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怀父亲的同时，母亲的音容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母亲比父亲小一岁，西元1892年出生；1968年仙逝，享寿76岁，却比父亲多活了四年。母亲的一生可分以下几个阶段以及几方面来描述。

　　一、出身望族的闺秀

　　母亲出身于信宜“梁、林、李、陆”四大族中的东门李族（东门是指旧日信宜县城的东城门），她是外祖父棣华公的独女，本有一姊，不幸少年早夭，所以母亲从小备受宠爱。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母亲并未被送进私塾识字读书，一切闺秀的言行举止都来自家庭教育。

　　母亲儿时有过一椿倔强反抗的叛逆事件——拒绝缠足。在女性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时代，以缠足为美，越是有钱人家的小姐，那一双金莲必须缠得越小，才显得身价娇贵。其实，说穿了是一种暴行，目的仅在将女性困于深闺，莲步袅娜地供男性玩弄而已。

　　母亲生于晚清，西风东渐，大城市女子天足已不为怪，只有信宜山城风气闭塞，母亲才会仍受缠足之苦。她被强行缠了两天，觉得痛彻心扉，偷偷解开缠足带，躲进稻草堆里，耐着不吃不喝，硬是让家人找得人仰马翻也不肯出来。父母知道她在拒绝缠足，最后只得软化，大声呼喊：“我们不包你的脚了，快点回家吧！”她才肯慢慢爬出来。

　　我的外祖父母不忍再迫母亲缠足，还有另一项原故，他们少年早夭的长女可能正死于缠足。据说缠足的初期必引起溃烂，仅靠每天用冰硼散之类的药粉消毒，容易造成细菌感染，恶化为破伤风也大有可能，严重的当然就因此丧命了。为了怕重蹈覆辙，失去次女，所以放过了母亲。

　　母亲的双足虽得解放，但仍须穿较窄的鞋子，免得将来长成大脚丫，那就是下田干粗活的村姑，而不是城里培养的闺阁小姐了。除了曾有的缠足风波之外，母亲少女时期过的是百依百顺、称心舒畅的日子，所以养成比较骄纵的性格。

　　二、嫁入名门的贤媳

　　才十七岁的李家小姐，嫁入门当户对的水口陆族，丈夫是十八岁的九少爷陆匡文，她就是众人口中的九少奶了。我的父亲陆匡文公兄弟四人，两位异母兄，一位同母弟。我的祖母黎太夫人将家产分得早，兄嫂已自立门户，弟弟幼刚公自小过继他房，真正侍奉祖母的只有我的父母。

　　黎太夫人持家俭约，总认为富由俭中来，贫自奢中生，居家过日，能省则省。她用这种态度教媳妇，在娘家一向娇生惯养的母亲本难适应，但既为人妇，就应该服从婆婆，她过寒素的日子，居然也生活得十分怡然。

　　说起祖母的节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乡下人惯以炒花生、炒黄豆之类佐餐，满满的盛上一盆，将筷子斜插进去，一次能挟出几粒。祖母觉得这样太浪费，改用竹升（竹筒，用作量器，一筒为一升，信宜话称竹升）盛装，只能竖着筷子去挟，一次挟一粒。连花生黄豆都要节省，其他可想而知了。

　　这样一对婆媳却十分支持我父亲的革命活动，辛亥年高州光复，设立军政分府，父亲掌理财政，军费浩繁，返回水口村筹措，我的祖母及母亲毅然质押田产以为挹注。资财用于建设国家、造福社会，大笔捐输，义无反顾，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母亲嫁入陆家，几年间曾生二子（大的辛亥年出生，故命名陆光复；小的大概还未命名），奉姑育儿，备极辛劳。后因鼠疫蔓延，短短数日便失去两个爱儿，母亲之痛可谓撕心裂肺，但仍要强忍悲苦，持家度日。父亲奔走革命，无睱兼顾家庭，为母亲分忧，对于她的贤慧惟有铭刻于心。日后父亲百般怜爱母亲，想是肇因于此时期。

　　民国五年（1916）祖母病笃，母亲侍奉汤药，不敢稍有疏失。突有使者来报，东门李家外祖母亦染重病，催促母亲归省。她认为丈夫不在家，媳妇责任比女儿责任更重，此时此刻，她必须留在陆家。这就是她权衡轻重，能识大体的地方。总之，母亲自归陆氏以至祖母去世这段时期，她是颇着口碑的贤媳。

　　三、娴雅称职的夫人

　　民国十年（1921），父亲当选信宜县县长，从此母亲紧跟在父亲身边，当起官夫人。那时，同样开始当官夫人的还有我的婶娘梁佩珩女士，她是上过学堂的新女性，和我叔父幼刚公的婚礼取西洋披白色婚纱的方式，在信宜是开风气之先的。和这样新派的小婶相较，母亲应该会瞠乎其后，但她有白皙的皮肤、细嫩的五官和天生的高雅气质，打扮起来一点也不输给小婶。在广结人缘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婶娘爱逞能，处处表示意见，不免流于聒噪；母亲则惯用沉默微笑掩盖自己的不足，反而赢得温婉雅静的好感。

　　住进广州市东山梅花村新居，母亲一下子便和邻近的官夫人结为好友，一起打牌逛街。尤其是陈济棠的夫人莫秀英女士，视我母亲为不可或缺的最佳牌搭子，那座戒备森严的陈公馆，我母亲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父亲宦途中不少南来北往的机会，母亲就跟着他游遍了中国的名山胜景，她常向儿女们夸耀：“五岳中我游过三岳，五湖则全游过了。”在频繁的游踪当中，她有过两段惊险的遭遇：其一是登泰山，去程乘坐山兜上山，顺利到达南天门，但下山时突降大雪，陡直的阶级积雪成为滑坡，抬夫们将山兜横过来，像滑雪般往下滑，母亲说当时她吓得手足冰凉，都快休克了。其二是父亲在广东清远当县长，他们乘船去一个景点，岂料途中发生撞船意外，我父母乘坐的这一艘已进水下沉过半才获救。经历了这些惊险，母亲才逐渐视游山玩水为畏途，婉谢父亲继续坚邀偕行的美意。

　　四、不善理财的主妇

　　母亲的金钱观其实和祖母黎太夫人是大相径庭的，早年她要当贤媳，只好顺从婆婆，样样节省，到她自己当家作主的时候，就再不考虑节俭积蓄的问题了。当上官夫人，少不得讲究穿戴首饰，还有互相攀比的现象。譬如母亲买了一对翡翠镯子，过不了好久，我婶娘一定也会戴上一对，成色要比母亲的更好。

　　在广州市的黄金八年升平岁月中，母亲和婶娘都购买了不少名贵首饰，婶娘保管得宜，日后一一成为她六个女儿出嫁时的丰厚妆奁。我的母亲则把首饰存入香港四大银行之一——东亚银行的保险箱。二次世界大战香港告急时，东亚银行曾给存户发过通知，请速取回储存物件，否则不负保险之责。当时父亲已到广东遂溪县出任县长，母亲忽略了这份通知，就匆匆逃离香港，到广州湾（遂溪县正在广州湾旁边）去和父亲团聚了。

　　抗战胜利后，我奉母命往香港东亚银行开启保险箱，里面已空空如也，只剩一枚挖去宝石的戒托。母亲一辈子不善理财，仅有一些名贵首饰可算是积蓄，最后连这一点也因她的疏忽而失去了。

　　母亲进入中年，疾病缠身，父亲为她花钱，从不皱一下眉头，私人开设的昂贵疗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私家看护从不离身，这些庞大的开销使我家更无积蓄可言。在父亲有官可当的时候，有待遇可领，不至感到匮乏，后来撤到台湾，父亲几乎赋闲度日，一切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五、体弱多病的母亲

　　从十九岁到卅九岁，母亲生过十胎，除早夭的二子外，后来存活的有五子三女。仅就生育而言，这么高的频率对母体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所以母亲一直显得体弱。更严重的打击来自子女的夭亡，最初两儿在乡间因鼠疫一下子失去已形成她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的长姐陆景蕴意外惨死将她彻底击倒，再难复原了。

　　那年初夏，学期结束，景蕴姐小学毕业，兴冲冲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拿着毕业证书返家途中，经过每日必来回数次最熟悉不过的铁路平交道，不知何故突然被驶过的火车卷入铁轨，辗得面目全非。当时母亲正在和邻居打牌，一阵电话铃响，传来晴天霹雳似的恶耗，母亲顿时晕倒在地，她太难以承受了。

　　景蕴姐是母亲后来连生四子之后的第一个女儿，她爱之如珠如宝。而且景蕴活泼健康、善解人意，也的确能讨父母和长辈们的欢心。骤然失去令大家都十分伤感，而母亲则卧床不起，医生诊断为极度神经衰弱加上心律不正种种症状，必须进入疗养院长期治疗休养。一年多后出院返家，心理仍难平复，怕听电话铃声，怕听砰一声关门，甚至有人大声讲话，她都觉得难受。

　　家中兄弟姐妹多，失去景蕴姐后，母亲仍然是有所偏爱的，她偏爱景舜二哥，因为二哥爱好整洁，做事有条理。二哥离家去读大学后，母亲开始重视我，生怕我会再出什么意外，总是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抗战期间全家返回信宜家乡避难，我正值十零岁顽童期，最爱结伴登山涉水，母亲不断嘱咐：“欺山莫欺水啊！爬爬山还可以，绝对不准去游泳！”我是明遵喑违。暑假中夏日炎炎，岂有不游泳之理？有一天，我又偷偷去村边桃子湾游泳，被母亲知道了，她拿着家法竹鞭焦急地等我回来。我一进门，看她铁青着脸，竖起鞭子便往我身上抽，我长这么大，从未挨过打，当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挨打是这么痛的。其实，皮肉之痛我可忍受，我最怕的是母亲这么激动，等一下晕倒怎么办？这是母亲打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父母晚年在台湾度过，我随侍在侧，不离左右，主要的原因正是母亲体弱多病，光靠年迈父亲照顾是不行的。果不其然，她三天两头常呼心脏不舒服头晕，我必须立即召来家庭医生，有时医生还未到，她又说没事了。总之，从我懂事以来，父亲都是把母亲捧在手心里呵护着。我们这些儿女也尽量不去忤逆母亲，免得她又倒下去。

　　在父亲中风卧病那三年，软弱的母亲反而显得坚强起来，为了让我们全心全力去照顾父亲，她自己的不适都忍了下来。这正是鹣鲽情深，视丈夫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

　　六、好施喜舍的善人

　　母亲心地慈善，经常同情帮助弱者。记得儿时某一天，我们梅花村家门口突然来了一部漂亮轿车，走出来的是当红大明星陈云裳，她专诚拜访我的父母，答谢多年前的救助之恩。原来陈云裳少时家穷，她父亲因偷电被捕，不但要罚巨额款项，还要判刑坐牢。当时我父亲是广州市电力管理委员会的常委，陈云裳的母亲打听到我家地址，便带着女儿上门求助。母女俩哭哭啼啼的模样十分可怜，我的母亲大为不忍，对父亲说：“罚款多少都由我代付，你去帮忙说情，念他初犯，就免去坐牢了吧！”母亲一念之仁，拯救了一家人，还让这一家出了个大明星陈云裳，倒是始料所未及的。

　　抗战时在家乡信宜水口村，我亲眼看过母亲九老爷奶（九少奶娶了媳妇就升格为九老爷奶）是如何怜悯农村穷人的。我放学回家，看到衣衫褴褛的一个村夫带着一个瘦巴巴的女孩正在和我母亲说话，村夫苦苦哀求说：“九老爷奶行行好，把我女儿留下当丫头吧！你不肯收留她，回去只有饿死一条路。”母亲说：“我家有丫头了，真的不需要，你到别家去问问吧！”那村夫居然说：“我知道就你九老爷奶心肠最好，我女儿跟着你，有吃有穿才能有福气，我不会去别家的。”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的，最后母亲还是心软留下他的女儿，还给了村夫一笔钱。

　　民国卅八年（1949）逃难到香港，父亲追随政府先到台湾，母亲带着我们暂留香港，本身已是靠变卖手边仅有首饰过日的难民，但她依然善门大开，收容相当多逃来香港的陆家亲人和亲戚，供他们吃住（打地铺），要等他们找到工作可以落脚才会离去。临行辞别，母亲还要给他们塞点港币。要说在梅花村当官夫人时好施喜舍不足为奇，母亲自己落难之后依然慈悲为怀，舍己为人，试问世间，几人能够？

　　母亲是中国旧社会培育出来的女性，因禀赋聪慧而能迅快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所以在转换角色方面只见其从容而无任何勉强或困窘。从乡下惟命是从的小媳妇到大城市独当一面的官夫人，母亲都表现得恰如其分，令人敬佩。现恭引父亲于民国卅五年（1946）亲撰自传，中有“余娶妻李淑勤，能治家，成余四方之志”之句，这是父亲对母亲最恰当的评述。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不分男女，皆受高等教育，成为国家社会的有用人才，实拜母亲悉心培育所赐。正因她自己无机会入学读书，才会对我们的教育特别重视。母亲采取鼓励代替责骂的方式督促我们，使我们个个自动自发，乐于向学而取得优良成绩。

　　至于她中年后的体弱多病，是特殊境遇造成，父亲和我们这群儿女从未对她有过厌烦之意，反而加倍呵护怜爱。正因如此，她才能带病延年，比父亲还多活四年。

　　亲爱的母亲！您相夫教养子女的风仪遗爱永留人间，更永怀于您所爱的么儿心田深处。
 
　　陆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