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岛位于我国大陆最南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我国海上贸易的始发港所在，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先后出现过3个重要的港口，即西汉时期的徐闻港、唐宋元明时期的雷州港和清代的赤坎港。3个港口，特别是西汉徐闻港和唐宋元明时期的雷州港的位置，或说是前后相沿，位置不变；或说是由南向北，发生迁移。本文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徐闻和雷州二港的位置进行考察，阐述二港位置的变化与地理环境变迁和区域经济开发之间的关系。

　　一、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港徐闻港的地理位置

　　《汉书·地理志》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如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海上航线。这条海上航线的起点分别是徐闻和合浦。

　　合浦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北，为南流江入海处，没有疑义。但对于徐闻港的地望，却一直存在争论。一种意见认为西汉的徐闻港在雷州半岛东岸的今雷州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雷州半岛南端的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一带\[1\]。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西汉的徐闻港应在今徐闻县。

　　徐闻县始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汉志》虽未明确指出首县即是郡治，但从其记载体例来看，首县徐闻即是合浦郡的郡治。作为郡治，应在所在区域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就汉代而言，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便是其处于控制珠崖、儋耳和交趾诸郡的前哨。徐闻与海南岛仅隔一琼州海峡，“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2\]。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南粤，设南海、苍梧、交趾等郡，次年又派遣军队自徐闻入海，将海南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设立儋耳、珠崖二郡。但汉政府在海南的统治并不稳固，海南“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率数岁一反”。这些反叛必然要遭到汉朝军队的镇压，而西汉政府也只有在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建立军事基地，才能保持对海南诸郡的强大压力，并在事发时能够及时出兵评判。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三国吴时期。吴为了恢复在海南岛的行政统治，于赤乌五年（242年）秋七月派兵三万讨珠崖、儋耳，并于徐闻县立珠崖郡。\[3\]虽然三国吴此次出兵的下海地点文献阙载，但从在徐闻县侨置珠崖郡来看，徐闻仍保有作为控制海南岛的作用。因此西汉的徐闻县不可能位于雷州中部的海康一带。

　　军事集结地和政治中心的确立，必然使之成为当时对外贸易和交往的一个重要港口。《元和郡县图志》载：“汉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4\]。候官是西汉政府设置的军事职官，但因为徐闻港外贸发达，其职能已演变成对外贸易的专门管理。

　　其实，历史文献对西汉徐闻地望的记载是相当明确的。《元和郡县图志》云：“徐闻县，本汉旧县也，属合浦郡。其县与南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去约一百里”\[5\]。登迈当作澄迈，在今海南省澄迈县东北，徐闻县与之对岸，且相距约一百里，应就在今徐闻县附近。《读史方舆纪要》更进一步载：“徐闻旧县，在（徐闻）县西北，汉初置县于此，晋宋以来因之，梁陈间并入徐康县，隋改隋康，唐曰徐闻。城邑考：县城旧在讨网村，元至元二十八年迁于宾村，俱无城，正统中始筑土城”\[6\]。也就是说，徐闻县自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以后，除在梁陈间一度并入徐康县外，直到元至元二十八年迁至于宾村前，县治所在地一直没有变化。

　　汉代的徐闻港位于今徐闻县境，不仅有历史文献记载可考证，从当地的自然条件来看，也是适合成为一个港口的。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一带，为一半岛形岬角，处海上丝绸之路前沿地段雷州半岛的最南端，面向琼州海峡，前有三个小岛屿（三墩）作屏障，宜于船舶停靠和避风，港湾北面有宽阔的海边二层台地，附近有淡水那捍溪、讨网溪，三墩上有淡水井，可积货物，建房舍，供水民用\[7\]。因此，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今天徐闻县治地处内陆，没有海岸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在今二桥、南湾村一带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遗址和文物。1990年，在二桥、南湾村面向海湾的第二台地进行考古发掘，在汉代文化层内发现灰坑、水井、墙基、柱洞，出土有“万岁”瓦当、卷云纹瓦当、大量绳纹瓦、印纹砖和铜质龟钮十字格“臣固私印”等，说明这里是一处规格较高的西汉建筑遗址。此外，文物普查发现，二桥、南湾、仕尾村周围，东尽五里乡，西至华丰岭，北至城南乡，汉墓特别集中，超过200座，约占徐闻县已发现汉墓的2/3，华丰、二桥、港头、城南等地还发现10多座乃至数十座相连的汉墓群。这些墓葬虽然规模不大，多为平民墓，但往往有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紫晶珠、琉璃珠、银珠、檀香珠和玉石出土\[8\]。这些都表明，这一带应是当时的县治所在，并与海外有着频繁的贸易交往。

　　二、唐宋元明时期雷州港的兴起和衰落

　　两汉以后，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以及地理区位条件的变化，徐闻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地位逐渐被番禺港（今广州港）取代\[9\]，但雷州半岛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并未随之消失，位于雷州半岛中部的雷州港在唐宋时期仍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对外贸易港口。

　　雷州港，古时又称海康港，位于雷州半岛中部雷州湾南渡河港头一带，即今雷州市。雷州湾外有东海岛、硇洲岛等海岛为天然屏障，避风条件好；港内水域相通，港池开阔，航道水深，且有南渡河、通明河、武乐水三条内河通往港口，海运和内河航运相连，形成港口的条件甚至还要优于徐闻港。但如上所述，由于在当时条件下其军事地理位置不如徐闻，所以在较长的时期并没有发展成一个重要的港口。

　　雷州港是随着中原王朝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逐步巩固和雷州半岛的不断开发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对于海南岛及周边地区的统治较秦汉时期明显加强，特别是海南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已成为中原王朝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隋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林尘三郡，唐代海南岛属岭南道，唐王朝于其上置崖州、儋州、振州和万安州。入宋以后，海南岛属广南西路，宋于其上设置琼州、昌化军、万安军和珠崖军（南宋改称吉阳军）；元属湖广行省，元王朝于其上置干宁宣抚司、南宁军、万安军和吉阳军；明清皆属广东省，于其上至琼州府\[10\]。对海南岛及周围地区统治的巩固，使得徐闻地区突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随之消失。

　　与此同时，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迁入，雷州半岛的人口也逐渐增加，雷州半岛开发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增强。据统计，西汉元始二年（2年）雷州半岛的人口密度仅有14人/平方公里，到唐天宝元年（742年）上升到26人/平方公里，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上升到157人/平方公里，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更进一步上升到282人/平方公里；垦田面积则由元代的5586顷增加到明洪武二十四年的11345顷\[11\]。虽然缺少更详细的史料说明雷州半岛开发的具体进程，但唐宋以后雷州半岛开发的重点在半岛中部海康一带无疑是肯定的。宋元明三朝，雷州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和水利建设活动。南宋绍兴年间，何庚任雷州知州，“修水利，筑堤以溉东洋之田凡数千顷，皆成膏腴”。元大德年间，乌古孙泽任海北海南道廉访使，“在雷州教民浚故湖，筑大堤，堨三溪，潴之为斗门七，为渠二十有四，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腴”。明洪武初年，李希祖任雷州府通判，“筑围岸，开田万顷，岁获丰熟，民赖其利”\[12\]。由此可见，雷州半岛垦田面积的增加主要是在中部海康地区。另外从县的设置和分布情况也能看出雷州半岛的开发是由南向北逐渐展开的。两汉时期雷州半岛仅设置一县，即徐闻县。南朝梁时，于雷州半岛北部今遂溪和湛江一带析置椹县和扇沙县。\[13\]入隋，雷州半岛上共置有4县，分别是隋康（今徐闻）、海康（今海康）、铁耙（今湛江西南）、扇沙（今遂溪）。唐代调整为3县，分别是徐闻、铁耙和椹川（今遂溪西）。北宋时期，对雷州半岛上的县级行政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省并，只设海康（今海康）一县。但到南宋，雷州半岛又设置海康、徐闻（今徐闻西）和遂溪（今遂溪）三县，直至明清，没有变化。\[14\]由此可见，在两汉时期，雷州半岛的开发重点在半岛南端，南朝时则推进到半岛中部和北部，到北宋时，半岛中北部的开发程度已远远超过半岛南端，此时在半岛只保留海康一县即是明证。

　　《读史方舆纪要》载：“（雷州）府三面距海，北负高凉，有平田沃壤之利，且风帆顺易，南出琼崖，东通闽浙，亦折冲之所也”。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随着岭南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从隋代开始显现。隋代于此正式置海康县，并成为合州治所在地，开始取代徐闻成为雷州半岛的政治中心。自此以后，这种区域政治中心地位一直没有变化。“（海康县）附郭，汉徐闻县地，属合浦郡，隋析置海康县，为合州治，唐为雷州治”\[15\]。入宋元明清，海康县继续成为雷州、雷州路、雷州府治所在。

　　区域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既是雷州港在海上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80年代在遂溪县附城乡边湾村出土窑藏波斯银币20多枚，还有银镯、银环、银钗、银、银碗、银盒、金手镯、鎏金铜圆锥底器等精美银器107件。出土的波斯银币除萨珊王朝卑路斯所铸银币外，还有耶斯提译得二世、沙卜尔三世所铸银币。同时出土的其它金银器也是波斯风格。\[16\]这说明六朝时期雷州港的对外贸易已相当频繁。另外，在距雷州城9公里的松竹镇北排坡六朝墓中也出土有银项链、银戒指、金戒指、玛瑙、石珠等陪葬品，其中一部分即是由海外贸易而来。唐宋时期，虽然广州、泉州已成为全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雷州港的地位无法与之相比，但雷州港仍然保持着外贸港口的特点。唐代雷州港往来广州、福建等地的商船频繁，大船的载重量达到千石。宋代，雷州“东至海岸二十里，渡小海扺化州界，地名碙州，泛海通恩等州并淮、浙、福建等路”\[17\]。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雷州知州郑公明、赵伯东先后因用铜钱博易番货而遭到罢免\[18\]，说明当时雷州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停止。雷州市区至今尚存的5座始建于宋的天后宫，更是当年海康港海上贸易频繁的见证。元代，雷州的对外贸易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很大的发展。元代虽然依照唐宋，也在沿海一些港口设置市舶提举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但对于其它港口的对外贸易并没有做出多少限制\[19\]。当时出口商品主要是粮食、海产品和陶瓷。在海康县南渡河上游的杨家、唐家、纪家3个镇曾发现宋元古窑址50多处，出土的陶瓷器物数百件，与泰国、越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相同或类似，说明当时雷州半岛的出口商品主要销往东南亚地区。

　　明清时期，雷州港仍然是广东沿海为数不多的几个可泊大船的深港之一，并“有海道可通闽浙”，但主要是作为军港而存在，对外贸易渐趋衰落\[20\]。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岭南地区经济格局及与中原地区交通格局变化的影响

　　历史时期岭南地区经济开发的总体格局是由西向东的。秦汉时期，位于今广西东部和广东西部的苍梧郡是岭南地区整体经济地位最高的地区，而后世作为岭南地区人口密集经济最为发达的首要之区珠江三角洲，在两汉时期絶大部分地方尚为海域，直到10世纪，番禺县城一带仍为海湾中的半岛，其外围还是岩岛突出、洲岛分布的片片海水，至第1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围垦海滩和心滩，珠江三角洲才得以较快的发展，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超过岭南西部地区。就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格局发展而言，秦汉时期，侧重于岭南的西部，并主要通过西江进入广东，其中最重要的是越城岭道。在这种总体交通格局的影响下，雷州半岛地区自然成为中外交通的便捷之地。到唐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大庾岭道开始成为联系岭南和中原的主要通道，而广州地区也随之发展为联系中外的交通枢纽\[21\]。相反，雷州地区则由秦汉时期的通衢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僻壤。\[22\]

　　2. 明清政府海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

　  明初开始推行海禁政策，严禁私人出海贸易，把对外贸易限制在海禁政策范围以内的“朝贡”贸易即市舶贸易，由市舶司主管。当时设置市舶司的沿海港口仅有三个，即宁波、泉州和广州。清代初年，为了切断台湾郑成功政权与大陆的联系，实行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多次颁布“禁海令”，强迫广东沿海居民内迁80 里。在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外者立斩。于是各州县“商贾絶迹”，“片板不敢下海”\[23\]。直到清廷平定台湾后，才于1864年12月宣布开放“海禁，第二年下令“开海贸易”\[24\]。但也不是所有的沿海港口都有对外贸易的权利。当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4地为通商口岸，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事务。后来又逐渐发展为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由广州的十三行垄断所有的对外贸易。在明清政府海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下，被指定为对外通商口岸的港口很快得到发展，而那些非通商口岸港口则迅速走向衰落。

　　3.澳门港兴起的影响

　　由于明清政府将海外贸易严格控制在几个官府规定的港口，其它港口的对外贸易迅速衰落，即使或多或少地还存在一些民间的对外贸易，但都是不合法的。这时，葡萄牙人通过种种手段租占了澳门，并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使之成为明清政府难以进行有效控制的“自由”港，将沿海其它非官方允许港口的外商船只又吸引过来，更进一步加速了这些港口的衰落。正如明末清初广东人屈大均所说：“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滨之湾环者为澳。澳者，舶口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广百余里，诸番互市其中。嘉靖间，诸番以浪白辽远，重贿当事求蚝镜为澳。蚝镜在虎跳门外，去得香山东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湾，海水环之，番人于二湾中聚众筑城，自是新宁之广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门，东莞之虎头门、屯门、鸡栖诸澳悉废，而蚝镜独为舶薮”\[25\]。在这里，屈大均没有提到雷州港，说明这时雷州港在对外贸易中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地位；另一方面，既然新宁县的广海、望峒、奇潭，香山县的浪白、十字门，东莞县的虎头门、屯门、鸡栖这些一度较为繁荣的港口都因为澳门的兴起而衰落，雷州港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不例外。

　　三、结束语

　　雷州半岛三面临海，有不少地方都具有非常良好的形成港口的自然条件。但这些自然条件只是为这些港口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它们能否成为一个在本地区乃至在全国都非常重要的港口，还会受到港口所在地当时的经济开发程度、其在对外交通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国家政治、军事和对外贸易政策的制约。徐闻港和雷州港的发展过程正是如此。徐闻港和雷州港都具有形成港口的良好的自然条件，但在不同时期，二者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秦汉时期，雷州半岛的开发重点在南部地区，再加上其在岭南开拓中所占据的突出的军事地位和当时中原与岭南地区的交往侧重于岭南的西部，因而徐闻港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秦汉以后，雷州半岛的开发转向北部地区，徐闻在边疆开拓中的重要地位也随着边疆政策的变化而趋于消失，徐闻在对外交通中的重要地位逐渐衰落，雷州港代之而起。但是，由于这时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水平逐渐超过了雷州半岛，岭南地区与中原的交通也移到东部大庾岭道，再加上唐宋元明各代又将对外贸易的港口限制在广州、泉州等地，雷州港在对外交通中的地位始终没有达到徐闻港的水平。

　　赖琼（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 阮应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 《水经注》卷36引《交广春秋》，陈桥驿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

　　\[4\] 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卷3，载《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5\] 缪荃孙校辑：《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卷3，载《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6\]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4《广东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7\] 阮应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8\] 阮应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9\] 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角度探讨》，《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

　　\[10\] 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图幅。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

　　\[11\] 郭天祥：《外来移民与雷州半岛的土地开发》，《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2\] 《大明一统志》卷82《雷州府》。

　　\[13\] 《读史方舆纪要》卷104《广东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14\] 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图幅，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15\] 《读史方舆纪要》卷104《广东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16\] 《广东遂溪发现南朝窑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7\] 《太平寰宇记》卷169《岭南道十三·雷州》。

　　\[18\] 《宋会要辑稿》“职官”74之43、45。

　　\[19\] 《元史·食货志》。

　　\[20\]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大明一统志》卷82《雷州府》。

　　\[21\] 吴松弟：《两汉时期徐闻港的重要地位和崛起原因——从岭南的早期开发与历史地理校对探讨》，《岭南文史》2002年第2期。

　　\[22\]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23\] 光绪《崖州志》卷20。

　　\[24\] 《清圣祖实録》卷117、120。

　　\[25\]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