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岸和平协议的由来

　　首先我想要跟各位讲的是，两岸和平协议的构想与提议最早是来自于台湾，并不是中国大陆所提,最早台湾方面抛出这个构想作为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政治议题协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架构或基本的决策与执行体系，是在李登辉总统执政期间，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就是废除临时条款，因为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基本上是内战的延续，在这个架构下我们把对岸当局视为一个叛乱团体，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从中华民国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等于说这是一个脱离内战状态的脉络、一个两岸关系的新的起点。故李登辉主政时期废止临时条款，设立国统会作为制订大陆政策最高指道方针、凝聚朝野共识的决策架构，接下来设立陆委会，再过来是扮演白手套的海基会，因为双方不可能承认彼此为一个政府，所以必须透过授权的海基会来进行事务性沟通与协商，故海基会是一个民间但经过政府授权的中介机构，现今除了国统会没有了，但陆委会与海基会还继续运作。当时并制订“国统纲领”，设立近程、中程、远程。李登辉时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法，是在他接班不久之后开始试图跟对岸高层建立联系管道，建立密使管道，如苏志成、郑淑敏为个人代表，而对岸则主要是委托汪道涵，李登辉在掌权之初仍有国民党内的牵制力量，如非主流派的郝柏村势力，这样一系列的作为事实上是要确立他对大陆政策握有主道权，这也是为了要削弱郝柏村的一个政治手段。

　　在当时的局面，两岸已经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恢复民间某些交流的活动，例如探亲、人员往来的恢复，但没有直接经贸往来与开放三通，两岸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对立与敌意，当时在1992年总统府副秘书长邱进益在陆委会的一个座谈会中，首先抛出“和平协议”的议题，引起骚动，他当时提出：“我们可以研究仿照东西德在1972年所签订的基础条约，与中共签订类似的协定，双方面约束互不使用武力，藉以达到互相承认对方为政治实体，有了这一步，再进而商谈国际外交的分工合作。两德在签署《东西德关系基础条约》后，两德间签订了170多个协议。虽他表示是只是个人的意见，但这絶对是经过默许，即使不是奉命的说话，后来透过不同的消息瞭解到，在密使管道里也提出过解除敌对状态和签署和平协议的议题，所以絶非邱的个人意见，而是李登辉在引道两岸关系的发展、引道对岸的全盘构思的一环。当时抛出“和平协议”的考量，是希望借镜两德模式，启动脱离冷战、脱离内战的新格局的两岸关系，同时摆脱台湾的外交困境，所以当时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希望有所突破，台湾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以现在来看，当时是有点一厢情愿，当东西德分裂要统一时是签署“东西德基础条约”，而且是先签定“东西德基础条约”之后，才开始进行经贸与其他事务的全面交流，然后再签署很多的功能性协议，所以是先解除敌对，确立和平与非武力来解决政治的争端，然后才进入功能性领域的全面正常化，以上是李登辉时期当时参考的一个架构。在这时期，两岸关系也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双方在两岸基本的政治定位有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事后被苏起称之为“九二共识”。1992年确实在香港会谈的后续联系里面，形成了一个“双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然后各自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而且两岸事务性协商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内涵”，这是用一种创意性的模糊绕过很敏感的议题，对对岸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若没有此一前提的共识，对岸不可能跟台湾进入基本的协商，有了“九二共识”后顺利在1993举行第一次的辜汪会谈。但在此之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是急转直下，很吊诡的是，一方面两岸关系在1993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过去从没有这么高的授权代表举行政治协商，而且也确实签署了四项协议，等于说李登辉设立的国统会、陆委会、海基会与国统纲领这个架构，似乎是可以操作的。

　　另一方面，两岸关系的发展究竟是要朝着什么目标与方向前进，以及其他敏感政治议题要如何化解，双方有很不一样的预期。理论上来说，已经制定国统纲领，有了“九二共识”，也举行辜汪会谈，台湾在国际空间上应该可以大步走，而此时，1992年到1993年国民党的权力结构也出现大的震荡，非主流派随郝柏村在立法院改选之后，郝柏村也被迫卸下行政院院长，等于是说，国民党在李登辉主政下，进入一个高度一元化的领道结构，所以这时候他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意志去推动两岸关系，即所谓的“务实外交”，同时，李登辉就发动了重返联合国，这个举动对对岸主政者江泽民是一个非常大的冲撞，就江泽民的理解，台湾是在追求“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这个行为跟“九二共识”与中华民国宪法架构是矛盾的，也引发很大的疑虑，无法理解李登辉是什么意思，即使密使沟通管道都没办法化解疑虑，因这与中国大陆所确立的，以及“九二共识”所确立的基本原则有很明显的紧张关系，随后的千岛湖事件、司马辽太郎的访问到1995年的康乃尔大学访问，这一系列的发展，被解读为江泽民对台政策的巨大危机，为此江遭到内部的批评。表面上看起来大陆与台湾建立新的政治互动准则；另一方面，台湾在两岸关系和解的过程中，却又不断朝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方向前进，对于李登辉的国家认同的倾向对岸开始产生疑虑，尤其是司马辽太郎的访问冲击很大。最后到达临界点的是1995年的康乃尔之行。接下来，爆发台海飞弹危机。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江泽民是被迫采取这种非常强硬的警告措施，另一种是江主动发动来阻止李登辉的进一步行动，目前仍无法判断哪一种说法是正确。

　　但原来江泽民的对台政策是在回应李登辉的两岸和解架构，并一度积极回应“和平协议”，在辜汪会前会，当时中共统战部长王兆国说：“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可签和平协议”，这是针对邱进益提议的官方回应，后来的“江八点”也把这样的善意吸纳进来说：“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这个协议应该就是指“和平协议”。“李六条”也有所回应，所以1995年年初，两岸关系似乎是进入一个良性互动时期，尔后5月李登辉的康乃尔之行，完全破坏了这样好的兆头，“和平协议”的讨论因此无疾而终。之后的两岸关系开始摩擦不断，1998年虽然有“辜汪会晤”情势稍微缓和，但中共已不愿意回到新加坡“辜汪会谈”的位阶，1999年李登辉又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两岸关系跌入谷底。

　　二、民进党执政时期

　　陈水扁第一任期，两岸关系虽然没有突破，但也算相对稳定，他在就职演说中有“四不一没有”的宣示，这个宣示事实上是在美国强力的干预之下所形成的，因为陈水扁刚执政时期对两岸关系不熟悉，对美国的对台政策也是，等于完全是个新手，而且当时美国也很担心中共可能会对政权轮替有过度反应，所以为了确定台湾能平稳的渡过第一次政党轮替，并引道民进党不要往激化两岸关系的方向走，才有美国的介入，“四不一没有”可以说是秘密外交谈判的产物，做为一个阶段性的定海神针，再次把两岸关系从冲突边缘拉回来。但陈水扁到了第二任开始，似乎对深緑的群体有更强烈的回应，也认为中共始终没有善意的回应，但善意跟期待之间彼此落差很大，这是一个彼此主观认知差距的问题，当他在推动和平公投或反飞弹公投的过程，他的很多言论与政策开始偏离“四不一没有”，明显的在推制宪正名。对北京来说，表示根本没有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可能性，连恢复已经中断的协商的政治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北京的对台政策是全面的“反独促统”，“遏制台独”是第一优先，为反制陈水扁推动制宪正名运动，北京则在2005年制订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反国家分裂法”作为回应，而这又是两岸关系的另一个重要转折。

　　两岸关系很微妙，因为当关系看起来是往和解方向迈进时又急转直下，但当关系濒临于兵戎相见时又有可能是柳暗花明的开始。“反国家分裂法”制定后，其实美国相当的紧张，所以美国有一段时间想要促成陈水扁与北京对话，具体步骤就是促成陈水扁与亲民党之间的和解，有一段时间美国人让宋楚瑜相信，陈水扁会委托他担任特使去中国大陆，代表陈去做政治对话，以缓解两岸紧张情势，所以才会出现宋楚瑜与陈水扁的会面并达成一些共识，虽然后来没有朝预期的方向发展。

　　对中国大陆来说，把必要时会用武写入一个强制性的法条里面，是为了展现决心；这个措施也是中共在思考是要继续推出针对性、敌意性的军事演习，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政治性的措施，来让美国严肃的对待，如果台湾一步步的走向法理台独，那中共必然要以非和平手段来遏止，美国就很可能被脱下水，两个核武大国可能军事对抗，但美国是否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还是美国应该要先进行预防外交，也就是危机还没到失控的时候就先把它化解掉，所以“反国家分裂法”也是要让美国知道，不要低估中共用武的决心，也使美国必须施加陈水扁非常大的压力，这也包括宋楚瑜有可能代表陈水扁与中共高层进行政治沟通。

　　也就是因为这种突破性的可能性突然绽现，反而促使连战下了决心要赶在宋楚瑜前往大陆之前，先进行破冰之旅。这个也是特殊的两岸关系里面既必然又偶然碰撞出来的历史转折，就我的瞭解，连战当时对破冰之旅是非常迟疑的，在政治上的利弊得失很难做一个判断，甚至他想过是不是卸任党主席之后再去访问，但若他卸任再去，可能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对岸也不会高度的积极回应，反覆斟酌后，决定提前，幷且他也要求要早于宋楚瑜之大陆行，然后就与胡锦涛形成了一个“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个愿景有五点，第一点是两岸恢复协商，第二点就是把和平协议当做一个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重要关键一步，所以他讲说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避免两岸军事冲突。这是有其逻辑性的，第三点才是进入三通，本来预设是先将两岸的历史包袱甩掉，确认两岸不会以武力相向，然后才放心开展经济、文化、科技等的交流正常化。这个共同愿景在国民党第十七次全代会也纳入国民党政纲，并纳入马英九2008年总统竞选政策白皮书，这是台湾第二次，正式提出或认真思考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从现在回去看胡连会的五个愿景，只有第二个愿景被淡化与搁置，其他四个都已经实现或是现在进行式，所以就值得去思考其原因。

　　三、马英九第一任内

　　马英九第一任的大陆政策指道原则为“不统、不独、不武”，不统的重点是任内不谈统一，不独即不赞成台独或不支持台独，不统是个阶段性的论述，不独是一个原则性的论述，不武就是说双方应该避免军事冲突及排除武力手段来解决纷争。进一步的指道方针，就是“先缓后急、先经后政、先易后难”，这里最关键的就是“先经后政”，经济只是广义，其实是指各种事务性的议题，暂时不处理政治议题，当然也不可能启动政治的对话，这一点其实北京是认同的，因为若真正要进入政治议题协商，很难会有真正的进展，甚至是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波折，反而会影响到在经贸或其他领域里面向前推进的动力，表面上在2009年国民党十八次代表大会，再次将“共同愿景”纳入政治纲领，但基本上对于谈判“和平协议”日趋消极。

　　实际来看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对于“和平协议”的构想的确是偏向于消极的。胡锦涛2008年年底发表“六点意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回顾场景，代表第四代中共领道人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思路有较为完整与成熟的论述，及政策的架构或指道的方针，胡锦涛也认为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主道的对台政策也可以说是个历史机遇，其中的第六点指出：“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作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为有利于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安全顾虑，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我们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论述，过去中国大陆很少针对统一前或是尚未统一的阶段，抛出可以谈政治架构的建议，这是第一次。在最高领道人的重要讲话里抛出，更是不寻常。在这个大脉络下面，胡锦涛的构想是两岸开始探讨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的过程里面，第一步是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安全顾虑，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军事交流，探讨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胡的第六点可以说是延续江八点，但具有更大的弹性与具体的政治提议，这与“胡六点”的“和平发展”主轴是相呼应的。也就是说胡锦涛认为可以把“和平统一”的问题延后，不是当务之急，可以有很长的“和平发展”阶段，在这个“和平发展”的阶段，可以去探讨两岸的政治关系，然后起步可能是“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但有趣的，也是外界很好奇的是，马英九从来没有正式回应过胡的六点意见，虽有间接的回应过，但没有真正逐点或完整的回应，所以说胡抛出一个完整的对台政策论述，与愿景的描绘，但马英九不愿意接这个球。因此两岸高层在“和平协议”的问题上，没有真正的互动与对话。

　　四、马英九第二任

　　马英九在竞选连任时提出“黄金十年、八大愿景”，在第七个愿景为“和平两岸”点到，他说：“未来10年中，应该对两岸在循序渐进的情况下，审慎斟酌未来是否洽签‘两岸和平协议’，此一作法的前提是：第一、国内民意高度支持；第二、国家确实有需要；第三必须在国会监督情况下，才会踏出这一步”。我的瞭解是当初马吴去触及这个问题，是因为过去国民党主动提出过“和平协议”（在2005年连胡会时），也曾经两度纳入国民党政纲，所以谈未来黄金10年，若假装这个议题消失或不存在，总是说不过去，但是要抛出后让外界觉得这个议题在马的任内不可能实行，加上需审慎斟酌，又有三个前提。马一开始的想法是希望将这个议题摆在这个地方，交代一下就好，但没想到却引来媒体的放大解读，这跟原来预设的情况完全相反，外界也强烈反应，所以马英九临时召开记者会，说明达成“两岸和平协议”的三个先决条件中，包括“公民投票”，希望可以即时灭火。马追加的各种先决或附带确保条件，等于完全把未来签署和平协议的可能性关闭，故许多分析家认为，“和平协议”已经胎死腹中。不过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我们仍然可以来探讨到底“和平协议”是否有签署的必要？

　　五、现阶段不需要推动和平协议的理由

　　我们可以将当前各方面主张现阶段不需要推动和平协议的理由归纳如下：

　　（一）两岸关系发展已经超过“和平协议”的阶段

　　我认为马英九自己应该是这样想的，推动“和平协议”原本假设是要搭一座桥，然后其他事情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协商，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但实际上，在没有和平协议的情况下，两岸事务性协商的协议一个个签署，所以可以质疑今天是否需要回过头去说我们还需要搭建“和平协议”这座桥去打开两岸交流新的局面，是否有必要？ 

　　（二）双方已经有广义的和平协议

　　过去签署的16项协议，我们若不要把“和平协议”看做是一张纸，只有几个条文，而看作一个大的架构与两岸互动准则，而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构成部分，像砌砖一样可以一层层的砌，等一面墙砌漆来，就可看做一个广义的和平协议，所以有人主张事实上我们已经有这个基础，因此不需要去签署一份具体的和平协议。

　　（三）双方对和平协议的认知与期待有落差，进行谈判反而突出分歧

　　因“和平协议”具有高度政治性，故一旦签署，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两岸的政治定位，而两岸政治定位就不可能用“九二共识”这么模糊的方式去谈，所以如果一直在进行两岸两会这种协商的模式，暂时可以把有关“一个中国原则”的议题搁置下来，若要进入和平协议，很多根本性的政治议题，不仅是当前的政治定位，包含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些可能绕不过去，所以谈还不如不谈。

　　（四）台湾社会内部没有共识

　　这与第三点是高度连结，包括中华民国宪法到底对两岸关系什么样的定位，緑营跟蓝营的理解也是很不一样，对台湾的未来也有不同的想像，在台湾内部必然会掀起应该怎么签，怎么去处理这些敏感的问题，可想而知会有剧烈的冲突。

　　（五）会削弱台湾的自我防卫意志

　　这是另一个安全的顾虑，将来支持国防建军的意愿可能会更低。

　　（六）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若签了“和平协议”，中国大陆可能会对美国施压，是否继续军售台湾的问题等等。

　　以上，若是从负面的角度或最坏的情况，的确有诸多的理由支撑不签两岸“和平协议”。

　　六、两岸关系已经超越和平协议的阶段

　　前面讲的头两项理由，还可以更具体的去开展，以南北韩或东西德的例子来看，若是视为两岸当局过去为两个交战团体，从交战状态慢慢走向和平，再走向经贸正常往来；或是将两岸比照两个国家之间曾经进行一场战争，必须从停火协议开始，不然就不可能有人员往来，更不用说投资贸易等交流，所以说，在比较常见的历史经验来看，从1949年开始的两岸敌对关系，应该是先从停火协议结束内战状态，接着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然后开始建立军事与安全信任机制，然后再恢复民间交流，这些步骤一一落实之后，才有足够的条件签署一个和平协议，奠定政治互信基础，然后双方才会开展功能性协商，最后是开展经贸正常化、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合作协议，这是一个逻辑上比较合理的发展顺序。但两岸关系很特殊，它跳过许多在正常情况下必经的步骤，它从内战状态直接跳到恢复民间交流；两岸当局都还没有停止敌对状态协议就开始民间交流；在没有经贸协议的情况下，经贸交流从滴涓细流很快增长成一股洪流，之后又跳过和平协议直接签署功能性协议。

　　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就在此，两岸间的贸易全面正常化都还没有达到，可是两方居然开始谈判全面自由化，这也是违反国际惯例的，从来没有两个经贸实体用这样的方式来推动贸易自由化。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片面的限制大陆产品入台，或是说在WTO架构下其他会员国可以享受的待遇东西大陆并不能享受；在一般情况下，对岸应该会要求WTO仲裁；居然中国大陆也暂时不计较，说你慢慢解除就好了，我们还是可以跳过全面正常化阶段，直接全面降低关税，全面开放服务业，甚至我们可以开始谈产业合作，所以这个说明瞭两岸的特殊性，两岸自己走出了一个特别的路径，因此主张两岸关系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和平协议的阶段，是有其道理的，至少从国际上常见历史经验来看，两岸的确很不一样，两岸关系自己有自己的政治逻辑，所以两岸未来是不是要签署和平协议，的确是要摆在两岸的一种特殊的历史脉络下考量，要摆在台湾内部的特殊政治条件下来思考，当然更要把两岸关系未来发展愿景一起纳入考量，然后才能理解到底和平协议的功能，如果我们想引道两岸关系往什么地方发展的话，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是需不需要它来扮演这个阶段的功能，还是我们根本就可以省略掉这个步骤，因为我们已经有功能性的、广义的和平协议，这是另外一种思考。

　　七、赞成推进和平协议的理由

　　另外方面还是有很多学者主张两岸还是要认真思考要不要签和平协议，大陆也有一定的积极性，这理由我想可以归纳成下面这几点：

　　第一、如果有了正式的和平协议，可以给予台海和平一个更好的确保，然后在这文件签署后，可以让大陆正式放弃以武力犯台，双方正式承诺以和平手段处理两岸关系，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正式而且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

　　第二、另外一个赞成签署和平协议的理由，就是它有助于两岸分治现状的制度化、固定化，可以让何时谈判两岸最终的政治安排的问题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所以和平协议等同于某些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例如李侃如）所说的过渡性政治框架(interim agreement)，也就是说透过这个协议，两岸现状可以维持很长时间（例如五十年）不变，把两岸关系最终是要怎么样解决这问题尽可能往后推迟，推辞到下一代去处理，那么两岸和平协议的功能就是把两岸分治的现状固定下来，把钉子把现状钉紧。

　　第三、主张推动两岸和平协议的人更乐观的认为签署和平协议后，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就可能大幅改善，至少这是台湾会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大陆必须要所有善意回应。目前虽然两岸之间有外交休兵，台湾在国际空间上也获得部分的改善，但整体看起来还是很缓步的改善，而且都是属于个案处里，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前，大陆方面不太可能给予台湾一种原则性的突破。

　　第四、主张推动两岸和平协议的人，也是基于一种未雨绸缪的思考，也就说台湾要长期抗拒政治议题谈判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迟早要面对政治议题谈判，未来大陆那边压力会越来越大，大陆也会透过国际社会一起来施压，如果台湾方面愿意先启动和平协议谈判的话，可以用时间换空间。和平议题就可以谈一段时间，而且和平协议可以一定程度的把现状制度化，那么和平协议有助于化解政治谈判的压力，对台湾而言是风险最小的一步，可以缓解压力，可以争取更多的空间。所以第四个赞成推动和平协议理由，也可能是最重要一个理由，就是台湾必须面对一个客观现实，在中国大陆快速崛起的趋势下，台湾的筹码将越来越少，所以如果迟早要面对政治议题谈判的话，早谈一定比晚谈强，而既然要早谈的话，第一个比较适合谈的政治议题就是和平协议，因为不涉及两岸关系更长期的安排。

　　以上是一个归纳，并不是一条完整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应该认真面对和平议题或是反对和平协议的各种理由，但是不管是反对或者是赞成，我们更需要探讨和平协议的内容可能是哪些?因为赞成与反对的人心目中想像的和平协议内涵可能不一样。所以最后签成一个什么样的和平协议，这才是关键，因为赞成和平协议的人，说透过它可以得到什么，你会不会得到，那就要看你是怎么去签这个和平协议；或反过来就，如果担心和平协议会触及什么难题，可能会激化矛盾，会突显分歧等等，也是要看你签了什么样的和平协议，说不定两岸可以有智慧去化解这些难题。

　　八、和平协议的关键内容

　　两岸到底可能签署一个什么样的和平协议，可能会涉及怎么样的内涵，我想可能有几个关键问题是一定要面对的，我们可以想像，和平协议一定涉及两岸政治关系定位，不可能不处理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的这个根本问题，这问题一定要做某种程度的交代，所以在正式条文前面通常会有前言，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签这个和平协议，对历史要有一个交代，然后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种说法，以及对和平协议的宗旨有一种阐述。

　　再来，和平协议一定要面对的第二个议题也很关键，也就是透过和平协议双方是无条件或有条件的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当然对台湾来讲是希望中国大陆是无条件的放弃，很多瞭解中国大陆基本立场的人说，这不太可能，除非在和平协议里面台湾要明确的放弃台独，而且要明确的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否则的话北京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条件下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和平协议里面一个需要慎重处里的问题。

　　再下来的重要议题，就是和平协议会不会涉及两岸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平协议是否可能回避这个问题，值得探究。正常的判断是北京一定会坚持签署一个以和平统一为道向的和平协议，不是两岸未来开放选项的和平协议，是不是这样，这个当然就也会影响到这样的和平协议在岛内会不会获得相当多的支持或者是得到高度共识。

　　再来就是和平协议他是不是有明确的时效，它是有非常长时间时效，还是它是有明确的有效期，如果有明确的时效，就是一种过渡性的协议，台湾方面与大陆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考量可能很不一样，所以这个议题会涉及双方对和平协议功能的不同期待。

　　此外，和平协议一定会涉及一些具体的降低敌对措施，例如敌对性军事部署台湾方面可能具体要对岸撤除飞弹。还有，和平协议也会涉及建立一个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这个机制可以订定的很原则性也可以讲的很具体。另外，双方关心的议题还会包括对外武器采购，台湾方面会希望这个部分是留白的，也就是说还能保留去对外购买武器的权利。

　　最后，和平协议的内容会涉及这个协议要怎么批准，双方的签署与批准是透过什么样的程序，台湾方面通常会说这个协议是政治性的、基本性的两岸协议，可能必须公投，对岸会不会同意这些都是未知数，再来就是他是以什么名义来签署，是比照过去十六项协议，也就是由两会负责人来签署？还是用一个位阶更高的形式去签署，以彰显这两个政治实体之间签署一个更高层次的协议。以上这些大概都是讨论和平议题需要去思考的，也都可能出现很大的争议。

　　九、中国大陆的架构与底线

　　我个人认为，台湾要有个心理准备，如果要去认真面对和平协议，对于中国大陆的底线要有所掌握。第一，江泽民与胡锦涛作为中共最高领道人，在过去曾经做过一些重要政治宣示，就是他们的底线，在和平协议里面他们松动这些底线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一定是在一中原则的基础上去签署协议，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第八条的内容我在这边重覆一遍：“台独分裂是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事实，或者发生将会道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那么台湾有人就会问，如果两岸签署了和平协议，中国大陆是否会废止反分裂国家法，我的判断可能性也不大北京反而会说，只要台湾承诺不会推动任何分裂国家或追求台独的行动，反国家分裂法也就没有启动的可能。总之，我们必须很冷静的去面对中共的底线。

　　十、为何北京有意推动和平协议

　　我们也可以去瞭解一下中共为什么一直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他们有他们的考量，我们可能赞成签署和平协议有我们的构思，但是中共一定有他自己的打算，有一些主观的意愿，他认为透过这个协议的签署，更能确立一个中国原则，就中国大陆跟台湾都同属一国，也就是说这个协议在两岸同属一中问题上可能更明确。其次，通过两边签署上高度政治性的协议，北京可以要确立两岸关系是一个中国内部的事务，反过来说，因为北京一向不赞成两岸关系国际化，反对美国或其他国家介入两岸关系，这个协议对他长期以来的主张，会有政治上的宣示效果。再来，北京也希望透过这个协议去影响台湾内部的民意，可以引道民进党更明确的放弃不切实际的独立建国主张，这些都是北京对和平协议的可能预期。更重要的是，对北京而言任何政治性协议都必须有助于和平统一的长远目标，台湾方面可能会希望把这个协议不涉及两岸关系发展的终极目标，但北京可能是希望是一个有时效性，阶段性的和平协议，而且对于两岸最终要走向统一，也会希望在和平协议里面有某种程度的意向表达，至于这样一种预期会不会达成，北京也可能没有把握。但即使没有办法做到第四点，前面三点能够确立的话，透过和平协议签署，北京还是可以认定两岸关系距离这个最终目标是越来越近，而非越来越远，因此仍是阶段性的重要突破。

　　十一、相关的提议

　　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些学者跟专家也提出很多跟和平协议有关的建议方案，包括邱进益先生，因为他是最早抛出这个议题的人，他这两年也主动去草拟了一个草案，这草案涵盖了我刚刚讲的和平协议里面可能会涉及的内容，提出他的建议跟主张，里面包括：大陆要坚定承诺使用和平手段，台湾要坚定承诺不从事任何分裂之行动，也就是说放弃台独换和平，而且他很清楚主张说签署名义就是以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两边要用这个政府职务去代表。另外，他主张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现状三十年不变，部分的人会觉得说为何不是五十年或七十年，这个都可以去斟酌，我记得邱进义提出三十年，他认为说三十年对岸还有接受的可能性，更长可能就没有。我想他会这样主张其实是有他的考量。另外，他也坚持，就台湾来讲批准的工作需要公投，那当然也是一种有现实感的一种主张，因为你大概很难有这样的内容而坚持说不需要公投，至少在现实的环境中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与热心人士提出与和平协议有关的建议，例如曹兴诚的和平公投法，这个我们暂时不谈，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交换意见。还有超越现状的主张，例如张亚中和黄光国的“一中三宪”，那这个一中已经跳越了现状。他们之所以提出超越现状的主张，是认为接下来台湾真的要去思考的，已经不是和平协议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巩固现状的协议，而是你要真正去引道两岸关系往一个长期的目标去走，虽然会有过渡期，但是台湾还是必须有全盘性的思考，先思考长远目标纔来规划过渡阶段。他们起初是主张，其实台湾可以重新主张，超越九二共识，将两岸关系界定为两个宪政实体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整个中国的屋顶。这两个实体的整合虽然不是两个国家之间整合，但未来仍可借镜欧盟模式，也就是透过签署一系列的协议，来逐渐搭建体现一中的第三个宪法，这个第三宪，在欧盟架构下就是欧盟宪法，如果两岸之间，就是政治性的协议，这些政治性的文件从第一个开始，可以逐渐扩充为第二份、第三份，就是他们所谓的逐渐去充实一个中国屋顶，来界定两岸之间的一些基本的政治关系跟政治互动准则，也设定共享国际参与空间的一些准则。有人说他们主张太超前，台湾社会内部连讨论和平协议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不用讲更长远的政治目标。

　　十二、两岸可先行处理的政治议题

　　还有一些人认为，即使暂时不处理和平协议问题，也还有很多可以先个别处理的政治议题，比如说透过于两会，可以讨论互设半官方的代表机构，海基在大陆设办事处，海协在我们这边设，那么这两岸关系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然后马英九一再强调两岸要怎么形成一个“互不承认主权、但要互不否认治权”的默契，但这个理念大陆接不接受还可以打个问号，不过在某个程度来讲，事实上互不否认治权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因为过去四年签署16项协议每一项都涉及公权力，都涉及到你对另外一边的管辖权事实存在的一种承认，即使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承认，所以怎么样把这个互不否认治权的理念更完整的发展出来，形成更具可操作性的两岸关系定位，这也是当前可以推进的议题。此外，两岸也可以在没有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先启动军事安全互信，甚至启动两岸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海上救难、救灾、反恐。同样的，两岸也可以正式商谈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安排，也许政府间国际组织比较困难，因为涉及到主权，涉及到会不会形成到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问题，但是在国际NGO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突显。当前，两岸在国际社会的摩擦，很多是在非政府国际组织里面，两岸可以形成默契，让双方都成为正式会员，如果可以的话，台湾的会籍在名称上，要做什么弹性安排，双方达成一些原则性的默契，然后这些默契可以普遍适用于各式各样类似性质的国际NGO。此外，两岸在短期内可以处理的政治议题，还可能包括双方在南海跟钓鱼台问题找到一些默契。另外，也不排除双方可以探讨在民用核能跟航太领域的合作，不过这两个议题跟军事合作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也是高度敏感，也许目前还不成熟。上述这些提议，就是认为和平协议太抽象、太原则性，还不如让双方从具体议题来寻求两岸关系往前发展的动力，也许也是一种务实的作法。但整体上来讲，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台湾在和平协议问题上慢慢从主动变成被动，从积极变成消极。

　　十三、两岸关系的隐忧

　　整体来讲，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隐忧，是台湾在面对两岸交流上比较缺乏信心。所以对于陆资、陆客和陆生，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希望它缓慢开放，或是设定很多的限制，似乎台湾整个社会的氛围不太愿意，也不想讨论两岸关系的未来。说得严重一点，是心理上的集体逃避，因为统似乎就是被统，而独也独不了，所以就是希望维持现状。最近民调也是显示希望维持现状的人占决大多数，也就是说没有台湾面对未来没有任何正面的主张，也可以说我们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但是台湾要什么呢？台湾内部没有一种正面的动力去面对它。在这样一种缺乏信心，然后对未来不愿意进行想像，也不愿意正面思考，就会进入一种进不敢攻，退无法守的陷阱。

　　所谓进就是说，对于两岸的未来你希望去追求什么目标，假定这个方向是两岸之间逐渐走向整合的话，那你就会比较大胆的说，未来两岸所有潜在的合作机会我都要去试图尽可能发掘出来并掌握它，但台湾现在又是欲拒还迎。一方面排斥和平统一，因此不太敢去攫取那些合作机会，可是另一方面又很难摆脱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而且依存关系越来越不对称，已经越来越明显。而台湾自己的经济优势能维持多久也是一大问号。我们的高科技代工业也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了。我们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前面是韩国，它在台湾很多关键的核心产业上跟我们完全正面交锋，而且日居上风。如面板、记忆体、智慧型手机等。连日本都已经被它挑战。而后有追兵则是，中国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从智慧型手机前有韩国、美国制品，而大陆也出产自己本地机种。所以台湾经济的竞争力及领先优势还可以维持多久，而且我们还有人才流失的问题，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隐忧。而且面对这些问题，台湾在国际跟两岸间，要有全盘的部署，台湾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更有利于推动产业转型或是提升竞争力的外部条件，台湾必须主动而积极。

　　更让我们担心的，长远来看美国为了减少与中国大陆的战略摩擦，迟早可能会放弃台湾。今年二月份Brzezinski在他的新书“战略视野——美国及全球权力危机”中列举当前全球八大地缘政治乃像是濒临絶种的物种，八个中台湾就是第二个。台湾的地缘政治价值在于延续着冷战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台湾作为美国东亚战略下的棋子，其价值必然日趋没落。除了他以外，倡议放弃台湾的言论从去年到今年在美国外交界此起彼落，虽然没有形成主流意见，但也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讨论这一议题，所以台湾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说有一天美国为了让中国接纳它在东亚仍旧是一个安全秩序主要的建构者或者至少是一个共同管理者，在这个架构之下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可以牺牲的筹码，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最后我认为，从李登辉执政的后期一直到现在，台湾内部发生的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台湾的主体意识和主权意识越来越牢固。按此趋势发展下去，那这跟中国大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跟大国意识之间的碰撞，也可能很难避免。如果这个趋势是按照现在的方向，迟早会让中国大陆对台湾失去耐心，这些都是我们的隐忧。因此台湾内部若不能针对这些真正远忧进行一些认真的讨论，我们有没有可能主动去引道两岸关系和国际环境未来的变化，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和平协议必须摆在这个脉络下，去讨论其利弊得失，以及如果要签的话，它应该放在什么样的整体战略目标之下，而不是将它孤立来讨论。

　　朱云汉  (中研院政治所特聘研究员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