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南海交通形成的时期。徐闻在西汉是南海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在东汉仍然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在中外交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汉代徐闻的战略地位，汉代徐闻与东海和南海的交通贸易等问题作一些粗浅的论述和分析，进而阐明其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雷州半岛属于桂林郡管辖。(此处采用蒙文通先生观点，参见《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谭其骧先生认为雷州半岛属秦象郡管辖，见谭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7—8页。《盐铁论·力耕篇》云：“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此足以证明雷州半岛在秦朝时属桂林郡。秦末，南海尉赵佗逐渐控制了岭南三郡的军政大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遣兵灭亡了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进行管理（海南岛上的儋耳、珠崖二郡后来先后罢弃）。在此后的300多年时间里，整个雷州半岛一直属于汉代的合浦郡徐闻县管辖。公元前106年，武帝分全国为13州，各州置刺史一人行使监察职能，岭南九郡归交趾刺史部。汉代的合浦郡下辖5县：徐闻、合浦、高凉、临允（东汉改称临元）、朱卢（东汉改称朱崖）。管辖范围除雷州半岛外，还包括今天广西的邕宁、横县、玉林，广东的高州、新兴等地。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首县，即郡治所在地。到了东汉，合浦成为合浦郡的首县。

　　徐闻位于雷州半岛的南端，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汉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汉朝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书·地理志》：“自合浦徐闻南人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 可见西汉人是以徐闻为出入海南岛的门户，对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是很清楚的。每当海南岛和交趾等地发生动荡，汉朝大都以徐闻、合浦作为用兵的大本营和军事基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 交趾女子征侧征贰起义，“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鄣溪，储粮谷。”\[1\]十八年（公元42年），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前去平息。“军至合浦而（段）志病卒，诏（马）援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2\]很快镇压了这次起义。陈玉龙先生认为“ 合浦是当时两粤通交趾之咽喉……马援入交，主要靠的是海路”\[3\]。所言极是。而这里的合浦指的是合浦郡，也包括徐闻在内。

　　公元前111年设置的朱崖郡、儋耳郡，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先后分别于公元前82年、前46年罢弃。但朝廷认识到海南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仍然在与徐闻隔海相望的朱卢保留县治，并把合浦都尉设立在那里，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关于朱卢的地望，徐松石先生最早提出朱卢在海南岛北端，见《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4页附图。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言其不详，待考。1983年在海南岛乐东县出土了一枚西汉银印，印面篆体“朱卢执圭”四字。陈高卫（《西汉“朱卢执圭”银印小考》，《人民日报》1985年6月10日）、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王克荣（《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页）、杨式挺（《“朱卢执圭”银印考释——兼说朱卢朱崖问题》，《海南民族研究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据此印均认为朱卢在海南岛。谭其骧先生（《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则认为朱卢在今广西博白至玉林一带，黄展岳（《“朱卢执圭”印和“劳邑执圭”印——兼论南越国自镌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到东汉，朱卢改名朱崖，不再是都尉治所，但县治不变，仍隶属于合浦郡。在海南岛上设立一县，归琼州海峡对岸的合浦郡管辖，是很值得注意的，此举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琼州海峡的安全和畅通，充分说明瞭汉朝政府对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种做法也为三国时期统治岭南的吴国所效仿。“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4\]

　　二

　　珍珠在中国人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在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诸多领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无不以珍珠作为喜爱和追求的对象。到了汉代更是如此。秦始皇经略岭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5\]。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的诏书中提到京师甚至出现“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的局面。\[6\]张衡、繁钦、曹植等诗人的作品中，以及大量汉魏乐府诗歌中都有对珍珠的描写。先秦以来，岭南就是著名的珍珠产地，番禺则是《史记》中唯一提到的珍珠汇聚的都市。\[7\]汉代徐闻所在的合浦郡，是岭南最主要的珍珠产地，也是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采珠业和商业贸易十分活跃。《汉书·王章传》云：“王章……为京兆尹……为（王）凤所陷，罪至大逆……死。妻子皆徙合浦……凤薨后，弟成都侯（王）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 查《汉书·百官公卿表》王章下狱死于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 年），王商任大将军是在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王章家属就是在9年期间靠采珠致产百万的。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当时采珠业和商业的繁荣可想而知。合浦人还有一套采珠的絶技。《艺文类聚》84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载：“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合浦的珍珠，自古以来一直是当地向朝廷进贡的贡品，也成为地方官员搜刮掠取的对象。《后汉书·贾琮传》曰：“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珠、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合浦发达的采珠业还面临着邻郡交趾郡的竞争。大约在汉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6-144年），循吏孟尝担任合浦太守。《后汉书·循吏传》：

　　（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

　　贪婪的地方官员强迫过度采集珍珠，导致合浦的采珠业迅速萎缩，“珠遂渐徙交趾郡界” 。孟尝出任合浦郡太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终于使“去珠复还”，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局面。孟尝为保证郡内采珠业和商业贸易的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理所当然受到百姓的怀念和爱戴，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东汉历史上著名的12位“循吏”之一。

　　从西汉后期开始到整个东汉，岭南的合浦、九真、日南三郡就逐渐成为犯罪朝臣家属的流放之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更有大批士人南逃交趾。交趾地区不仅云集了大量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士，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胡商。《高僧传》中的中亚名僧康僧会的父亲就是这时“ 因商贾移于交趾” 的。当时的岭南由担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家族统治。士燮的弟弟士壹任合浦太守，其他两个弟弟分别领九真太守和南海太守。“ 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罄，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 \[8\]这里的“胡人” 许多是来自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人或传教者。在士燮家族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岭南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兵荒马乱的中原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士燮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当年南越国的创立者赵佗。徐闻及其合浦郡自然也是一派盛世景象。合浦太守士壹为了讨好吴王孙权“时贡马凡数百匹”。合浦郡的农牧业并不发达，这数百匹马可能是通过贸易获取的，很可能是珍珠贸易获取的。到3世纪以后，合浦的采珠业仍然十分发达。《晋书·陶璜传》：“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唐刘恂《岭表録异》云：“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池虽在海上，而人疑其底与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测也。耆旧传云：太守贪，珠即逃去。”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9\]。充分反映出徐闻在汉代的繁华景象。有的学者依据这段材料，撰文认为在徐闻设立的左右候官“很可能即为见于史载的我国最早海外贸易管理专职官员”，进而得出“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员创置于汉代”的结论。\[10\]实际上，这里的“官”是官署的意思，而不是官员的意思。从上下文来看，“积货于此” 的“此” 正是指候官官署。如果理解为官员，就无法解释这句话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汉代“工官”、“铁官”、“盐官” 中的“官” 字都是官署的意思，而非官员之意。\[11\]无论是两汉的史书中，还是出土的大批汉简中，“候官” 只有两个含义，其一指郡都尉府所属的下一级组织；其二指候官官署，也就是候官治所。汉代郡太守以下的军事组织，有都尉、候、候长、燧长四级官吏，其治所分别称府、候官、部、署。每个都尉府一般下属大约五个候官，候官的长官称“候”，秩为比六百石。这些陈梦家先生在其《汉简缀述》中已有精辟详尽的论述。虽然陈先生所探讨的是西北边郡的情况，但基本上也同样适用于其它地方。陈梦家先生归纳的张掖部都尉系统包括：（1）候望系统；（2）屯兵系统；（3） 屯田系统；（4）军需系统；（5）交通系统。其中军需系统就包括仓、库。再来看汉代的合浦郡，《汉书·地理志》记载朱卢为都尉治所，应该下属若干个候官，应该具有候望、屯兵、军需、交通等系统的职能，与西北边郡相比，可能只是没有屯田系统。《元和郡县志》中的这段记载，完全符合陈梦家先生的论述。徐闻的左右两个候官，堆积了许多货物，进行商贸活动，正是其军需职能的延伸。这里的军事形势远远没有西北边郡那样紧张，侯官的设置数量也较西北为少，利用候官的仓库，囤积货物，进行贸易，是完全可能的。

　　三

　　汉代徐闻县城的地理位置，从《汉书·地理志》看，应是一个港口。经广东省博物馆考古发掘调查后认为，应位于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中部偏西的海边。\[12\]汉代交趾——徐闻——番禺之间的水上交通十分频繁，堪称一条“黄金水道” 。在这条繁忙的航线上，官船、战船、商船络绎不絶。形形色色的人物，官员、将士、商人、僧人、逃难者、罪犯家属出入于徐闻港。《初学记》卷6引谢承《后汉书》云：“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即南海）出入。” 这七郡之中，郁林、苍梧两郡的贡物是沿西江而下，经南海郡的番禺，再沿海东上。其余四郡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的贡物，都要经过徐闻，或从徐闻出发。汉武帝时设立的珠崖郡（公元前110—前46年）和儋耳郡（公元前110—前82年）在废弃前贡献的船只，可能也要经过徐闻港。古代的船只，沿海航行时，要不断靠岸，补充淡水和食物。这些郡县贡献的主要物品有如下几类：

　　1.广幅布

　　《后汉书·南蛮传》曰：“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关于“广幅布”究竟是什么？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棉布，\[13\]有的认为是木棉织品。\[14\]有的认为东汉以前我国还不知道棉花和棉布，木棉织布可能是一种讹传。\[15\]

　　2.珍禽异兽

　　珍禽异兽历来是各地向皇帝进献的重要内容，汉朝也不例外。《汉书·南粤传》记载赵佗献文帝的礼物有“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颜师古注曰能言鸟即是鹦鹉。\[16\]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九真献奇兽”。古人也不清楚这里的“奇兽”到底为何物，有的说是白象，有的只说是“驹形\[麟\]色，牛角”\[17\]。

　　3.明珠、翡翠、玳瑁、犀角、象牙等珍宝

　　“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18\] 岭南的珍宝特产，是朝廷喜爱的贡品。

　　4.水果

　　《后汉书·和帝纪》：“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同卷注引谢承书曰“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橘子也是岭南的贡品。《太平御览》卷626引杨孚《异物志》云：“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

　　东汉末年，士燮家族控制交趾，“燮每谴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19\]这段材料正好概括了岭南向朝廷贡献物品的主要内容。这里要指出的是，以上这四类贡品之中，前三类一般要走海路，第四类贡品，为了减少运送时间，保证水果的新鲜，而改走陆路，由驿马转送。杜牧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的描写，在汉代就已如此。《后汉书·郑弘传》云：

　　建初八年（公元83年），（郑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在公元83年后岭南与北方的交通主要是经零陵、桂阳沿陆路北上而不是海路，因为陆路要比海路安全得多。\[20\]笔者不以为然。事实上，郑弘所奏开的零陵、桂阳峤道在公元83年以后，并未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后汉书·和帝纪》注引谢承书：

　　（和帝时期，公元89—105年）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桂阳郡）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絶。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絶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 （和）帝从之。

　　可见，这条陆路也并非坦途。直到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桂阳太守周憬疏浚六泷，夷高填下，截弯取直，整修的似乎也与这条大道有关。(《隶释》卷4.东汉桂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州。从郴州入粤可越骑田岭或都庞岭，再沿武水或连江南下至广州。连江绕道而武水捷径，故商旅往来多沿武水。但武水穿越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坪石至乐昌一段，号称六泷，最为险恶。参见李绪柏：《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即峤道开后，海运亦未必能废，此不过盛夸郑弘之功耳。”\[21\]即使在公元83年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以后，岭南交趾、徐闻、番禺至北方的近海交通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到了东汉灵帝以后，随着大批中原士人浮海交趾，以及东吴政权的兴起，这条近海航线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荣。

　　四

　　徐闻与北方的近海航线由来已久。岭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越人的活动区域。“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22\]《越絶书·记地传》言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自古以善于造舟，习于水上活动而着称，从而形成了一条东起会稽，南至交趾的以越人为主体的近海航线。这条航线甚至延伸至台湾和日本。越人与倭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倭人与越人一样，善于水上活动。先秦时期，倭人的分布非常广泛。“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23\]许慎《说文》第五篇下指出“郁鬯，百草之华，远方郁人所贡芳草，合酿之以降神。郁，即今郁林郡也”。这里的倭人就是指居住在汉代郁林郡的郁人。在汉人的心目中，日本在浙江、福建以东的大海中，离海南岛很近，风俗也相同。“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24\]徐闻所在的合浦郡，正处在郁林郡与海南岛之间，当然会有倭人的足迹。徐松石先生认为“粤语倭，郁两音很近”，日本民族的起源与越人有关，\[25\]是很有见地的。1973年至1974年清理的徐闻后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较为先进的有锻銎铁斧5件，凿2件。\[26\]类似的锻銎铁器在西汉前期的广州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了7件，在福建崇安西汉城址，以及中原许多地方也有出土。同一时期日本弥生时代也出现了锻銎铁器，无疑是从中国大陆流传过去的。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的锻銎铁器在东南沿海的出土相对较多，因此，中国东南沿海同日本列岛之间的文化联系不可忽视。\[27\]自然界的季风，客观上也加强了岭南与日本的交往。直到七、八、九世纪的唐代，日本许多遣唐使的船只就曾被风刮到海南岛、越南等地。鉴真东渡，也有一次被海风刮到了海南岛。徐闻东汉晚期墓葬中和同一时期日本弥生时代的墓葬中都有锻銎铁器的出土是很自然的。

　　与北方的近海航线相比，徐闻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更为重要，也更为引人注目。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后，在其地设九郡进行管理，为海外交通创造了条件。汉朝在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后，又开辟了南海交通。《汉书·地理志》：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藕，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早已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丝绸经过南海出口的最早记録。\[28\]徐闻成为汉使“入海市明珠、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三大港口之一。汉使所到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皮宗”等地的地理位置，学术界至今尚有分歧，但都不出南亚、东南亚地区。(学术界关于汉使所至国家地区的分歧和争论，请详见周连宽、张荣芳：《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载张荣芳《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24页。从西汉末年开始，到东汉末的近200年时间里，南亚、东南亚等地甚至罗马帝国的使者或者假冒使者名义的商人，纷纷前来朝贡或贸易，在合浦、徐闻等地弃舟登岸。根据文献记载，公元1至2世纪，通过南海来汉朝朝贡的外国使者或商人达12次。这些使者或商人分别来自越裳氏（今越南境内）、黄支国（今印度东海岸，一说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究不是（今柬埔寨境内）、叶调国（今印尼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掸国（今缅甸境内）、天竺（今印度境内）、大秦（罗马帝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天竺国……和帝时，数谴使（经西域）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59、161 年），频从日南缴外来献。”\[29\]由于西域交通在东汉中期以后受到阻塞，天竺国与我国的交往被迫从走西域道而改为走南海道。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南海交通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自日南缴外贡献，这是公认的有史以来中西方首次直接通使。大秦使者（或假冒使者名义的商人）第一次来华是沿南海道，而不是陆上“丝绸之路”，絶非偶然，其原因令人深思。(只有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大秦使者是由缅甸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经云南来华的。见藤田丰八着，何建民译，《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39页。

　　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比，民间贸易历史更为悠久，对两汉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更大更为深远。正如吕思勉先生云：“以海道论，《史记·货殖列传》谓南海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后世西、南洋物也，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30\]许云樵先生亦云：“按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官方虽出政治作用，民间则受经济支配。”\[31\]1973—1974年在徐闻发掘的51座东汉墓，虽然多属小型墓葬，墓主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也出土了珠饰308颗，其中琥珀1粒，玛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玻璃珠127粒，其中有不少应是由海路输人的。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出土的一件公元1世纪的薄緑釉陶魁，器形不仅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32\]而且与徐闻比邻的合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陶魁极为相似。\[33\]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出土了大量汉代陶器和陶片，器形和纹饰图案风格与广东沿海汉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34\]这些都是民间南海海外贸易的历史见证。

　　马雍先生曾这样评价交趾郡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交趾在东汉时为南方对外通商一大口岸，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35\]与交趾比邻且隔海相望的合浦、徐闻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汉代徐闻在军事战略、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地位十分重要，值得进一步研究。

　　张荣芳（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永卫（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后汉书·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后汉书·马援传》。

　　\[3\] 陈玉龙：《历代中越交通道里考》，《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4\] 《初学记》卷八引《交广二州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5\] 《淮南子·人间训》。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

　　\[6\] 《后汉书·安帝纪》。

　　\[7\]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8\] 《三国志·士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

　　\[9\] 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卷三，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87页。

　　\[10\] 王杰：《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员创置于汉代》，《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1\] 参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508、509页。

　　\[12\]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13\] 钟遐：《从兰豀出土的棉毯谈到我国南方棉纺织的历史》，《文物》1976年第1期。

　　\[14\] 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文物》1979年第8期。

　　\[15\] 孙毓棠：《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5页。

　　\[16\] 《汉书·武帝纪》及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

　　\[17\] 《汉书·宣帝纪》及注。

　　\[18\] 《后汉书·贾琮传》。

　　\[19\] 《三国志·士燮传》。

　　\[20\]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128页；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

　　\[21\] 吕思勉：《秦汉史》下册，台北开明书店1969年版，第602页。

　　\[22\] 《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

　　\[23\] 王充：《论衡·增儒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5页。

　　\[24\] 《后汉书·东夷传》。

　　\[25\] 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9页。

　　\[2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

　　\[27\] 云翔：《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銎铁器》，《考古》1993年第5期。

　　\[28\] Yu，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m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7，p175.

　　\[29\] 《后汉书·西域传》。

　　\[30\]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30页。

　　\[31\] 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1年版，第13页。

　　\[32\]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33\] 《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34\] 唐星煌：《汉晋间中国陶瓷的外传》，《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35\]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9页。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雷州文化研究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