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11）是先父匡文公投身辛亥高州起义的百年纪念，又适逢先父120岁诞辰，家兄景武告知，他将返高州筹办纪念活动。我已年高八十，身边老伴已接近九十，不宜长途奔波，亲身径返故乡参与活动，只能在美国加州以至诚至切之心，执笔写下我对阿爷（我们七兄弟姐妹对父亲的称谓）的感恩与怀念。但是，数十年积存于内心的思念已是无穷无尽，短短篇幅仅见其一二而已。

　　我是父母最小的女儿，时光飞逝，至今亦垂垂老矣！我的长兄景尧、二兄景舜、三兄景禹、四兄景汤均先后作古，在世者仅姊景光、五兄景武及我三人。而我们又各居一地，景光姊侨居加拿大多伦多，我侨居美国加州，景武兄本来在加拿大温哥华已入籍加国，最后选择回到广东顺德居住，不时可就近返回台湾。我很佩服景武兄“老而不倦、老有所为”的精神，至今还读书、写作、讲学。

　　感谢父母在天之灵的庇佑，我们三人都生活得平安幸福，彼此虽见面不易，但拿起电话筒就可互通心悃，一通电话至少谈几十分钟，相互勉励、享受亲情。我与景武兄年纪接近，兄妹之情一向最为诚笃，近年总想着要找机会回国探望他。我的外子Robert Wong是美籍华裔，从未回过祖国，所以安排与他同行颇费周折。

　　去年（2010）我们终于参加一个旅行团返回祖国，因年纪大没有健康的本钱，跑完几个城市，最后来到广东顺德碧桂园景武兄家，我们老夫妻俩已累得直不起腰。Robert更为严重，感染风寒，忽冷忽热的躺在床上，血压大幅升高，害得景武兄一直坐床沿为他把脉，脉象逐渐平和才不必叫救护车送医院急诊。

　　休养几天，返美日期将至，景武兄用他的轿车送我俩畅游广州市，观赏珠江夜景，Robert说，花了几千元美金回国旅游，前面的行程所见不过如是，只有珠江新城这一片璀璨才真正值回票价。我明白“景随心变”的道理，有这么真挚贴心的景武兄在陪伴着我们，一切景观都会变得更为动人。

　　我于1931年出生在广州市梅花村，只比景武兄小一岁，感谢父亲给我十分优渥快乐的童年，物质丰美之外，还有那么多戏耍在一起的玩伴（自家兄弟姊妹加上邻居亲戚的孩童）。当时父亲公务繁忙，但每有假日，必携全家出游，到郊区农庄采果，或去从化洗温泉。在这些场合，父亲完全卸去严父的形象，尽情和我们玩成一片，所以我从小喜爱亲近父亲，敬爱他而并不畏惧他。我的记忆力不及景武兄，很多儿时的欢乐要经他提起我才会有模糊的印象，但是父亲特别慈爱这一点是铭刻难忘的。

　　我刚入小学，便因抗日战争而开始逃难，经过香港，广州湾（现湛江市），最后回到我们的故乡——信宜水口镇水口村。在抗战八年的烽火中，父亲以全家人团聚平安为首要考量，没有让我们正面承受战火的严重摧残，因此七个儿女都能循序渐进的继续接受学校教育。我在故乡水口小学读完五年级，景武兄直升广东省立广雅中学初中一年级，我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去投考，（该校从广州迁来我村避难，后来先迁广州湾的勷勤大学商学院也迁来我村。）不想真的考上了，从此我和景武兄同级，三年后再一同升上广雅中学高中一年级。

　　我的少年时期是在故乡度过的，学校教育之外，最可贵的是日夕接受父母的言教和身教，学得“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敦亲睦邻”种种美德。我自认得父亲性格的遗传不少，我热情豁达凡事不会斤斤计较；又单纯坦率，从不自寻烦恼。天赋的禀性加上后天对父亲的敬仰以及刻意去模仿，我具有开朗坚毅的个性，得以冲过日后人生途中的重重难关。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感恩阿爷。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受张发奎上将征召，立即复员返广州。几个月后，亦即1946年初，我们这群儿女才到达广州。母亲健康欠佳留在故乡，在医生护士照料下休养。（日后内战发生，时局混乱，才接到广州）。我被父亲送入教会办的协和女中继续读高一，后来转入同是教会办的真光女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景武兄被父亲送入教会办的培正中学就读，这些教会办的私立中学以学费昂贵、教学品质好、升学率高而闻名，父亲费心送我们去就读，无非让我们打好基础，将来顺利考入著名的大学，继续深造，成为有用的人才。高中三年，我都在女子中学住校寄宿，只有周末才回家，星期日晚上便要赶返学校了，因此很难得见到父亲一面。但是每次见面，他必关怀我的学业及生活情况，尤其是母亲不在身边，他会父代母职似的提醒我，要注意仪容举止的端庄，多培养一些淑女的气质。父亲深爱母亲，他会叫我多打电话给母亲，免她在乡下牵挂。景武兄虽只大我一岁，却比我成熟太多，当时已有兴趣参与一些父辈的活动，关心家事国事，早早踏入成人的世界。我仍是懵懂少女，只知专心读书，其他一切都鲜少接触。

　　1948年，我和景武兄同时毕业高中，兄妹先投考广州的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放榜录取后再约同景圣堂弟（幼刚十叔之子），三人连袂到上海，投考华中的著名大学。当时华北已经动荡不稳，不然我们的目标必定是北大、清华或燕京。父亲尊重我们的志愿与选择，并不坚持我们该读广州的大学，结果我选读上海的沪江大学，景武兄读杭州的浙江大学，景圣弟读南京的金陵大学，约定假日互访，要玩遍上海、南京、杭州三地。岂料入学才一个多月，华北失守，华中各地均已紧张，父亲再三以电话电报催我们兄妹迅速南返，景武兄听命立即从上海坐飞机返回广州，我却留恋沪江大学新鲜人的滋味，迟迟不肯成行。后来父亲急了，托人购得最后一班开出的船票，我才能平安的返抵广州。如果不是父亲的执着，我真有可能流落在上海，为此，我又得感恩阿爷。

　　返回广州之后，我以原来的录取资格入读岭南大学教育系，景武兄则入读中山大学，不久亦转来岭南大学读经济系。1949年，父亲安排母亲及诸兄嫂迁往香港，我和景武兄继续在广州读岭南大学。1951年，形势愈加严峻，听说大陆和香港之间的出入境要受管制了，我们兄妹向岭南大学取得修满大学学分的证明书，立刻逃离。

　　当年大陆难民蜂拥逃至香港，谋生不易，感谢父亲的栽培，让我有一份修满岭南大学教育系学分的证书，在香港找到工作，有可落脚的地方。当时我父母均已迁居台湾，自己若无独立生活的能力，就要受到无家可归之苦了。景武兄志气高，打算将来要出国留学，所以用半工半读方式，一面到中学当教员，一面去香港大学经济系补修学分，最后拿到香港大学的正式毕业证书。我的志气不如景武兄，只守着小学教员的岗位，一干就是十年，1961年才离港赴美。

　　父母居台，生活困苦，景武兄后来牺牲自己的深造宏愿，甘心留在台湾奉养父母，给他们营造幸福的晚年。与景武兄相较，我实觉惭愧汗颜。在港就业之初，我的薪资微薄，每月只能寄数十元港币给父母，如此杯水车薪，起不了任何作用。父亲收取之后，却总是来信表示欣慰嘉勉，而且殷殷嘱咐我注意营养，不能过于节俭而损及健康，父亲疼爱女儿，尽见于字里行间。

　　1961年夏，我移居美国之前，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到台湾拜见父母亲。停留时间只有两周，我那里都不去，日夜在家中偎依在父母身旁，仿佛时光已倒流，我仍是父母怀中偏怜的小女儿。他们不但没有责备我十年才来这么一次，反而对我在港独自谋生，没有得到家中任何支援而有自责之意。母亲说：“你阿爷早在故乡买下两座山，种下杉木，等你姊和你出嫁的时候，一个一座当嫁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好委屈啊！”她又说：“你十婶（幼刚婶）有六个女儿，每一个都有名贵的首饰陪嫁，我只有两个女儿，欲连一件首饰也拿不出来，我这个多病多痛的母亲真没用呀！”我连忙安慰说：“父母的疼爱是无价的珍宝，能当您们的女儿，我是满足又感恩了。”

　　父亲的叮嘱更别具深意，他对我说：“你已当了十年优秀的教师，对于如何立身处世，想已胸有成竹，但你此次赴美是单身到异国生活，必须交朋结友，重新建立新人际关系。记得我过去常教你“仁爱为怀”的种种道理，以之与人相交是无往不利的。此去若有选择终身伴侣的机会，必须慎重。女性一旦结婚，不能忽视家庭，记得要让家庭与事业并重。我和母亲年事已高，不可能去美国探望你了。我们在台湾住得安适，又有你兄长们细心照料，你不必挂心，自己多多保重吧！”

　　差不多同样的话在父母口中说了又说，快到拜别的时刻了，他们似乎还未说完，我听来不觉厌烦唠叨，因为心中隐约在想，我去到美国，和父亲远隔重洋，真不知何时才能再听到父母的反覆叮咛了。果然，就在我抵美的第二年，父亲中风倒下，开始卧病，三年后溘然长逝；再过四年，母亲也到天国去长伴父亲了。

　　敬爱的阿爷啊！在您病弱痛苦的时候，我不能像景武兄那样在您病榻前侍奉汤药，甚至没有来探过一次病，实在是太不孝了。但是以您的宽容，必定会谅解小女儿当时在美国的无可奈何。原来我去美国时是以旅游美国入境签证的，后来变换成留学读研究所，而且延期再延期，始终不能顺利地合法居留美国。一旦离美后再签证入境，势必遭美国移民局的拒绝，这就是我一直不敢离美到台湾探望父母的唯一原因。直到我找到美籍华裔Robert Wong，结婚后取得美国籍，我才算合法居留美国而成为美国公民，可以自由申请出入境，但那时父母早已仙逝，我那一生难以释怀的不孝愧疚已无从弥补了。

　　在父母双双卧病那几年，我曾将上述困窘的情况告知景武兄，也取得他的谅解。但是我们必须瞒住父母，如果他们知道小女儿在美国是不合法居留者的身份，一定会操心不已。尤其是我们那神经衰弱、受不得任何刺激的母亲，她会唉声叹气、更难睡得着了。

　　我读教会办的真光女中时，已领洗做了基督徒，到了美国更加笃信耶稣基督，我礼拜日必进教堂，早晚为父母及家人虔诚祈祷。作为一名基督徒，我将父亲以身教言教传给我的“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服务原则实践得十分透彻，参加各种义务活动，数十年如一日，帮助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的平安幸福。阿爷在天之灵有知，定感快慰！ 

　　陆景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