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自1992年开始迄今在中国大陆打拼了20年的台商，我也是中国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的硕士，并在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班研究过，同时曾在台湾各大专院校讲授“大陆问题研究”课程，我对中国的复兴与崛起，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情系、关注、观察与体验。为了纪念我的父亲，为了回馈母校，以及回馈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晓峰先生对我的培育与厚爱，我与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邵宗海教授研商成立了“陈道元人文社会科学大师讲座”，请邵教授规划并主持一系列专题讲座，邀请台湾各大学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索两岸关系与中国的复兴。

　　以我的观察，在新世纪中，两岸关系、台湾前途、亚太变局，都与中美博奕有关。任何相关的思考与拟议，如果脱离了中美大博奕的形势框架，恐怕都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就此而言，衡量到中国与美国在新世纪中国家气势的消长，维持了约一甲子的两岸现状，或将出现根本性或结构性的变化，说得直白一点，两岸之将和平统一，或迟或早，应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因而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去探索有关“和平协议”等一系列的课题，为两岸双方的互动与谈判及整体中华民族的复兴集思广义，已是一个无可回避且又具有高难度的巨大挑战。

　　具体而言，两岸关系今后的发展可以而且应该有三个阶段的观察与思考：(一)统一前；(二)统一中；(三)统一后。

　　就“统一前”的现阶段而言，必须客观注意到两岸互动在经济与政治整合上存在的、而且益发明显的分殊趋向——经济的整合度与日俱增，政治的认同感却与时俱降。这种现象与趋势如未能有效扭转，不仅不利于走向统一，即使真的统一了，也将面临诸多困扰。形成此一现象的原因或不祇一端，但中国大陆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落后，恐怕是主要关键。

　　就“统一中”的阶段而言，两岸双方的重大考验是“仁”与“智”的修为。孟子说：“唯仁者能以大事小；唯智者能以小事大。”惟大、小之间，并非绝对。台湾更多地需要智，但有时也需要仁；大陆更多地需要仁，但有时也需要智。仁、智双修，水到才能渠成。

　　渠成之后，就是“统一后”的阶段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世纪复兴而言，统一不应仅是一个目标，而且也应是一个手段——是一个更有利于全中国现代化崛起的手段。
台湾之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作出起码三个贡献：一是对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提供的资本、技术与管理；二是在新世纪中美亚太博奕中，有利于中国突破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第一岛链的封锁，使中国直出太平洋，成为一个真正的太平洋国家；同时亦有利于中国与邻国在东海及南海的主权争议中取得更有利的地缘优势；三是为中共十八大之后可能积极推动的包括政改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个在中国范围内总结出来的台湾经验，成败得失，俱有参考价值。

　  “陈道元人文社会科学大师讲座”圆满落幕，各位专家学者在讲座中提出的真知灼见，相信必能为两岸的和平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作出贡献。是为序。

                                                                                        庆堂集团总裁　陈金龙

                                                                                     2012年10月1日谨识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