 (3): 387-411.
　　〔17〕 Wright, H.E., Jr.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BioScience, 1970, 20 (4): 210-212, 217.
　　〔18〕 Wright, H.E., Jr. The environmental setting for plant domestication in the Near East. Science, 1976, 194 (4263): 385-389.
　　〔19〕 Wright, H.E., Jr.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in Near Eastern pre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3, 34 (4): 458-469.
　　〔20〕 Bar-Yosef, O., & Belfer-Cohen, A. Facing environmental crisis: societal and cultural changes a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Younger Dryas to the Holocene in the Levant \[A\]. In Capper, R.T.J. & Bottema, S. (Eds.) The Dawn of Farming in the Near East. Berlin: ex oriente, 2002: 55-66.
　　〔21〕 Bar-Yosef, O. The role of the Younger Dryas in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West Asia \[A\]. In Yasuda, Y. (Ed.) The Origins of Pottery and Agriculture. New Delhi: Roli Books, 2002: 39-54.
　　〔22〕 Moore, A.M. & Hillman, G.C. The Pleistocene to Holocene transition and human economy in Southwest Asia: the impact of the Younger Dryas. American Antiquity, 1992, 57 (3): 482-494.
　　〔23〕 McCorriston, J. & Hole, F. The ecology of seasonal stress an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1, 93 (1): 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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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潘艳,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